发展教育文化事业

陕甘宁临近边陲，战事频繁，地瘠民贫，人文凋敝。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时，150万人口的地区只有300余所小学，5000余名学生，文盲占总人口的99%。当时情况是：知识分子缺乏；学校教育除城镇外，在分散的农村，方圆几十千米找不到一所学校，穷人子弟无门入学。

为此，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把发展教育事业摆到重要位置，设立专门的文化管理部门，运用行政手段促进文化建设，推广小学教育和社会教育。不仅如此，边区政府对教育经费的调拨，学校干部的配备，也总是尽力给予支持。就这样，由于得到边区政府的大力提倡、推动，党中央的关怀、支持，几年时间，边区的教育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

在诸多教育中，最基础的小学教育倾注了边区政府相关领导同志更多精力。从1937年至1940年，是边区国民基础教育初创阶段。这个时期，边区的小学教育注重于学校和学生数量的发展，学校和学生数量增加很快，学校形式也多种多样。

各校基本上废止了读古书，统一了课程，一律使用教育厅编写的教材。在教学中采用自己学习和集体学习的方法，在管理上贯彻民主精神和自我教育的原则。小学教育实施国防教育的方针，国防教育的课程教材和修业期限都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个阶段小学教育中也出现的盲目追求学校数量和教育脱离边区实际的偏向。

当时，边区的小学有公办和民办两种：公办小学由政府设立，经费由政府筹措，其来源大部分是本县公共产业和教育产业的收益。民办小学各种各样，经费基本是自筹，解决办法一种是摊派，一种是建立民小经济。

这期间，陕甘宁边区小学不仅数量上有了大的增加，而且在质量上也有很大提高，并且在学校建设、教员培养、教材改革等方面都有所创造。

1941年至1944年是陕甘宁边区国民基础教育整顿阶段。针对前阶段小学教育出现的一些问题，边区教育厅于1941年10月提出：“整顿小学”，同年12月又发出：“关于提高小学质量”的指示。

1942年全边区实行精兵简政，教育厅又提出“精简小学，提高质量”的方针。实行这样的方针，客观上是因为边区财政困难加重，教育经费短缺。主观上则是为了解决第一阶段学校数量发展中存在的有些学校名不符实和学生巩固率低的问题，同时也注意纠正教学内容脱离边区实际的偏向。

1944年以后，边区国民基础教育进入提高发展阶段。1944年10月召开的边区文教大会，对以前的国民教育作了详尽深刻的研讨和总结。会上提出了改造小学教育的基本原则和方针。经过改造，陕甘宁边区的小学教育又得到较大的发展，群众办学的气氛很浓，民办小学数量增加很快。

这个阶段小学教育的特点是：小学培养的目标是新民主主义的新公民。新公民要具有1500字以上的识字能力和学会算术加、减、乘、除，具有初步的卫生常识和政治常识，具有生产劳动的习惯。办学形式也更加多样化。文教大会以后，凡正确执行文教大会制订改造国民教育方针的地区，小学教育都有较大的发展。

陕甘宁边区的中等教育，包括师范学校教育、普通中学教育和中等职业学校教育。

边区中等教育属于国民教育的范畴，但是由于边区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那时的中等教育既不同于今天的中等教育，也不同于当时的干部学校教育，而是承担着培养现任干部和未来干部的双重任务。边区的中等教育是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陆续创办了鲁迅师范、边区中学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学校。

从1943年初起，边区中等教育进入改革、调整、巩固、全面发展的阶段。这一阶段中等教育的特点是贯彻整风精神，开始了中等教育的改革，进一步明确了中等教育与边区实际相结合，中等学校的任务是提高现任干部与培养未来干部，确定了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的原则是从边区实际建设及学生的实际活动中培养学生的革命观点、群众观点和劳动观点，改变了过去只讲大道理，只讲理论和原则的偏向。

在发展文化方面，林伯渠和吴玉章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发起组织了新文字协会，推行拉丁化汉字，一时边区新文字报刊、新文字学校纷纷出现，取得很大的成绩。边区政府也很重视边区的文学艺术活动。

1941年9月5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发起成立了“怀安诗社”。诗社定名“怀安”，是取“老者安之”、“少者怀之”之意，体现了革命圣地延安及我党所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各抗日根据地、各解放区，是中国人民的希望所在。

不仅有“怀安”诗社，当时全国各地大批知识分子奔赴延安。随着他们的到来，彻底改变了延安的面貌和革命队伍传统上非官即兵的成分，边区成为文化气息最浓厚、发展最繁荣的地方。

各种抗日文化机构、团体、组织、社团雨后春笋般地创立，成为其文化日益繁荣的标志。

从1936年至1942年出现了诸如：中国文艺协会、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以及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大众读物社、延安文化俱乐部、鲁迅研究会等数十个文化团体和组织。同时，延安的戏剧也得到蓬勃发展，先后成立抗战剧社、西北战地服务团、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等。

在党中央正确方针指导下，各界知识分子工作积极性高涨，出版发行了大量文化文艺刊物和报刊书籍。

1942年以后，林伯渠同中央宣传部、西北局宣传部，根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精神，发动和鼓励边区的文艺团体，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如秧歌、秦腔、说唱、京剧和歌剧等，创编反映群众斗争和生活的新剧、新歌。不久，在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努力下，出现了一批像《白毛女》、《逼上梁山》、《兄妹开荒》等好节目。

《白毛女》的演出很成功。那是1940年抗战最艰苦的年代，晋察冀边区河北省阜平一带出现过一个“白毛仙姑”民间传说，其后几年间，“经过群众口头创作，故事日益完整”。

1945年1月，为了向中共“七大”献礼，开始用“白毛仙姑”这个素材创作剧本。在否定了神仙鬼怪和破除迷信的主题下，突出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

延安演出的话剧，其中关于抗战反法西斯内容的占了很大部分。如：《大丹河》、《血祭上海》、《冀东起义》、《九·一八前后》、《塞上风云》、《蜕变》、《中秋》、《法西斯细菌》、《侵略》、《卖国贼》《放下你的鞭子》、《察东之夜》、《蹂躏与反抗》、《汉奸的子孙》、《捉汉奸》、《东北之光》、《汉奸的末路》、《保卫卢沟桥》、《抗日先锋》、《皇军》、《八百壮士》、《“八·一三”的晚上》、《林中口哨》、《军火船》、《顺民》、《梦游北平》、《台儿庄大胜利》、《反战潮》、《游击队的母亲》、《东京双曲线》、《天皇的恩惠》、《棋局未终》、《九·一八》、《良民》、《第五个》、《保卫马德里》、《渡黄河》、《妮笛卡和两个德国兵》等。

在延安上演过的京剧现代戏，其中大部分是抗日内容的。如：《逃难图》、《松花江上》、《松林恨》、《刘家村》、《赵家镇》、《白山黑水》、《清明节》、《教子参军》、《夜袭阳明堡》、《钱守常》、《平型关》、《大宁城》。

在延安还上演过许多现代地方戏，其中许多是抗日内容的。如：《好男儿》、《中国魂》、《一条路》、《回关东》、《查路条》、《中国拳头》、《干到底》。

此外，抗战反法西斯内容的演出还有大小歌剧，如：《亡国恨》、《扬子江暴风雨》、《送郎上前线》、《塞北黄昏》；歌舞，如：《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保卫西北大合唱》、《保卫黄河舞》；活报剧，如：《希特勒末路》、《活捉鬼子兵》、《反法西斯大活报》等。

在抗日战争初期，一些左翼电影精英从国统区大城市奔赴陕甘宁边区，成为最早的延安电影人。以他们为核心，中共中央于1938年成立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

1937年8月，日军进攻上海。上海的电影业在战火的威胁下全部歇业，大批进步电影从业人员纷纷离开上海奔赴延安。1938年9月，电影团在延安成立。谭政兼任团长。总政秘书长彭加伦和总政宣传部长萧向荣先后具体领导电影团的工作。电影团成立之初的名称是“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

电影团成立之初，全团只有六个人，叫摄制组似乎更合适。参加过长征的干部李肃担任政治指导员，袁牧之负责艺术指导，吴印咸和徐肖冰担任摄影，另外又从抗大的学生中调来叶苍林和魏起。从事过电影工作的有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三人。1939年后，相继调入吴本立、马似友、周从初、钱筱璋、程默等人。

延安电影团以简陋的设备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艰苦奋斗的生活、战斗场景，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边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及各种文艺团体的成立、各种报刊书籍的出版发行、各种文艺节目的上演，推动着陕甘宁边区文化事业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的文化素质，丰富了人民的文化生活，也提高了边区军民一致抗敌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