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种措施治理匪患

1937年底，留守兵团创建之初，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秩序还很混乱。尤其是土匪蜂起，四处窜扰，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成为巩固根据地的大患。

因而，留守兵团的一项迫切任务就是大力剿匪，以除暴安民。要剿匪首先要了解边区土匪的情况。

当时边区有多少土匪呢？

据统计，当时陕甘宁边区23个县境内，共有土匪40余股，计4000余人，2000多支枪。

匪情的日益严重和基层政权不断遭到破坏，不仅导致边区乡村秩序混乱，更重要的是影响到边区政权的稳固，这引起了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高度重视。

当时，陕甘宁边区的土匪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惯匪，即以抢劫为生的经济土匪，没有政治性，是所谓的社会土匪；二是受国民党地方政权支持的政治土匪，成分以豪绅、地主、流氓、团丁为主，加上边区内外的一些无业游民、二流子。

由于土匪产生的原因十分复杂，有的为生活所迫，有的是血亲复仇，有的是打富济贫，还有的是政治投机。因此，对于匪患的治理要采取综合的方法。

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宽大与严惩相结合。为严厉打击土匪的嚣张气焰，边区采取主力部队、地方部队与自卫队紧密配合，分区驻剿与集中进击相结合，穷追猛打与堵截合击相结合的战法，迅速掀起了一场剿匪锄奸的群众运动。

早在1935年11月，党中央初到陕北，就成立了三边，即定边、安边、靖边剿匪总指挥部，由谢唯俊担任三边特委书记兼剿匪总指挥。

1937年9月，边区独立师和蒙汉骑兵团对志丹县内的王子元、李天才等股匪进行了围剿，击毙10余名，俘获百余人，其余溃散，逃离边区。

八路军留守兵团成立，为了尽快肃清匪患，兵团司令萧劲光和兵团几个领导干部研究，决定与地方党政机关取得密切联系，通过他们广泛发动边区的群众与地方武装自卫军，都来捕捉土匪。

当然，肃清反动的顽匪，主要是军事围剿。经过反复研究，兵团决定采取机动灵活的猛打穷追与堵截、合击相结合的战术。

在每一匪区集结相当兵力，统一指挥，一经与匪接触，即轻装尾追；一旦判明匪路，即分路堵截、合击。实践证明，这种战术是对头的、有效的。

从1937年11月开始，兵团首先集中了警备一团、警备二团、警备五团和两个骑兵营，以及蒙汉骑兵支队，共2000余人的兵力，在三边地区官滩、盐池以北的八蜡梁和安边以北的仓梁一带，对张延芝、范玉山、薛子茂等股匪，连续进行了3次围剿、打击。先后击毙土匪100余人，马百余匹，缴获枪支60余支。

1938年2月，八路军留守兵团与地方武装紧密配合，对黄龙山股匪发动进攻，消灭100余人，少数逃入国民党统区。在安定南区一带有彻底剿灭了刘志清股匪。

截止1938年底，边区军民共剿灭40多股大小土匪，毙伤土匪800人左右，俘虏400人左右，缴获枪支1000多支。

一天晚上，已是夜深人静。留守兵团司令萧劲光来到毛泽东住处。此时，毛泽东照例还在灯下工作。

寒暄之后，萧劲光向毛泽东汇报了留守兵团的工作，当说到边区境内的土匪已基本上被肃清了的时候，毛泽东惊喜地说：“这样短的时间就把土匪基本肃清了？”

萧劲光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剿匪的经过和战果，毛泽东听了十分高兴，当即拿起笔来起草了一份电报，向全国各抗日根据地通报了这一战绩，表彰了边区军民。

虽然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但萧劲光明白，虽然剿匪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剿匪的任务并没有到此结束。

1939年冬天以后，土匪中的“政治土匪”，又在各地抢劫烧杀，扰乱边区，祸害群众。

有的是由当时驻扎在边区周围的国民党中央军收买和唆使，突然窜进边区境内进行袭扰、破坏的，有的则是受边区境内的国民党县长和保安队支持、庇护，故意为非作歹，寻衅闹事的，其中有些人就是由保安队“哗变”为匪的。

于是，八路军留守兵团在陕甘宁边区，再次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剿匪行动。其中，清剿陇东土匪赵老五的行动非常具有典型性。

赵老五多年盘踞在靠近宁夏的甜水堡一带，经我军打击后，收敛了一段时间。

1939年11月底，他又突然带领匪徒，攻入我环县城内，烧杀抢掠，接着又窜至河连湾一带，破坏边区治安。当时萧劲光司令员曾致电国民党宁夏省主席马鸿逵，询问赵匪是否属他的体制。

马鸿逵回电说与他无关。但不久他派来个参谋，进行所谓调解，说赵匪是兰州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所委派的“游击司令”。

一个远近闻名的土匪头子，竟然成了国民党的“游击司令”，说奇怪也并不奇怪。在那种社会，本来不就有“兵匪一家”的说法嘛！

当时，萧劲光等人虽然知道这名参谋说的不会没有根据，但为了促使国民党军队不要和土匪搞在一起，萧劲光还是千方百计地给朱绍良等留面子，尽力争取他们。

同时，毛泽东在修改萧劲光给马鸿逵的复电时，对这件事这样写道：

诚以如此土匪，朱长官必不收编，必系该匪冒称无疑，请尊处万勿见信。

这显然是给朱绍良搭好了下台的台阶。

接着，萧劲光又直接给朱绍良打了几封电报，向他报告赵老五的情况，寻求共同解决赵老五的办法。但朱绍良继续装聋作哑，不给我方回电。

于是，萧劲光又给他发了几封电报，在电文中说：“为维持地方治安计，拟即予以清剿！”

朱绍良大概有点慌神了，这才回电说该匪已由他收编为保安队，并已饬令“严加约束”，他公然对这伙匪徒进行庇护。

1940年夏天以后，一连几个月，这股匪徒又窜进边区，先后在陇东的曲子、完洞等地袭扰，捣毁我边区政府一所，杀死我村干部和工作人员4名，捉走我自卫军排长和政府工作人员9人。

我驻军警备二团官兵忍无可忍，不得不派兵进行清剿。当即击溃其一部，并捕获赵老五的两个重要帮凶缪福禄、万荣昌，仅赵匪负伤逃脱。

土匪抓住以后，该如何处理呢？

当时，边区的做法是，对于罪大恶极的土匪头子要进行公审，严加惩办，而被迫胁从的群众给予教育，宽大处理。在定边就公审与枪决了惯匪艾中福、宋闰兰；在延川公审与枪决了土匪霍生福。

对于胁从者，边区政府指出：“切实加强对土匪之瓦解工作。如经过其家庭宣传，土匪中之士兵回家，回家后发动群众欢迎慰劳，政府对之应予优待，如不咎既往，取得土地等。”

陇东镇原县回民土匪余长延、李占荣、马金山、马文标等被捕后，除匪首余长延因系兵痞惯匪处以死刑外，余皆教育释放，目的是在汉回杂居区域内，争取回匪转变，影响该地回民的向善之心。

除了军事清剿之外，进行广泛的群众动员，形成剿匪的强大声势和社会氛围，也是陕甘宁边区对付当地土匪的一个办法。

1937年11月，《新中华报》发表《消灭土匪巩固后方》的社论，大张旗鼓地揭露汉奸、土匪罪行，提高群众的政治警觉性和认识奸匪的危害性。

同时在广大边区还进行了动员：

一是剿匪动员，宣传土匪的危害性，并指出土匪是日寇的别动队；二是地方武装动员，要求对土匪必须坚决进攻，猛打穷追，势必达到消灭目的；三是匪区人民动员，要求紧紧依靠地方自卫队肃清散匪，对易于为匪的豪绅、地主、流氓、团丁等分子，应给其分地和房屋，使之安居乐业，不至于铤而走险，从而消除土匪的社会基础。

在大力动员下，边区保安队、自卫队和少先队都积极加入到群众性的剿匪锄奸运动中。人人武装，就地设岗，严密警戒盘查，侦察匪情，清查户口，监视可疑分子，加强对土匪亲属、亲戚的教育，争取匪徒弃暗投明。

当时，陕甘宁边区每个乡都设锄奸委员会，每个村都建锄奸小组，全边区共有1000个以上锄奸委员会，9000多个锄奸小组，10万多锄奸成员。

颁布一系列剿匪法规和指示，加强法制威慑，也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对付土匪的一个重要举措。

针对土匪的猖狂作乱，1939年，边区政府颁布《抗战时期惩治盗匪条例》，规定凡以抢劫为目的，聚众持械抢劫，暴力抢夺他人财物，掳人勒赎，贩运军火，窝藏分赃，伤毙人命、强奸纵火、破坏交通者，均为土匪，视情节轻重，处以徒刑或死刑。

在对付边区土匪过程中，边区政府还特别注重地方人民武装建设，整顿地方武装保安队和自卫军，加强边区乡村社会控制。

当时，地方保安队由红军地方部队和游击队改编而成，约有5000人左右。

为提高其战斗力，边区政府于1938年3月28日决定：整理保安队，保证成分纯洁，将一切政治面目不清者洗涮出去；加紧保安队的政治教育及军事训练；重新审干和教育干部；加强党对保安队的绝对领导。

同时，对乡村自卫军也加强整顿。自卫军是由苏区赤卫队发展而来，主要任务是负责保卫地方政府、清剿敌探土匪、警戒盘查，维持社会治安等。

此外，自卫军对各级机关、团体、学校实行军事化的联保制，是组织、团结群众的中坚组织。

边区政府、保安司令部还发出了《关于重新整理自卫军工作》的命令；为了做好自卫军的整理工作，边区还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抗日自卫军组织条例》指出：凡年龄在19岁以上50岁以下的边区公民，不分阶级、性别、籍贯、宗教、党派、职业、民族，一律参加自卫军。

1943年11月，西北局发出了《关于整训自卫军的指示》，指示要求各地加强对自卫军的军事政治领导，建立健全自卫军的领导机关。县级政权设自卫军大队，县长兼大队长，县委书记兼政委；区设自卫军营，区长兼营长，书记兼政委，设专职副营长一人。

自卫军的整顿，效果明显，仅1939年至1940年参与和独自破获的奸匪案就打1000余起。这进一步加强了边区政府对乡村社会的调控能力，使边区乡村社会逐步稳定。

联络会党，改造土匪，是边区政府对付当地土匪的一个重要举措。当时，边区土匪和会党就密不可分，因此有会匪之称。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曾于1936年4月25日向国民党、青帮、红帮、哥老会、理门、会社等党派团体发出了《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指出为了抗日救国共赴国难，所有中国人都要联合起来。

这是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时第一次向秘密社会发出的团结抗日的呼吁。

7月15日，党中央又发布了《对哥老会宣言》，其中表示：“你们主张打富济贫，我们主张打土豪分田地，你们轻财仗义，结纳天下英雄好汉，我们舍身救中国、救世界”，因此，“我们要在共同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下联合起来，结成亲密的、兄弟的团结，共讲义气，共担国难。”

宣言还欢迎各地、各山堂的哥老会山主大爷，四路好汉弟兄一同商讨救国大计。

这里的“四路好汉”自然包括土匪，即所谓的绿林豪杰。这个宣言集中反映了共产党对待会匪的政策和策略。

全面抗战爆发后，党中央对边区土匪加紧争取和改造政策：“争取团结抗战，交朋友，逐渐说服改造，帮助进步，保存枪支，准备在时局变化时作为开发游击战争的力量。”

具体做法是“先从上层入手，利用个人的各种社会关系去接近，交私朋友，结拜兄弟，并帮助他们解决困难问题，建立自己的威信，态度要诚恳爽直，义气豪侠，不要求过高，但仍须时常提高警惕性。”

同时，一些土匪也激于民族大义，自动归正抗战。如甘肃康县匪首张俊耀，后来就被编为第四区专员公署游击队。

后来，党中央西北局民运部还提出了“做文明土匪”的口号，要点是“图财不害命，图大财不图小财，好兔不吃窝边草，受编不受调，团结不分裂，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这反映了抗战中在国共摩擦加剧的情况下，共产党对土匪争取和改造政策的变化。

最后，为了彻底清除匪祸，边区政府还大力进行社会改造，消除为匪的社会土壤。

首先是改造“二流子”。二流子是陕北农村对那些无正当职业而靠不良行为如盗窃、赌博、阴阳、巫神、土娼等为谋生手段的人的统称，即那些“不务正业、游手好闲，沿门乞讨，抽大烟，耍赌博，当巫神”之类的人。

二流子的存在对正常的社会秩序形成极大干扰，也是对边区乡村社会生活和秩序规范的挑战。少数生活无着的二流子甚至沦为汉奸、特务、土匪、兵痞。因此，改造二流子能有效的消除土匪滋生的社会土壤。

二流子在边区有相当的数量。据当时调查，当时陕甘宁边区140万人口中，二流子大约占近80000人。

为了改造好这一类群体，边区发出了《五一施政纲领》，纲领指出：“给社会游民分子以土地耕种，取得职业与参加教育的机会，纠正公务人员及各业人员中对游民分子加以歧视的不良习惯。”

在对二流子改造的过程中，各地严格执行边区政策，促使二流子的转变。改造二流子的成功，使得边区的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好转，为匪之风大为减少。

禁绝烟毒也是改造社会土壤的一个重要举措。陕甘宁边区所在陕甘两地，曾是鸦片生产基地，烟毒泛滥最为严重。

烟毒成为土匪的重要经济来源。为了查禁鸦片毒品犯罪活动，1942年1月，边区设立禁烟督察处，在重要城市设立禁烟督察分处，并通过《陕甘宁边区禁烟督察处组织规程》及《陕甘宁边区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严禁种植鸦片烟苗，严禁买卖或贩运、吸食或注射烟毒。

雷厉风行的禁毒斗争，有效地遏制了陕甘宁边区的各种毒品犯罪活动，基本上消除了吸毒现象。

不到半年，陕甘宁边区烟民的人口比例即已降低20%，不到两年，烟民就从降低20%而到达将近绝迹了。

陕甘宁边区成功的禁烟禁毒运动，基本上革除了社会恶习，挖掉了人民病弱的祸根，断绝了土匪的经济来源。

1942年举办禁烟节，《新华日报》发表短评，称赞“陕甘宁边区与华北敌后根据地，对禁烟雷厉风行，至今为止，禁种已完全做到，虽在敌人恶势力毒化政策包围下，禁吸禁售，成绩昭著，事实俱在，不愧称为禁烟模范区。”

陕甘宁边区政府把禁毒工作看作是一个系统工作，从边区的具体实际情况出发，成功地把禁毒与改造二流子结合起来。盐池县的刘生海由吸食烟毒的二流子变成闻名的劳动英雄是最为典型的事例。刘生海被国民党驻军诱惑吸毒，家业很快耗尽，穷到没裤子穿，老婆也要离婚。在政府和全村人的劝告下，下决心戒毒，白天烟瘾发作时就到田里做工，夜里烟瘾起时又到田里背柴，终于把烟瘾戒掉了。他勤奋劳作，很快致富，成了边区著名的劳动英雄。

当然，治理土匪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要彻底的剿灭匪患，还需要更多的社会改革。但当时陕甘宁边区处在全力支援抗日的大环境下，处在国民党顽固派的不断挑衅下，所做的这些治理土匪的措施，已经算是非常得力了。

至1943年1月，边区政府就大体上把边区内的几股土匪肃清了，并且坚决镇压了被我捕获的惠富元等7名土匪头子。至此，祸害了陕甘宁一带多少年的土匪，随之灰飞烟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