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珠穆朗玛峰张健

到达珠穆朗玛峰营地的第二天，我们在整理物资。

突然，我在一个纸箱中看到了一面星星火炬的少先队旗！——这是北京市的一所中学临行前送给我们登山队的。

这使我想起了一个朋友——中央电视台体育部的曹玉春。小曹 1988 年也来珠峰采访过。他曾很有感触地对我说：“我很担心现在的孩子们，他们的生活环境太好了。所以，生活里什么是勇敢、友谊，如何热爱生活，让生命有意义，有价值等等对于他们都是重要的课题。我去西藏采访登山，就是要把这种人生的体会，告诉他们。”

但小曹回京不久血液就出了毛病，终于不幸去世。

一到珠峰，我就来到墓地，也是纪念他，他曾一再和我说起这片墓地。曾曙生也站在珠峰脚下的这片墓地旁，他是中国登山协会副主席、这次

我们海峡两岸队的大陆方面队长。他几乎将半生的生涯刻写在了珠穆朗玛。这次，他已是第 15 次来珠穆朗玛了。

他望着珠峰，第 15 次。

从墓地看珠峰，那金字塔形的峰体更像一块撑天巨碑。那是“人”字之碑。这大碑是为所有活着的和死去的登山者辉煌而立的。老曾久久立在邬宗岳、尼玛扎西、罗朗、王洪宝的墓碑前，对台湾方面的队长李淳容说：

“这里躺着我曾朝夕相处的战友，准确地说，他们仍躺在珠峰的怀里。还有，你看墓地上这许多外国登山者。他们长眠了，立起的却是人类的不屈之碑。这是人类身上永远也不能丢失的精神。这种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对于我们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来说，都是一笔永久的财富。”

是的，40 多年后，台湾山友归来了。我们合成一支队伍，开始了这一次回归自然、向着珠峰的攀登。这是 1993 年的 3 月。

作为中华民族自己，这是第三次挑战珠峰。1960 年和 1975 年，是大陆队员；这一次，是和台湾的兄弟，本是同根生的兄弟。台湾队员早有这个夙愿，而至今尚未登过 8200 米以上的高峰。

珠峰的攀登，有多严酷？

我记起老曾说过的一句话了：“登山者是最坚强的，但感情有时也是脆弱的。最担心的是，下撤时少了一位战友⋯⋯”

只有在山上，才能深切地体会这种感觉和感情。

在珠峰大本营，我曾为上山的许多战友送行。自第一次的送行开始，我便感到这送行过于悲壮，是壮别。自我们到达珠峰的那天起，仅一天后狂风和暴风雪便接连而至，八九级的暴风卷起一天沙土刮得昏天黑地，一连撕碎刮飞了我们好几顶帐篷；风未停雪又起，珠峰地区茫茫一片风雪交加。3 月21 日上午，队员们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出发了。

大本营南侧的山坡之后，是一片古冰河的河谷。呼啸的风雪里，不时显

出珠峰冷峻的脸。一个队员走过来，我陪他走一程，算作相送；又一个队员走过来，我又陪他走一程，默默的。风雪吹噎得我们都说不出多少话，只能他挥挥雪杖，我挥挥手。眼见他们一个一个向南远去，似一个一个小红点融进了风雪中，消逝在河谷东侧的峡谷口。此程一去，峰高冰险，他们都能好好地再站在我的面前吗？我久久地立在那儿许久，最后猛然转过头来，决不想再看一眼珠穆朗玛！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这是我人生历程中，从未有过的和战友的如此壮别。谁能想到，他们自山上归来，更为悲壮！

近 3 月底，暴风雪围困了 3 号营地，山上的食品和燃料不足，全队只能在暴风雪中分批紧急下撤。27 日傍晚，罗申等部分队员终于摸回了大本营。但是，他的右手已严重冻伤，两个手指先是发白，尔后发黑，两眼也因雪盲不停流泪。到晚 9 时多，还没有得到几个正在下撒中的台湾队员的消息。大本营所有的人全急坏了。

天，几乎已黑严。风雪仍不止。

直到晚 10 时多，我在报话机里终于听到了台湾队员吴锦雄艰难的呼叫： “BC！BC！现在我和周德九、邵定国在一起，已过了东绒布河。邵定国双眼失明，什么也看不见了，我们处境艰难！⋯⋯”我还想准确一些了解他们现在的方位，秘书长于良璞焦急地对我喊了一声：“别再呼叫他们了，好让他们节省一点体力。马上召集人，前去接应！”说完便提起大电池灯冲进了风雪之中。我也摸起头灯，随他扑入帐外的雪夜。

跌跌撞撞走了许久，我们来到珠峰东侧的峡谷。回头望去，大本营方向已是一片灯光在晃动。那是队员们赶来接应。隐隐看见一点的珠峰的山体轮廓，在风雪里只有阴森了。峡谷边的陡峭的土石林内，我的头灯猛然照出了两双闪着绿光的眼睛，那是雪豹还是岩羊？又摸了一段路，近午夜零点才见到前方抖抖的灯光。邵定国已只能靠吴锦雄用一根绳拉着慢慢前移，周德九在最前面用雪杖探路。我们接过了他们的背包，几个藏族队员架起邵定国便向大本营走去。下半夜 2 时，我们回到了营地。队医紧急为邵先生治疗，大

家给他洗脸、洗脚、喂饭。忙完，已是凌晨 5 时。邵先生眼睛开始有好转， 但脚仍冻伤了。周德九对我说：“这下我知道了什么叫珠穆朗玛。半路上， 我明白面前只能有两条路，一条就是迷路被冻死。一见到你们来，这恐怖的感觉才慢慢消去。真亏了你们来把我们拖出险境！”

冻伤真正厉害的是罗申。他的那两个伤指将要截去。他是队里实力很强的队员，没想到这次就这样失去了再上珠峰的机会。他说：“珠峰太严酷了， 真是想不到几分钟的时间就冻成这样。可这就是登山。”

只在海拔 6500 米的高度，我们就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是的，这就是登山！

进入 4 月之后，天气才渐渐转好，队员们重返 3 号营地，开始一天天向

上面新的高度突进，打通了北坳，冲过了天险“大风口”，建起了 8300 米的

6 号营地。

队员们已接近突顶，我们，也只能通过报话机来为他们“壮行”了。

5 月 4 日，6 名突击队员加措、小齐米、普布、开尊、王勇峰及台湾队员

吴锦雄艰难地于海拔 8680 米建起了 7 号突击营地。晚 8 时，6 个人挤在这顶

4 人帐篷内，只能脱去高山靴，两条腿插进睡袋，相互半靠半躺。帐篷上结

成的冰已有 1 公分厚，一碰就不住地往脖子里掉。气温达零下 30 多摄氏度！

大本营开始呼叫。

猛然，报话机里传来了台湾队员吴锦雄急促的喘息，接着是他的哭声： “李姐（台湾方面队长李淳容）！李姐，你，你不知我们今天的攀登多么艰难！⋯⋯可所有的大陆队员行军中都不能吸氧，只有我一个人可以吸。⋯⋯ 我感谢他们！我心中难受！⋯⋯这里这么高，他们都不能吸氧！⋯⋯”

为了保证登顶用氧，队里做出决定，7 号营地以下，行军时只有台湾队员可以用氧。

李淳容听到这里，泪流满面。她呜咽着，对着报话机大声说：“吴锦雄！ 你要记住这一切！我们台湾队员都要永远记住这一切！记住大陆队员为这次攀登所做出的一切牺牲⋯⋯”

曾曙生的泪水忍了又忍，他握报话机的手直抖：“所有在突击营地的队友们，我的好兄弟们！我们亲密的同胞吴锦雄先生！明天，我们三年来的心血就要见到成果，你们肩上的担子又重又光荣，两岸多少炎黄子孙在盯注着你们所迈出的每一步！明天的行动要注意四点：一要咬住牙，坚持住就能成功。二要早出发，注意安全。三要多拍些录相和照片，把这一历史意义的时刻留下来。四要带回几块顶峰的岩石标本，送给我们的宝岛台湾。”

加措等藏族队员说：“放心！放心！我们一定会成功！”

王勇峰说：“明天，就是再大的艰难，我们也一定会战胜它！”

一直坚守在 3 号营地指挥的攀登队长金俊喜对突击队员们喊道：“好战友们！男子汉们！海峡两岸联合攀登队的旗帜，一定会在你们手中飘扬在珠穆朗玛的上空！”

第二天，具有历史意义的 5 月 5 日到来了。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们为此付出的是什么样的代价。

突击队长加措，突顶前夜已开始胃出血，连喝一口水都往外吐。但是， 他不让战友告诉大本营。他是咬住牙用手顶着胃一步一步挪到顶峰的。王勇峰突顶这天一出发就发现右眼失明，一步迈不好就将滑下悬崖。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右眼失明，几乎是摸上顶峰的。小齐米为申办 2000 年的奥运会，还背着很重的火炬，结果两耳和双脚冻伤。实力最强的开尊和普布走在最前面， 在最后的天险“第二台阶”为战友开路架绳。开尊攀在几乎 90 度的岩壁上， 为架绳不得不只戴一副薄手套，那是零下四十几摄氏度的严寒，结果两手指尖全部冻伤。他在接近顶峰时在陡峭的岩壁上滑坠十几米，脚下不远就是2000 多米高差的冰谷！台湾队员吴锦雄在距顶峰 100 米处，也滑坠十几米⋯⋯

正午 12 时 40 分，普布、开尊、加措、小齐米登上顶峰。

13 时 20 分，王勇峰登上顶峰。13 时 30 分，吴锦雄也登上了顶峰，他成

为台湾第一个登上珠峰的人，改写了台湾 8200 米的登高纪录。

海峡两岸的登山者、共同的炎黄子孙并肩站在地球之巅。历史，将记下这一刻，更不会忘记大陆的登山者为这次攀登所做出的一切。

5 月 7 日傍晚，第一批登顶队员归来。我随老曾来到峡谷口迎接这四位藏族勇士。个子高大的加措胃疼得已迈不了步，开尊两手指尖因冻伤已发黑， 小齐米两耳冻得已肿胀大一倍，普布的脸、鼻子也轻微冻伤。在峡谷里，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加措把头贴在我的胸前，闭着眼。望着他们伤成这样， 我不禁失声痛哭⋯⋯

王勇峰，更是在九死一生中归来的。他下山后，我采访了他，他说： “5 月 5 日凌晨，我们 6 名突顶队员从睡袋里拔出脚，知道冲击珠穆朗

玛的时刻很快就要到了。这是 8680 米的 7 号营地。开尊起来化雪，每人喝了一小杯水，吃了几口糌粑。加措吃了几口就吐了出来，他胃痛难忍，还能完成登顶吗？每个人都替他担心。用雪化水太慢，9 时，我们出发了。

“近 10 年的登山生涯了，我一直盼望着这个机会。这一天终于来了。我不信神，但我希望老天爷保佑，给我们一个好天。登顶的成功与否，天气至关重要，尤其在珠峰。天刚一发白我就扒开帐篷往外看了看，不错。夜里奇冷，至少零下 30 摄氏度，一冷，天就好。一出发，开尊和普布走在最前边， 然后是小齐米和加措。我跟在台湾队员吴锦雄后面。

“这高度真是地地道道的生命禁区，走出没有 20 分钟，就感到憋气难受。我把氧气调大一些。吴锦雄正坐在那儿边喘气边吸氧，我向他摇摇手， 示意他别着急。这时，‘第二台阶’已离我们不远。但是，向上攀了没几步， 我突然发现右眼一片模糊，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我的心不由一沉，完了， 目测不准，怎么向上攀登？要是一步迈错了，就会出事。那么，我的登顶之愿无法实现，生命也受到威胁。怎么办？我一咬牙，马上做出了决定：不能告诉任何人，大本营要是知道了，肯定会逼我下撤，就是剩下一只眼睛，我也决不能放弃登顶机会！一个登山队员，一生中这样的机会能有几次？危险， 只能靠自己去闯，我相信能战胜它。

“攀登速度明显慢了许多，体力消耗太大。老天爷保佑，13 时 17 分 40 秒，我终于登上了峰顶！是激动，使我忘记了失明和疲劳，待吴锦雄最后一个攀上峰顶时，我们拥抱在一起。吴锦雄激动地喊了一声就哭起来，我们拍拍他，亮出了海峡两岸联登队的队旗。加措看我把吸空的氧气瓶扔下，知道我没有氧气了，便把他的一瓶氧气给了我。他和几个藏族队员没有吸氧，是无氧登上的顶峰！我很感谢他，心想这真是救了我，靠着这瓶氧气，按我们商定好的今天下撤到 7790 米的 5 号营地，是不成问题的。但谁又能想到呢， 顶峰太冷，高空风太大，这瓶氧气我还没放稳，就骨碌到山下去了。我懊悔极了，但也没有办法。这个高度，意外太多了。

“我没有想到，更大的危险还在后边。

“13 时 40 分，我们开始下撤了。一没了氧气，再加上右眼失明，我越

来越感到行动艰难。对于我，氧气在这时就是生命。眼见 5 位战友下撤得越

来越远，我明白自己顶多能撤到 7 号突击营地。终于，来到了‘第二台阶’，

这里陡得足有 90 度，目测不准，我更是小心翼翼。挂上下降器后，我一再提醒自己，慢一些，别慌，一定沉着冷静。但是，下到金属梯的半截时，右脚突然踩空，我一头栽了下去，成了个‘倒栽葱’。幸亏左脚此时挂在绳上， 否则必死无疑！尽管被倒吊在那里，我的心里仍不由‘格登’一下，感到这下完了，非吊在这里冻死不可。因为人在这种条件下就是在海拔低的地方也无力翻起身，更别说是在海拔 8700 米的高处了。只能是绝望中的‘垂死挣扎’ 了。我用尽全身的力气蹬甩，右脚踏着岩壁乱踩，奇迹真的出现了，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恢复的，上身终于朝上了，全身紧张得连冷汗都出不来了。下了第二台阶感到连下到 7 号营地的力气都几乎没有了。

“我明白，从眼睛到体力，都是因为缺氧造成的，有了氧气，机体的血液循环快，一切才能正常。我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 7 号营地，我相信那里会

有氧气，真有，就有生的希望。咬着牙一步步摸着挪到了 7 号营地，上天再次保佑：一是营地的帐篷门没拴，如果拴死了，我的手指尖已冻伤，就解不开了；二是里面的三个氧气瓶里都有氧气，一个压力 120，两个压力 50。这

已足够我吸的了，我得救了！一坐下安上调节器吸上氧，我才感到有点儿后怕——昨天已把报话机丢失，今天等于一个人下撤。在第二台阶真挂死在那里，或中途遇滑坠滚下山，任何人连我怎么死的都不会知道。

“吸完氧，才感到肚子有些饿，但是，我把随身带的防风火柴划了一整盒，都没有划着火。连口水也喝不成了，喝不成就喝不成，反正有氧气救命了！

“第二天，下午 4 时多，我终于撤到了 7790 米的 5 号营地。营地里也有氧气，我进去正吸着氧，隐隐听到有人喊我。过了一会儿，帐篷门猛地打开， 是我在 4 号营地的战友，更是校友和好友的马欣祥。我很奇怪，便直愣愣问他：‘小马，你上来干什么？’他扑过来一把抱住我，呜呜痛哭起来⋯⋯这时，我才明白，小马是来接应我的，山下，大本营所有战友，都在为我的安全担着心。

“用他们的话说，我失踪了 28 小时。28 小时，连北京的登协主席王富洲都为我彻夜未眠。”

经历了巨大危险的王勇峰下撤回大本营的那天，我随老曾在通往 1 号营地的途中看到马欣祥扶着他一瘸一拐自山上走来。他的右脚趾，将要截肢⋯⋯他们回归了。怀着一颗九死不悔的、对自然的热爱和勇敢，回归自然。

此时的回归，收获那么多；此时的回归，也是和珠峰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