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家出走

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了激变，抛弃了上层贵族的一切传统的观念。当时，他已看到了在富人的奢侈和穷人的贫困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他清楚地懂得统治阶级的全部虚伪和不义，也懂得了劳动人民的精神美德。人们认为富裕的财产和享乐的生活是光荣，是幸福，他却感到自己富裕的贵族家庭生活是一种罪过，是耻辱，决心要抛弃它，因此产生了离家出走的念头。

然而，托尔斯泰长期处在徘徊动摇之中，他毕竟与自己阶级的习惯和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爱自己的家庭、妻子和孩子，不想让他们陷入困窘的境地。但是，他在自己家里生活得时间越长，他的精神就越烦闷，周围的气氛也越使他无法忍受。他的夫人索菲娅的父亲是宫廷御医，她从小就跟着父亲出入宫廷，上层贵族阶级的生活习惯较深，未能摆脱世俗偏见，于是在如何对待财产和享乐生活等问题上，家庭矛盾就开始发生了。

1885 年，托尔斯泰在给索菲娅的信中说：“当我发生精神激变的时候，你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意义的重要性⋯⋯只是附和一般的见解，用全力和它作斗争，于是我们就斗争了八年。这种斗争的结果是我比以前更加痛苦。但是我并没有停留在以前的观点上，而是沿着那个方向走得更远。”

确实，索菲娅不理解托尔斯泰思想激变的意义，总是用贵族阶级的传统观点和托尔斯泰不断斗争。托尔斯泰要把财产分给农民，她坚决反对。1891 年，她和儿子伊里亚等主动提出分家，除去女儿玛莎自愿放弃外，每个子女都分到了财产。1908 年，索菲娅不听从托尔斯泰和女儿萨莎的劝阻，把四个偷了他庄园上白菜的农民关进监狱，并请来警察看守庄园。

同时，社会的腐败黑暗也使托尔斯泰感到痛心疾首，还在 1897 年，托尔斯泰写信给弗·契尔特科夫说：“我周围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失掉理智了：大吃大喝，讲究穿戴，赌博成风，喧嚣吵闹，恣意取乐，挥金如土，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而我们是生活在贫困和被奴役的包围中。但是，阻止和揭露这种生活，使这些人悔愧，却没有任何可能。聋子比不停地大喊大叫的人更能听到声音。我感到心情非常沉重。”

托尔斯泰很想在临死之前过上普通平民的生活，哪怕一年，一个月，离开他所憎恶的伪善和游手好闲的生活。

家庭的矛盾斗争并没有结束，矛盾又从田产转到著作权上来。托尔斯泰公开表示要放弃 1881 年以后的著作权，供社会公共使用。1895 年，托尔斯泰在遗嘱中写道：“我要求我的继承人把我的十卷本和识字课文都交给社会享用，就是说放弃著作权。”索菲娅坚决反对，到处搜查托尔斯泰的手稿。有一次，托尔斯泰重病躺在床上，索菲娅还要逼着他说出收藏手稿的抽屉钥匙。女儿萨沙恳求她不要打扰父亲，她却气愤地说：“要知道，我要钥匙。他一走，手稿就会被人偷走。”这时在索菲娅看来，似乎手稿比托尔斯泰的身体更加重要。

托尔斯泰没有办法，后来就躲在树林里秘密地写了一份遗嘱，遗嘱上写明他的著作权死后交给儿子谢尔盖、女儿塔尼娅和萨沙，由他们共同负责捐献给社会。后来经过反复考虑，他又把遗嘱改写成由小女儿萨莎一人负责处理，并且对萨莎作了明确指示，把出版第一版得到的钱“最好从你妈妈那里买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等庄园，然后再交给庄稼汉⋯⋯。”

索菲娅从托尔斯泰的秘密日记里知道他写过这份遗嘱，就逼着他交出并毁掉这份遗嘱，托尔斯泰不肯，于是矛盾就更加尖锐起来。索菲娅气愤地拿玩具枪射击墙壁上挂着的萨莎的照片，并把萨莎赶出了家门。人们认为她发了癔病，劝她好好治疗，可是观点同母亲一致的列夫却恶狠狠地指责说：“应当治病的不是母亲，而是父亲，他老糊徐了！”托尔斯泰听了，气得手足发抖，话都说不出来。

1910 年秋，托尔斯泰终于下定决心离家出走。起初，他打算移居到农民诺维科夫居住的鲍罗夫科沃村，后来作家改变了计划，他决定到南方去，大概是想到高加索去，因为在青年时代那里的人民和大自然使他倾倒迷恋。

月 28 日，清晨三点钟光景，彻夜未眠的托尔斯泰听到从书房里传来的响声和翻动纸张的声音；一缕烛光从通向卧室的门缝里透过来，他知道索菲娅又在搜寻遗嘱。他就点起蜡烛，坐了起来，索菲娅感到惊讶，连忙走了进来，表面上是询问“健康情况”，实际上是来监视和查问。这使托尔斯泰非常恼怒，他想：“不行，我不能再呆下去了，尽快走，尽快！”当四周寂静下来以后，他从床上爬起来，用颤抖的双手在一张小纸片上心情激动地给索菲娅写下了最后一封信。

他写道：“我的出走会使你难过，对这一点我感到抱歉。不过，请你理解和相信：我不能采取别的办法，我对家中的处境已是忍无可忍了。除其它各种因由，我不能再在这种我生活过的奢华的环境中生活，我要象我这样年龄的老人惯常做的那佯去做：脱离开尘世的生活，在偏僻的地方，在远离喧嚣的幽居中度过自己的晚年。”

在这个凄凉的秋夜里，一辆四轮轻便马车驶出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倚坐在马车深处的两个人，拄着手杖的是伟大的作家，另一个是他的朋友马科维茨基医生。这是拂晓前的时刻，村子里已开始现出生气：雄鸡在喔喔地啼叫，有些人家点起了灯火，生上了炉子，空气中飘荡着一股股熟悉的炊烟气味。有的房门吱嘎地响了一声，人们往街上一张望，惊讶地发现了一辆马车在坎坷不平的路上行驶，大家都知道，列·尼·托尔斯泰——农民的朋友和保护人走了。

托尔斯泰本想隐居到附近的农民诺维科夫家去，但估计索菲娅很可能会来寻找，容易被发现，于是乘火车往南走，假如弄到护照，就到保加利亚托尔斯泰主义者的移民区去，如果弄不到护照，就到高加索去。

途中，托尔斯泰生病了。秋天的阴霾天气和感情的煎熬，都不能不影响八十二岁老人的虚弱身体。在阿斯塔波沃车站（后改名为列夫·托尔斯泰车站），人们把完全病倒的托尔斯泰从列车上抬下来，安置在奥佐林站长的家里。

作家患病的消息不胚而走，传遍了全世界，小小的阿斯塔波沃车站成了俄国和世界各国成千上万进步人士注目的中心，各行各业的人们和许多大学生纷纷来到这里。

月 7 日清晨，托尔斯泰与世长辞了。他向周围的人留下的最后几句话是：“这就是结局！⋯⋯没有什么⋯⋯我只奉劝你们记住这一点：除了列夫·托尔斯泰以外，在世上还有无数的人，而你们却盯着列夫一个人。”他至死也忘记不了千千万万的人民，表现了他对人民深厚的感情。

噩耗传来，整个俄罗斯和世界上许多进步人民都表示哀悼，一张张唁电纷纷飞向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工人、农民都来迎接作

家的灵柩，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农民将作家的灵柩从车站一直抬到庄园。根据作家的遗愿，人们把他安葬在老树林里，成千上万的人护送着他走完了最后一段路程。

在俄国，这是第一次非宗教的葬礼，伟大的作家墓前没有十字架，没有墓碑，如今墓地的四周长满了粗壮的枞树，如同卫士守护着英灵的安宁，还有几棵白桦树，沙沙细语，仿佛在为长眠在这里的人做着祈祷。

人民热爱托尔斯泰，悼念他，沙皇政府就更害怕他。当托尔斯泰离家出走时，政府就派了便衣警察紧紧跟随他，监视他。托尔斯泰逝世后，沙皇政府害怕会在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中间引起巨大的风潮，害怕人民不仅把他当作伟大的艺术家，而且把他当作被革除教门的叛逆者、专制制度的无情揭露者来纪念，所以向各省发布禁令，不准举行任何纪念托尔斯泰的集会。但结果彼得堡、莫斯科、基辅等大城市还是照样举行罢工、集会和示威游行，用这样的革命行动表示对托尔斯泰的沉痛悼念。

国家杜马工人代表团特地拍来了唁电，说他们“代表全俄国和国际无产阶级，对天才的艺术家、反对官方教会的不屈不挠的和不可战胜的斗士、专制和奴役的反对者、大声疾呼反对死刑的人和被压迫者的朋友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

托尔斯泰是列宁所喜爱的作家，列宁在纪念托尔斯泰的几篇文章中，全面地、深刻地评价了托尔斯泰的观点及其创作，“列·托尔斯泰在自己的作品里能以提出这么多重大的问题，能以达到这样大的艺术力量，使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了一个第一流的位子。由于托尔斯泰的天才描述，一个被农奴主压迫的国家的革命准备时期，竟成为全人类艺术发展中向前跨进的一步了。”

托尔斯泰是现实主义的顶峰之一，他的文学传统不仅通过高尔基而为苏联作家所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在世界文学中也有其巨大影响。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他的作品开始在英、德等国翻译出版，七十至八十年代之交以《战争与和平》的法译本出版获得国际上第一流作家的声誉，成为当时欧美的“俄国热”的主要对象。八十至九十年代法、英等国最早论述他的评论家，都承认他的现实主义创作对自己国家文学的振兴作用。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成长的进步作家法朗士、罗曼·罗兰、享利希·曼和托马斯·曼、德莱塞、萧伯纳、高尔斯华绥以及其他欧美作家和亚洲作家都受到他的薰陶。在我国， 1900 年就出现评介他的文字，1907 年评介过他的宗教小说。1913 年、1917 年先后有《复活》和《安娜·卡列尼娜》的不完全的文言译本。“五四”前后，托尔斯泰的作品大量被译成中文。抗战期间分别出版了郭沫若和周扬翻译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以及其他作品的译本。新中国成立以后，托尔斯泰的重要作品大多已翻译出版，而且不少名著都有几种不同的译本。

随着历史的发展，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托尔斯泰的评价越来越高，他的作品也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所喜爱。列夫·托尔斯泰是不朽的，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情揭露和对专制制度的猛烈抨击，对今天世界上的无产阶级革命仍然有它的现实意义，我们今天研究他留下的这份宝贵遗产，是为更好地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艺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