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史诗《战争与和平》

《战争与和平》是托尔斯泰从 1863 年开始创作至 1869 年完成的一部史诗体长篇小说，是俄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卷帙浩繁的长篇巨著。

它以 1812 年俄罗斯人民抵抗拿破仑侵略的卫国战争为中心，通过对包尔

康斯基、罗斯托夫、别祖霍夫和库拉金四大贵族家庭的描写，反映了从 1805

年俄国在奥斯特里茨战役的溃败，到 1825 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前夕这段历史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小说把“战争”与“和平”，即“前线”与“后方”交织在一起，从而展现了广阔的俄国社会生活画面。

在这部一百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巨著中，作家描写了五百多个人物，从沙皇将帅到行伍士兵以及农民、普通老百姓；描述了各式各样人物的内心活动，从小偷的卑下念头到战士的崇高英雄主义、爱国激情；反映了各个阶层人物的思想情绪，从亲法派贵族的奴性媚外到十二月党人先驱者的忧国忧民；提出了许多当时重大的社会问题，包括政治、经济、道德的问题等等。它以新颖宏大的艺术结构，广泛深入的生活概括，生动丰满的人物形象，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给俄国文坛增添了新的光彩。

在 1853 年——1856 年克里木战争中，俄国遭到了惨败，充分暴露了沙皇专制制度的腐败。社会矛盾更加剧烈，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农民运动席卷了大半个俄罗斯，一批新的革命家，即革命民主主义者以比贵族革命者更加宏大的声势登上了政治舞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即将揭开。

在这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托尔斯泰这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有着自己特殊的考虑。他不是从眼前的事变着手，而是面向过去。他注意到了 1812 年战争中举国上下反抗侵略的爱国激情，认为这才是俄罗斯民族的光荣与骄傲，最能表现俄罗斯人民的性格。因此他转向了关于人民历史命运的重大题材，企图从历史上去探索决定民族和国家前途的社会力量是什么。但是克里木战争惨败的事实还摆在面前，俄国人民对此还记忆犹新，民族情绪空前低落。作家认为应当激发人民相信自己的力量，振作起来，觉醒起来。

然而作家又考虑到：“如果只描写我们与波拿巴法兰西的战争中所获得的胜利，而不先写我们的失败和我们的屈辱，那我觉得问心有愧。”“如果我们胜利的原因不是偶然的，而实际上在于俄罗斯人民和军队的性格，那么这种性格在我们遭受挫折和失败的时代就应当表现得更为鲜明。”所以他经过反复酝酿，让“许许多多男女人物经历了一八○五年、一八○七年、一八一二年、一八二五年和一八五六年的历史事件。”

虽然作家事实上只写到 1825 年十二月党人运动前夕，但是这部取材于历史，充分反映了十九世纪头二十五年面貌的小说，仍然可以说是以表现 1812 年卫国战争为中心的一部宏伟的人民战争的英雄史诗。

在酝酿创作《战争与和平》的过程中，托尔斯泰研究了大量的有关 1812

年卫国战争的历史资料，据今所知，他所收集的有关 1812 年前后事件的各种书籍、报刊达七十四种以上，其中除了相当数量的官方正统历史著作以外，大多数是当时各种大小人物的传记、回忆录、书信、手稿等所谓的“稗官野史”。他甚至在《莫斯科消息报》上刊登了一则广告：“愿以二千卢布之高价收购全套《莫斯科消息报》及其附刊。”

一些今天仍然健在的那个时代的见证人对作家来说更是弥足珍贵。他为了弄清当时莫斯科总督罗斯托普钦折磨威列夏金的事件，前往疯人院请教一

位曾目睹事件发生经过的老人。他乘驿一国两制前往鲍罗金诺战役遗址，了解当年俄、法军队设防的位置。

通过实地调查，与参加过卫国战争的老战士、老农民谈心，查阅档案史料，托尔斯泰从而得出了与官方历史著作完全相反的结论。他证实说，沙皇周围的任何一个将领，甚至亚历山大一世本人，都不是俄罗斯的救星，人民才是 1812 年的英雄，才是战胜敌人的主要力量。战争的胜败不是决定于帝王将帅，而是“决定于军队中喊‘败了’或者喊‘鸣啦’的人”。卫国战争之所以能取得胜利，主要是因为这是“人民的战争”、“民族的战争”。所以，这部作品是描写人民的英雄史诗。

《战争与和平》共分四卷。第一卷主要写 1805 年的申格拉本战役，战争是在国外进行，战争的性质还说不上是正义的，普通士兵也说不清这场战斗的目的和意义，俄军遭到了失败。同时还描写了 18O5 年到 1807 年贵族庄园的和平生活，通过贵族家庭的晚会和命名日的活动引出了包尔康斯基、罗斯托夫、别祖霍夫和库拉金四大家庭的主要人物。

第二卷写 1807 年奥斯特里茨战役和这次战役失败后到 1812 年卫国战争前夕这段时期贵族庄园的生活。

第三卷写 1812 年法军进攻俄国，俄军在鲍罗金诺展开保卫莫斯科的决战。在这场会战中，俄、法双方都伤亡惨重。俄军虽然损失惨重，却威仪未减，在元帅库图佐夫的领导下有秩序地撤离了莫斯科，人民积极响应，实行坚壁清野。结果，法军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它的全部给养无法就地取得，只得千里迢迢从本国运来，几十万法军就这样在天寒地冻的俄国境内被拖垮了。

第四卷写法军被迫从莫斯科撤退，在斯摩棱斯大道上遭到了俄国军队的重创。卫国战争是一场大规模的人民战争，城乡老百姓也积极参加了围歼敌人的战斗。他们成立了许多游击队，配合政府军打击敌人，敌占区农民也在游击战中机智英勇地消灭大批敌人，使法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正是由于广大军民的同仇敌慨，英勇战斗，俄罗斯人民赢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在小说中，作家再现了俄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战斗情景，赞扬了人民的爱

国激情和战斗精神，谴责了拿破仑的侵略战争，肯定了卫国战争的正义性。从“努力写人民的历史”这个角度看，可以说小说中真正主人公的艺术

形象是俄罗斯人民，而作者正是通过战争的描写来揭示人民性格的。民族存亡的关头最能检验一个人对祖国的态度，考验出一个人的性格。我们在小说里看到，来片下层人民中的英雄显然比上流社会仕女们有着高尚得多的优秀品质。他们并非威风凛凛、相貌堂堂的伟人，或是庄严的阅兵式和辉煌的凯旋式上的英雄统帅，还是极其平凡而又纯朴的普通群众，就是这些普通的人忠实于自己崇高的爱国主义职责，他们在战争生活的日日夜夜里显示出了高尚的内心感情和美好的品质。

屠升和吉茅辛就是属于这类英雄人物，他们乍看起来，显得貌不惊人，平时也无豪言壮语和动人业绩，但在战斗和关键时刻，他们却表现了非凡的勇敢，对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屠升上尉在申格拉本战役前夕初次出场，作家把他描写成一个身材矮小、有点驼背，邋里邋遢的人。为人谦和，跟士兵朝夕相处，过着同样的生活，遇见上级时显得畏怯，敬礼时都没有军人的风度，只是笨拙地把三个手指贴在帽沿上。但是，正是这个其貌不扬的上尉，不久即显示出他英雄的本

色。当敌人的大炮打来第一颗炮弹时，“在这一刹那间，矮小的屠升歪叼着烟斗，首先从棚子里跃出身来，”在战斗中表现得非常勇敢。当大批贵族出身的军官扔下自己管辖的部队，仓皇后撤时，这个平凡的人却指挥他的炮队在毫无掩护的情况下坚持战斗，以极为悬殊的兵力挡住了强敌的进攻，“法军万想不到四尊没有掩护的大炮竟敢于这样战斗下去。”

吉茅辛的初次出场是步兵团在步劳瑙受检阅时，当时同样没有给人留下好印象。“⋯⋯被召的军官从连队后面出现了，虽然他已经是个上了年纪的人，而且不习惯于奔跑，但也只好磕磕绊绊地快步向将军眼前跑去。这位大尉的脸色显得很不安，好象一个学生被叫起来回答他未读熟的功课一样。他的红鼻子（显然是由于纵酒的缘故）上出现了斑点，他的嘴紧张地扭动着。” 但是，这个惶恐不安的人原来是一个作战勇敢、立有战功的军官，是库图佐夫元帅几次远征的参与者。在申格拉本战役中，俄军正在混战中撤退，一个士兵在恐慌无意地喊了一句“被切断了！”惊慌的情绪立刻传染了整个部队， “决定战斗命运的军纪动摇显然已经到了极点，”将军们都没有办法。出来挽救危局的却是这个普通的中队长吉茅辛，“只拿着一把刀的吉茅辛，发出那样拚命的叫喊，怀着那样如狂似醉的决心，冲向敌人去，法军猝不及防，丢下他们的枪跑走了。”

小说还刻画了许多游击队员的英雄形象。这里有英勇的游击长华西里·捷尼索夫；有远近闻名的农民游击队员吉洪·谢尔巴狄，他的武器是民间大力士的家什：“一支短枪，一支矛，还有一把斧子”，他具有农民的勇猛和灵巧，“不喜欢骑马，经常步行，从来不落在骑兵后头”，他还有更出奇的地方，“用肩头把一辆车从泥里扛出来，扯着尾巴把一匹马从洼子里拉出来，偷偷摸摸进法国人中间去。”此外还有指挥一支游南昌队，在一个月内俘虏了数百名法军的教堂执事。还有巧设奇计，亲手杀死了几百个法国兵的村长妻子华西里莎。

总之，游击队同俄军相呼应，使法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游击队员们把那支庞大的军队一点一点地消灭掉了。”拿破仑曾经一再埋怨俄国人打仗违反常规，俄国上层社会也觉得让农民用棍棒打仗有失体面，甚至是一种耻辱。但是托尔斯泰却高度地赞扬了游击队员们的作用。他满怀激情地赞颂道：“人民战争的巨棒以全部威严雄伟的力量举起来了，并且不问任何人的趣味和规则，不考虑任何东西，愚笨而单纯地，但却是合乎时宜地举了起来，落下去打击法军，直到侵略者的军队全邪消灭。”

在描写战争和重大历史事件时，作家十分注意突出人民的作用。他认为历史和历史事件是人民创造的，并且在书中反驳了“个别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

书中写奥斯特里茨战役的那几章，出色地显示了人民群众的情绪在战斗中的决定性作用。魏罗捷尔制定的战役详细计划没有考虑到主要的方面—— 军队的士气，然而库佐夫元帅敏锐地了解到了这种情绪，那种在部队里普遍存在的缺乏自信和对指挥部缺乏信心的情绪，将会给战役的结局带来决定性的影响，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战斗打响后，敌人发动的强大攻势使这种缺乏自信心的情绪变成了一种绝望的情绪。

保卫莫斯科的鲍罗金诺战役是整个抗法战争的转折点。从表面上看，这场恶战使双方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特别是俄军伤亡更大，死了五万人。战前双方的兵力是五比六，俄军十万对法军十二万。战斗结束后，双方兵力降为

一比二，即俄军五万对法军十万了。而且由于俄军兵员损失过半，法军得以长驱直入占领了莫斯科。俄国方面似乎失败了，可是作家深刻地揭示出，关键在民心和士气。小说深刻地表现了俄军在精神上的优势，士兵们理解这次战役事关国家的前途，都同仇敌忾，沉着应战。在战斗之前，他们自动不饮酒，还换上干净的衣服，等待着反攻这一庄严的时刻。不但士兵，而且普通老百姓都奋起为保卫祖国而战。用一个士兵的话说：“不光是兵呢，”“现在不分彼此了⋯⋯他们全部都起来同敌人拚命，总而言之，为了莫斯科，他们要拚到底了。”

在战斗中，士兵们自发的爱国主义感情变成了行动的动力，拉耶夫斯基炮垒的场面就是一例。“将近十点，已经有二十来个人从炮垒里抬出去了；两门炮已被打坏，炮弹越来越频繁地落到炮垒上，远处的枪弹也嗖嗖地飞来。但是炮垒上的人好象没有注意到这些；从四面八方传来快活的谈话声和说笑声”。“每落下一颗炮弹和伤亡一个人之后，气氛却变得越来越活跃。”

所以战斗结束后，俄军虽然损失惨重，仍能有秩序地部署撤退。相反法军虽然占领了城池，但在鲍罗金诺受了致命伤，倒成为它失败的起点。

法军占领莫斯科前夕，俄军统帅部作出撤离该城的决策，人民理解这一痛苦而艰难的决定，终于积极响应，实行了坚壁清野的壮举。“全体居民都扔掉自己的财产，从莫斯科一涌而出，用这个消极行动来表明他们极为深厚的民族感情”。而且“在莫斯科发生的事情⋯⋯在斯摩林斯克以及俄国的一切城市，在乡村中也都发生了⋯⋯。”斯摩林斯克的商人菲拉旁托夫在城市即将被占的时候，毫不犹豫地烧毁了自己的店铺。农民们也坚决不为侵占莫斯科的侵略者出力，“当法国人出了很高的价钱购买干草时，他们都把它烧掉了，绝对不肯运入莫斯科”。

正是这种不当侵略者的顺民的“消极行动”产生了积极的效果，谁也不同敌人合作，谁也不怕打烂坛坛罐罐，把一切都带走或者毁掉。结果，敌人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死城。几十万法军就是这样在天寒地冻的异国他乡被拖垮了。这些事实都再好不过地说明了卫国战争是人民的战争，人民群众是赢得这场战争伟大胜利的真正英雄。

托尔斯泰确信，任何天才的历史人物，在历史进程中都应服从于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是广大人民的精神力量，产生了在行动体现他们意志的卓越统帅。从这具观念出发，他把俄法两军的统帅塑造成代表人民或反对人民的两种倾向的人物。库图佐夫被描写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的统帅，俄罗斯人民精神和智慧的体现者。

在小说中，库图佐夫是一个纯朴谦逊、最普通、最平凡的人。他“从来不谈从金字塔上向下看着的四千年历史，从来不谈他为祖国作同的牺牲，也从来不谈他想完成或已经完成的事。总而言之，他完全不谈自己，一点也不装模作样，永远显得是一个最普通、最平常的人”。

库图佐夫的质朴的平凡突出了他为人品质的真实性。这种品质表现在布劳瑙检阅部队时会见吉莫辛的场面中，当时他认出了吉莫辛，并且主动向这位老部下致以衷心的问候；还表现在鲍罗金诺战役之前他回到部队以后接近普通士兵的细节中；更表现在他对祖国、对人民真诚的爱中。他与人民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对士气民心有透彻的了解，同时也力图积极影响他们的情绪。他“知道，决定战役命运的，不是总司令的命令，不是军队处的位置，也不是大炮和杀人的数目，而是叫做士气的那种不可捉摸的力量，于是他留

心观察这种力量，并尽他的权力所及来指导它。”

在托尔斯泰的笔下，库图佐夫的质朴常常是与日常的、甚至是平淡的生活现象连在一起的。“库图佐夫自从和安德烈公爵分手以来，长得更胖了，脸上皮肤松驰，显得更臃肿了。但是他所熟悉的白眼珠和伤疤，还有那脸上和体态上所显露出来的倦意却依然如故。”

当法军入侵俄国时，库图佐夫和人民息息相通，表现得无比的英勇和坚定。在关系到俄国历史命运的鲍罗金诺战役中，沃尔佐根错误地估计了战斗进程，向库图佐夫报告说，俄军的所有阵地都落到了敌人手里，没有办法把它们夺回来，士兵在逃跑，无法阻止他们。“您看到啦？您看到啦？⋯⋯ ” 库图佐夫皱起眉头喊道，然后很快地站起来，朝着沃尔佐根走。⋯⋯他用他颤抖的双手做着威胁的姿势，哽咽着喊道。‘您怎么敢，阁下，对我说这样的话。您一无所知，替我告诉巴克莱将军，他的报告是不确实的，对于战斗的真实情况，我做总司令的比他知道得更清楚’。”“‘左翼的敌人已经被打退，右翼的已被打败。假如您没有看清楚的话，那么，阁下，请您不要随便说您不知道的事情。请您回到巴克莱将军那里，转告他，我明天一定要向敌人发动进攻”。库图佐夫严厉地说道。”

库图佐夫的胆略和远见是人民力量的体现，而这位统帅的坚毅果断又反过来对整个部队斗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于是，库图佐夫的话和他下达的第二天作战的命令，通过一种无法形容的神秘的联系，立刻传遍了军队的各个角落，这种联系维持着全军的同一个情绪即所谓的士气，它是战争的一根主要神经⋯⋯听说明天他们要向敌人发起进攻，并且又从最高指挥部证实了他们愿意相信的事，那些疲惫不堪的、正在动摇的人都得到了安慰，精神振作起来。”

托尔斯泰在写到俄国军队放弃莫斯科，把它丢给法国人的一些场面时，生动地描述了库图佐夫的决心。他置高级军事长官的意见于不顾，违背当局和城市居民的期望，为了保存俄国军队的有生力量，果断地下达了撤离莫斯科的命令，虽然他完全清楚自已对国家、民族所承担的责任。作家写道：“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他的活动是那样不可改变地和始终如一地朝着同一个目标。”

在库图佐夫卓越的组织和领导下，俄国人民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拿破仑法国军队，决定了俄国历史向前发展的命运。当库图佐夫听到拿破仑最后不得不逃离莫斯科时，他为俄罗斯民族的得救高兴得流下了热泪。在这里，作家情不自禁地称赞他是“民族战争的代表”、“真正伟大的人物”。

托尔斯泰在小说中还重新评价了拿破仑。拿破仑的形象与库图佐夫的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位法国统帅是作为 1805 年至 1812 年这个时代的一个历史人物出现在小说中的。作家一反某些欧洲史学家的观点，把他们所称道的“英雄”描绘成一个被历史嘲笑的对象。他不但是一个侵略者，而且是一个靠牺牲人民生命向上爬的野心家。作家直截了当地谴责他“扮演了人类刽子手的角色”。

拿破仑的第一次出场是在奥斯特里茨战役前夕。这一天，拿破仑“身体健康，心情舒畅，精神焕发，处于一种好象一切都可以做到，一切都能成功的愉快的心情之中。”同士兵的接近，同那些在东征西讨中共患难的人接近，似乎给了他控制各种事变的巨大的现实权力。但是，他同士兵的接近也罢，心胸开阔也罢，同他控制各种事变的权力一样，都是虚假的。他傲慢自负，

十分推崇自己的“我”，几乎达到了神化的地步。“显然，只有他心里想到的事他才觉得是有趣的。他自己以外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觉得，世上的一切都是由他的意志决定的”。

拿破仑对人民不但极其冷漠无情，而且习惯于鄙视他们。为了表示对这位显赫的统帅的崇拜，波兰枪骑兵甘愿在河水中淹死而泅渡涅曼河，拿破仑对此除了感到轻微不快之外，没有任何表示。“副官回来以后，找了一个适当的机会，壮着胆请皇帝注意波兰人对他表示的忠心，这时那个穿灰外衣的小个子站起来，叫来伯蒂，开始同他在岸上踱来踱去，一连向他发出命令，偶尔不以为然地看一眼那些分散他注意力的将要淹死的枪骑兵。”

拿破仑深信自己是特殊人物，他认为专横地支配别的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不仅是他的权力，而且也是他生活的使命。“他命中注定要扮演一个屠杀各国人民的刽子手的不光彩和不自由的角色，但他却使自己相信，他的行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各国人民的幸福，他能够主宰千百万人的命运，并且能够动用权力来行善。”

拿破仑和扩张、战争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位一米五八高的法国皇帝醉心于各种好大喜功的庞大计划，他把这些计划的实现看得高于一切，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却丝毫也不能触动他的心。他在一封寄回巴黎的信中写道：“战场是壮观的，因为有五万具尸体躺在那里。”对他来说，战争就是一场狂热的赌博，赌注下得越大，就越能吸引他。在进行鲍罗金诺战役时， “拿破仑感到一种颓丧的心情，这种心情是一个一向幸运的赌徒常有的。他胡下赌注，却一直赢钱，忽然间，就在他估计赌博的一切意外情况的时候，他感到把赌局考虑得越多，就越是输定了。”

在拿破仑形象的描写中，可以明显地感到一种冷嘲热讽的讥刺。作家预言，在鲍罗金诺战役中，战局的发展并不以拿破仑的意志为转移，就是在他表现上似乎已经取得胜利并进入莫斯科的时候，事态的发展也是违背他的意愿的。这个征服者认为莫斯科以及整个俄罗斯将会拜倒在他的脚下，但是，莫斯科的市民并没有拿着面包和盐来欢迎他。“莫斯科已经空荡荡了。虽然城里还有人，还有十五分之一原来的居民留在城里，但它已经空了。它是空的，好象一个将要毁灭的没有蜂王的蜂巢一样。”在这里，一个城市的生命的熄灭是作为人民力量的特殊形式表现出来了。

在小说里，作者从对拿破仑征服计划的破灭的描写中，揭示了深远的历史意义。作家虽然没有全面地评价拿破仑一生的是非功过，却入木三分地揭示了拿破仑作为一个侵略者的掠夺本质及必然灭亡的命运。

同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上层贵族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漠不关心。小说用了大量的篇幅揭露宫廷官僚和上层贵族的腐败。在国家危难时期，他们照样寻欢作乐，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舞会仍旧进行，还是同样演出法国戏，宫廷的兴致一如往昔，还是同样的争名夺利和勾心斗角。”书中对库拉金一家的丑行劣迹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瓦西里·库拉金公爵是宫廷和上流社会的代表，热中仕进，阴险狡猾，毫无节操和道德观念。“有一种东西总是使他爱慕那些比他更有钱有势的人，他在抓住利用人的最适当时机上具有罕见的技巧。”虽然他是达官贵人中的一个有权威的人物，但他同样常常“自发”地“采用蒙骗手段和作有利的交易。他趁富豪别祖霍夫伯爵病危之际，千方百计要窃取他传授遗产的遗嘱，又耍手腕撮合了遗产继承人彼埃尔和自己女儿爱伦的婚姻。爱伦是个“美丽的动物”，过的是荒

淫糜烂的生活，她只关心自己的享乐，丝毫不以国家存亡为念，在鲍罗金诺会战的重要关头，她写信给战场上的彼埃尔要求离婚，以便同他的情夫再结婚，一起到国外去寻欢作乐。库拉金的两个儿子一个卑劣，一个愚蠢，酒宴、放荡、闲逸是他们所追求的“幸福”生活的全部内容。阿那托尔趁安德烈到前线参战的时候，却与一群恶少设谋引诱和拐骗安德列的未婚妻纳塔莎。总之，这个家族既无爱国心，也无民族和人民的观念，他们跳的是法国舞，讲的是法语，崇尚法国的风俗，背离了民族和人民。

在这里，作家是把接近人民和爱国感情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越接近人民便越爱国，道德水平和精神生活也越高尚；反之，越疏远人民便越无爱国心，精神面貌便越丑恶，道德水平也越低下。作家塑造这个家族的艺术典型就是为了表达他对脱离人民的贵族的怒斥。

库拉金一家所混迹的那个彼得堡社交界，从宫廷女官舍雷尔到富家小姐朱丽叶·加拉金娜，口头上也侈谈爱国的词句，甚至装腔作势地规定在沙龙晚会里讲法语要罚款，实际上他们最感兴趣的是金钱和权势。作家愤怒地写道：“这一派所有的人追求卢布、勋章、官位，在这种追求中他们只注意皇帝恩惠的风标方向。只要一发现风标朝着某一方向，这一队雄蜂似的人便立刻向这边挤来。”

彼得堡的官廷权贵固然不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就是莫斯科的大贵族们也畏敌如虎，对于抗敌救国的伟大事业只是一味的敷衍塞责。例如在 1812 年战争开始时，沙皇到莫斯科召集贵族在斯罗保达宫开会，商量对策。来的有穿着各个朝代服饰的大贵族，有叶卡捷琳娜女皇朝代的，有保罗皇帝朝代的，有亚历山大皇帝朝代的，勋臣命妇济济一堂，好不热闹。但是在这外敌入侵，社稷危亡的关头，他们所关心的是什么呢？他们在恭侯皇帝驾到的空隙时间里讲座得最热闹的是：“皇帝进来时贵族掌礼官站在什么地方，招待皇帝的舞会应当在什么时候举行，他们应当按区分组呢，还是按省分组⋯⋯ 但是一碰到战争，或召集贵族来的缘故，谈话就变得犹豫不决、模糊不清了，于是，大家都宁听不说了。”他们虽然写下了贵族会议的决议，“要从每一千个农奴中献出十个全副装备的人”去组织民团，但到第二天皇帝一走，他们都脱下朝服，松了口气，把造名册的事交给了管家就算完事了。

这就是俄国两个首都——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大贵族们的丑态！

当然，托尔斯泰并没有完全否定整个贵族阶级。从创作意图看，他是想在小说中表现俄罗斯民族的性格和精神，并且探索贵族俄国国家和民族发展中的作用。在他的心目中，贵族可以分成几种，而其中先进分子则是同人民在一起的，是有希望的。罗斯托夫和包尔康斯基两家是作家称道的贵族，是理想化了的宗法帛庄园贵族的典型。作家还着意塑造了三个理想的贵族青年的形象——彼埃尔、安德烈和娜塔莎。这三个男女青年是小说的中心人物，他们努力和人民接近，人民的优秀品质启发教育了他们，祖国的危难唤醒了他们精神的自觉，洗涤了他们心中的阶级偏见和个人主义感情，他们把自己的身心献给了民族，找到了生活的真谛，并在精神上得到新生。

罗斯托夫一家，保存着大量宗化式生活习惯，具有温情脉脉的庄园贵族的“品德”。他们纯朴真挚，热情好客，与人为善。家长伊里亚伯爵常是盛大宴会的主持人，伯爵夫人也常对穷亲戚解囊相助。一家人都具有爱国心，老伯爵积极赞助抗战，两个儿子尼古拉和别加都在战争爆发后踊跃参军了，当时别加还只有十五岁，不到入伍的年龄，但他放弃学业，一定要入伍，他

说：“祖国正在遭遇危难的时刻，我是什么书也读不进去的”。参加游南昌队后，他冲锋在前，在战斗中为祖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女儿娜塔莎深明大义，舍弃财产，腾出所有的马车运送伤员。

包尔康斯基一家，保持了忠贞为国的老贵族“古风”。老公爵退居山庄后，一直和朝廷疏远，对宫廷采取批判态度。当儿子安德烈从军与他告别时，他特别强调军人的荣誉和爱国的责任感。法军入侵俄国，他不顾年老体衰，毅然召集民兵与逼近的敌人展开武装斗争。在紧张激烈的抗敌斗争中，他中风了，临死时，他仍然关注着国家的命运。玛丽亚小姐是这个家族爱国传统的继承者，当她想到会受法国人的支配时，她就颤慄了。

在《战争与和平》中，彼埃尔是一个从第一卷出卖，直到全书故事尾声仍然活跃着的人物，是作家着意刻划的一个人物形象。他是大贵族别祖霍夫的私生子，十岁时被送往国外，受到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二十岁回国，长成了一个“胖大壮健的年轻人”。他一方面聪明热情，善良老实，有时甚至带噗傻气；一方面懒散软弱，显得放荡不羁。当时俄、法战争迫在眉睫，彼得堡的显贵们都聚集在宫廷女官舍雷尔的客厅里，滔滔不绝地谈论着欧洲的形势。以舍雷尔为首的保皇党大肆攻击法国革命，侈谈爱国主义。彼埃尔则直言不讳地称赞法国革命，替拿破仑辩护。因此，他被上流社会视为“死人或害瘟疫的人”。

彼埃尔回国后不久，父亲就死了，他继承了大宗遣产，一夜之间成了首富。库拉金公爵早就觊觎他家的财产，千方百计把女儿爱伦嫁给了他，他向往着理想的道德生活，但是妻子爱伦的堕落和上流社会的腐朽都使他痛苦。他被秘密宗教组织“共济会”的博爱教义所吸引，从事慈善事业，在自己的庄园里实行改革。减轻农奴的劳役，废除体罚，建立农奴的医院、学校等等，但是失败了。他的慈善事业不仅没有改善农民的生活遭遇，反而在实际上使农民的处境更加恶化。他失望了。

1812 年的战争给了他启示，思想上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在鲍罗金诺上，普通士兵的勇敢行为对他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拉耶夫斯基炮垒里，他亲眼看到了士兵们高度的爱国主义、惊人的自我牺牲精神。他把自己同普通士兵进行对照，“他们不说，只是做”。他敏感地察觉到自己过去的许多信念是虚伪的。希望接近人民，“完全过那种共同生活，深刻体验使他们成为这种人的东西。”

彼埃尔对拿破仑的态度不久前还是非常热情的，但是在卫国战争的日日腐蚀腐蚀里这种观点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对这个革命“继承人”的赞赏变成了对暴君、杀人凶手的仇视。俄军撤离莫斯科后，他化装留在城里准备伺机刺杀拿破仑。由于错过了机会，他没有成功。在莫斯科街头，他看到了征服者肆无忌惮的抢劫和凌辱俄国人的场面。为了在大火中抢救一个小孩和保护一个俄国女子免受法国兵的欺侮，他被当做“纵火犯”当了法国人的俘虏，体验到了被无辜判处死刑的人的悲哀。他看到手无寸铁的莫斯科居民被枪杀时，几乎摧毁了他对上帝的信仰和对善的追求。在俘虏营里，他接受了宗法制农民普拉东·卡拉塔耶夫的宿命论和不抗恶论的影响。普拉东那种与众不同的对待生活的态度使他大为折服，他领悟到人生的意义就是顺从天命，为上帝而活着，从而获得了所谓精神上的“新生”。

不久，彼埃尔被游击队救了出来。战争结束后，他与伊里亚·罗斯托夫伯爵的小女儿娜塔莎结成了美满幸福的家庭。他继续探求生活的目标，最后

参加了秘密团体的活动，接近了十二月党人的叛逆思想：“一切都要糟了！法庭里有的是盗案，军队里只有鞭打、上操和屯垦；人们备受折磨，文化受压制，所有年轻的和诚实的都被扑灭了。人人看出，这种情形不能继续下去了。一切都紧张到一定要破裂的程度了。”他愤慨地表示：“情形坏到他们再不能让它坏下去了。尽可能加以挽救是所有正派人的责任。”

安德烈是包尔康斯基一家的中心人物，“是一个很英俊的青年，中等身材，生有刚强而清秀的面貌。”他对贵族客厅里的人极为反感，“连看一看他们，或听一听他们，都使他厌倦。”他鄙弃上流社会的虚伪，抱着贵族的荣誉感，决心成就自己的功名而从军去。当了库图佐夫的副官后，深得信任，被认为“是那种稀有的把主要兴趣放在战争大势上的参谋人员”。在申格拉本战役中，他成了士兵们勇敢精神和英雄主义的见证人。他不仅观察了战斗的过程，而且积极参加了战斗。高级指挥官对待屠升炮队所立战功的不重视态度引起了他疑惑不安，“所有这一切都那么奇怪，那么不象他所希望的那样”。

在奥斯特里茨战役前夕，安德烈曾幻想这场将以辉煌的胜利告终的决战会按照他的计划进行。他和从前一样，希望得到巨大的荣誉。但是，奥斯特里茨是俄国军队遭受惨重失败的地点，也是安德烈功名心破灭的地点。他受重伤躺在战场上，仰望天空，领悟到大自然的宏伟，感到个人功名的渺小，放弃了虚荣心，产生了厌世的思想，妻子在分娩时的死亡更是个打击，他看到刚出世的婴儿，叹口气说：“这就是我们能得到的唯一东西。”但是，他是一个刚强的、不断探索的人，1812 年卫国战争爆发后，他又为爱国激情所推动，立即去参战。在鲍罗金诺战役前夕，在与士兵的交往中，他深刻地了解了普通士兵的情绪，对这次战役的胜利充满了信心，他把自己也看作是夺取这个胜利的巨大力量的一分子。在战场上，他亲眼看到士兵的英勇，感受到了他们崇高的精神，懂得战争胜负取决于人民，尽管他受重伤死了，却是接近了人民，完成了他对人生意义的努力探索。

娜塔莎是罗斯托夫家族中最出色的形象，是小说的女主角。在这个保留着俄罗斯民族传统和宗法制遗风的庄园贵族家庭中，娜塔莎从小就养成热爱生活，充满活力等特点。她喜爱俄罗斯民间音乐，会跳俄罗斯民间舞蹈，对自己的民族和传统风俗有着深厚的感情。她以坦荡的胸怀接受丰富的生活，本能地渴望人的生活更加充实。她异常的迷人之处首先在于她那种充满崇高精神的自然率真，她以这种态度来认识世界并正直地生活于其中。可是，她早期的生活始终没有跳出个人欢乐和爱情的圈子。在她情窦初开的时候，她曾钟情于包力斯。可是包力斯追求的是金钱和地位，并不乐意与她这样一个几乎没有财产的少女结婚而毁掉自己的前程。在一次舞会上，她的青春活力、坦荡的胸怀唤醒了一度悲观厌世的贵族青年安德烈的生活激情，很快双双坠入情网。但是，在安德烈出国期间，风骚淫荡的爱伦又引诱娜塔莎与自己的兄弟、已婚的花花公子阿纳托尔相识。娜塔莎动摇于两者之间，险些跟阿纳托尔私奔。当法军进逼莫斯科时，她自发地产生了爱国激情，当她看到伤员将要留在被放弃了的莫斯科时，伤员们的命运引起了她极度的不安。她毫不迟疑地说服母亲，卸掉自家三十辆马车上准备运走的贵重物品，将所有的马车供伤员使用，自己步行，并主动参加护理伤员的工作。安德烈在战斗中身负重伤，生命垂危，娜塔莎便以真挚的感情去爱抚他，直到安德烈死去。战争结束后，娜塔莎同一直默默爱着她的彼埃尔结了婚，成为一个相夫教子的

贤妻良母典型。

托尔斯泰通过彼埃尔、安德烈、娜塔莎三个贵族青年成长道路的描写，真实地表现了在人民的土壤里和卫国战争的激励下，一代先进贵族青年的觉醒和成长，深刻地揭示了人民的巨大教育力量和爱国战争的深远影响。彼埃尔和安德烈的生活道路是曲折的，他们的探索是艰苦的。虽然开始时各自具有由于贵族的出身教养和社会影响所造成的弱点，但最后都接近了人民，甚至通向了革命。正如高尔基所指出的：“这是十九世纪坚强的个性在为俄国历史中寻找地位和副业的探求。”

可是，由于托尔斯泰“道德上自我修养”观点的影响，这三个贵族青年的形象变得复杂化了。安德烈身负重伤后，临死前竟然“饶恕了一切”，信仰了博爱主义。彼埃尔被俘后，在法军俘虏营里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竟接受了浸透宿命论思想的农民普拉东·卡拉塔耶夫的启迪，形成顺从天命、爱一切人的观点。人物性格的这些变化显然缺乏生活根据。作家是想通过他们宣扬“为上帝而活着”、“爱一切人”的道德观念，并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娜塔莎婚后完全沉浸在家庭幸福之中，成了一个“强壮的、俊秀的、多产的女人”，也反映了作家在妇女解放问题上的保守观点。作家认为，“妇女的解放不在学校里，不在议会里，而在卧室。”如果把娜塔莎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中的薇拉等妇女形象相对照，就不难看出托尔斯泰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两种不同的妇女观。这一切都表明托尔斯泰仍然是站在贵族的立场上去寻找社会问题的答案。

托尔斯泰的历史观也存在着矛盾。他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民群众，而不是帝王将相，这是他历史观中进步的一面。但他所理解的群众，只是一种顺从天意的、盲目的、“蜂群”式的力量。他所塑造的宗法制农民普拉东·卡拉塔耶夫的形象就体现了这种观点。这个农民逆来顺受，一切听从天命，他说：“人不是自在生活，而是上帝在安排”。他做了俘虏被关在法军的俘虏营里受迫害，却认为这是命运，“命运自有道理”，因而服从命运。他说他在这里受苦，他的那有五个孩子的弟弟就可以在家中安居乐业，因此他感到很满足。他不反对邪恶，爱一切人，甚至宽恕法国士兵，高兴地为押解他们的法国士兵缝制汗衫。但是，他这种与众不同的对待现实生活处之泰然的态度，并不能防止和缓和冷酷无情的拿破仑军事机器的行动，他最后也成了这个机器的牺牲品，法国士兵执行司令部关于消灭生病和掉队的俘虏的命令把他枪杀了。

托尔斯泰对卡拉塔耶夫这种消极的意识不是批判，而是以同情的笔凋来描写。说“他的说话和动作是从里面流出来的。自然，不得不然，自然而然，好像香气从一朵花里发出来一样”。诚然，卡拉塔耶夫代表了一部分被农奴制压迫的宗法制农民的特点。农民长期在旧制度下生活和受教养，“他们在吃母关的奶的时候就吸取了这个缺席的原则、习惯、传统和信仰，”习惯于“用很不自觉的、宗法式的、宗教狂的态度”（列宁语）来对待社会问题，因此在斗争中不够坚定，甚至诉诸于祈祷和哭泣。但这只是农民落后保守的一面，他们还有进步反抗性的一面。农民深受“几百年来农奴制的压迫”， “积下了无数的仇恨、愤怒和拚命的决心。要求铲除官办的教会，打倒地主和地主政府，消灭一切旧的土地点占有形式和占有制度，扫清土地，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小农的社会生活来代替警察式的阶级国家”（列宁语）。

同时，卡拉塔耶夫的形象也违反生活的真实，不是真正的俄国士兵和农

民阶级的典型。作为阿卜涉隆团的老兵，他的行伍出身，经过多次战争的艰苦考验，特别是面对外寇的入侵，他怎能无动于衷，却偏要宣扬不抵抗主义呢？这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就是作家在这部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广大市民、农民和士兵也都不是这种情况。无论是同法军不合作的斯摩棱斯克的商人和农民，还是波罗金诺战场上献身的俄罗斯士兵，实行“坚壁清野”的莫斯科居民，决心同敌寇周旋到底的游击队员，处处表现出来的都是与卡拉塔耶夫是截然不同的。在小说的尾声，我们看到了深受卡拉塔耶夫影响的彼埃尔参加了改革现实的革命活动，娜塔莎也积极支持丈夫从事的秘密革命活动，安德烈虽已死去，他的儿子尼考林卡决心继承他的事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小说总的倾向，小说中人物的行动，有力地否定了卡拉塔耶夫主义，基本上消除和克服了卡拉塔耶夫可能产生的影响。

《战争与和平》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它的突出特点是宏大的结构和严整的布局。这部小说涉及到如此广泛的生活，如此复杂的内容，如此繁多的人物，它在艺术结构上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单线发展不足以反映时代的各个侧面，写不出全貌；多线发展比较可行，但难于驾驭。作者匠心独运，巧作安排，采用了情节内容的多线条发展而又主次分明，互相照应，结成有机的整体。

从故事情节看，四大贵族家庭生活一直是主线，其他人物都围绕着主线安排，有主有次。四个家庭之间又通过彼此有家庭成员的恋爱、婚姻关系联结起来，交错发展，互相制约，繁而不散。在家庭成员之中，则以彼埃尔、安德烈、娜塔莎为主要人物，小说以他们的命运和变化为始终，中心突出，无喧宾夺主之感。

从内容看，战争与和平生活是占有同等份量的两个重心，作者让它们按编年的顺序交错出现，在其中安插了该时期的历史事件和社会生活大事，做到既全面地概括时代的内容，也为人物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历史背景。在创作过程中，作者曾感到战争和历史大事件最难写，就小说看，作者事实上克服了困难，把战争场影写得与家庭生活场景同样出色。从沙皇宫廷、参谋总部到游击队，从战争、战役的全局到炮兵、骑兵、步兵的局部，英勇的进攻，混乱的退却，胜利的欢乐，负伤和死亡的惨状，写得有声有色，是一幅色彩斑烂的战争图画，一幅波澜迭起的又层次井然地向前推进着的历史画卷。家庭社会生活也写得很传神，从贵族客厅、社交舞会到地主庄园，从农村的民间歌舞、野外游猎到贵族家里的灯下谈天，人间的苦乐，世态的炎凉，灯红酒绿、忸妮作态的都会夜生活，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和闲适幸福的家庭情趣，应有尽有，是一幅变幻多姿的和平生活图景。作者把战争与和平、前线与后方两种画面互相穿插，交替出现，浓淡相间，有张有驰又富于变化，构成了完整的格局。

其次，作家塑造了众多性格迥异、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小说在上千的场景中出现了上千的人物，他们的模样、身世、经历、个性各不相同。这里作者普遍使用对比的方法，库图佐夫的伟大和拿破仑的渺小，庄园贵族的忠诚和宫庭贵族的伪善，下层人民的朴实和上流社会的腐化，普通士兵的英勇和贵族军官的卑怯，等等，无不形成鲜明的对照。两个极端，两种倾向，放在一起对比，人物的性格特征就显得突出了。此外，作者还采用按人物类别逐层深入描绘的方法。例如把贵族分成若干类，从大贵族到小地主，其中有上层显贵，宫廷文武，沙龙常客，毁强调了贵族的总特点，如虚荣心，追求

私利，钻营拍马，寡廉鲜耻等，又刻划了每一类人的特征。这样由大到小，层层深入的描绘，有助于读者认识某一类人的共同特征，又看到千差万别的个性，能够留下深刻的印象。

同时，作家不但重视人物的多样性，而且极为重视人物的复杂性，从各方面展示人物性格的发展。因为人物性格没有复杂性，也就失去了丰富性，无从折射出时代的复杂面貌而忠实地反映生活。比如小说的彼埃尔、安德烈、娜塔莎、库图佐夫、屠升、吉莫辛等人物的塑造，作家就十分注意突出他们性格发展的阶段性特点。这样，《战争与和平》就成为既是五光十色的现实生活的反映，又是各种人物性格的成长发展史。

《战争与和平》的第三个特点是作家突破了“历史小说之父”瓦尔特·司各特建立的以历史事件为背景，以主人公私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历史小说的诗学范畴。这里不是少数几个人物在历史面前表现自己的故事，而几乎是一整个民族在自己的遭遇和体验中经历着一整个时代。这里没有舞台和布景的透视，而经常是大规模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运动在画面中心充分展开，本身就成为体现着作品的主题的重要形象之

别林斯基曾高度地赞扬司各特注重从“书斋和寝室”的侧面描写历史人物，并把这种“家常化”的形象看作小说中的一大进步。托尔斯泰继承了司各特的这一传统，指出“库图佐夫并不总是手拿望远镜，指向敌人，跨着白马”。但是，要写出历史人物“和生活各方面的全部复杂关系”，他就不能满足于传统的轶事式的“家常化”了，而是在历史前进中的涡中去表现历史人物，塑造丰满的艺术形象。米哈依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在《一八○ 五年亚历山大皇帝和拿破仑的第一次战争记事》中，记载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奥皇弗兰茨在大群将军簇拥下视察奥斯特里茨战场的情景，其中有一段著名的对话。托尔斯泰几乎一字不漏地把这段对话写进了《战争与和平》中，但他运用自己敏锐的艺术感觉，在这段史料之外辅之几个细小的动作描写，就对人物的内心活动作了准确的发挥。亚历山大一世毫无战争经验，却好大喜功，梦想充当欧洲的救主和获得打败拿破仑的荣誉。从亚历山大的神态里，我们看到了他的轻率和幼稚，特别是他那急不可待的虚荣心。他有意用一些漂亮的辞令吸引奥皇弗兰茨对自己统才能的注意。“但弗兰茨皇帝继续四下环顾，并没有听”。作家想必猜出了亚历山大一世当时的难堪，立即把这反映在随从们“面面相觑的脸上”。与这些人所关心的不同的是，作家从库图佐夫的话里辨出了另一种心情。库图佐夫深知这场战争的无益和残酷后果，因此他的回答虽然带有半恭敬半讥讽的口吻，却仍然十分坚定。“他恭敬地向前鞠着躬”，可他“不自然”地哆嗦了一下“上嘴唇，表明他为事态无法挽回而极其痛苦”。由于补充了这些生动的细节描写，作家以一则细小的史实写活了好几个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

《战争与和平》还有一个突出的艺术成就，即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作家认为，现实世界的艺术反映不只限于描写人的性格本身，还存在着再现生活多种形态的另一些方式——事件、民族和大自然的各种形象。

在作品中，首先是它写出了绚丽的、富于民族色彩的历史画面。彼得堡贵族优雅的客厅，莫斯科嘈杂的市井，鲍古恰罗沃宁静的地主庄园，鲍罗金诺硝烟宠罩着的战场，处处都呈现着当时俄国的社会风貌。农民士兵，纯朴、憨厚，在战场上却是镇定乐观，诙谐风趣。一个炮弹过过来，一个士兵开玩笑说：“哎，差一点把我们绅士的帽子打掉”，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这里写

的确实是俄罗斯士兵，是真正的俄罗斯勇士。当然，不仅农民，贵族也有体现。在托尔斯泰的心目中，贵族的先进分子也是同人民在一起的，也是俄罗斯民族的希望。尤其象罗斯托夫一家，儿子参战，为国捐躯，女儿深明大义，舍弃财产，帮助运送伤员，这种种义举都是同当时俄罗斯民族的感情是相通的，也是俄罗斯民族性格的生动体现。

大量的自然景物、生活风俗的描写，更增强了作品浓郁的民族气息。风俗描写是历史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画面上不可缺少的生动色彩。人们往往以它为手段，把历史生活描绘得五光址色，趣味盎然。在《战争与和平》中，那春天泥泞的童山庄园和打谷场，那雪水浸泡的原野，那“腰围有两抱粗”的老橡树，那穿着漂亮印花布衫的俄国少女，使人仿佛看到了一百多年前的俄国农村风光。还有象罗斯托夫家的冬猎场面，写得多么热闹，穿着哥克外衣、蓝裤子，挥舞着小马鞭驱赶坐骑围捕母狼的猎手，紧张惊险的打猎场面；猎后丰盛的晚餐，药酒、伏特加、腌蘑菇、乳酪黑麦饼、出巢蜂蜜，还有刚烤好的雏鸡、火腿、蜜饯、糖饯等等。晚餐捕捉唱歌、跳舞、狂欢。三弦琴弹出的民间曲调，六弦琴伴奏“大叔”跳的民间舞，这一切都洋滥着古老民俗的气息，使实次来到农民中间的娜塔莎激动不已，使她呼吸了俄罗斯的空气，感受了俄罗斯精神。

《战争与和平》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出版不久就销售一空，很快于 1873 年再版。象这样卷帙浩繁的巨著在几年内一再出版，被人们争相抢购，在当时的俄国确实并不多见。

托尔斯泰的巨大才能令新老作家们欣然折服，比他年长的老作家冈察洛夫和屠格涅夫竟相夸赞。小说很快被译成外文，在西欧各国出版，受到许多国外作家的交口称赞。法国作家福楼拜赞赏该书“是第一流的作品”，称赞托尔斯泰“这是莎士比亚，这是莎士比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