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下一切假面具的《复活》

《复活》写于 1889 年至 1899 年，小说的素材是检察官柯尼为托尔斯泰提供的一个真实故事：一个贵族青年引诱了他姑母家的婢女，婢女怀孕后被女主人赶出了家门，流落到彼得堡，沦为妓女，因被指控偷钱而受到审判。这个贵族以陪审员的身份出席法庭，见到了从前被他引诱而抛弃了女人，深受良心的谴责，他向法官申请准许同她结婚，以赎回自己的罪过。

托尔斯泰对这个故事很感兴趣，最初的构思是用它作基础，写一个以忏悔为主题的道德教诲小说，题名为《柯尼的故事》。初稿写成后，作家自己感到很不满意，他在 1895 年 11 月 5 日的日记中写道：“刚去散步，忽然明白了我的《复活》写不出来的原因⋯⋯必须从农民的生活写起，他们是对象， 是正面的，而其他的则是阴影，是反面的东西。”在十年的创作过程中，托尔斯泰经过艰难的探索，不断地修改，扩大和深化了主题，前后共写成六稿， 使柯尼的故事与作家所希望揭露的社会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小说的篇幅也逐步扩展，由中篇而长篇，最后成为一部批判尖锐、内容丰富的社会小说。

在这部小说中，作家对沙皇专制制度和官方教会进行了空前激烈的批判，毫不妥协地揭露了他们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通过男女主人公的精神“复活”，提出了道德完善的问题。作品还反映了作家世界观转变后的思想矛盾，表现了俄国千百万农民在资产阶级革命将要到来时的思想情绪。小说的故事梗概是这样的：一年夏天，贵族青年聂赫留道夫到姑母的庄

园里过暑假，姑母家有个婢女叫卡秋莎，农奴出身，从小死了母亲，是个美丽、纯洁的姑娘，她和聂赫留道夫相识，彼此产生了爱情。聂赫留道夫大学毕业后，到近卫军中服务，生活开始堕落，三年后，他再次路过姑母庄园时， 在圣诞节之夜诱奸了卡秋莎，然后又把她抛弃了。后来卡秋莎怀孕后被女主人赶出了家门，沦为妓女，改名叫玛斯洛娃，在妓院里又被人陷害诬告，说她有意放毒杀人，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恰巧，当了贵族代表的聂赫留道夫在法庭上认出了她，终于“良心发现”，觉得自己有罪，受审判的应该是自己，而不是玛斯洛娃。于是他向玛斯洛娃认罪，并各方奔走设法营救她，营救不成，他就把田地分给农民，跟玛斯洛娃一起到西伯利亚去，自愿经受一切苦难，借此赎罪。他的行动感动了玛斯洛娃，又重新爱他，最后玛斯洛娃不愿聂赫留道夫终身为她受苦，就劝他回去，自己与政治犯西蒙松结合，精神上得到了“复活”。聂赫留道夫也通过同法庭、监狱、流放所的黑暗现实的接触，加深了忏悔，斩断了自己同上流社会的联系，虔诚地皈依了宗教，同样得到了“复活”。

列宁说过，托尔斯泰“在自己的晚期作品里，对现代一切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激烈的批判，而这些制度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就是群众的被奴役和贫困，就是农民和一般小业主的破产，就是从上到下充满着整个现代生活的暴力和伪善。”这个评价指出了托尔斯泰晚期创作的批判力量及其重大意义，今天用来指导我们分析《复活》也是适合的。

《复活》以大量的篇幅揭露了沙皇专制制度下的法庭、监狱和政府机关的黑暗，暴露了官吏的残暴和法律的虚伪。作品的开端便是审判无辜的玛斯洛娃的场面，那些貌似公正的执法者，却是一伙道德败坏、草菅人命的官僚。法庭庭长是一个生活放荡、不顾犯人死活的坏蛋，为了按时赴情妇的约会， 他一心只想早点结束对玛斯洛娃的审判，于是草草收场。另外两名法官各自

想着自己的胃病和妻子吵架的私事，犯人的命运和法庭上发生的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没有任何特别重要的意义。副检察官卜列维更是一个荒淫无耻的家伙，“功名心很重，下定决心要做出一番事业来，因此他认为凡是由他提出公诉的案件都必须达到判罪的目的。”开庭的前一天夜里，他通宵达旦地在妓院里寻欢作乐，根本没有看有关案件的材料，第二天却在法庭上发表长篇演说，用心恶毒地要加重对犯人的判罪。玛斯洛娃就是在这样一群官吏手中平白无故地被判处苦役刑。尽管她名义上可以上诉，“不过枢密院不可能查考案情的是非曲直”，“只审查在法律的引用和解释方面是不是得当”，即使呈文递送到“皇帝陛下”那里，也仅仅是被“恩准”将“苦役刑改为流刑” 而已，这对沙皇的“体恤下情”简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小说通过聂赫留道夫到枢密院替玛斯洛娃上诉的情节，揭露了沙皇政府的各级官吏的残暴腐朽。退休的国务大臣贪婪成性，是一个吸血鬼。枢密官沃尔夫自认为是一个具有“骑士般的正直品格的人”，“对好几百个无辜的人⋯⋯横加摧残，弄得他们倾家荡产，判处他们流放和监禁，然而他非但不觉得这样做正直，甚至认为这是高尚、勇敢和爱国主义的功绩。”在为人处世中完全丧失人性，是彼得保罗要塞司令克里格斯穆特的突出特点，他是沙皇专制制度的忠实奴仆，“因为特别的残忍和大规模的屠杀”而获得各种奖赏，并以此感到骄傲，“他的职责就是把男女政治犯监禁在地牢里或单人牢房里，关得他们不出十年就毁去一半，其中有的疯了，有的死于肺病，有的自杀⋯⋯”

在这样一群贪官污吏的淫威下，受害者又何止玛斯洛娃一人，农民、工匠、流浪汉、小业主通通不能幸免。一群到城里打短工的农民由于没有“身份证”而被送进了监狱。缅绍夫母子被控放火烧了酒店老板的房子而被判刑， 实际上是酒店老板为了领取“保险赔偿金”而自己放火烧了房子。“对付这些人无异于用大鱼网捕鱼，凡是落网的，统统给拖到岸上来，然后把合乎需要的大鱼给挑出来；小的则丢在岸上没人管，任凭它死掉或晒干。”对于政治犯的虐待，是公开的，“抓了几百个显然不但没有罪，而且也不可能危害政府的人，把他们关在监狱里，有时一关就是许多年⋯⋯他们的命运都取决于宪兵、警官、暗探、检察官、法院侦查官、省长、大臣们的专断、闲暇和心境。”冤狱遍及全国，哪里还有什么正义可言？“真理让猪吃掉了”。

以至作者愤怒地控诉道：“人吃人的行径并不是在原始森林里开始，而是在政府各部门、各委员会、各司局里开始的。”

小说不但揭露了官僚机构的横暴残忍，而且撕下了官办教会的“慈善面纱”，无情地剥去了神甫金线织成的外衣，指出了他们精神上奴役人民的罪行。在最高一级的“卫道士”当中，体现教会与国家联盟关系的托波罗夫几乎是一个与人的感情最为“绝缘”的人，他的原型就是东正教事务总管理局局长波别多诺斯采夫，这是十九世纪末俄国最有势力和最反动的人物之一。托尔斯泰一般避免为作品的主人公取那种象征其内在品质的姓名，这一次却打破了常规，让主人公姓托波罗夫（俄文意思是“斧子”），不是偶然的， 它强调说明了这个人物的残酷性。

那个法庭上担任司祭的神甫，“感到非常骄傲，因为他领过好几万人宣誓，也因为在自己的暮年他还能为教会、祖国和家庭的利益继续出力，他希望能以此给他的家属除了房屋以外还留下三万卢布的有息证券。”

狱中犯人作礼拜的场面更是令人毛骨悚然，神甫的祈祷声与囚犯们的镣

铐的叮■声响成一片。作家愤怒地指出，监狱的长官和看守们相信这一套， 是“因为最高当局和沙皇本人都信奉它”，“祷文的内容主要是祈祷皇帝和皇室康宁福泰的”。而大多数犯人相信这些，则因为它“含有神秘的力量， 人借助于这种力量就可以在现世的生活和死后的生活里得到很大的便利。” 可见，沙皇政府的暴行有赖于官办教会的支持，而教会只不过是沙皇统治和愚弄人民的一种工具。

托尔斯泰的艺术描写有助于我们了解沙皇政府和官办教会狼狈为奸的实质，正因为这样，《复活》激怒了政府和教会，小说在发表时，受到图书审查机关的刀砍斧削，全书被删去五百多处，揭露监狱祈祷仪式伪善的两章全被删去，只剩下“礼拜开始了”几个字，作家本人也被东正教至圣宗教院开除了教籍。

《复活》比作家过去任何作品都更为深刻地揭露了农民贫困的根源是土地占有制，作品通过聂赫留道夫来观察社会，随着他的足迹，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两个直接对立的阶级，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土地严重不足、歉收、沉重的赋税、经常吃不饱，所有这些都是作为农民固定不变的生活内容出现在聂赫留道夫的面前。他在农村妇女中看到一个“消瘦的女人，毫不费力地抱着一个面无血色、头戴用碎布缝成圆帽的婴孩的那张象老年人一样的小脸上老是露出一种古怪的笑容。”农民所处的卑贱地位使他们肉体上和精神上耗尽了力量，他们的创造力和反抗精神也都衰竭泯灭了，“老百姓正在死亡， 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死亡的命运，在他们中间已经形成了适应这种死亡的生活方式——听任儿童夭折，妇女干着力不胜任的工作，所有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食物不足。”农民贫困的根源是什么？作家明确指出：“人民贫困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人民仅有的能够用来养家活口的土地，都被地主们夺去了。” “老百姓的全部灾难⋯⋯在于那些养活他们的土地并不在他们的手里，而在另外的人的手里，那些人凭借土地所有权，依靠老百姓的劳动来生活。”作家并且借聂赫留道夫之口大声疾呼：“土地是不可以成为财产的对象的，它不可以成为买卖的对象，如同水、空气、阳光一样。一切人，对于土地，对于土地给予人们的种种好处都有同等的权力。”

大规模的土地私人占有制与富人的权力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描写聂赫留道夫庄园的总管对农民难以计数的压迫的场面中显示出来，这种压迫主要不是由主人或管家的性格决定的，而是由于大规模土地私人占有制所造成的生活关系的实质所决定的。聂赫留道夫在莫斯科的平民中间也看到了他在农村农民那里所看到的状况，在流落到城里来的农民中，“在城里过着比农村更要糟的生活，变得更加可怜。他所看到的在地下室的窗户下工作的那些鞋匠，似乎就是这一类人；属于这类人的还有那些消瘦的、脸色苍白的、蓬头散发的洗衣女工，她们裸露着干瘦的胳臂，在敞开的窗户跟前烫衣服， 从窗口冒出一股股夹着肥皂气味的热气⋯⋯”

托尔斯泰之所以能够深刻地揭示农民贫困的根源，是因为他的批判力量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如同列宁所说：“他对土地私有制的毅然决然的反对， 表达了一个历史时期的农民群众的心理。”

此外，《复活》对资本主义在俄国急遽发展给农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 也作了充分的揭露，这样，沙皇统治下的俄国的种种黑暗现象，统统都被作家描绘在他的作品之中。

《复活》的重大成就还在于塑造了一个被压迫、被践踏的下层妇女卡秋

莎·玛斯洛娃的艺术形象。为塑造玛斯洛娃的形象，托尔斯泰付出了无比艰辛的劳动，我们知道光是卡秋莎·玛斯洛娃出场时的肖像描写，托尔斯泰就写了二十遍以上，这一次次的描写，与其说是作家在字句与分寸感上进行斟酌，还不如说是托尔斯泰在一次次地“端正”对玛斯洛娃的态度，对人民的态度。

玛斯洛娃在《复活》的整个形象体系中占居主要地位，她的命运是小说的核心，小说的全部情节都以她为轴心，环绕着她而转动，一切场景都与她有关，一切人与事都要透过她那双略微斜睨的、明亮的黑眼睛来观察，来衡量。男主人公聂赫留道夫的思想感受、性格变化都无不与玛斯洛娃有关，他从法庭上再一次见到玛斯洛娃以后，他也往往以玛斯洛娃的目光去重新审视周围的一切，小说中一切细节都具有玛斯洛娃形象的投影。

托尔斯泰强调指出玛斯洛娃的不幸完全是聂赫留道夫及俄国社会造成的。她本是一个女奴的私生子，生在牛棚里，只是由于女主人偶然间的恻隐之心，才没有象她母亲的其他孩子一样悲惨地死去，而以“半是婢女，半是养女”的身份在女主人家活了下来。少女时代的玛斯洛娃出落成为一个纯洁、美丽、异常活跃的姑娘，绝对不比《战争与和平》中的贵族少女娜塔莎·罗斯托娃来得逊色。作家对卡秋莎的这段描写无疑是对她的最高评价：“每逢卡秋莎刚刚走进房间里来，或者甚至聂赫留道夫只是远远地看见她的白围裙的时候，一切东西在他的眼里就仿佛都被太阳照亮，一切都变得更有趣，更快活，更有意义，生活也变得更充满欢乐了”。

十六岁那年，女主人的侄子——年青的大学生聂赫留道夫公爵来姑母家消夏，玛斯洛娃真诚地爱上了他，他也爱上了玛斯洛娃。但是三年后，已经在上流社会腐败生活的熏陶下堕落了的聂赫留道夫再次路过姑母的庄园时诱奸了她，糟踏了她纯洁的爱情，然后把她抛弃了。从此，玛斯洛娃开始了惨不忍睹的生活。

当她怀孕后听说聂赫留道夫要乘火车到彼得堡去，知道火车会经过附近的火车站，时间是深夜两点钟，为了和情人见上一面，她在夜晚冒雨赶到车站，由于在漆黑的森林里走迷了路，等她赶到车站时火车已经要开了。她一眼就看见聂赫留道夫坐在头等客车窗前打牌，当她举起冻得麻木的手指去敲车窗时，火车已经开动了。她跑步追出车站，拖着怀孕的身子在风雨和泥泞中颤抖、哭泣、甚至想自杀。

女主人发现玛斯洛娃怀了孕，就把她赶出庄园，撵进豺狼的社会。玛斯洛娃去给人家当女仆，受到的是男主人的追逐、凌辱和女主人的打骂，在那些林务官、警察局长、老作家、长胡子的中学生等人赤裸裸的兽欲面前东躲西藏，最后为生活所迫，身不由己，一步一步落进火坑，开始了那种作家称为“违背上帝和人类戒律的犯罪生活”，那种“这类妇女当中十个倒有九个以痛苦的疾病、未老先衰、过早死亡作为结局的生活”。她在妓院里生活了七年，七年的妓院生活不仅严重地摧残了她的肉体，而且严重地摧残了她的灵魂，她习惯了那种生活，麻木得不再感到羞耻了，遇到痛苦和苦闷的时候， 就用吸烟、喝酒来麻醉自己。直到第八年，她被诬告毒死了一个嫖客，坐了六个月监狱之后被法庭草草判处了四年苦役，发配西伯利亚。

在小说里，玛斯洛娃的精神复活写得象一个病人缓慢而困难地恢复健康一样。聂赫留道夫到监狱去探望她，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玛斯洛娃给了他一个非常难受的形象，他觉得，在她天性中曾有过的天真活泼的、人性的东西

现在几乎都丧失了，在她身上，除了干她那种行当的人所特有的举止和习惯外，很难看出还有别的什么东西。玛斯洛娃也竭力避免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 因为这对她来说是非常痛苦的。

当第二次聂赫留道夫去监狱请她宽恕而提出结婚时，她改变了对造成她的不幸的罪魁祸首的无所谓态度，从麻木不仁的状态中清醒过来了。她恨所有欺凌、残害她的人，尤其恨始乱终弃的聂赫留道夫，她怒斥聂赫留道夫： “我是苦役犯，你是公爵，你用不着到这儿来”，“你想用我来拯救自己⋯⋯ 你这一辈子拿我取乐还不算，还想在阴间里用我来拯救自己！我讨厌你，讨厌你那副眼镜，讨厌你那张肮脏的胖脸！你走开，走开！”

她把八年来积压在心里的仇恨都发泄了出来，这种愤怒的爆发，意味着她的那种已经固定下来的对人和生活的认识已经被打破，对于聂赫留道夫的建议的强烈反感，是她精神世界发生变化的第一个征兆。她回到牢房里，躺在床上，眼睛看着墙角，一直到晚上，内心痛苦已极。“聂赫留道夫对她说的那些话，把她引到她在其中受过苦的那个世界里去了，而在当时她是在还没有了解那个世界和恨透了它的情况下从那里走出来的。现在，她不能再象过去那样忘掉一切，浑浑噩噩地生活下去，可是带着对于往事的清楚记忆去生活，又未免太痛苦。因此，晚上她又买了酒，跟同伴们痛饮起来。”

由于克服了内心的惰性和精神麻痹状态，玛斯洛娃十分熟悉的极其痛苦的感情马上就迸发出来，虽然她和从前一样，力图把这种感情压下去，可是这种感情重新涌现之后却唤醒了她的思想和美好的愿望。与聂赫留道夫不同，玛斯洛娃的“复活”主要不是通过认识恶的危害性，而是通过认识善的可能性来实现的。从前，恶摧残了她，降低了她身上的人的价值，这时，由于恢复了她心里从前曾经存在过的信心，由于她重新相信世界上还存在着不是建立在欺骗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她就逐渐挺直了腰杆，心里出现了真正人的感情。不管玛斯洛娃开始时对待已经悔过了聂赫留道夫如何充满敌意，但是聂赫留道夫孜孜不倦地为她的冤案奔走，终于感动了她。她宽恕了他，并重新爱上了他。为了他，玛斯洛娃戒烟忌酒，不再对男人卖弄风情； 聂赫留道夫要她去医院，她就去；她做着一切让聂赫留道夫感到高兴和愉快的事情，她觉得幸福。

聂赫留道夫第三次探望玛斯洛娃时，带来了一张昔日的合家照片，照片上是他已故的姑母、大学时代的他和美丽的卡秋莎。玛斯洛娃用斜睨的目光看了他一眼。当她听说聂赫留道夫要到彼得堡去为她的案子申诉时，她仍旧回答说：“现在，撤销也好，不撤销也好，在我都是一样了。”但她的目光表明了她感情的变化，她又爱上了他，而且爱得那么深。这一天，只要她一个人在时，她就几次拿出照片，欣赏地看一眼。

玛斯洛娃宽恕并重新爱上了聂赫留道夫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由于生活环境和视野的限制，玛斯洛娃来不及，也不可能思考更为深刻的生活真理。如果她只面对聂赫留道夫一个人，她的心目中只有对聂赫留道夫的爱，那么她将会遇到安娜·卡列尼娜那样的悲剧下场。虽然聂赫留道夫把她从浑沌中唤醒过来，但聂赫留道夫对她只有抽象的道义感，这种感情是难以持久的， 迟早会枯萎的。

玛斯洛娃真正的精神复活是在流放西伯利亚途中和政治犯接近开始的， 她接近的是玛丽亚·巴甫洛夫娜那种类型的革命者，她称这些人是“优秀的人们”，政治犯中的某些人给了她“决定性的、最良好的影响”，“她很容

易的、一点不费力的了解了指导那些人的行为的动机⋯⋯他们当中有些人原是属于特权阶层的，却为了平民而牺牲他们的特权，他们的自由，甚至他们的生命。这就使得她特别看重他们，佩服他们。”

玛斯洛娃和这些新伙伴的接触给她的生活带来了新的内容，她看到了一个新的天地，这里的人们是平等的，人与人的关系是同志式的，互相尊重的， 她逐渐认识到了做人的尊严，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个性。她主动地为政治犯们料理家务，她在政治犯中受到了人们的尊重，政治犯玛丽亚·巴甫洛夫娜评价她说：“尽管她的过去是那样，她却是一个最有道德的人⋯⋯而且她有那么优美的感情。”政治犯西蒙松则认为她“具有特别高尚的道德品质”。

玛斯洛娃逐渐有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在一次政治犯谈论对待人民的态度时，她说出了“我觉得老百姓是受着欺侮的。”她明白了个人的命运是全体受屈辱的人民命运的一部分，只有跟大家一起努力才能摆脱受欺侮的地位， 这样，社会问题和个人命运融为一体了。

玛斯洛娃最终拒绝了聂赫留道夫的结婚建议，这时的想法似乎跟过去没有两样：宽恕他，爱他，但又害怕同他结合会破坏他的生活。然而从玛斯洛娃的内心来看，她的思想、感情，甚至人格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玛斯洛娃逐渐明白了她和聂赫留道夫之间要恢复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爱情已不再可能， 哪怕他们过去有过纯洁而美好的初恋，她遭受背弃与凌辱的岁月，可以说已经成为了过去。但是，十年的污秽、屈辱和辛酸在玛斯洛娃心中留下的阴影不是人力所能消除的，只有在与革命者的接近中才能使她这颗凄凉而寂寞的心灵得到慰藉。革命者身上一股亲切吸引力，而聂赫留道夫身上却没有。革命者西蒙松向她表示了爱情，她发现这爱情跟聂赫留道夫的有区别：前者是因为同情她而爱她，而后者，说是为了忏悔，为了请求宽恕，所以玛斯洛娃拒绝了聂赫留道夫，而和政治犯西蒙松结合了。

玛斯洛娃的精神复活了，她大步向革命者的流放队伍走去，消失在灰蒙蒙的人流之中。

贯穿《复活》的女主人公卡秋莎·玛斯洛娃是最动人的形象，她这样身世凄凉的妇女在旧社会是很典型的，她的遭遇永远使人心酸，沙皇的专制制度给人民带来了多少灾难、多少不幸！托尔斯泰不仅通过她的遭遇控诉了整个社会制度，而且通过这一形象，讴歌了人民的高尚道德和无私精神，特别在小说的第三部分写出了这个来自社会底层的妇女的新生，在一定程度上历史地反映了被压迫人民的觉醒，同时证实了托尔斯泰晚年创作中民主性和人民性倾向的深刻发展，从《哥萨克》的玛丽雅娜到《复活》的玛斯洛娃，作家在思想探索和艺术创作上迈出了何等艰苦的、意义重大的一步！

聂赫留道夫是小说中的男主公，是一个由堕落走向“复活”的贵族探索者的形象。

大学时代的聂赫留道夫，是一个纯洁、高尚、富于理想的贵族青年，十九岁那年第一次去姑母的庄园消夏，感到有一种非常兴奋的心情，当时他正被斯宾塞的学说所吸引，他决定“不再享有土地所有权”，他写的论文就是用的这个题目。在这里，他认识了姑母家“半是养女，半是婢女”的卡秋莎·玛斯洛娃，两人一见钟情，产生了真挚的爱情。

可是三年之后，当他再次与玛斯洛娃相见时，他已经在彼得堡上流社会腐败生活的熏陶下，精神面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变成了一个堕落的花花公子，一个彻底的利己主义者。他践踏了纯洁的爱情，诱奸了玛斯洛娃，事后

丢给她一百个卢布一走了之，并以“大家素来都是这样的”安慰自己，心安理得地走向更加腐化堕落的生活。

八年以后，聂赫留道夫以地方法院陪审员的身份参加了几个刑事案件的处理，没想到第一个案子的被告竟是八年前被他诱奸后抛弃了的玛斯洛娃。玛斯洛娃的不幸遭遇震动了他的灵魂，他意识到自己正是酿成玛斯洛娃悲剧的第一个罪人，开始，他只是希望审判尽快结束，以便摆脱这种负罪感的压迫，他害怕被玛斯洛娃认出来，弄得当众出丑。可是，当他目睹了法庭审判的全过程，看到无罪的玛斯洛娃被冷酷而又不负责任的法官们草草判处了四年苦役，特别是看到玛斯洛娃堕落后染上的种种恶习以后，他才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罪孽的深重。

回到家里，聂赫留道夫进行了“灵魂的扫除”，他感到不仅自己诱奸玛斯洛娃的行径是下流可耻的，就是自己的贵公子生活也是可耻的。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他产生了要摆脱生活中的那种虚伪和卑劣行为的强烈愿望，不做侮辱和欺凌他人的参与者，决定抛弃自己过去的一切，过一种全新的生活。为了向玛斯洛娃赎罪，他为她的案子奔走上诉，并提出同她结婚。上诉失败以后，他放弃了贵族特权，把土地分给了农民，随同玛斯洛娃一起到西伯利亚流放地去。

聂赫留道夫的变化是以日益脱离上流贵族社会的观点及它的生活方式为标志的，正义感的产生使得他能够看到他从前完全不感兴趣的东西，同时， 暴露出来的现实生活的真实面目加强了他的批判态度，使他越来越不赞成现存的社会制度。在为玛斯洛娃的案子上下奔走和一起去流放地的过程中，他广泛地接触了沙皇专制制度下的俄国社会，接触到了社会上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人物，耳闻目睹了贵族统治阶级的荒淫暴虐，国家机关的腐败残忍，大小官吏的巧取豪夺，广大人民的贫困潦倒，以及地主土地占有制的不合理。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使聂赫留道夫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从意识到自己对玛斯洛娃犯了罪进而意识到自己所属的那个阶级对人民犯了罪，从看到自己生活的丑恶进而看清了整个贵族了阶级的腐败，从而由一个堕落的贵族转变成为一个忏悔者、一个贵族阶级罪恶的揭发者。他认识到，沙皇俄国的法律只不过是用来维护贵族统治的一种工具，各级官吏无非是一些凶残的刽子手和只知道从国库捞钱的蠹虫，政府各部门，各委员会和各司局都在进行着“吃人”的勾当，农民贫困的原因是地主夺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官办教会打着基督的旗号所做的一切，恰好是对基督的莫大讽刺。

聂赫留道夫苦苦地思索着怎样消灭这些可怕的罪恶，但始终没有结果。小说的结尾，玛斯洛娃被他的真诚赎罪所感动，又重新爱上了他，但为了不妨碍他的生活，拒绝了同他结婚，这时候，他忽然从《福音书》中领悟到了消除社会罪恶的方法，就是“永远宽恕一切人，要宽恕无数次”，人与人之间要“相怜相爱”，“在上帝面前永远承认自己有罪”，这样，“不但⋯⋯ 所有那些暴力会自动消灭，而且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幸福，人间的天堂，也可以实现。”

实践本应使聂赫留道夫得出革命的结论，而作家却把他变成了宣扬道德自我完善和不以暴力抗恶的传声筒。托尔斯泰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生涯中创造了一系列贵族探索者的形象，这些形象都具有一定的自传性质，反映了作家一生中不同的探索过程。《复活》中聂赫留道夫是托尔斯泰笔下一系列贵族探索者形象的最后一个，是他一生探索的艺术总结，深刻地反映了他由贵

族立场转变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后世界观的矛盾。一方面，他通过这一形象， 深刻地批判了沙皇专制制度，对当时的政治、宗教、司法、土地等制度作出一否定的结论；另一方面，又通过这一形象宣场了“不以暴力抗恶”、“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等托尔斯泰主义的错误思想。

托尔斯泰是卓越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他特别擅长细致地刻划人物的内心世界。把人物的思想感情、心灵深处的复杂变化，通过他那严谨的笔触、精细入微的分析袒露在读者面前。在进行心理分析的时候，托尔斯泰以前的作家有的热衷于刻画人物性格，有的善于描写社会关系与生活冲突对性格的影响，有的作家乐于说明感情与行动的联系，有的作家则精于剖析各种激情，在托尔斯泰的心理艺术中可以找到所有这些方面的描写，但他却纯熟地融合了前人的经验，表现出独辟蹊径、别开生面的特色。

早在作家刚刚迈入文学界的时候，俄国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指出： “托尔斯泰伯爵最感兴趣的是心理过程本身，它的形式，它的规律。用特定的术语来说，就是心灵的辩证法。”托尔斯泰的“心灵辩证法”，就是对人物内心生活的深刻揭示，对心灵中“善”与“恶”的冲突的揭承，由此来完善艺术形象，推动人物的思想发展，达到完美的艺术境界。他在《艺术论》中说：“艺术的主要目的就在于表现和揭示人的灵魂的真实，揭露用平凡的语言所不能说出的人心的秘密。”纵观他的创作无一不体现着这一原则，晚年的代表作《复活》更是如此。

在《复活》中，“法庭”一场是全书的开端，它集中地反映了作家心理描写的独特风格。法庭上的聂赫留道夫身为陪审员，是玛斯洛娃的审判者， 但实际上接受审判的正是他自己：他在经受良心和道义的审判，这比那“庄严、神圣”的法律形式更有力，更能震撼人心。作家非常巧妙地安排了这个场面，层次分明地揭示了这个贵族阶级的叛逆者最初的矛盾、紧张和惶遽的精神状态。从聂赫留道夫认出玛斯洛娃那一刻起，他内心的平静被打破了， 这种惊人的巧遇使他想起了一切硬逼着他承认自己没有心肝，是个残忍、卑鄙的家伙，“他的灵魂里在进行一种复杂而痛苦的活动”。但要他马上坦白承认，他还无法办到。他身为显赫的贵族，他的身份和那贵族的虚荣心使他考虑的“只是千万别让人知道才好⋯⋯千万别弄得他当众出丑才好。”“这恐惧比一切情绪都强烈”，牢牢地控制了他，紧张得不知如何是好，提心吊胆，如坐针毡。但惊恐之余，他又出于本能极力安慰自己。他明明早已认出了“这个人就是她”，转念又认为“这决不可能”，想要自欺欺人地掩饰内心的矛盾，以至后来又用法官、陪审员的一系列丑行为自己开脱，企图找一个他无罪的旁证，以求得个人心灵的安宁，而当他知道玛斯洛娃已不可能认出他时，他的心又轻松起来，看着悲惨地沦为娼妓的玛斯洛娃竟连一丝怜悯和同情都没有，反而产生一种贵族老爷鄙视下层人的“又是厌恶，又是恶心， 又是懊恼”的杂乱情绪。他“巴望快点审完”，更想“把一切忘掉才好”。陪审员们误判了玛斯洛娃以后，他以为从此可以解脱了，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此时的聂赫留道夫并没有认识到自己在玛斯洛娃身上应负的责任，更没有考虑他犯下的罪孽有多么深重，因为他已经不是那纯洁的青年了，而是被“愚蠢的、空洞的、毫无目标、渺小的生活罗网从四面八方团团围住的” 堕落的聂赫留道夫了。但托尔斯泰是伟大的艺术家，他从不用单调的色彩去刻划他的人物，而是按照生活的逻辑，用多种颜色巧妙地组合和再现人物。当玛斯洛娃被带出法庭时，撕心裂肺地喊道“我没罪，没罪啊！”聂赫留道

夫的良心终于从沉沉昏睡中惊醒，“精神的人”冲破可怕的一直遮住的他的“帷幕”站立起来。他回忆起自己富于魅力的青年时代，“回忆燃烧着他的良心”，这思索的强烈意识和良知的严厉审判，使他被迫开始从心灵深处正视自己的罪恶，“顺从刚开始在他心里抬头的忏悔心情”，进行“灵魂的扫除”，他思索了他的全部生活，从而由分析自我转向解剖他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发现了整个社会的肮脏、虚伪和衰败。他厌倦了周围的一切，从本阶级中分裂出来去寻找新的道德原则并逐步完成精神上的“复活”。托尔斯泰正是利用这一特定环境，深入细致地表现了聂赫留道夫恐惧中感到羞愧，怜悯里怕被揭发，欲走不能，想招不敢，又是烦燥，又是担心，又是震惊，又是厌恶这一连串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真实而完整的心理过程，细致入微地勾画出了聂赫留道夫的思想性格特征，为他以后的思想发展奠定了基础。

全面而完整地展示人的内心世界和心理变化过程，是托尔斯泰心理描写的重要特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复杂纷繁的社会生活反映到人的精神世界里，必然促成人的内心生活的丰富多姿的变化，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就是如此。他们的内在生活都被写成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其中有各种敌对情绪的相互斗争，有各种内心活动的交替、转变，有一种思想向另一种思想的自然过渡。他所表现的人的内心生活，象一条不停顿的溪水，时而平缓，时而冲出激烈的浪花；时而舒心畅流，时而忧郁地呻吟。而所有这一切都组成了一个完整的过程，细致入微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聂赫留道夫在法庭上因受着良心和道义的审判而产生的一系列心理情绪的波动的交替，无一不是他内心生活的自然表露，正是这些心理活动使聂赫留道夫形象有血有肉，完整统一，从容貌到品格一览无遗地暴露在读者的面前。

而玛斯洛娃在法庭上的精神状态和思想感情却完全不同于聂赫留道夫。作家没有象刻画聂赫留道夫的心理那样，采用大量的内心独白和自我反省， 而是间接地、通过玛斯洛娃的外貌、她的简单的对话和不被人注意的小动作来暗示她的内心活动。作家首先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玛斯洛娃的肖像描写， 随着“玛斯洛娃，过堂去！”的吆喝声，我们的面前出现了“一个身材不高， 胸脯颇为丰满的年轻女人⋯⋯她脚上穿着麻布袜子、袜子的外面套着囚犯的棉鞋，头上扎着一块白头巾，分明故意让几绺卷曲的黑发从头巾里滑出来， 那女人整个脸上出现长期囚禁的人们脸上那种特别惨白的颜色，使人联想到地窖里的马铃薯的嫩芽。⋯⋯在那张脸上，特别是由惨白无光的脸色衬托着， 她的眼睛显得很黑、很亮、稍稍有点浮肿，可是非常有生气，其中一只眼睛略为带点斜睨的眼神。⋯⋯”这就是玛斯洛娃，但对于托尔斯泰来说，重要的不单单是玛斯洛娃的外貌如何，作家在这里向我们真正揭示的是玛斯洛娃的内心，透过她那惨白的脸色，透过她那故意留在头巾外的几绺头发，透过她那留有堕落痕迹的面容，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受污损的灵魂；而玛斯洛娃那黑亮的、非常有生气的眼睛又表露出内心美好的一面。玛斯洛娃沦落为妓女， 但她内心善良的情感并没有完全泯灭，只是被邪恶的力量压在生活的底层， 在痛苦中挣扎、呻吟着。在法庭上，玛斯洛娃是以被告身份出场的，但实际上她却是一个审判者，一个以自身的痛苦经历对丑恶社会的控诉的抗议者。做为下层人，她完全没有能力左右自己的前途，庭长要她说一下为自己辩护的话，“她光是抬起眼睛来看一看他，看一看所有的人，象一头被追捕的野兽似的。紧跟着她就低下眼睛，先是哽哽咽咽，后来放声大哭。”这痛苦的哭声里包含着多少她经历的辛酸，包含着多少对专制制度的控诉！她那无法

言说的一切，她的遭遇，她忍受的种种屈辱都在这一痛哭中被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托尔斯泰就是这样，通过玛斯洛娃的外表、举止和言谈揭示了她在法庭上的心理活动，展示了她内心中“善”与“恶”的激烈冲突，并且有力地批判了造成玛斯洛娃悲惨境遇的社会现实，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复活》的弱点和消极面也是比较突出的。托尔斯泰在揭露社会罪恶的同时，却呼吁“禁止任何的暴力”，否定用革命手段推翻专制制度，竟然让小说中的一个政治犯主张“革命，不应当毁掉整个大厦，只应当把这个⋯⋯古老大厦的内部住房换个方式分配一下罢了”。他反对教会的伪善，却乞灵于“心中的上帝”，说“不应该在寺院里祈祷，却应该在精神里祈祷。”他反对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也只能让书中的农民、马车夫和工匠发出沉痛的怨诉和无力的咒骂。这些消极的东西正是俄国农民“用很不自觉的、宗法式的、宗教狂的态度”来看待社会问题的体现，反映了他们的“幻想的不成熟，政治素养的缺乏和革命的软弱性”（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托尔斯泰还在小说的开头引用《福音》中的话作为题词，宣传对别人要饶恕“到七十个七次”，后来在主人公经历过那么多苦难以后，作者还说“要永远宽恕一切人”。作家的这种观点，是以“人性论”作为理论基础的，他认为，社会如此腐败，“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人们丧失了做人的主要品质”。在作家看来，每个人身上仿佛都有“兽性的人”和“精神的人”在互相对抗， “兽性的人”占了上风，人就作恶；“精神的人”取胜了，人就行善。基于这种对“人性”和“兽性”矛盾的认识，他才让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通过“忏悔”和“宽恕”走向“复活”，借以体现“人性”由丧失到回归的过程，使他们几乎成了“托尔斯泰主义”的活标本。在小说中，作家试图说明，无论是贵族或农奴，压迫者或被压迫者，都要进行“道德上的自我修养”，避恶趋善，或改恶从善，人们都保持善良的“人性”，就可以消除社会弊端，“天国就会在人间建立起来”。实践证明，作家的这些主张是不切实际的，尤其在俄国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年代，他仍然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是极其错误的。这些我们在阅读作品时必须予以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