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人民

在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创作即将结束的时候，托尔斯泰对自己的生活感到越来越不满意，世界观产生了严重的危机。

他看到广大人民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由于饥饿濒于死亡；而那些脑满肠肥的沙皇官僚不仅不能、也不想改变现状。他看到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因而明白了：他的各个阶级团结起来的全部理想、全部希望都将化为泡影，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利益永远也不可能一致。他经过深思熟虑得出一个结论：地主阶级（他就属于那个阶级）不能重新振作起来，不能拯救自己的国家，也不能建立一个人人满意的合理社会。作家陷入了绝望之中，甚至象列文一样想过自杀。

以后怎么办呢？怎样活下去呢？托尔斯泰在本阶级中无法找到解救的办法，于是把视线转向劳动人民。

他在 1880 年初开始写作的《忏悔录》中谈到了自己思想上的激变：“我放弃了我那个阶层的生活，我承认，那不是生活，只是貌似生活。我们的优裕生活条件剥夺了我们理解生活的可能性。为了理解生活，我应该去理解那种不属于例外的，不属于我们这些寄生虫的生活，应当去理解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那些创造生活并赋予生活以意义的人们的生活。我周围的普通劳动人民是俄国老百姓，因而我把目光朝向他们，朝向他们给生活赋予的那种意义。”

托尔斯泰对老百姓很亲近，也很尊重，因而人们纷纷从农村，从俄罗斯最遥远的各个角落来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拜访他。在同普通老百姓的交往中， 他努力去了解百姓的痛苦和要求，去领悟人民的道德情操和学习他们的语言。他的笔记本上记录着谚语、俗语和恰当的民间用语，“开始惊奇地感觉到民间语言的优美，他每天都发现一些新词和新短语。”他还向民间艺人请教演唱壮士歌。

1881 年秋，托尔斯泰为了让孩子们受到更好的教育，全家迁往莫斯科。在莫斯科，他的心绪很坏，因为上流社会消闲娱乐的风气象一股不可遏

止的潮流侵袭着他的家庭生活。街头的喧闹，城市的拥挤，奢侈与贫困的尖锐对立，无时不使他心烦意乱。他写道：“掠夺人民的恶棍聚集在一起，招募士兵和法官来保护他们的酒宴。他们狂欢暴饮，老百姓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利用这些人的贪欲把被掠夺的东西再从他们手里骗回来。”

托尔斯泰思想苦闷，寻求同人民和大自然接触。他乘船渡过莫斯科河， 登上麻雀山，在大自然的环抱求得休憩。当他在树林里遇上干活的人们，就愉快地同他们一起锯木头，劈烧柴，长时间地交谈。

为了更好地了解城市普通居民的生活，1881 年严冬的一天下午，他访问了希特罗夫小客栈，在这里聚集着许多来自外省的农民，他们饥饿，衣衫褴褛，在严寒中颤抖，等待着进入这个贫民小客栈过夜。作家把身上带的钱全部分给了他们，但是还不够，不能满足十分之一的农民的要求，成千双熬苦受难的眼睛盯着他，等待着救济。1882 年初，莫斯科进行居民人口调查，托尔斯泰向人口普查主管人提出申请，要求参加这项工作。他被分配到“最可怕的贫困和堕落的巢穴”——勒扎诺夫大杂院，亲眼看到了社会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感动得痛哭流涕。他在《论莫斯科人口调查》一文中分析说：“如果莫斯科有成千上万的人忍饥挨饿，并因此而死亡，那罪过不在他们身上。

如果追查罪人，那就是那些深居高楼大厦、出入乘华丽马车的人。”他认识到了广大人民贫穷饥饿的根源，并且把自己也放在犯罪的位置上进行自我批判。

参加人口普查工作以后，托尔斯泰对统治阶级更加憎恨，对被压迫、被奴役者的同情更加强烈了。城市生活令人窒息的气氛使他喘不过气来，难以忍受。他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以便使自己的头脑“从浑浑噩噩的莫斯科生活中清醒过来。”

在自己的庄园里，他以满腔的激情撰写揭露性文章《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他在文章开头写道：“我的一生不是在城里度过的，当我 1881 年移居到莫斯科时，城市的贫困使我感到惊讶。我了解农村的贫困，而城市对我还是新鲜的、陌生的。在莫斯科，不管走到哪条街道都会遇到乞丐，同农村不同的特别乞丐。”

如果说作家过去对城市上流社会的奢侈生活只是感到不满，那么现在则是深恶痛绝了。

托尔斯泰在生活的漩涡中无力自拔，思想和现实的矛盾既不可以调解又无法解脱，终于使他看穿了西方“文明”、“理性”的虚伪，全盘否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后，转向“宁静”的东方哲学中寻求真理，在“全人类的远古时代制定的指导定则中”找到了“生活的力量”。

托尔斯泰从 1877 年开始阅读老子的著作，写过大量评注和介绍老子思想的文章，还准备将老子的《道德经》从法、德文译成俄文，最后由于精力不及和语义上的障碍未能完成。但从七十年代起，托尔斯泰对老子的兴趣有增无减，专注地学习和研究老子著作，持续到暮年。托尔斯泰还研究过孔子、孟子和墨子等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学说。他说：“我被中国圣贤极大地吸引住了⋯⋯这些书给了我合乎道德的教益。”他认为，孔子和孟子对他的影响是“大的”，而老子的影响则是“巨大的”。

对于托尔斯泰来说，老子强调内省式的自我道德修养和自我完善的主张，不仅可以使个人纷乱惶恐的心情平息下来，保持高远纯净的境界和原始真朴的气质，而且也是缓和社会矛盾冲突的灵丹妙药。

正如列宁在《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中指出的：托尔斯泰主义的现实的历史内容，“正是这种东方制度、亚洲制度的思想体系。因此，也就有禁欲主义，也就有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主张，也就有深沉的悲观主义调子，也就有‘一切都微不足道，一切物质的东西都微不足道’的信念，也就有对‘精神’、对‘万物本源’的信仰，而人对于这个本源不过是一个‘被派来进行拯救自己灵魂的事业的’‘工作者’等等。”

尽管托尔斯泰对东方民族的哲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是圣贤们的伟大真理不能使他摆脱对人民痛苦和贫困的各种思虑，不能使那些一直折磨着他的问题给以圆满的解答。

在撰写《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的同时，托尔斯泰继续写作民间故事， 这是他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他常常到农民家里去，了解农民对什么问题最感兴趣。1884 年底，他的朋友弗·契尔特科夫按照他的意见在莫斯科成立了“媒介出版社”。出版社的宗旨是出版和普及通俗易懂、人民群众喜爱的书籍。

托尔斯泰努力接近人民，全身心地投入到各种对人民群众有益的工作中去。而他和家庭的关系却越来越疏远了。家里人对他所做的一切不理解，不

支持，他感到孤独。他产生了离家出走的念头，企图离开家庭，但当他想到妻子已怀孕在身时，又从路上转了回来。

托尔斯泰成了一个素食者——拒绝肉食，戒了烟，尽力使生活更加俭朴。他说，生活中的幸福就在于“满足最低的温饱，并为他人做好事。”

一种念头总在他的脑际萦绕回旋：“难道不能永远放弃当老爷的庄园吗？难道不能搬到农舍同劳动人民一起生活，象农民一样吃饭，象农民一样干活， 用自己的劳动，用自己的劳动果实来养活自己？”他充满向往地回答道：“这才是生活！这才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幸福！”

在莫斯科的时候，他每天晚上都去鞋匠的作坊里学做鞋的手艺。他在日记里写道：“在他那肮脏的昏暗的角落里，心情多么开朗，情操多么高尚。”

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他经常打水劈柴，和农民一起到田间地头割草耕地，休息时和农民一起吃土豆。农民有了困难他总是热情地帮助他们。他帮助多子女的寡妇阿尼西娅割草、运草，腿被马车严重撞伤，卧床三个月不起也不后悔。1884 年夏天，村里发生火灾，托尔斯泰立即提起水桶，跟农民一起奋不顾身地灭火。由于火势太猛，烧毁了二十多家农民的房子。事后他又出钱为最贫穷的农民购买建房材料，带领子女为最困难的农户重建房屋帮工。

1886 年，第比利斯的几个女中学毕业生写信给托尔斯泰，请求告诉她们怎样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情。托尔斯泰在《新时代》上发表一封《致第比利斯小姐们》的复信中说：“除了我们大家都需要做的事情外，也就是尽量减轻那些由别人来维持我们生活的劳动，要降低自己的要求，要用自己的双手为自己、为别人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对于已经具备知识的人来说，还有一件事，就是要把这些知识传授出去，要把知识归还给培育了我们的人民群众。”

他在 1889 年 12 月 17 的日记中还写道：“不应该为自己一个人去生活。这是毁灭。只有在你为别人而生活或培养自己能够做到为别人而生活的时候，那才是生活”。

当他得知有几个农民因砍伐他庄园里的树木而被判处监禁时，他感到十分痛心，他不能入睡，也无法工作下去。他就这件事同妻子进行一次十分吃力的谈话。事后，他想向政府提出一份声明，表明他不承认私有制，放弃自己对私有财产的权利，让家庭成员也按照他的办法处理财产。

托尔斯泰一生都在为人民探索幸福，他确信，幸福应该是建立在这个地面上的，而不是象教堂执事们所教诲的那样，存在于天堂。他殷切地希望消除贫困、穷苦、饥饿、牢狱、刑罚、战争、残杀和民族间的歧视。他对各族人民都抱着同样的尊重态度，人与人平等对他来说是不容置疑的。

1891 年和 1892 年，俄国中部几省发生特大饥荒，托尔斯泰听了目击者讲述饥荒情况后，在家乡呆不下去了。就带着女儿玛莎一起到梁赞省别基切夫卡村开设了赈灾救济点。他赈灾的活动范围很广，工作很多，为救济点购买粮食，给穷人分配干草和烧柴等等。他的妻子也极力帮助他，收集捐赠物资，购买食物发往救济点。儿子谢尔盖也在图拉省契尔诺县从事救灾工作。许多大学生和进步人士在托尔斯泰的影响下，也纷纷参加了赈灾活动，一时出现了救灾热潮。

赈灾工作完全吸引住了托尔斯泰。他在写给姑母亚·托尔斯塔娅的信中说，在别基切夫卡度过的一个月，“将是最幸福的时刻。”

托尔斯泰看到灾情严重，非常着急，就上书沙皇政府，请求政府迅速周济。但政府不予理睬，反而极力掩盖灾情，不许报刊提“灾荒”二字。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说：“俄国没有灾荒，只有某些地方歉收。”托尔斯泰对此很不满意，秉笔直书《论饥荒》一文揭露他们的罪行：“人民的饥饿是由我们饱食终日的寄生生活造成的。人民生活条件太差，苛捐杂税，土地荒芜不堪。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被迫从事一切可怕的劳动，而劳动的果实却全被城市或乡村中的富人吞食了，这样劳动人民怎能不饥饿。”

政府禁止各报刊登载这篇文章，后来它在国外发表，仍然引起了当局的恐慌。内务大臣认为这是一篇煽动性的革命号召书。反动的《莫斯科通报》立即引用文章中的部分词句加以指责：“托尔斯泰的文章⋯⋯公开宣传要推翻现在世界上一切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宣传一种最偏激最放肆的社会主义，连俄国的秘密宣传在它面前也不禁黯然失色。”那些接近宫廷的上层贵族则要求政府把托尔斯泰流放到西伯利亚去，送进疯人院去。

沙皇政府十分害怕托尔斯泰，派秘密警察住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附近监视他的行动。一个反动报纸《新时代》的编辑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有两个沙皇，一个是尼古拉二世，另一个是列夫·托尔斯泰。他们两个哪一个更强大些呢？尼古拉二世拿托尔斯泰一点办法也没有，丝毫不能动摇他的宝座，而托尔斯泰却毫无疑问地在动摇尼古拉的宝座和他的专制制度。”

托尔斯泰是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反对专制暴力，也反对革命暴力， 但他晚年批判的矛头主要是指向政府的专制暴力，指向官方教会。为了取代现存的教会和虚伪的基督教学说，他提出“真正的基督教学说”。

虽然大多数人不理解也不可能理解托尔斯泰的宗教观点，但是，作家真诚和激烈地反抗统治者的勇气鼓舞了他们，使他们更加仇恨那现存制度。

教堂的执事们早就打算征得沙皇政府的同意，强行封住托尔斯泰的嘴巴，甚至制订出把他流放到索洛维茨修道院去的计划。然而，由于作家的的声望太高，他们不敢贸然采取行动。当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问世后， 反动分子、黑暗势力的愤怒达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东正教至圣宗教院给托尔斯泰加上“异教徒”、“叛教分子”等罪名，于 1901 年 2 月把他开除了教籍。

一帮反动分子等待着托尔斯泰公开承认自己的迷误，但是他们打错了算盘。作家在给至圣宗教院的复信中又一次指出了教会的可耻。1910 年 9 月 7 日，他在逝世前不久，在给印度甘地的信中指出：“暴力的运用与人生最高的法则爱是不相容的”，不少基督徒既承认“暴力的运用”，又承认“爱的法则”，这是虚伪的，与真正的基督教义相矛盾的，可是如果有人揭露这种矛盾却要受到政府的迫害。“尤其是你们的不列颠和我们俄罗斯政府，由于一种保守的思想，他们处罚一切揭露这种矛盾的人比对国内其他的敌人处罚得更厉害。”

整个进步社会都在支持托尔斯泰，人民为了表示对他声援，在莫斯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议教会对作家的迫害。托尔斯泰还收到了成千上万封来自各地表示慰问的电报和书信。

托尔斯泰旗帜鲜明地承认自己是千百万群众的代表者。杜霍包尔教派否认官方教会和拒绝服兵役，因而遭到了沙皇政府的残酷迫害，托尔斯泰却同情他们，关心他们的生活和习俗，并给予各种帮助，使他们移居到生活自由的国家去。他把长篇小说《复活》所得的全部稿酬都交给了杜霍包尔教派，

供他们移居加拿大之用。移居加拿大的杜霍包尔教派的后裔，直到现在还记得作家对他们祖辈的同情，他们之中有些人今天还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凭吊他们伟大的朋友。

1900 年 7 月，托尔斯泰撰写《不许杀人》的文章，对八国联军屠杀中国人民提出严正的抗议。1904 年，俄日战争爆发，这在他的内心深处引起极大的不安，进而猛烈抨击沙皇政府发动的掠夺战争。当一家外国报纸的记者问他支持俄国还是支持日本时，作家明确地回答说：“我既不支持俄国，也不支持日本，而是支持两个国家的劳动人民，他们受到政府的欺骗，违背自己的利益、良心和宗教，被迫去打仗。”

在俄日战争期间，托尔斯泰几乎每天都到邮局去打听关于战争的新闻。有一次，他在路上遇见一群领着孩子去领取自己丈夫抚恤金的农村妇女，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热泪。他十分清楚，战争的罪魁祸首就是有产阶级，他们妄图侵占别国的领土，奴役别国的人民，因此就发动战争。

继远东战争以后，1905 年俄国爆发了革命中。城市里爆发了群众性的大罢工，农村里农民起来焚毁了地主的庄园。这时，托尔斯泰的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欢迎革命中，认为它能够从大刽子手和掠夺者手中拯救俄国。另一方面，他反对用暴力推翻沙皇政权和消灭私有制。他认为，人民只要不服从政府的统治，不遵守政府的法律，即消极反抗，就能消灭沙皇及其政府的统治。他还向统治阶级的良智呼吁，号召他们自愿地把自己的土地和财富分给穷苦的人民，也不要去迫害那些反抗政府的人们。然而，他的这些美好的愿望是不能实现的。

列宁称托尔斯泰是 1905 年革命的一面镜子。“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因为他的全部观点，总的说来，恰恰表现了俄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一面反映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的镜子。” 1905 年，作家写信给斯塔索夫说：“在整个这场革命，我好意地、自愿

地自命为一亿农民的律师，对所有那些促进农民幸福或能够促进其幸福的事物，我都感到共同的欢乐；对所有那些没有这个主要目标或脱离这个目标的事物，我都不表示赞许。”

当作家听到农民抢占地主庄园的传闻时，他并不感到惊讶。他说：“可怕的是我们过去掠夺农民，现在仍旧掠夺农民。在这一方面我们是有罪的。怎么能要求一个人对掠夺抢劫过自己的强盗老实、真诚呢？”

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托尔斯泰意识到了自己的说教——不以暴力抗恶的毫无效果。当革命失败，人民遭受屠杀的时候，他以大无畏的精神站出来替人民辩护，多次上书沙皇政府，为民请命，希望“停止流放、苦役和死刑”。1908 年 5 月，他从报纸上看到二十个革命者因为袭击地主庄园被判处死刑的新闻，心中充满了恼怒与愤恨，立即写下《我不能沉默》一文，他在文章中写道：“这实在叫人受不了，不能这样生活⋯⋯我不能这样生活⋯⋯ 我为什么要写这件事，并且极力传播它，目的是从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要么结束这件没有人性的事情，要么消灭我和这种事情的联系，把我送进监狱⋯⋯最好地象对这二十个农民一样给我穿上刑衣，和他们一样地被推开长凳，用自己的体重在自己的老喉咙上勒紧肥皂水浸过的绞索。”这篇论文通过图拉的地下印刷所排印，秘密地传播开来。

革命失败以后，成千上万的革命者被投进了监狱，被流放服苦役，死刑和枪决接连不断。沙皇政府不仅对革命者没有停止“流放、苦役和死刑”， 就连信仰托尔斯泰学说的人也不免受到迫害。工人弗·莫洛奇尼科夫因为保存和散发被查禁的托尔斯泰的文章被判处徒刑一年。托尔斯泰的秘书古谢夫也两次被关进监狱，被判处流放，其罪名是因为他们散布被书刊检查机关查禁的托尔斯泰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