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地巩固发展

在延安的一个窑洞里，毛泽东、张闻天等人正坐在一个桌子旁，讨论讨论建立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问题。

静静地听完大家的发言后，毛泽东说：“六中全会后边区工作要有一个推动，要从边区议会做起，使边区能应付困难环境，造成对外有好的影响，因此边区议会要开。”

完善边区的管理体制

1939年1月12日，陕北延安的天空湛蓝湛蓝的，几朵像轻纱一样的白云，镶嵌在广阔的蓝天里，就如同几朵白花点缀在一块巨大的蓝布上。皑皑白雪覆盖在广阔的陕北，平日里陕北延安的那些黄色、灰色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银装素裹的世界，这让延安变得格外素雅、美丽。此时，在延安的一个窑洞里，毛泽东、张闻天等人正坐在一个桌子旁，讨论讨论建立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问题。

静静地听完大家的发言后，毛泽东说：“六中全会后边区工作要有一个推动，要从边区议会做起，使边区能应付困难环境，造成对外有好的影响，因此边区议会要开。国民党攻击我们立异，我们为实行民主制度必须立异，否则不能表示我们的进步。议会名称仍用参议会好。边区问题解决必须坚持下列原则：一是边区事情由我们办；二是保证民主制度。”

毛泽东发言中提到的“边区参议会”是怎么回事呢？这和中国共产党一贯提倡民主的政策有关。

早在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即在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制订了第一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毛泽东任主席。

来到陕甘宁后，1936年9月，党中央作出《关于抗日救国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表示赞成民主共和国运动。

1937年2月，党中央在《致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作出了保证：苏维埃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遍的、彻底的民主制度。

5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报告第二部分，毛泽东提出了实现“民主”的两项具体目标。

为了兑现民主承诺，5月12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通过了《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纲要》初步确立抗日民主政治体制，《选举条例》确立了民主的具体实施方法。

7月，根据这两个文件，党中央首次将工农民主选举改为“一般民主选举”，开始了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的民主选举运动。截止至10月，陕甘宁边区完成了乡、区、县的选举，召开了县、区、乡各级议会，选举产生县、区、乡各级政府。

1938年1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参照国民政府颁布的《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省参议会组织条例》等文件发布训令，决定改陕甘宁边区议会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是由民主选举产生。选举的特点一是具有很强的直接性，具体表现在乡代表、区议员、县议员、特区议员，都是选民直接选出。直接选举能减少中间环节过多，不能充分表达民意的缺陷，确保选民选举的实现。另一个特点是方式更加进步。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即选民按照自己的意志填写选票、投票，而不署名。它能够使选民能够完全自由地表达个人的意愿，也是民主得以充分实现的途径。参议会的选举还有一个特点，即选举权更具有普遍性。由于贯彻了选举普遍性原则，选民参选率大大提高。这样，就使得各地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具有广泛群众性和代表性，有效地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极大地调动了各阶级抗日积极性。通过选取，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也产生了。

1939年1月17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隆重召开。党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陈云、王稼祥等出席开幕式。在开幕会上，毛泽东指出：“边区的进步，主要的表现在民主，而这民主又是苏维埃在现阶段的发展物，现在各阶级，工农商学兵各界都可参加参议会。大事一定有人反对的，坏事有人反对，好事也有人反对的，那么怎样断定事之好坏呢？看问题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标准，这标准就是：凡是日本帝国主义、汉奸所反对的，那一定是好事。因之，我们要努力的干。”

第一届参议会于2月4日闭幕。会议选举出高岗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张邦英为副议长。选举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高自力为副主席。

除了建立完善民主政治体制外，陕甘宁边区重视边区的法制建设。

早在1937年，边区政府就成立了“法令起草委员会”，专门进行各种法规的制订和修订工作。1938年8月，边区政府正式成立了由高岗为主任，雷经天为副主任的地方法规起草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了边区法规的修订工作。1939年，边区又组建法令审查委员会。

据统计，在边区存在的10多年间，共制订和颁发了64个类别、数量达千件的法律法规。这些法规、条例的制订和实施，使边区的法制建设逐步完善，有效地保障了边区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也调解了各阶层之间的关系，维护了工农群众的合法权益，对保护人民、打击敌人、反对敌特和保护边区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此外，陕甘宁边区还创制和建立了适合新民主主义发展需要、与一切剥削阶级司法制度根本不同的司法制度。

1937年7月，成立了边区最高司法机关——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谢觉哉任院长。随后，又在各分区专员公署所在地设立高等法院分庭，作为高等法院派出机关，各县设立司法科，后改为法院，在军队系统设立军法机关。司法机关隶属政府领导，独立行使审判权。

在10多年的司法实践中，边区司法机关坚持实事求是的法制精神、依靠群众的法制路线、保障民主的法制原则、依据政策的法制方针，保障人民的利益和权利，受到边区人民的衷心拥护，极大地维护和提高了党和边区政府的威望。边区法制建设取得重要成就，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不仅为其他抗日根据地的法制建设起到了示范作用，也为新中国建立后的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础。

除了法制建设之外，陕甘宁边区还特别注重建立人权保障制度。

陕甘宁边区建立后，制订了许多法律和条例，其中最多的是体现保障人民民主政治权利。

1941年11月17日，边区参议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条例明确规定保障一切抗日人民的私有财产权、土地所有权和人身权利。对过去反对苏区逃亡在外，后又自愿回到家乡，遵守边区法律，积极抗日的地主、富农和资本家，也既往不咎，保障其人权。

为了普及人权知识，边区政府还编写了《人权条例通俗读本》，下发到县、区、乡政府与群众作为教育材料，采取各种方式组织宣传学习。在具体实施中，边区政府言行一致，有效地保障了人民的人权。

不可否认，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实行民主、法治和人权保障，尽管在当时的条件下还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但它确实为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各阶级大团结，实现解放区的抗战总动员，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乃至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