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考察与兴办教育

俄国农奴制改革前后，农民暴动的浪潮遍及全国，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社会动荡不安。俄国究竟向何处去？这是每一个有志之士都在思索的问题。托尔斯泰为了更好地认识周围发生的事件的意义，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先后两次出国考察。

1857 年 1 月 29 日，托尔斯泰首次出国，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先后访问了法国、瑞士、德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国。

托尔斯泰到达巴黎时，正当法国东方战争胜利结束，全国上下呈现出一片热烈的气氛。拿破仑三世力图维护自己帝国的尊严，极力鼓吹法国资产阶级发财致富，从而促进了投机事业和工业活动的发展，五花八门的消闲娱乐也同样受到鼓励，许多娱乐场所和戏院应运而生。面对巴黎喧嚣、热闹的生活，托尔斯泰不由自主地把法国人的生活同俄国人的生活做了一番比较。

这期间，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都在马黎，托尔斯泰在那里见到了他们，并且结识了与屠格涅夫非常友好的法国作家罗斯佩·梅里美。

托尔斯泰对巴黎的许多文化遗迹和图书馆赞叹不已。他三次去过卢浮宫，这是各个时代、各民族艺术的最丰富的收藏地。他欣赏了荷兰画家伦勃朗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达·芬奇等人的绘画，游览了路易十四在凡尔赛的豪华公园、精美的喷泉和著名的宫殿，参观了索邦的巴黎大学，并在那里听了讲座。他还参观了法兰西学院和世界藏书最丰富的图书馆之一的公共图书馆。同屠格涅夫一起游览了著名的巴黎圣母院。他总是“不吭一声睁大眼睛”（屠格涅夫语）注视着这一切。

托尔斯泰拜谒了贝尔·拉雪兹墓地，许多名人安葬在这里：莫里哀、博马舍、巴尔扎克、肖邦、居维叶、拉瓦锡、圣西门及其他许多人。他还在巴黎歌剧院看过意大利歌剧作家罗西尼的歌剧，听过音乐会，去过游艺场所。他贪婪地充实自己，尽量从这次国外之行中汲取有益的东西。

托尔斯泰在巴黎目睹了许多富有教育意义的事情，法国的“社会自由” 博得他的赞赏，心情非常愉快。他写信给鲍特金说：“我住在巴黎很有意思，何况这里的艺术品给了我这样的快乐⋯⋯总而言之，这种社会的自由我们在俄罗斯连想也没有想到过⋯⋯我不想离开巴黎了。”

但是，托尔斯泰在巴黎住了一个半月，就被沸沸扬扬的喧嚣声吵得疲惫不堪。巴黎交易所的混杂拥挤的场面、狂热人群的叫喊和交易者的贪婪，使托尔斯泰不胜感叹：“交易所真可怕！”当他在巴黎一个广场上作为一个见证人目睹在断头台执行死刑的场面以后，就更加想离开这里。他写信给鲍特金说：“在战争中和在高加索，我见过许多可怕的场面，即使人们在我面前把一个人撕裂成碎块，也不会象这台漂亮精致的机器那样使我感到厌恶，人们利用它在转眼之间就把一个生气勃勃的、身强力壮的健康人杀死。”晚年，他在《忏悔录》中回忆道：“当我看见人头离开躯体，被身首分开地扔进棺材时，我领悟到（不是用理智，而是用整个身心），任何符合理智的论调，不管是现实的还是进步的，都不能承认这种作法是正当的。”

死刑的印象久久地萦绕在托尔斯泰的脑海里，断头机把他搞得心神不安。这就是法国的社会自由！这时，托尔斯泰不再认为法国的政治制度有优越性了。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同佯存在着专制暴行，对它感到失望，下决心“从现在起我不仅永远不去观看这种死刑，而且也不再为任何政府服务。”

在巴黎，对拿破仑的个人崇拜引起了托尔斯泰的极大反感。参观拿破仑陵墓以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对凶手、恶棍敬若神明，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离开巴黎，托尔斯泰前往瑞士的日内瓦。当他同马车夫并排坐上四轮马车离开巴黎时，他感到无比的高兴，无比的轻松愉快。他欣赏着月夜，享受着大自然美妙的风光，呼吸着花草的芳香，胸中的一切苦闷一扫而光。

托尔斯泰在日内瓦湖畔消磨了近两个月的时光，他每天都去欣赏那连绵起伏的青山和碧绿如镜的湖面。他在日记中写道：“一个人坐在浓荫如盖的小花圃里，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湖岸和湖面，我觉得这感官获得的印象仿佛通过眼睛化为美注进了我的心灵。”

托尔斯泰在一个地方呆不住，他哪儿都想走走，什么都想看看。他在一个十一岁的男孩萨沙·鲍里万诺夫的陪伴下游览了瑞士的山脉和乡村。他们肩负着背囊，翻山越岭，一共走了十一天。然而，瑞士大自然的美景并不能使这位热爱祖国大地的作家得到满足。在俄罗斯的大地上，有着一望无际的森林和广袤的田野，祖国的自然风光，对作家来说，比烟雾弥漫的瑞士碧绿湖水更加可爱。他在日记里写道：“这里是一片光秃寒冷的荒野，潮湿的场子，那边有一种美妙的东西，却又被远处的烟雾所遮盖，这东西是那么遥远，使得我没法感受到大自然的最大享受，没法感受到自己是这无垠和美好远方的一个组成部分，这远方与我毫不相干。”

置身于异国他乡的大自然之中，托尔斯泰感到孤独冷清，特别是当他来到离莱茵河不远的琉森城的时候。在那里，他下榻在湖畔的瑞士旅馆，湖岸上城堡的断垣残壁依稀可见，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山间。

有一天，作家在沿岸街道上漫步，欣赏着远方雾沉沉的群山和黑糊糊的湖岸上点点灯光。突然，他听到了吉他伴奏的歌声，那饱含诗意的音调和乐器甜滋滋的声音在他的心灵里激起一阵阵欢快喜悦的情感。他快步走上前去，只见一个穿着黑色常礼眼、身材矮小的提罗尔人在旅馆凉台前弹着吉他，动情地唱着。那些站在旅馆阳台上、身着白衣领、燕尾服的贵族老爷们和旅馆的侍者们，都在凝神地听着这位流浪歌手的演唱。但是，当提罗尔人停下来，摘下帽子，伸向观众讨赏时，这些温文尔雅的听众却哈哈大笑起来，谁也没有给他一文钱。矮小的的罗尔人对此而不知所措，他仿佛变得更小了，转身消逝在茫茫的夜色之中。

看到眼前发生的一切，托尔斯泰感到非常气愤。他仿佛觉得这群没有心肝的富翁对瘦小艺术家的侮辱就是对自己的侮辱。他快步追上贫穷的歌手，邀他一同去旅馆用餐。这时，托尔斯泰发觉，他这种举动不仅使贵族，甚至使洗碗妇和仆役都感到惊讶和难堪。旅馆不允许他把提罗尔人带进英国人就餐的大厅。作家非常生气。“为什么？”他质问旅馆的仆役。“难道这儿不是人人平等吗？你们的共和国这么糟糕；瞧，原来这就是英国人的平等，听一个穷人给他们唱歌，给他们消愁解闷，他们却不花一文钱。”

当时，托尔斯泰真想跟这些瑞士人、英国人打一架。他们对待这位身材矮小、贫困而有才华的人的毫无人性的态度使作家大为愤慨。他看到在这个世界上，钱就是一切，为了钱可以把所有的人赶出祖国，为了钱也可以出卖自己的灵魂。

提罗尔人悲惨遭遇，促使托尔斯泰提笔写了一篇短篇小说《琉森》，发表在 1857 年的《现代人》杂志上。这篇小说的艺术魅力不仅在于对瑞士的大

自然作了鲜明绚丽的艺术描绘，而且在于将那些脑满肠肥、冷漠无情的英国资产阶级绅士同贫穷的乐师作了对比。揭露资产阶级的自私本性和资本主义同艺术相敌对的实质。乐师虽然贫困潦倒，但是他具有以通俗艺术唤醒人们心灵中美好的感情，激起欢乐和希望，让人们看到大自然的雄伟壮丽的天赋。

托尔斯泰透过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表面现象，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冷酷无情，对资本主义社会感到失望，他不相信走西欧的道路能给俄国人民带来自由幸福。

翌年，托尔斯泰又写了与《琉森》题材相近的短篇小说《阿尔别特》，发表在《现代人》杂志上。作家在小说的结尾说：“诗歌是燃烧人们和艺术家本人的心的火焰。”

在国外，托尔斯泰继续写作《哥萨克》、《青年》，阅读法国作家卢梭、巴尔扎克、小仲马的作品和有关法国革命史的著作，对歌德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托尔斯泰从瑞士去了德国，参观了许多城市，最后抵达德累斯顿，在那里参观了著名的德累斯顿美术博物馆，欣赏了西克斯丁的圣母像。

在参观德国学校时，托尔斯泰头脑里产生了要为农民开办子弟学校的想法。他在日记中写道：“主要的，我头脑里强烈地、明确地想的是在乡间为周围邻近地方的儿童开办一所学校以及做一系列类似的事情。”

国外旅游大大开阔了作家文学艺术的视野，增强了他对俄国社会落后状况的清醒认识，但他没有拜倒在欧洲的面前。尽管他对外国的自然风光赞叹不已，对外国的艺术珍品倾慕得五体投地，但他仍然眷念着俄罗斯的山光水色，满怀着故国之思。

1857 年 8 月，托尔斯泰回到了俄国。他一回到俄国，出现在他面前的仍然是黑暗、紊乱、贫穷的景象。他在彼得堡仅仅逗留了一星期，便匆匆回到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在自己的庄园里，托尔斯泰觉得“心情很好，但又感到忧郁”。心情好是因为看到了亲人和朋友，看到了郁郁苍苍的森林和肥沃的土地。而目睹了农奴制度的残酷、社会生活的贫困和农民地位的低下之后，他内心充满着痛苦。他亲眼看到一位贵妇人用棍子毒打婢女；亲眼看到一个官员由于一位七十多岁的农民似乎没给他让路就把这位农民打得死去活来。他还看到他庄园的总管殴打过失的园丁，并吩咐这个园丁打赤脚到麦茬地去看管畜群，以此来博得主人的欢心。

作家目睹这些野蛮的行径和陈规陋习，胸中充满了从未有过的耻辱。还是在彼得堡的时候，托尔斯泰就听到许多关于政府准备即将实行“伟

大的改革”的议论，杂志上也出现了一些论述改革即将到来的文章。莫斯科和彼得堡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认为政府的改革将是大胆的，成就将是巨大的。其实，政府什么措施也没有采取过，他们最关心的是巩固自己的政权。对于这些，托尔斯泰十分清楚，他认为这些大吹大擂、吵吵嚷嚷全是欺骗。托尔斯泰尽其所能地改善自己庄园农民的处境，他酝酿了解放农民的方

案，着手整顿濒于崩溃的产业，详细制定图拉省植林方案。但是，彼得堡的官员们把他的方案看成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予以拒绝。于是，托尔斯泰就在自己的庄园里植物造林，扩大牧场，扩宽菜园，把牧场和森林的收入作为他收入的主要来源，借此来减轻农民的负担。庄园大部分空旷、阳光充足的野地，经过一段时间后长满了茂密的小桦树，形成了一个个绿色的小树林，直到今

天，它们仍然点缀着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托乐斯泰确信农奴制经济是毫无存在意义的，这种经济不仅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导致他们陷入黑暗的深渊，而且对地主来说，也是役有好处的。他认为当前立即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废除农奴制。

最后，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计划，在庄园内把农民的劳役制改为代役租制。

那时，每个地主除了拥有大量的农奴，还有为数不少的家仆。这些家仆没有土地，成年累月在地主府上效力，充当厨师、婢女和马夫，他们从出生到死亡都在地主庄园内干活，常常是父亲把手艺传给儿子，世代相承。托尔斯泰未收赎金就解放了一部分家仆，使他们获得自由。他在这一年 8 月的一则日记里写道：“应该为人们做好事，虽然没有得到什么报酬，但这毕竟是正经事，能在心灵里留下点什么。”

1858 年夏天，托尔斯泰几乎整个整个的白天都在田野里劳动。清早他就起床，然后到田间、场地、干燥棚里去劳动，到森林里砍伐和出卖树木，专心致志地从事经营活动。

冬天，他去找猎。有一次打伤了一只母熊，母熊反过来把他压倒在地，幸好救援的人赶到吓跑了母熊，才把他从危险中救了出来。从此他额上永远留下了一块疤痕。猎熊的事后来成了短篇小说《心甘情愿》的素材，作者把这篇小说收入 1872 年编的《启蒙读本》里。

托尔斯泰虽然全身心地投入到经济管理中去，然而，事情的进展并不能使他遂心如意。收入微薄，入不敷出，内心不安的情绪越发增长。以后该怎么办？怎样才能使自己的生活更有意义？接近大自然也好，从事文学创作也好，这些都不能使他不去思考农民生活状况的问题。

托尔斯泰认为教育能在社会改革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做为一种“杠杆”，用来改变整个社会结构，帮助庄稼汉摆脱贫困，愚昧和黑暗，帮助改善普通人同地主阶级的对立关系。

还是在十年前，托尔斯泰当时还是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他就在庄园里教过农民的孩子读书，时隔十年，他又回到了教育工作上来。

托尔斯泰在他修习音乐和读书的那座厢房里开办了农民子弟学校，学校设在二楼上，两个房间作教室，一个房间作办公室，还有两个房间供教师用。遮阳的台阶上挂着一只系有铃舌小绳的铃铛，楼下设有体操台。

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传遍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伯爵准备教农民子弟读书，凡是愿读书的孩子都可以免费上学。开始，许多人不相信老爷的举动，但是，仍有一些农民让自己的孩子来上学，因为孩子们想读书，他们对伯爵的印象很不错。他们常常在村里见到怕爵，伯爵跟他们在一起时很亲切，很和蔼。

穿着树皮鞋的孩子们怀着好奇和不安的心情来到了老爷的庄园，畏惧地走近老爷的住所。他们受到了伯爵热情的欢迎。伯爵只是讲讲他们在学校里应该学习些什么，孩子们的畏惧心理就很快消失了。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农民子弟学校的工作开始了。父母们也不害怕打发孩子去上学，孩子们急切地等待着上课时间的到来。在学校里，教师教孩子们读书、写字、写信、画画、唱歌和做算术。孩子们最感兴趣的是历史课，伯爵给他们讲 1812 年的卫国战争和克里本战争的故事，讲拿破仑逃走时农民们怎佯诱骗法军落入陷阱，然后又怎样活捉他们。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非

常高兴。一颗颗幼小的心灵里初步有了“祖国”这个概念，萌发出一种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托尔斯泰喜欢农民子弟，对教育工作充满了信心。但是究竟怎样搞好教育，这对于他来说还是一个新鲜的问题。他感到有必要广泛地了解情况，不仅要了解俄国的国民教育，而且要了解其他国家的教育情况。

1860 年 7 月，托尔斯泰带着妹妹玛莎出国考察。一方面考察西欧各国的教育情况，另一方面也趁此机会去看望在国外疗养的哥哥尼古拉。这次出国一共九个月，访问了法、德、英和意大利四国。

他们在法国吉耶尔小城与哥哥见了面，哥哥已经病危。他死得很慢，很痛苦。为了不让弟妹们伤心，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这就更增添了托尔斯泰的痛苦。哥哥的死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泯灭的伤痕，后来他在《安娜·卡列尼娜》中通过列文形象表现了这种痛苦的心情。

在法国，工人教育的情况使托尔斯泰很感兴趣。他参观了马赛工人学校，了解学校的教学计划，发现这里的城市工人更通文理，能基本正确地书写，具有历史和地理概念，此外也懂得适用于本职工作的数学公式。他们聪明，爱自由，有礼貌。他们是从哪儿得到这种良好的文明教育的呢？托尔斯泰对此疑惑不解。后来，他在街上看到许多博物馆、图书馆、书亭、出版社、报社、杂志社，想到了这些文化教育机关对人民的教育作用，才恍然大悟，“这就是潜移默化的学校。”

托尔斯泰十分欣赏这种教育方法，反对单纯依靠学校用强迫手段培养人才的作法。他认为大学里“从来不能培养出人类所需要的人才，只能产生腐败的社会所需要的官吏、官吏式的教授、官吏式的文学家，还有若干病态的、骄纵的自由主义者。”

托尔斯泰在德国参观了许多学校，认为莱比锡、魏玛等城市的教育方法专横陈旧。他在那里见到了棍棒教育，扭曲了孩子们的心灵，使孩子们变成备受折磨的小奴隶。他在日记中写道：“真可怕！为国王祈祷，殴打，死记硬背，一个个战战兢兢，畸型发展。”

托尔斯泰在耶那只停留了一天，但是他参观了许多学校：城效的农业学校，教师进修讲习班。特别使他满意的是卡吉耶·斯多伊教授创办的私立学校。他们不是用强制的方法教育学生，而是联系生活实际，注意启发诱导。托尔斯泰说：“这是一所德国学校中最有趣的、几乎唯一有生活气息的学校。”这所学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四十年后他仍然记得那教室里挂着的一句格言：“道路并不是真理，道路的开辟过程才是真理。”这就是说不仅要懂得走什么样的道路，而且要用实际行动去开辟道路。托尔斯泰重视社会实践，身体力行，反对空谈，因此很欣赏这句格言。

托尔斯泰在伦敦遇见了俄国民主主义革命家赫尔岑，两人一见如故。赫尔岑由于进行革命活动遭到了沙皇政府的迫害，流亡国外。他在国外出版了为书刊检查机关所禁止的革命刊物《钟声》，并且印刷了许多革命传单偷偷运回国内宣传革命。托尔斯泰通过赫尔岑的著作了解了其人，并和他建立了书人联系。赫尔岑也是通过作品和书信才了解托尔斯泰的。

托尔斯泰不同意赫尔岑用暴力推翻沙皇统治的政治纲领，但对赫尔岑那种同情穷人，要使穷人得到自由解放的愿望，以及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所采取的批判态度发生了好感。他在给赫尔岑的信中写道：“我认识了您感到非常高兴。虽然我认为您总是与众不同，走向极端，但我仍然愉快地想到您，

您是这样一个好人。”

托尔斯泰在伦敦经常与赫尔岑作长时间的交谈，“无所不谈，而且津津有味。”俄国人民的命运和农民解放问题使他们焦虑不安。后来托尔斯泰回忆道：“赫尔岑精力充沛，富于同情心，头脑聪敏而又饶有风趣，他跟我立刻象老相识似的谈了起来，他的个性引起了我的兴趣。后来，我在任何人身上也没再看到这种罕见的思想深度和高度的结合。”

赫尔岑向托尔斯泰介绍了当时流亡在布鲁塞尔的法国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和波兰解放运动的领袖列列韦尔。蒲鲁东是法国的经济学家，他否认任何权力、国家和阶级斗争，幻想使小私有制永世长存。托尔斯泰和蒲鲁东会面时，谈到俄国、国民教育、战争和农民解放等问题。当蒲鲁东从言谈中得知托尔斯泰正致力于教育事业时，十分钦佩。他说：“假说这是真的，未来将属于你们，属于俄国人。”

列列韦尔给托尔斯泰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得到了一张列列韦尔的肖像，带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挂在自己的书房里。

托尔斯泰在巴黎时就得到了亚历山大二世签署解放农奴宣言的消息，他对这次改革抱着怀疑态度。他认为，农奴制改革并不能改变农民贫穷落后的状况。他对皇帝上谕中的口气很不喜欢，好象是给老百姓巨大的恩赐似的。“上谕的实质，甚至有大学问的农奴主除了字面上的许诺也想象不出别的什么来。”

1861 年 4 月 8 日，托尔斯泰离开布鲁塞尔，途经德国返回祖国。5 月初，回到了亚斯纳亚·波利纳，满腔热情地着手于农民子弟学校的工作。

托尔斯泰不满意西欧的教育，想兴办适合俄国国情的教育。他在《进步与教育的定义》论文中认为：“老百姓的数目比社会上有文化的人多，应当设想大部分真理是在老百姓一边⋯⋯有文化的人没有老百姓就无法存在。” 提倡教育应该为人民，尤其是为农民服务。

托尔斯泰兴办教育的目标不仅在于人民中间推行识字教育，而且主要是向群众传播他们所必需的生产、生活知识。他想，教师只有亲自倾听群众的呼声，考虑孩子们的兴趣，相信他们的创造力，学校才能顺利实现所面临的任务。

托尔斯泰从莫斯科聘请了一批思想进步、有相当文化教养的大学生来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学校任教。接着，他创办了教育研究刊物《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他和教师们经常在上面发表文章，阐述国民学校的教学法和教育学问题。他在文章中写道：教育应当从学生实际出发，随时注意学生的心理状态，针对他们的实际情况，采用适应他们需要的教学方法。而不能只是从教师的主观愿望出发，采用一成不变的教学模式。他认为教师应该爱护学生，关心学生，积极诱导，启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自己主动学习，用“自由教育”的原则，把学生培养成为“自由的人”。

托尔斯泰认为农村教育应当适合农民的需要，生产劳动是培养学生所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农民子弟学校里，教育与培养孩子们的劳动习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孩子们在学校里获得生产所必需的各种知识：丈量土地，饲养牲畜和家禽，掌握基本的农艺知识和农业经营常识。回到家里，则跟父母一起参加田间地头的生产劳动。托尔斯泰还把一俄亩土地分给学生，学生们又把它分成许多小块，每人耕作一块，种上蔬莱，收获归他们自己所有。

托尔斯泰先后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和附近农村为农民子弟办了二十多所学校。托尔斯泰的学校与其他的学校不同。孩子们到学校里来，象在自己家中一样，无拘无束，没有体罚制度。教师们一心一意地向孩子们传授知识，主要是他们生活中有用的各种知识。

农民们改变了对学校的看法，学校的声誉遍及了图拉省，而且还传到了莫斯拉、彼得堡，甚至国外。

托尔斯泰创办的这些不同寻常的学校，声望日益增长，招致了政府的不满。1863 年夏天，托尔斯泰由于劳累过度，带着两个学生到萨马拉草原作马乳酒治疗。宪兵于夜间突然闯进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进行搜查。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农奴制改革的时候，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尖锐，政府任命托尔斯泰作当地的“仲裁人”，调解他们的纠纷。托尔斯泰在处理纠纷时，总是同情和支持农民，引起了地主的憎恨和政府的怀疑。其次是托尔斯泰在国外旅行时同赫尔岑有过接触。加上托尔斯泰聘请了被莫斯科大学开除的思想进步的大学生索科洛夫当教师，更加引起政府的怀疑。于是图拉省宪兵司令部派密探希波夫监视托尔斯泰和他的学校。希波夫报告说他的庄园里藏有印刷机和禁书。宪兵司令杜尔诺夫上校便带着宪兵闯进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

宪兵们用了两天的时间仔细搜查印刷机和禁书，屋子里全翻遍了，桌子、柜橱、箱子、皮包、盒子都被打开，连马棚里也用铁棍捣掘，池塘里也用鱼网打捞，学校也受到搜查。结果除在一位教师那里找到一本赫尔岑作品摘录手抄本外，其它什么禁书也没有搜到。

事实上庄园里禁书确实是有的，托尔斯泰写字台上的公文包里就有好几本赫尔岑在国外出版的《钟声》、《北斗星》杂志。幸好宪兵进来时，女仆杜尼娅什卡把这只提包藏到树林的排水沟中，才没有被发现。

托尔斯泰得知家中被搜查，非常气愤。他在给彼得堡的亚·托尔斯塔娅

（作家远房姑母，任皇后侍从女官）的信中说：“⋯⋯卑鄙的上校翻阅了我的全部信件和日记⋯⋯因为当时我不在场，否则我会杀死他！”托尔斯泰还写信给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要求惩办那些进行非法搜查而使他蒙受耻辱的犯罪者，但是没有结果。

宪兵的搜查事件对学校的命运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托尔斯泰在给亚·托尔斯塔娅姑母的信中说：“学校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自从开办起，这就是我的全部生活。”他晚年在日记中写道：“我一生中最幸福的阶段，就是把全部身心投入到为大众服务的阶段。”作家的这些话首先是指自己的办学活动。但这次宪兵的搜查破坏了他的声誉，使他感到人格受到了侮辱，内心十分痛苦。他的学校教育工作也就这样意想不到地、突然中断了。这段时间他思想上所受的震荡以及因同农民的频繁接触而接受他们对事物的一些看法，成为他的世界观转变的契机和开端。

但是，托尔斯泰并未停止过对农民孩子的关心，他一次又一次地为孩子们工作。到了七十年代，他计划创办一所初级农民师范学校，他称之为“穿树皮鞋的大学”。培养农民当教师，因为他们能够更直接地与农民子弟接触。夏天他们还可以在地里干活。可是，办这所学校需要三万卢布，托尔斯泰清楚图拉省公署有钱，他提出申请，但遭到拒绝，图拉省公署决定把资金用于建造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纪念碑。因此，托尔斯泰筹建农民师范学校的计划因经费匮乏只得作罢。

1872 年 1 月，托尔斯泰又在庄园里办起了一所学校，全家人情不自禁地

为他这种执着的热情所感染，纷纷参加了学校工作。托尔斯泰本人、妻子、几个孩子，还有客人都上讲台讲课。

1874 年 12 月，托尔斯泰在给亚·托尔斯塔娅姑母的信中写道：“我又同十四年前那样，爱上了这数千受教育的儿童。我向所有的人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为仟么要使民众受教育？⋯⋯ 我的回答是：我不讲大道理，但是每当我走进学校，看到一双亮晶晶的眼睛，天真烂漫，身上穿着破衣裳，满身泥污，瘦骨伶仃的孩子们时，心中便兴起一阵惊慌和恐怖的感情，就象见到行将淹没的人一样。啊，天呀！得设法把他们救出来，有的先救，有的后救。而且被淹没的正是儿童身上常常引人注目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要使民众受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挽救那些行将淹没的普希金们⋯⋯和罗蒙诺索夫们。” 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农民子弟需要受教育的迫切性比六十年代理解得更深刻了，他办教育的热情和拯救儿童的责任感更加增强了。

过去用来教孩子们的课本，大多是枯燥乏味和令人费解的，不符合孩子们阅读需要。托尔斯泰就动手编写《启蒙课本》和阅读用书。他在日记中写道：“近年来我在编写《启蒙课本》，我对这种《启蒙课本》的期望很大，希望俄罗斯的儿童从皇家子弟到农民子弟都学习它，并从中获得对文学的最初的印象，而我把这课本编写出来死也瞑目了。”

同时，托尔斯泰还编写和翻译了一系列内容十分丰富的儿童读物。其中有七百多篇故事特写，有象《高加索的俘虏》之类几万字的长篇故事，也有许多短小寓言、童话故事。除了文学作品外，还有天文学、物理学、动物学和植物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为了使编写的内容生动有趣和令人信服，他研究了各种科学。有一段时间他对天文学很感兴趣，有时整夜整夜地观察恒星和行星的运行情况。他对这些读物的语言非常讲究，选出来的每篇故事，他都做过十来次修改，反复推敲，力求做到朴素、简洁、清晰和流畅，孩子们爱读，读得懂。

作为伟大的艺术巨匠，托尔斯泰是敏于观察生活的，不论他写什么，都能够使描写对象活灵活现，跃然纸上。数十万俄国儿童用托尔斯泰编写的课本学习读写，一颗颗幼稚的心灵怀着惊喜的感情领略了作家倾注了无限爱心的艺术珍品。

托尔斯泰热爱人民，渴望造福于社会。他创办学校，出版教育刊物，编写阅读教材，在教育事业上为俄罗斯民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