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卡列尼娜的爱情悲剧

经过六年多的辛勤劳动，托尔斯泰完成了英雄史诗《战争与和平》。但他仍然对俄国的历史感兴趣，1870 年 4 月他在笔记本上又作了关于写作一部彼得一世时代的长篇小说的构思。

托尔斯泰在酝酿这部新的历史小说时，突然令人意想不到地学习起古希腊语来。他从图拉城请来一位教师，于是从早到晚，专心致志地学习希腊语，甚至在睡梦中还说希腊语。两个月后，托尔斯泰在莫斯科要求对他进行一次考试，教师们感到非常惊讶，他竟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达到不借助词典熟练地译出古希腊原文的程度。当他阅读《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时，希腊文的学习为他开拓的新天地使他不胜惊奇。

1871 年底，托尔斯泰在马拉省购置了一处庄园，他甚至想全家迁往辽阔的草原，生活在那原始的自然风光之中。1872 年，马拉省发生了可怕的饥馑，翌年，灾荒的规模发展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托尔斯泰眼看一望无际的马拉草原在灼热的阳光下暴晒，变成一片枯黄，播种过小麦的土地上杂草丛生，牲畜死亡，农民纷纷迁徙他乡谋生。

对于人民面临的灾难，托尔斯泰是不能熟视无睹的。他写信给《莫斯科公报》的发行人，指出萨马拉省大部分居居面临的灾荒，如果得不到国家和社会的救济，其后果是令人毛骨悚然的。

托尔斯泰的这封信得到了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共鸣，他关于救济饥民的提议，也得到了广泛的响应，甚至对饥馑缄口不谈的政府也不得不采取措施，开展救济饥民的募捐签名活动。

面对俄国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和宗法制农村旧秩序的分崩离析，托尔斯泰企图从彼得一世时代寻找当代社会变化的原因。在新的长篇历史小说中，托尔斯泰想再现彼得的时代，想在其生活和心理方面具体地再现当时的人物。作家花费了许多精力去研究史料。在小说创作的准备阶段，对于小说构思的心向神往和对于实现这种构思的可能性的怀疑不断地相间出现。1873 年1 月，他在给戈洛霍瓦斯托夫的信中，清楚地说明了他对这部历史小说的创作产生怀疑的原因。“我已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当你读了大量有关那个时代的材料，而且这些材料常常是伪造的，是从欧洲庸俗的、英雄造时势的观点出发的，那么你会对这种伪造感到愤慨，并且当你希望冲破这个谎言的魔术圈时，你会失去所需的平静和专注。”

就这样，与当年《十二月党人》被《战争与和平》所“排挤”的情况相类似，写彼得时代的历史小说也让位于写现代生活的小说了。

早在 1870 年 2 月，托尔斯泰就兴臻勃勃地对妻子说，他构思好了一个堕落的贵妇人的故事，他要把她写成可怜而无罪的人。这是作家最初关于《安娜·卡列尼娜》的构思。三年之后，作家才开始写这部小说。最初，小说带有浓厚的私生活色彩，题材是“一个不贞的妻子以及由此发生的全部悲剧”，小说的题目拟定为《轻佻的女人》。一开始，托尔斯泰笔走龙蛇地写得十分顺手，一个月左右便写成了初稿。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到了这部小说的创作情况，字里行间洋溢着满心的喜悦：“如果上帝赐福给我，再过两个礼拜，我就会写完它。”可是，写完这部小说不是两个礼拜，而是整整五年。

《安娜·卡列尼娜》的初稿与定稿中的创作构思及人物性格描写是大相径庭的。初稿中只有一条情节线索，小说的主人公是斯塔夫罗维奇夫妇和青

年军官巴拉绍夫。造成家庭不幸的是达吉雅娜，后又更名为娜娜，她被描绘成一个内心空虚，行为放荡，既不漂亮又不聪明的人。她迷恋于卑鄙的肉欲，轻率地抛弃了斯塔夫罗维奇，嫁给了巴拉绍夫。她一心只追求享乐，对新建立的家庭没有真正的感情。被妻子所抛弃的丈夫——上了年纪的斯塔夫罗维奇被写成一个有高尚灵魂的人，他不但有宽恕达吉雅娜的胸怀，而且还一直希望能为她指出一条得救之路。但是他的规劝毫无作用，内心空虚的达吉雅娜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基于写“不贞的妻子”这个构思，托尔斯泰选取了领近庄园的一个放荡女人安娜·斯捷潘潘诺娃作为女主人公的原型。她是地方比比科夫的管家，又是他的情妇。后来，比比科夫垂涎于他家年轻的法国家庭教师，并向女教师求婚。安娜·斯捷潘诺娃悲愤交加，凄然出走，在一个小火车站上卧轨自杀。托尔斯泰曾经目睹了她身首异处，血肉模糊的尸体，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两年后，这个情欲的牺牲品便作了小说中安娜形象最初的原型。

在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的俄罗斯文学中，家庭关系问题、妇女解放问题占有很大比例，这是十分自然的。托尔斯泰创作《安娜·卡列尼娜》的七十年代，正是俄国社会发生急剧变革的时代。经过 1861 年农奴制改革以后，俄国资本主义蓬勃发展起来了，贵族地主阶级在资产阶级进逼下趋于没落，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复杂。托尔斯泰是个关心社会问题的作家，他要反映这个矛盾重重、急剧变化的时代生活，要对种种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试图为自己的阶级寻找一条精神和道德的复苏之路。

这样，他对那部描写“不贞的妻子”的私生活小说就越来越不满意了。他果断地毁弃了已经印好的几个印张，否定了原来的构思，对小说的初稿进行了脱胎换骨的修改。他呕心沥血，历时五载，数易其稿，把一部描写私生活小说改变成了一部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强烈的批判性、高度的艺术性的小说。

定稿后的《安娜·卡列尼娜》旨在从家庭生活的角度反映广阔的社会现实，笔锋以批判个人转向批判社会。同时为了更广泛地反映生活、表达思想，又增加了列文和吉蒂这个贵族家庭的情节线索，小说由围绕女主人公安娜发展的单一情节线索，变成了两条平行发展又互相对照的情节线索，形成了双峰对峙、两河兑流的格局，从而加强了作品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度和广度。

安娜这条情节线索原有的私生活色彩明显地抹淡了。安娜与原稿中轻佻粗俗的达吉雅娜、娜娜很少共同之处，作家选取他最崇拜的诗人普希金之女普希金娜作了她的原型，她成了一个有惊人的美貌、丰富的内心世界的贵族妇女。

托尔斯泰和普希金娜只见过一面，那是 1860 年在图拉城的一次舞会上，当时普希金娜二址八岁，她那使人为之侧目的美貌和超凡脱俗的气韵给托尔斯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那双灰色的带有淡淡哀愁的，在黑色的修眉和长长的睫毛下像一泓秋水，清澈而深沉。托尔斯泰把这个生活中摄来的原型完整地保留在他的记忆里，十三年后用她作原型塑造了安娜·卡列尼娜这个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

绰约高雅的普希金娜变成了安娜的原型，但依然隐约地保留着斯捷潘诺娃的影子，作家让他的主人公袭用了她的名字，并安排了与她相同的归宿。作品的故事情节主要是围绕两个家庭的生活而展开的。一条线索是写贵

族青年列文和吉蒂小姐相恋结婚，他们的家庭生活和谐、平静而幸福。另一

条线索是写年轻美貌、天真烂漫的贵族小姐安娜，由姑母作主嫁给比她大二十岁的卡列宁。卡列宁是个热衷功名利禄、冷酷虚伪的贵族官僚，对自己的妻子冷漠无情。安娜和他生活了八年，没有爱情，也没有幸福。贵族青年渥伦斯基对她的追求，使她沉睡多年的爱情苏醒过来了。她不顾社会舆论的指责，冲破封建道德的重重束缚，大胆地追求个人的爱情幸福，抛弃了自己的家庭和渥伦斯基结合，一起到国外去，到渥伦斯基的庄园里去享受爱情的幸福。但是，这个冷酷无情的社会却要破坏她地幸福，践踏她的纯洁的情感，剥夺了她的儿子，诽谤她的名誉。她要离婚，卡列宁不同意，她要爱情，渥伦斯基后来也迷恋功名，对她冷淡疏远。她得不到爱情，痛苦绝望，最后便卧轨自杀了。

打开这部巨著的第一页，扑入读者眼帘的第一句话就是：“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隐含着作为贵族阶级优秀代表的托尔斯泰对于本阶级的多么深沉的惋惜之情。行将在书中出现的一个个的贵族家庭，虽然表面上还是那么荣华富贵，但是他们所属的那个阶级却正陷入灾难之中，危机正在向他们步步逼近。新兴的资产阶级正在崛起，动摇着贵族地主阶级的经济地位，猛烈冲击着代表贵族地主阶级利益的沙皇专帛缺席和封建伦理道德规范，贵族地主阶级的整个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在不可挽回地倒塌下去。

所以书中接下去的第二句话便是：“奥布浪斯家里，一切都混乱了。” 这“不幸”，这“混乱”，暗示出了全书的基调，也是进代的基调，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社会生活动荡不安，“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的时代特点的反映。作为贵族地主阶级中有思考能力的代表人物托尔斯泰，敏感地预感到了本阶级的危机，痛心疾首，惊恐不安。于是作品中流露出一种不幸、混乱、紧张和惶恐不安的基调。

主人公安娜一出场，就在火车站遇到一个铁路工人被火车辗死的不幸场面，人们惊慌失措，这不祥之兆，安娜也下意识地引起一种对将来生活的可怕后果的预感。果然，安娜由爱情的觉醒到痛苦的幻灭，最后绝望而卧轨自杀。渥伦斯基因失去安娜，良心受责，自杀未遂，终于投军而去，但愿沙场求得一死；列文苦苦寻求心灵的平静，也一度濒于自杀的边缘；吉蒂一开始就因失恋而大病一场，差点儿香消玉碎；奥布浪斯基虽然上在醉生梦死之中，他妻子达丽亚却因丈夫有外遇而痛不欲生，憔悴不堪。总之，在这部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中，人人都卷进了那种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之中，而处在漩涡中心的是主人公安娜。

安娜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是不幸的。八年前，十六岁的名门闺秀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由抚养她长大的姑母作主，在“没有爱情，也不知道爱情是什么”的情况下，嫁给了一个比自己大二十岁的显贵卡列宁。这是一桩典型的以门第、金钱和地位作为衡量标准的封建买卖婚姻，安娜的姑母是因“家世的利益”，卡列宁则是为了保住在官场的名声，尚未涉世的安娜便作了贵族和达官之间交易的牺牲品。

安娜和卡列宁实在是一对不协调的夫妻。安娜美貌惊人，风姿绰约，娴雅大方，楚楚动人，令人感到她“仿佛生活在一个复杂多端，诗意葱茏，使人望尘莫及的世界。”在莫斯科上令人难忘的舞会上，被安娜夺走了情人的吉蒂虽有满怀的怨恨和妒意，也折服于安娜惊世骇俗的美貌和风度。诚然，阶级的影响，在这个贵族少妇身上也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她并没有、也

不可能“出污泥而不染”，贵族上流社会的富贵荣华生活所熏陶出来的贵妇人的生活情调和偏见，不时地在她身上表现出来。但是她却是一个心地纯洁、聪慧而富有洞察力的女性，对周围的世界有着敏锐的分析能力和理解能力。而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精神传统，又赋予她一种俄罗斯妇女的灵魂之美，纯洁、真挚、热情和富有同情心。

卡列宁长着一对特别刺眼的招风耳，带着刻板冷漠的神情。他的“不风雅的外貌”与安娜充满热情、活力的美形成了一种啼笑皆非的反差。他一出校门便托身官场，在那里凝聚着他皆生的追求，包含着他全部的生活内容。对功名的贪婪，使他变成了一架缺乏人的正常感情的官僚机器。夫妻之情，亲子之爱，这些人之常情在他的内心世界中都被排斥得干干净净。爱情，对卡列宁来说是人的一种幼稚可笑的情感，每次提到爱情，他都用一种讥笑嘲讽的语气。他娶安娜不是因为爱，只是把她当作一种装点门面的必要的摆设。他把他和安娜的关系仅仅当做由法律维系的夫妻关系，他不懂得联系夫妻关系的纽带更重要的是爱情，更不懂得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

安娜初嫁卡列宁时还只是个情窦初开，尚未成年的少女，但是花蕾终究会变成花朵，出嫁时她不懂得爱情并不妨碍她日后对爱情生活的追求。当她成熟了，内心强烈地呼唤着爱情，旺盛的生命需要抚爱的时候，她才明白了那桩婚姻给她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在和卡列宁共同生活的八年中，安娜痛苦地认识到丈夫是一个虚伪透顶、冷酷无情、只知道追求功名利禄而对自己妻子漠不关心的伪君子。他“在谎言中舒卷自如，悠然自得，就像鱼在水里一样。”“想得到功名，想升官，这就是他灵魂里所有的东西，至于高尚理想，对文化，对宗教的爱好，这些都不过是为了升官的许多叩门砖罢了。”“爱是什么，他连知道不知道呢。”

在卡列宁那儿，安娜不可能得到她渴望的爱情幸福。八年的夫妻生活带给她的是越来越难以忍受的精神痛苦。可是，卡列宁不但不理解安娜内心的渴求，反而用他的冷漠和无情的嘲讽来刺伤她，加重她的痛苦，同样也加深了他们之间的鸿沟。尽管如此，没有爱情的家庭生活并没有驱散那萦绕在心头的爱的激情，她企图用炽热的情感去唤醒卡列宁那颗冷漠的心。但她的一切努力犹如用火去点燃冰一样毫无结果。终于，她的心破碎了，她悲愤地诉说道：“八年来他是怎样摧残我的生命，摧残了活在我身上一切有生命力的东西。他甚至一次都没有想过，我是需要爱情的活的女人。”

因此，安娜对于卡列宁的厌恶和憎恨，便是很自然的了。八年来，她不得不抑住自己内心的痛苦，而把爱转向她的儿子谢辽沙。安娜对儿子的爱不同于一般的母爱，除了母爱之外还包含着她爱情变相的、曲折的寄托。安娜从儿子那里得到了回报，儿子的爱是她在不幸的家庭生活中唯一的精神支柱，是她感情上的唯一安慰。为此，她把儿子视为她的命根子。

但是，安娜同丈夫在感情上、素质上、思想上的矛盾如此之大，以至于母爱也不能代替她对于美好的生活和爱情的渴望、追求，她内心的追求因长久的压抑而变得越来越强烈，化为一隈隈不可遏止的激情波澜，时时拍击着她的心房。她对哥哥奥布浪在说过她对自己丈夫的看法：“我不能和他一道生活。你要明白，看见他我就发生一种生理上的反感，这个使得我神经错乱。我不能够，我不能够和他一起生活。”

可见，安娜和卡列宁的貌合神离的家庭生活必然要走向破裂，这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果然，和青年贵族渥伦斯基的相遇，成了安娜生命的转折点。安娜为了解决哥哥嫂嫂的纠纷，乘火车从彼得堡来到了莫斯科。

安娜同场的那一幕是托尔斯泰的精心杰作，是古典文学中少有的一幅鲜明生动的肖像画。作家让我们通过渥伦斯基的看到：

“⋯⋯当他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她也掉过头来了。她那双在浓密的睫毛下面显得阴暗了的闪耀着的灰色眼睛亲切而注意地盯在他的脸上，好像她在辨认他一样，随后又立刻转向走过的人群，象是在寻找什么人似的。在那短短的一瞥中，渥伦斯基已经注意到了有一股被压抑的生气在她的脸上流露，在她那亮晶晶的眼睛和把她的嘴唇弄弯曲了的隐约的微笑中间掠过，仿佛有一种过剩的生命力洋溢在她的全身心，违背她的意志，时而在她的眼睛的闪光里，时而在她的微笑中显现出来。”

在这段描写中，与其说作家在描绘安娜的外表，不如说是在揭示她的内心世界，这就是那如此吸引渥伦斯基注意的，透过她的微笑和眼神流露出来的对感情生活的欲求。这是安娜性格中最核心的东西，是她与渥伦斯基爱情之所由来，也是她的悲剧产生的内在根源。

这个片断中双方的回眸而视颇为耐人寻昧。渥伦斯基“感到非要看也一眼不可”是因为他被安娜的美貌、风度和奇异的神态所吸引，安娜“也掉过头来”却有更隐秘的心理原因。以前，她把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爱压抑在心中，用幻想的方式为这种埋苦恼在心底的爱寻找着寄托者。这个“寄托者” 是她心中模糊不清的、变幻不定的意象。当英俊潇洒的渥伦斯基出现在她面前时，她豁然开朗了，她为自己不能实现的爱所幻求的正是渥伦斯基这样的人。一种不可违抗的力量使她掉过头来，去“辨认他。”四目相对的一刹那，双方都引起了一种情感的激荡，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心理，不由自主地决定了一种神奇的选择。因此，与其说是渥伦斯基唤醒了安娜埋苦恼在心头的情感，不如说是安娜备受压抑的情感驱使她不自觉地用自己的魅力去挑动了渥伦斯基对她的追求。

安娜有追求爱情幸福的强烈愿望，但作为贵妇人，她深知自己无力对抗维系她和卡列宁婚姻的法律、道德和强大的社会舆论，她明白她要冲破这一切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其结果必将是毁灭性的灾难，同时，她也认为自己的愿望本身就是一种有罪的欲念。这就是她最初预感的思想基础。强烈的恐惧感使她用理智筑成了一道堤防，挡住心中情感的奔涌。但是自从见到了渥伦斯基以后，她的内心世界变成了波涛汹涌的海洋，她那脆弱的防波堤无力挡住膑激浪，随时都有被冲决的可能。

华丽的舞厅灯火辉煌，莫斯科上流社会社交界的精华纷纷莅临。开始，安娜对渥伦斯基邀请她对舞视而不见，努力控制住自己感情的萌动。但她的理智作了这一短暂、无力的反抗以后，立即被激情的洪流吞没了。

安娜和渥伦斯基对舞了，她大胆地用她那动人的眼睛，含着柔情蜜意的微笑和渥伦斯基交流着内心翻卷着的、火一样的激情。她平生第一次品尝了爱的幸福，如饮醇醪般陶醉。此时此刻，她身上产生了一股不顾一切，无所畏惧地吮吸爱的甘露的勇气。

随着舞会上涌起的激情的潮汐退去，安娜心中产生了一种过失感，她觉得自己做错了事，不能再在莫斯科呆下去了，因此突然改变了计划，提前离开莫斯科，回到彼得堡丈夫和孩子那里去。她匆匆离开莫斯科还有更隐秘的原因，她懂得，在莫斯科她是无力抗拒渥伦斯基的追求的，如不及早脱身，

她的生活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驰往彼得堡的列车上，安娜强制自己用对家庭的思念来抵消她离开渥伦斯基后的惆怅，这又是一次理智对激情的遏制。但是感情的闸门一旦打开，便不能关闭。渥伦斯基舞会上那张多情的面孔萦绕在她的脑际久久不能离去，把她的心搅得越来越乱。

正在这时，她在小站上遇到了跟踪而来的渥伦斯基。渥伦斯基对她五月白：他爱她，离不开她。这正是安娜内心潜苦恼着的希望。两颗充满激情的心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如果说莫斯科车站两人的邂逅引起了安娜内心深藏着的感情的萌动，莫斯科舞会上是安娜追求爱的大胆尝试，那么小站的相逢，就预示了安娜和渥伦斯基结合的必然性。从这时开始，安娜的日后道路便由他们内心的一种强大力量替她安排定了。

安娜带着渥伦斯基的影子回到了彼得堡，从此，原来平静的生活“乱了”，旧有的一切在安娜的心目中与渥伦斯基对照起来，都显得暗淡无光。她再不能忍受窒息了她八年年轻生命的家庭生活，卡列宁那一对她见惯了的招风耳使她感到特别刺眼，他那虚伪的、尖细的声音更使她觉得恶心，就连安娜视为命根子的儿子谢辽沙也开始在她的心目中“唤起了一种近似幻灭的感觉”。对于新生活的向往，在安娜的心中变得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明朗。

在培脱西公爵夫人家的一角，安娜心中的防线彻底崩溃了。她想要渥伦斯基离开她，回到吉蒂小姐的身边去。但是此时理智的声音已十分微弱，心中奔涌的激情形诸于色，脸上焕发出使渥伦斯基神迷意荡的精神美。这分明是向渥伦斯基照示：她爱他。很快，两颗恋人的心紧紧地跳在一起。她说： “时候来到了，我知道不能再欺骗自己，我是活人，罪不在我，上帝生就我这样一个人，我要爱情，我要生活。”

然而，一个已婚的女性，难道可以背叛自己的丈夫而追求另外的爱情吗？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俄国，封建统治仍占优势，教会虽然准许离婚，

实际仍以其苛刻的条件（如必须一方下落不明）等于不准离婚，同时离婚妇女不得再结婚。腐朽透顶的俄国贵族上流社会在神圣的婚姻外表下容忍男子“毫不忸怩地耽溺于一切情欲”，也容许妇女苟且偷情，只要维持表面的体统就行。但对于一个生性诚实的已婚妇女来说，即使她由于正当理由爱上另一个男人，如果她希望公开自己的爱情，获得幸福的生活，那却是大逆不道的。

彼得堡上流社会当时有三个主要的社交团体，一个是卡列宁之流的官僚机器们组成的团体；另一个是以莉姬娅·伊凡诺夫娜伯爵夫人为首的团体，这个团体的成员是一些年老色衰的妇人和自命不凡的男子；第三个团体是彼得堡真正的社交界，由一群如同娼妓的年轻美貌的贵妇人组成，培脱西·特维斯卡雅夫人是其中最活跃的人物。这三个集团的贵族男女大都有着风流艳史，他们在上流社会的保护伞下肆无忌惮地干过或者正在干着卑鄙的勾当。莉姬娅是个十足的荡妇，婚后两个月，她便开始有了各色各样的情人，而培脱西则是“天下最堕落的女人”，为了和情夫寻欢作乐，她“用最卑鄙的手段欺骗自己的丈夫”。

安娜按照自己的内心要求，公开追求爱情的自由，不同于贵族上流社会莉姬娅、培脱西之流对物欲和肉欲的追求。更何况安娜和卡列宁的矛盾冲突并不是一般的家庭纠纷，也不仅是一般的感情不合，而是具有深刻的社会内

容。一方是摧残人、摧残人的健康感情的封建势力的代表，一方是反摧残、反封建压迫的叛逆者。安娜这种大胆地追求爱情的行动，是一个正直妇女对于贵族上流社会的背叛，对于传统封建伦理道德的否定，对于束缚人的健康感情的封建恶势力的勇敢挑战。

此时，摆在安娜面前的有两条路：或是向虚伪投降，与堕落的上流社会同流合污；或是视一切陈规旧俗，公开大胆地去爱，不惜为之作出任何牺牲。而在安娜的性格中，有着太多的诚实与坦白，她心地善良，表里如一，她完全不会掩饰自己的感情，这是一个只知道顺从自己的感情，而不知道顺应世情的女性。赛马场上露出真情以后，安娜毫不掩饰地对卡列宁宣称：“我爱他（渥伦斯基），我是他的情妇，我忍受不了你，我害怕你，我憎恶你⋯⋯”

安娜有着崇高的人格尊严，她不能象达丽亚那样对丈夫委曲求全，也不愿效法培脱西之流形同娼妓，更不能接受卡列宁的条件，维持外表的体面来保全他的名誉，而背地里去干偷情的勾当。她把自己与渥伦斯基的结合视为崇高的爱情而不是情欲的苟合，认为偷偷摸摸只能玷污爱情，正大光明地追求爱情是她的权利。

贵族上流社会，特别是以莉姬娅为代表的假道学群，对安娜特别痛恨的正是她的坦白与自尊。彼得堡贵妇人缪基公爵夫人无意间的一句话点出了个中奥妙，她说：“她做的是所有的人⋯⋯都偷偷摸摸干过的，而她却不愿意欺骗。”

“不愿意欺骗”是安娜的罪名，是上流社会迫害她的重要原因。在贵族上流社会里，欺骗是协调各种人际关系的必要手段，同僚、上下级、朋友、夫妻，诸种关系都是靠这种手段得以保持稳定平衡，上流社会的男男女女也是靠着这个法宝一边肆无忌惮地发泄私欲，一边又保持着自己的体面。安娜鄙夷欺骗，大胆地公开了爱情，这就使她变成了谬种。而上流社会决不会允许谬种流传，必欲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安。

于是，上流社会驱逐了安娜，那些早就对安娜的名声忌妒得心里发痛的贵妇人，把手中早已准备好了的泥块向安娜恶狠狠地掷去。培脱西夫人曾经为促成安娜和渥伦斯基的爱情穿针引线，表现出十二分的热情。安娜众叛亲离以后，她的态度也为之骤变。安娜从国外归来，在彼得堡逗留期间，她是唯一去看安娜的贵妇人，但她不是去雪中送炭，而是去向安娜流血的心上撒一把盐。心怀叵测的莉姬娅为了解除她“心爱的朋友”卡列宁的痛苦，带着“上帝赐与她的爱”，接管了安娜出走后的家庭，操纵卡列宁拒绝安娜提出的离婚要求，使安娜永远失去了儿子，永远地失去了合法的地位。

渥伦斯基的母亲是个老交际花，年轻时曾有过几起轰动彼得堡上流社会的风流韵事，她对渥伦斯基和安娜的关系从赞许到愤恨，因为觉察到“这并不是她所赞许的那种美艳的社交界的风流韵事，而是维特式的不顾一切的热情”。渥伦斯基那行为放荡的哥哥也因为“这恋爱事件是那些要去奉承的人所不喜欢的”，所以反对渥伦斯基与安娜的结合。渥伦斯基的嫂嫂可以在家里接待千百个堕落的贵妇人，却断然拒绝接待安娜，也是因为安娜的爱情追求违背了上流社会的准则。渥伦斯基深有触地说：“假如这是普通的、庸俗的社交场合里的风流他们就不会干涉我了。”

在上流社会步步紧逼的迫害下，安娜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她具有对儿子的真挚的母爱，但是在那个社会里，如果和丈夫公开决裂，她就得舍弃她心爱的儿子。她痛苦地说：“他（卡列宁）要夺取我的儿子，大概按照他们愚

蠢的法律，这是可能的。”果然，冷酷的社会缺席和法律决定了安娜的爱情和母爱不得兼有，她不得不在舍弃儿子的情况下与渥伦斯基一起生活，亲生的母亲被迫偷偷地去与儿子见面。

在失去儿子以后，安娜生活中剩下的唯一内容就只有渥伦斯基的爱情了。

渥伦斯基伯爵是在禁卫军里受的教育，一离开学校他就加入到有钱的彼得堡军人的一伙，过着奢侈放荡的生活。这样的生活环境自然地形成了他对生活的理解，形成了他的思想和生活习惯。用奥布浪斯基的话说他“是彼得堡的花花公子的一个最好的标本”，“非常的有钱、漂亮，有显贵的亲戚，自己是个皇帝的侍从武官，而且是一个十分友爱、和蔼的男子”。由于当时俄国上流社会的腐化风气——当丈夫的总是处在被欺骗的地位，所以他“不喜欢家庭生活，特别是丈夫这个角色”，觉得这是一种“无缘的、讨厌的、尤其是可笑的东西。”他从彼得堡来到莫斯科，极力向年青的公爵小姐吉蒂献殷勤，赢得了吉蒂的爱，可是他根本没有考虑与吉蒂结婚，只是为了享受一下纯洁少女的爱，陶醉于虚荣心的满足。

尽管渥伦斯基染上了贵族青年军官的所有恶习，但他还有一些好的使他高出一般花花的品质。这些品质在他追求安娜和后来他们的爱情生活中突出地表现出来。恰恰是这些好的品质，才被有着惊人洞察力的安娜当作爱上他的重要依据。在他与安娜的相互吸引中，首先自然是安娜迷人的仪表使他倾倒，一种征服安娜的强烈愿望在驱使着他，当他接触到安娜的心灵，就被安娜坦率、真诚、高尚、纯洁的内在美所摄服，他的灵魂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陶冶和净化。他对安娜的爱不再是上流社会社交场合中逢场作戏了，他开始地对待这场恋爱了。他对于自己和安娜所处的环境很苦恼，希望把他们的关系明朗化，甚至幻想通过决斗（用他的生命）方式来解决这一切。然而卡列宁的胆小怕死和安于虚伪生活的做法打破了他的幻想。

在与安娜的热恋中，渥伦斯基对安娜的感情是深厚的、专一的。自从爱上安娜以后，他从未象以前那样接触别的女人，他对安娜是忠诚的。但在他的生活中存在着另一个“几乎是主要的，纵然隐蔽到除了他自己再没有人知道”的生活兴味——强烈的“功名心”。他因为自己的过错没能及早升迁，他对自己的行为很后悔。但他把它藏起来，故意装出他对“功名”不感兴趣的样子。和安娜的恋爱“暂时间镇住了咬啮着他的那功名心的蠕虫”。然而当他听说幼年时代的朋友连升了两级，这使那“功名心的蠕虫”又以新的力量觉醒了，它的力量是那么大，那么强烈，“现在这种热情竟和他的爱情对垒交锋了”。他想两全其美：既有爱情，又想留在军队中等待时机，他很明白，“象他这样的男子，飞黄腾达起来是很快的”。然而他却没做到这一点。他的朋友告诫他：“女人是男子的前程上的一个大障碍。”但现在他可顾不得想这么多了，对于安娜的爱情，他感到非常幸福。他正体味着这种幸福。为了这种幸福，他不顾亲友的暗示、威胁、劝诱，也拒绝了升迁一个富有魅力的军职，以至付出血的代价（开枪自杀）。为了能够过自由的爱情生活，他和安娜一起离开了彼得堡。渥伦斯基的爱情生活，超出了他给自己规定的原则范围，把他抛出了原来的生活轨道，使他摆脱了放荡的生活。在陪一位外国亲王的时候，他看到了自己过去生活的不道德，从亲王身上看到了他自己。他在谴责亲王的同时，也在谴责他自己的道德规范和生活方式。他明白自己这个阶层的生活腐化、极端缺乏道德，然而他又不能离开他的贵族社会

的生活。

当他们到国外定居时，“安娜在她获得自由和迅速恢复健康的初期，感觉得自己是无可饶恕地幸福”。而渥伦斯基，“虽然他渴望了那么久的事情已经如愿以偿，却并不十分幸福。他不久就感觉到他的愿望的实现所给予他的，不过是他所期望的幸福的山上的一颗小沙粒罢了。”他很快就感觉出“有一种百无聊赖的心情正在他心里滋长”。这是因为在他对安娜的爱情中搀杂着虚荣心的成分，一旦虚荣得到了满足，他的幸福感、他的爱情也就减弱了。这种“百无聊赖”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这种爱情使他失出了上层社会的社交生活，因此从前被社交占去的时间，现在就无处消磨了。这时，“正如饿慌了的动物遇到什么就抓什么，希望从那里面觅到食物一样，渥伦斯基也完全无意识地时而抓住政治，时而抓住新书，时而抓住绘画”。然而任何一种工作都不能使他坚持始终，结果使他们的生活显得枯燥无味了。他们都觉得应该改变一下他们的生活，于是又回到了俄国。

渥伦斯基和安娜回到了彼得堡，“社交界的门对他开放，而对安娜永远关闭”，这使渥伦斯基感到“那么难堪的不快和屈辱”，更使他痛苦的“是他看到安娜心中总有一种他所不能理解的新的情绪”，一种喜怒无常、不可捉摸的情绪。这种情绪正是由于安娜所处的屈辱的社会地位、社会舆论的重压和爱子同在一座城市却无法见面的痛苦等造成的。渥伦斯基也感觉到了安娜背负着社会舆论的重压，她为了他而抛弃了自己的名誉和社会地位，因此他竭力让安娜感到惬意、幸福。但他对安娜失去爱子的痛苦却不能理解，他无法理解。这自然引起了安娜的怨恨。

安娜感到屈辱、绝望，出于对社会舆论的愤慨，她不顾渥伦斯基的劝阻，公开出入剧院，借剧场包厢的一角向上流社会宣布她爱的权利。结果引起轩然大波，四面八方向她射来鄙夷、仇视的冷眼，将她置于带枷示众般的耻辱之中。

渥伦斯基过去虽然嘲笑婚姻、嘲笑家庭生活，然而自从他和安娜结合以后，他已不再坚持过去的看法了。当他们受到社交界的冷遇后，他们住到了渥伦斯基在乡下的田庄。这时的渥伦斯基是十分重视家庭关系的，他竭力想把自己与安娜的关系以合法的婚姻形式确定下来。他对前去看望安娜的达丽亚说：“按照法律我的女儿不是我的，却是卡列宁的。我憎恨这种虚伪。” 他想到他们以后也许还会有儿子，然而在法律上却仍然是卡列宁的，他的儿子既不能继承他的姓氏，也不能继承他的家产，这使他感到痛苦。他认为他们能否结婚取决于安娜，而安娜这时由于这一切都绝望，尤其是想到离婚会使她失去爱子，不愿谈起此事。后来当安娜真的要离婚时却遭到了卡列宁的拒绝，这使渥伦斯基十分苦恼。

由于安娜把自己失去一切换来的爱情视为生活的唯一内容，因此，她对渥伦斯基的爱恋变得更加强烈，更加深沉。不确定的关系使她时时担心被抛弃，也就越来越多疑，怀疑渥伦斯基爱上了别的女人，“我的爱情愈来愈强烈，愈来愈自私，而他却愈来愈衰退，这就是使我们分离的原因。”

渥伦斯基本来就是个功名心很强的人，由于建立军功已不可能，他便把功名心转移到农业工艺上，也想借此摆脱爱情的束缚。他说：“我可以为她牺牲一切，但决不放弃我作为男子汉大丈夫的独立、自主。”他按照英国的经营方式修建起自己的庄园，管理着庄园；参加当地贵族地主的政治活动，出席省里的贵族选举等活动。

安娜把爱情当做生活的唯一内容，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她的社会地位、生活经历决定了她在思想感情、道德观念等方面和迫害她的上层贵族社会保持着联系。她没有，也不可能把自己的命运同社会的先进力量结合起来，只能单枪匹马地孤军奋战。因此她不可能承受住整个上流社会从法律、宗教、传统道德观念到社会舆论等各方面对她的沉重压力。上流社会的虚伪之网不是一时的，也不是她个人所能冲破的。社会环境步步紧逼剥夺了安娜借以生存的一切，又迫使渥伦斯基节节败退。他们反抗上流社会的虽然只是阻碍他们自由相爱的那部分虚伪道德，但也不能得到它们的宽恕。来自上流社会的重压夺去了安娜唯一的、也是最后的精神支柱——渥伦斯基的爱情。于是，安娜卧轨自杀了。

安娜直到死，也始终没有向这个罪恶的社会屈服。她没有悔罪，所有的只是反抗。虽然自杀不是反抗压迫的最好的手段，但是，正如杜布罗留波夫论及卡杰琳娜（亚·奥斯特洛夫斯基所作悲剧《大雷雨》中的女主角）的死所说的：“这样的解放是悲哀的、痛苦的，但是既然没有别的出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还算好，究竟在一个可怜的女子身上发现了要走这可怕出路的决心。”安娜也是这样“一个可怜的女子”，但安娜又是一个勇猛得多，激烈得多的叛逆者。在她对于爱情的追求中，孕育着一种觉醒了的、要求个性解放、争取自由、争取人权的社会意识，一种朦胧的民主主义因素。这与当时欧洲先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吹响个性解放的号角，追求人的价值、人的尊严，把高尚的爱情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的先进思想是合拍的，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

托尔斯泰的伟大和高明之处，在于他所描写的不是陈腐旧套的庸俗爱情故事，也不是孤立地去描写爱情悲剧；而是以安娜的爱情悲剧为中心，描写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的史诗式的、广阔的画面。安娜这个形象，概括了深广的历史内容，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历史面貌、民族心理和阶级情绪，带有浓厚的时代气氛。

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命名保留了托尔斯泰最初对小说构思的痕迹。但是托尔斯泰在后来的创作中扩大了构思，在第五稿中展开了列文这个“比任何人都更俄罗斯化”的人物描写，从而使小说大大超出了一般家庭与道德问题描写的模式，成为一部广泛反映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社会生活的史诗般的巨著。

列文是一个拥有三千亩土地、有着浓厚的宗法制色彩的庄园贵族地主，虽然已经三十二岁了，却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社会地位，也没有担任什么官职。他与农村美好的大自然风光和乡村恬静而充满活力的生活有着一种心灵的契合。土地、农事、打猎⋯⋯这一切寄托着他生活的全部情趣。他爱农村的大自然，也爱在那里劳动和憩息的人们。“他对于农民抱着尊敬和近乎血缘一般的感情——如他自己所说，那种感情多半是他吸那农家出身的乳母的乳汁吸进去的。”以至于“他把自己看成农民的一分子，没有看出自己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别的长处和缺点，因此不能把自己和他们对照起来看。”从这方面看，列文是地主阶级中的一只白乌鸦。

列文的这种情趣决定了他具有不同于一般贵族、特别是不同于城市上流社会的生活理想。他“从心底里鄙视都市的生活方式”，认为莫斯科是荒淫无耻的巴比伦。他说过，他宁愿做野蛮人也不愿在享乐腐化中消磨光阴。他跟着哥哥谢尔盖参加卡升省的议会选举，对各党派勾心斗角、争权夺利非常

反感。他在彼得堡看到政府借援助保加利亚民族独立做幌子，煽动人们参加志愿军去屠杀土耳其人，感到非常痛心。

列文用情专一，洁身自好，迥异于贵族上流社会的男男女女。轻浮放荡的奥布浪斯基对他提起自己家庭纠纷时说：“假定你结了婚，你爱你的妻子，但是又被另外一个女子迷住⋯⋯”列文打断他的话说：“对不起，我完全不能了解怎么可以这样⋯⋯正像我不能了解我怎么可以用过餐以后马上又到面包店里去偷面包卷。”列文对吉蒂的爱情十分专一，夫妇真诚相爱，感情融洽。

列文是一个同情农民的地主，农民称呼他为“朴实的老爷”。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给农村带来了混乱，“农业的整个生产水平降低了，土地荒芜了，到处生长了土艾”。农民贫困的现状，列文不能熟视无睹，更不能对他和农民在经济收入上的悬殊现象心安理得。他从心里承认这是不公平的现象，而且意识到收入的不公平是造成农民贫困，农村凋敝、农民和地主严重对立的原因。怎么办呢？列文不会选择西方的道路，他对资本主义深恶痛绝，铁路、银行这些资本主义新兴事业在他看来毫无用场，不过是投机家们牟取不义之财的手段，而且“这一切都损害农业”。他赴欧洲考察一个月，其意在“搜集确凿的证据，证明那里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必要的”。他也不希望恢复农奴制，用皮鞭去维护农奴主的利益。他调查于乡间，求索于书籍，终日冥思苦想，力图找出既能保住贵族地主利益，又能改变农民贫困状况的两全之策。于是他把自己的庄园作为一个实验场，通过自己的农事改革寻找一条解决农村问题的途径。

列文主张在保留土地占有制的前提下，地主和农民“同样以股东资格参加农业经营”，“把收成对半分”。他把这种作法称为“不流血的革命”。依他看来，利益的一致会调和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地主可以在不消耗土地的情况下获得以前收入的两三倍，农民的收入也会增加，借此可以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他幻想着“不流血的革命”能够给俄国开创无限美好的前景：“先从我们这一县的小范围开始，然后是一省、是俄国，是全世界。”

但是实践证明他的计划行不通，农民并不信任他，用这样的计划并不能使农民的处境得到改善，“农民绝对不相信地主的目的除了要想尽量榨取他们以外还会有别的什么”，况且广大地主根本也不愿意实行这种不流血的革命。列文想依靠地主和农民的“合作”来抵御资本主义的幻想，被无情的现实化作了泡影。

列文改革农事的尝试失败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的“改革”是违反历史发展规律的，他以庄园贵族的利益为出发点，在以不损害土地私有制的前提下调和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这种努力只能是毫无价值的。宗法制农村经济制度必然会被资本主义的巨轮碾得粉碎，列文的改革失败预示了贵族阶级不可挽回的厄运。

列文农事改革的失败使他感到悲观失望，进而转到对人生之谜的探索之中。他考虑得最多的生与死的意义。小说有整整一章描写他哥哥尼古拉之死，这一章有全书的唯一标题——死。他因哥哥的死而感到死的恐惧和生的悲哀，开始了对生与死的探索。他终日被这些问题所折磨：“我到底是什么？我在哪里呢？我为什么在这里呢？”他无从解答这些问题，心里充斥着万事皆空的悲哀。面对着曾经使他心驰神往的劳动场面，他想到自己以及那些在

他面前拼命劳动的农民最终都摆脱不了被人埋葬的结果，陷入了不可自拔的悲观失望之中。恐惧地感到死神逼近，于是因怕上吊而藏起绳索，因怕自杀而藏起枪支。

吉蒂的爱情，幸福的家庭生活是他绝望中的一种安慰，但也不能完全解除他精神上的痛苦。最后在农民普拉东·福卡尼奇的“为了灵魂”、“正直地按照上帝的意旨”的生活准则中看到了人生的真谛，他的精神从痛苦的深渊中升华到了静穆和谐的境地。

列文这种顷刻间大彻大悟式的精神复活是作家人生理想和宗教观的艺术再现，是他为濒临于灭顶之灾的贵族阶级指出的一条精神和道德的复兴之路，也是当时一部分贵族知识分子内心矛盾痛苦的真实反映。

列文这个形象是托尔斯泰作品中自传性形象系列中的一个典型。作家从涉世之初到晚年的离家出走，他无时不在思索着人生的真谛，探索着俄罗斯的命运和社会的出路。这一条探索的红线贯穿着他的全部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他的创作忠实地记载了他探索的足迹。从处女作《童年》到晚年的巨著

《复活》，作品中的男主人公大多带有自传性的色彩。列文是尼古连卡（《童年》、《少年》、《青年》、聂赫留朵夫（《一个地主的早晨》）、奥列宁

（《哥萨克》）、安德烈和彼埃尔（《战争与和平》）等自传性人物的发展，又是上述人物形象到《复活》中聂赫留道夫之间的过渡。

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一生推崇托尔斯泰，写过《托尔斯泰评传》和许多评论托尔斯泰的文章。他称《战争与和平》为“我们时代最浩瀚的史诗”，认为《安娜·卡列尼娜》“更为完美，作家运用技巧更加得心应手，更富有经验，而且心灵世界对他已无奥秘可言。”

《安娜·卡列尼娜》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在结构艺术方面，是一种双峰对峙、两河竟流式的结构。小说中出现了两条平行发展的情节线索，一条描写安娜追求个性解放和爱情幸福的悲剧，一条叙述列文进行社会探索和人生追求的故事。安娜的情节盘绕在莫斯科和彼得堡的贵族上流社会，由表及里地揭示上流社会的本来面目；列文的线索蜿延伸于俄国宗法制农村，反映了俄国农村社会的真实生活。两条线索从上下两层描绘了俄国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社会风貌，完成了当时俄国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小说由“奥布浪斯基家里，一切都混乱了”开篇，由他家的混乱引出一连串的“混乱”来：安娜为了消除“混乱”从彼得堡赶到莫斯科，她和渥伦斯基一见钟情，使得拒绝了列文的吉蒂被渥伦斯基抛弃了。安娜和卡列宁缔结了八年的婚姻出现了危机。这样，小说的主要人物安娜、渥伦斯基、列文、吉蒂全部被卷入“混乱”之中。他们在“混乱”中聚首于莫斯科，很快又各自按照自己选择的道路分道扬镳。小说的两条主要情节线索一经展开便似分流的大江，安娜这条江流汪洋恣肆，奔腾激荡，处处是激浪险滩。列文的江流时而波光粼粼，平静舒缓，时而潮涨潮落，往复回环。两条大江各自流去又互相呼应，浑然一体。“平静舒缓”是“奔腾激荡”的对衬，“潮涨潮落” 是“激浪险滩”的和声。托尔斯泰在谈到这部作品的结构时说：“我为自己的建筑艺术而感到自豪——圆拱顶衔接得使人觉察不出什么地方是拱顶。而这正是我尽力以求的东西。这所建筑物的联结不是靠情节和人物之间的关系，而自有其内在的联系。”

在社会大动荡的时代里不愿意随波逐流，严肃地对待人生，按照自己的理想选择生活道路，这是安娜和列文的共同之处，也是小说中两条主要情节

线的一个内在联系点。小说中列文会见安娜那个动人的场面，是作品的画龙点睛之处。两个主人公一生中只有那么一次短暂的会面，在短短的一晤中表现出一种深刻的理解。两个卓然独立于贵族上流社会的青年男女，正是在摆脱上流社会的桎梏，寻求新的生活道路这一点上产生了强烈的心理共鸣，两条情节线索也在这一点上形成了一种内在联系。

总之，《安娜·卡列尼娜》采用不落俗套的双线平行发展的结构，是作者全景式地反映社会现实，从广阔的角度对人生的意义和社会出路进行全面思考的需要。结构上的这种创新使作品表达了博大深刻的内容，而且形式上也呈现出壮丽奇特的建筑美。

其次，表现灵魂的心理描写也是这部作品的突出特点。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称赞托尔斯泰说：“人类心灵的知识是他的才华的基本力量。”福楼拜也说托尔斯泰是“出色的心理学家”。在这部作品中，作家用心理描写的方法，环环相扣，步步推进，层层深入，合情合理地展现了安娜从彷徨迟疑而在矛盾中追求，继而在绝望中死亡的完整的心理历程，作品中每一个情节的设置，每一个场面的安排，人物的每一个行动，作家都着眼于人物心理的矛盾变化，而不注重情节的曲折离奇，场面的戏剧性和人物性格的外在冲突。可以说，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很难找到不表现人物心理变化过程的情节、场面、人物行动，甚至景物描写。作家总是准确地把握住人物思想意识的本质特征，抓住各种矛盾对立的心理因素，从剖析人物在各种场合的心理细节入手，再现人物心理过程的真实。正如作家在日记中所写道的：“艺术的目的在于揭示、讲述用普通语言不能表达的，人的心灵的真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