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生活

1851 年 4 月底，托尔斯泰兄弟俩动身去高加索。

托尔斯泰后来说，他永远不会忘记这次伏尔加河的旅行。兄弟俩搭乘一条简陋的无甲板船，顺流而下，观赏这条气势雄浑的大河两岸的风光、森林、田园和晨雾中时隐时现的倾斜的沙土河岸。沿途遇到许多满载货物的平底船，平稳地缓缓逆流而上，拉船的纤夫身强力壮，满脸风尘，唱着歌儿。

兄弟俩在阿斯特拉汉下船，乘马车继续赶路，抵达高加索捷列克河畔的斯塔罗格拉德科夫镇，加入驻扎在那里的俄罗斯炮兵旅。

在十九世纪的上半叶，高加索是残酷斗争的舞台，也是俄罗斯进步人士的流放地，莱蒙托夫和许多十二月党人都被流放到这里。普希金、蒙托夫、马尔林斯基等著名作家都歌颂过高加索魅力非凡、令人陶醉的大自然。还是在伊凡雷帝时代，俄罗斯人就想入侵高加索。到了叶卡捷琳娜二世时，这种意图更加强烈。高加索平原富饶美丽的土地不断被俄罗斯贵族所侵占，高加索土著居民对俄罗斯人的入侵进行了殊死的抵抗，战争连绵不断。

这时，托尔斯泰的思想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无法摆脱大俄罗斯主义的影响，认为俄罗斯人进行的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另一方面，他又同情受压迫的高加索人民，反对俄国军队对山民采取的残暴手段。他幻想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使高加索并入俄罗斯，然而在沙皇统治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夏天，托尔斯泰同哥哥一起以志愿兵身份参加了袭击山民的战斗，后来

他又以“四等炮兵下士”的身份参加镇压山民暴动的战斗。在战斗中，托尔斯泰表现得英勇顽强，获得了十字勋章，晋升为准尉。

托尔斯泰十分欣赏哥萨克人的风俗和自由的生活（在哥萨克人中从未存在过农奴制度），喜欢他们纯朴的禀性。在镇里，他结识了一位九十岁的哥萨克叶皮凡·谢欣，这是一位勇敢、强壮、充满欢乐的老哥萨克。托尔斯泰认为他就象高加索雄伟的大自然一般。

托尔斯泰非常敬佩哥萨克妇女，她们强壮有力，行动自由，无拘无束。在家庭生活中，她们是全权的主妇。对她们健壮的体态，东方式的优雅服饰， 坚毅和果断的性格，托尔斯泰极为欣赏。他甚至象自己作品《哥萨克》中的主人公奥列宁一样，严肃地考虑过，在哥萨克人中间落户，买间木屋，置下牲口，娶个哥萨克姑娘为妻。当然这只是出于他一时的好奇和幻想，作为一个贵族老爷，在生活上、思想感情上和哥萨克人民是有很大距离的，这种想法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

生活在高加索普通人中间，置身于高加索美丽的大自然怀抱中，托尔斯泰觉得自己朝气蓬勃，精力充沛。对于自己过去生活得那样放荡和毫无目的而感到惊讶。只有现在他才明白什么是幸福。他断言，幸福就是接近大自然， 就是为别人而活着。

在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等作家的影响下，托尔斯泰的文艺创作开始了。他顽强地、不知疲倦地写作，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先后修改了四次， 抄写了三遍，完成了中篇小说《童年》。在草稿中，托尔斯泰给自己提出了小说创作的原则。“从喉嗓发出来的声音是柔韧的，曲调是优美的，但它从来没使我感动；而发自肺腑的声音即使较为粗陋、嗓音嘶哑、曲调最为平凡， 当听到这声音，我不知道别人，我自己则是热泪盈眶。”

1852 年 11 月，《现代人》杂志第九期以《我的童年故事》为题发表了

托尔斯泰的处女作《童年》，署名“列·尼。”

《现代人》杂志主编尼·涅克拉索夫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位作者的才华， 他写信给这位当时默默无闻的作者说：“不论您的小说还是您的天才，都引起了我的兴趣。”

彼得堡文学界活跃起来了，许多杂志登载了赞扬文章。《祖国纪事》杂志的一篇文章说：“如果这是列·尼先生的第一部作品，那么不能不祝贺我国文坛出现了一个出众的才子。”《现代人》杂志的编辑巴纳耶夫从这个友人家走到那个友人家，给他们朗诵《我的童年故事》的片断。

陀斯妥耶夫斯基当时正在流放，《我的童年故事》给了他强烈的印象。他请求一位朋友务必查明“这个隐性埋名的列·尼究竟是什么人。”

在《我的童年故事》中，作家以令人惊叹的艺术技巧描绘了主人公生活的贵族庄园，它的环境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极为相似。虽然托尔斯泰强调过他写的不是自己童年的故事，但是，小说中主人公尼科连卡的经历、思想情绪和生活中的许多事件都和作家的童年类似，如玩耍、爱好、莫斯科的旅行、朗诵诗歌等等。小说中的某些人物也很像作家童年时期周围的一些人。譬如，小说中的祖母形象与托尔斯泰的祖母非常相象；尼科连卡的母亲也是作家根据身边的人们对他母亲的回忆，经过艺术加工而塑造出来的。用作家自己的话说，在《童年》中，“真实与虚构错综复杂地交错在一起。”尼科连卡·伊尔坚里耶夫是三部曲《童年）、《少年》和《青年》中的

主人公。作家细致入微地描绘了他那充满诗情画意的童年世界。这个聪明伶俐、善于观察和关心他人的男孩子在自己生活的圈子里逐步觉察到了社会生活不公平的现象，他慢慢地懂得，真正的人道主义和心灵的美并不在他生活的贵族圈子之中而是在它之外。最合尼科连卡心意的，还是那些普通的人。善良温柔的娜塔丽娅·萨维什娜，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她的道德修养却远远高出一般贵族。娜塔丽娅·萨维什娜给尼科连卡以良好的影响，犹如他的母亲对他的教育一样。

母亲之死，迁居莫斯科，促使尼科连卡越来越多的思考生活意义的问题。他带着这些思考进入了成长的新阶段——少年时代。这一时期，尼科连卡初次听到了“穷”和“富”的概念，于是，他很快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我们富有，而卡倩卡却贫穷？他因此而感到惭愧。

青春年华给尼科连卡带来了新的热情和感受，他想仿效他的哥哥及其同伴那种文雅的风度、时髦的装扮，操一口流利的法语，也想仿效他们轻蔑地对待那些不具备以上素质的人。

在大学里，尼科连卡接触的生活范围越来越大，他结识了许多平民出身的大学生，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在贵族青年中无法看到的那种对科学的强烈兴趣，对理想的执着追求以及纯朴诚实的品质。

尼科连卡倾心于这个新的生活圈子，热爱这些平民出身的青年大学生， 但是他没能跟他们结为知心朋友，因为按照出身、教养和生活情趣来说，他和这些人是有距离的。

托尔斯泰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偏爱那些来自平民百姓的有才智的青年人。

三部曲中有作家许多自传性的因素。但是，小说并非作家的自传，它是概括了作家亲自经历和所见所闻的艺术作品，给读者描绘出了十九世纪上半叶一个贵族家庭孩子的成长过程，作品洋溢着贵族庄园生活的牧歌情调，表

现了一定的民主倾向。

1852 年 12 月，托尔斯泰结束了短篇小说《袭击》的写作，寄给了《现代人》杂志主编涅克拉索夫。

在这个短篇小说里，作家描写一次他亲自参加的袭击山民的战斗。小说的主人公赫洛波夫大尉，是一个勇敢、坚定的人，他的性格特征和作家所热爱的长兄尼古拉极为相似。

在《袭击》中，作家不加渲染地描述了受俄国指挥官怂恿的对山村的破坏、抢劫和对当地居民的杀戮行为。从人道主义出发，作家鲜明地站在山民一边，同情他们，谴责俄国军队的暴行。当一个骠骑兵杀死一个怀抱幼儿的妇女时，作家质问道：“骠骑兵，你为什么这么干呢？要是别人欺凌你的妻室儿女，你说什么呢？”

作家强烈地谴责了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以及它给高加索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第一次谈到了各民族的兄弟关系。

《袭击》发表在 1853 年《现代人》杂志第三期上，遭到了政府书刊检查机关的大量删改。对此，托尔斯泰非常气愤，他在给哥哥谢尔盖的信中说： “《童年》被糟踏，《袭击》也被书刊审查机关弄得面目全非，凡是好的东西不是被删削就是被篡改。”

《现代人》杂志主编涅克拉索夫知道作家受到了委屈，就立即写信去安慰他：“请您不要为这件不愉快的事情沮丧吧，这是我们一切天才作家共同的遭遇。您的小说写得生动别致，再好也没有了。请不要忘记《现代人》杂志，因为您已经成为它的撰稿人。”

两年半的高加索军旅生活在托尔斯泰的生活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他把这一时期看作他生活中的最好时期。他后来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无论在此以前，还是以后，我的思想都不曾达到那样的高度，不曾注意到那两年观察过的事物。我那时的一切发现，将永远成为我的信念。”

1854 年 1 月，托尔斯泰从高加索回到了俄罗斯。一踏上故乡的土地，他就沉浸在昔日甜蜜生活的回忆之中，他十分珍惜在自己心爱的庄园中的生活。可是没呆多久，就被派往多瑙河部队，前往布加勒斯特。

当时，沙俄帝国正在向外扩张。1853 年 6 月 14 日，俄国向土耳其宣战， 一举歼灭了土耳其的海军舰队。英、法两国为了与俄国争夺市场，不能容忍俄国独霸土耳其，称雄黑海。于是支持土耳其，于 1854 年 3 月对俄宣战，克里木战争全面爆发。托尔斯泰被调往克里木的塞瓦斯托波尔前线。

塞瓦斯托波尔，这座俄国在黑海的良港城市，它有辽阔的天然海湾，俄国人曾引此以为骄傲。此时，在英法联军的攻击下，它正摇摇欲坠，处境危难。人们都在焦虑不安地考虑，在比自己强大的敌人进攻下，塞瓦斯托波尔能否守住？托尔斯泰一抵达塞瓦斯托波尔，就被俄国军民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所感染。

他以准尉军官的身份担任了炮兵连长，参加作战，在防线最危险的第四号棱堡呆了一个半月，常常遭遇到危险。但是，死亡的逼近并没有使他害怕， 他整天地工作着。紧张的一天结束的时候，出于心满意足，他大声地呼喊着“呜啦！”由于他在战斗中勇敢顽强的表现，被授予奖章。他无疑应该得到更高的奖赏，但他不追求这些。对他来说，重要的是结识了那些好朋友。据参加过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那些朋友回忆道：“他是炮兵连名副其实的灵魂⋯⋯他是出色的伙伴⋯⋯一个最诚实的人，要忘掉他是根本不可能的。”

当时，托尔斯泰还没有看清这场战争的性质，只是从狭隘的爱国主义立场来歌颂这场战争。他在给哥哥谢尔盖的信中写道：“士气的高昂真是无法形容，就是在古希腊也不曾有过这样的英雄气概⋯⋯一连水兵冒着敌人的炮火在一个炮台坚守了三十天，后来要把他们换下去，他们几乎要暴动。士兵们把炸弹上的雷管都摘了下来，妇女们给坚守棱堡的士兵送水，许多人因此牺牲或者受伤。⋯⋯有一个旅 24 日最后只剩下一百六十人。多么悲壮激烈！”托尔斯泰在棱堡中领悟到，他周围的这些人才是真正的英雄，他们比其

他人更爱自己的祖国，他们没有任何做作夸耀的神情，而是镇静地为祖国和人民捐躯。

在战斗中，托尔斯泰仔细地观察着，认真地思考着。一方面，他目睹了俄国士兵举世无双的勇敢精神，“每一个军人的心灵都蕴藏着一点能使他成为英雄的高尚的火花。”另一方面，他又痛心疾首地看到军官的腐败、军纪的涣散，人们不相信自己，因循守旧，寄希望于圣尼古拉。他认为，这是俄罗斯人民千百年来的缺点，由于这些缺点，这个在历史上曾经为世界贡献过许多杰出人物的民族落后于人了。俄国如果不彻底改造.就必然会灭亡。

1855 年，托尔斯泰根据自己亲身经历的战斗生活写了《1854 年 12 月的塞瓦斯托波尔》、《1855 年 5 月的塞瓦斯托波尔》和《1855 年 8 月的塞瓦斯托波尔》等三篇短篇小说。

在《1854 年 12 月的塞瓦斯托波乐》中，作家对战争做了现实主义描写。他没有把它描绘成一幅战旗飘舞、军号嘹亮的美丽图画，而是揭示战争实际存在的景象——流血、痛苦和死亡。他引导读者既去注视人们的丰功伟绩， 也去关注人们的日常活动。他在作品中写道：“在这张晒得黝黑、颧骨突出的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里，在每一块肌肉中，在宽宽的肩膀上，在穿着大靴子的厚实的脚上，都显示出构成俄罗斯人力量的主要特点——淳朴和倔强。”

据说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多罗芙娜读了第一篇小说，感动得流下眼泪。皇帝还下令把作品译成法文，并从爱护作者考虑，要把他调离危险地区。

但在第二篇小说中，作家增加了批判成份，斥责战争，指出它是毫无意义的。战争和大自然的美是格格不入的，就是在一阵残酷的厮杀之后，春日的艳阳同样和煦地发出光采。当撒满露水的草地上堆着数百具尸体的时候， 当发出诅咒、极度痛苦的伤员在泥泞里爬行的时候，又大又美的“太阳升起来了，照耀着大地。”

托尔斯泰认为，谁也不需要战争，无论是法国人、俄国人，或是土耳其人，都不需要战争。战争给所有的人都带来了苦难和不幸。但是，怎样防止和避免战争，作家没有给予回答。

在《1855 年 8 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中，作家展示了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惨痛结局。不论俄国士兵怎样英勇顽强地战斗，也不论他们如何壮烈地献出生命，他们都无法制止俄国军队的溃退，塞瓦斯托波尔最终陷落了。作家深为士兵们历经八个月欲血奋战的城市的陷落而痛心疾首。作品把士兵们的英勇顽强与贵族社会的丑恶、军队将领的腐败对照起来写，大大加强了作品的思想意义。

沙皇政府对此很不满意，派宪兵监视他。作品送审时受到了书刊检查机关的刁难，许多地方被删改了。这篇小说于 1856 年 1 月初发表在《现代人》

杂志 1 月号上，第一次署名为“列·托尔斯泰伯爵，”在杂志的目录上，编辑还特地注明作者早斯中篇小说的署名是“列·尼”。报纸在刊登《现代人》

杂志出版消息时，没有列作者的全名，仍和以前一样，只是姓名的缩写字母， 因为读者早已在焦急地盼望着署名“列·尼”的作品问世。

这篇小说的主要人物是柯捷尔卓夫兄弟，特别是弟弟伏洛嘉的形象令人敬佩。伏洛嘉年轻，富于幻想，对于未来充满着信心。他怀着自信和自负的心情奔向塞瓦斯托波尔。当他置身于危城之中，看到一幅完全不是自己所想象的战争图景以后，他心灰意冷了，想从这可怕的死亡地逃走。但是，在隆隆的炮火中，在激烈的厮杀中，人的高尚情操和勇敢精神在他身上迸发出来了。

伏洛嘉的哥哥象英雄一样牺牲了。临死前，他最关心的是俄国军队是否已经收复了原先的阵地。伏洛嘉的死则完全没有被人觉察到，一直等到同伏洛嘉在一起的符兰回过头来才发现：“⋯⋯在伏洛嘉坚守的地方，有个穿军大衣的人脸朝下趴在那里。”

《现代人》杂志主编涅克拉索夫给予这篇小说高度的评价：“中篇小说是第一流的：精确、独特的观察，对事物和性格实质的深刻洞察，严格的、贯通全篇的真实⋯⋯按照本意提供塞瓦斯托彼尔最后时日人们的内心感受， 通过一个高尚青年未被生活丑恶沾染的天真美好的心灵的三棱镜，把内心的各种体验展现给读者⋯⋯伏洛嘉·柯捷尔卓夫在俄国文学中必将长久地生存下去，也许，他将伴随着人们对于塞瓦斯托波尔围困战的壮丽、悲惨和严酷岁月的回忆长存。”

总起来说，这三篇小说是根据作者亲身经历和见闻写成的，它不仅表现出作家对人民力量的重视和对人民命运的关注，而且克服了俄国文学中战争描写的虚假的浪漫主义倾向，描写了普通土兵和军官朴素但却悲壮的真正爱国主义，揭露了贵族军官的虚荣心和装腔作势，显示了他善于真实、细致、具体地描绘战争生活场景的才能，开创了俄国文学中战争描写的现实主义传统。作品的缺点，是未能具体地揭示这场战争的本质，只是从抽象的人道主义观点和千古不变的道德原则出发，谴责它的“愚蠢”和“可怕”。

塞瓦斯托波尔的战斗环境，引起托尔斯泰对于自己未来生活的思考。脱离军职、从事文学创作的想法，在他的脑海中越来越成熟。他在日记中写道： “军旅职业并非我的职业，为了使我能完全献身于文学，越早离开军队越好。”

著名文学家屠格涅夫也坚持说服托尔斯泰离开军队：“假如您能从克里木脱身，那就太好了。您已充分证明自己不是一个懦夫，但是，军旅仕途毕竟不是您的事，您的天职是做一个文学家、思想和语言的艺术家⋯⋯我向您重复一篇：你的武器是笔，而不是军刀，诗神不仅不喜欢无谓的奔波，而且还缠着您不放。”

尽管俄罗斯人民还在为塞瓦斯托波尔的陷落感到悲伤，但沙皇政府在克里木战争中的失败已引起了全国巨大的社会性热潮。广大农民不愿再处于贵族地主所有制的统治之下，农奴解放的问题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人们都在期待着发生巨大的变革，托尔斯泰怀着这种变革的希望，于 1855 年 11 月回到了彼得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