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懈追求的科学伉俪

弗雷德里克·约里奥1900年的法国巴黎，充溢着自由祥和的气氛。

亨利·约里奥，一位生意兴隆的棉布批发商，三个孩子的仁慈的父亲，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迎来了约里奥家族又一个可爱的小生命。

亨利给这个哇哇痛哭不安分的小家伙起名为让·弗雷德里克。但所有的人都亲热地称他为弗雷迪。

除了生意上的应酬，亨利·约里奥把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打猎、钓鱼和作曲上。

他的好脾气和丰富的想像力使他得以超凡脱俗，终日过着悠然自得的生活。

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成长中的弗雷迪。

弗雷迪的童年生活是美好的。

他熟悉大自然的每一种声音。雀鸟宛转悠扬的啼鸣，林海飒飒的风声，飞瀑雄壮的轰鸣，都像是自然亲切的召唤。

对这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弗雷迪自小就有一种刻骨铭心的爱，每当他感到痛苦失意之时，仿佛总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催动着他：到大自然去！

亨利最喜欢他这个聪明可爱的小儿子了，每一次出去狩猎或钓鱼，他都要带上弗雷迪。

而小弗雷迪呢，则像过节一样，兴奋得乱蹦乱跳。

深邃的大自然培养了弗雷迪特殊的观察力和想像力，他可以凭直觉判断哪里有鱼，哪里有飞禽，哪里有淙淙的溪水。

在广阔的自然界，弗雷迪感到自己就像是在大自然母亲的怀抱中，无论是在穿越森林的漫步中，还是在耐心守候猎物的时间里，或是在静寂难耐的水面上，他似乎都能感觉到大自然深沉的脉搏。

有一次，一只硕大鲜艳的野鸡出现在父子俩的视线里。

“打掉它！”亨利心血来潮，迅速举起了手中的猎枪。

野鸡像预感到了危险，“扑棱棱”展翅飞走了。

“真是一只漂亮的野鸡呀！”亨利叹息道。

“爸爸，咱们在这里等它好吗？”弗雷迪天真地说。

“孩子，它不会回来了。”爸爸微笑地拍拍他的小脑袋。

“不，它一定会回来的！”弗雷迪倔强地说。

“那好吧，我们就听从弗雷迪阁下的意见，恭候野鸡皇后驾临吧。”爸爸知道弗雷迪的倔脾气——想做的事一定不会放弃，便幽默地答应了他。事实会让他改变主意的。

父子俩埋伏在一片灌木丛后，枪口指向野鸡曾经落脚的草丛。

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流逝了，落日西沉，橘红色的余晖染红了青翠的山林，森林已经开始变得沉寂，偶尔传来几声归巢的鸟鸣。

亨利有些焦急，天眼看就擦黑了，那只该死的野鸡却踪迹皆无，他担心自己的弗雷迪受不了森林的寒冷。

他想劝弗雷迪放弃这个不切实际的幻想。

他扭头一看，弗雷迪趴在那里，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凝视着前方，似乎在遐想着什么——看来他又沉迷在大自然的美景中了。

亨利正要推醒他，弗雷迪忽然低声叫道：

“爸爸快看，来了！”

声音里有掩饰不住的惊喜。

亨利抬头一看，那只鲜艳的野鸡果然翩翩而至。

亨利来不及夸奖孩子的直觉和惊人的判断力。他瞄准目标，“砰！”放了一枪。

野鸡应声落地。弗雷迪欢快地一跃而起：“打中了！”

这是弗雷迪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次狩猎活动。在这段美妙的时间里，他不仅培养了观察力和想像力，更重要的是锻炼了过人的耐力。

1905年，弗雷迪的学生时代开始了。

他是一个遵守纪律的好学生，学习认真，但成绩并不是特别优秀。惟一可以让他感到骄傲的，就是自己的足球踢得很好。

如果走进他的卧室，你会以为误入了杂货间：房间里的桌上、床上、地上乱七八糟地堆放着各种各样的零碎东西，母亲给他收拾整齐后，不久就又被他搞得一塌糊涂。

最后，母亲不得不在他卧室醒目的地方贴上字条，上面写上“东西放在固定的地方”、“注意保持整洁”之类的话。

对于弗雷迪来说，这些字条无异于废纸，他依然是我行我素。

但有一条座右铭弗雷迪一直铭记在心：“创办事业不一定非要抱着希望，也不一定非要成功才能坚持下去。”

这句话是荷兰共和国的创立者威廉说的。

1911年，弗雷迪迷上了化学实验，这下，家里可遭了殃。母亲形容他“像疯了一样”，为了做实验，他把家里的煤气炉、油灯、器皿都变成了实验的“牺牲品”。

1920年，弗雷迪考入巴黎工业理化学校。

对弗雷迪来说，巴黎工业理化学校无异于科学的圣地。放射线的发现者皮埃尔·居里夫妇就是在这里进行他们举世闻名的研究工作的。

弗雷迪在工业理化学校学习1年后，需要在物理和化学中任选一门作为主修课程，他选择了物理。因为他崇拜的物理学家保罗·朗之万在该校继任着皮埃尔·居里的教授工作。

弗雷迪充分显示了卓越的实验才能，连朗之万也时常称赞他是最优秀的学生。

1923年，弗雷迪毕业了。

有了工程学学士学位，他想找一份工作并不是一件难事。但由于居里夫妇和朗之万的熏陶，他又希望在学术气氛中进行独创性的研究工作。

弗雷迪找到了朗之万，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

朗之万听后，对他的求学态度很赞成，他决定把弗雷迪推荐给居里夫人做助手。

但朗之万以科学家的坦诚告诫弗雷迪说：

“在大学里工作你有一个很不利的条件，你既不是高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也不是巴黎大学的毕业生，是不合一些大人物的口味的。如果你要让别人接受，就必须清楚地了解科学要求你全力以赴，以毕生的精力研究它，并做出优异的成绩来。”

教授的话一直激励着弗雷迪，每当他的事业受挫或受到人为的迫害时，他的脑海里就涌现出教授的谆谆教诲，从而促使他从颓丧中奋起。

居里实验室

能够做玛丽·居里的助手，弗雷迪非常激动，他觉得自己真是太幸运了。

童年时，居里夫妇对科学的伟大发现就给弗雷迪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6岁那年，弗雷迪在一本通俗杂志《大众读物》上读到了介绍居里夫妇的文章，那时他已经能断断续续地看些书了。

《大众读物》上刊登了一幅居里夫妇工作的照片：玛丽·居里正面坐在工作台旁，左手拿着一个烧瓶。她的丈夫皮埃尔站在一旁，胡子长长的，右手插在上衣口袋里，两人显然正在研究着什么。

弗雷迪拿出剪刀，仔细地将这张相片剪了下来，还让姐姐玛格丽特做了一个精致的镜框。

在弗雷迪的心目中，居里夫妇像笼罩着神秘光环的圣人，能够亲眼目睹他们的风采，是弗雷迪童年时的奢望。

从小学直到工业理化学校毕业，这张相片一直跟随着弗雷迪，伴随着他逐步走向成熟。

现在，自己竟能够到居里夫人的身边，从事自己喜爱的研究工作，怎能不让弗雷迪激动呢？

居里夫人约见他的地点就是镭学研究所自己的实验室。

1924年11月21日上午11点，弗雷迪里克·约里奥身着一身崭新的军服，在约定的时间里来到居里夫人的书房前。

约里奥所以戎装在身，是因为他刚完成在炮兵预备队的军训生活，他想：合体的军服或许能让居里夫人联想到自己是个训练有素的人。

虽已近正午，天仍寒气逼人，朔风刺骨，刀子般割痛了约里奥的脸颊。他站在门前，不住地打着哆嗦。

约里奥的心像有只小鼓般敲个不停——这位举世闻名的女科学家怎样看待自己呢？

他终于抬起手臂，敲开了居里夫人的房门。

首先映入约里奥眼帘的，是一张硕大的办公桌和几只排满书的橱子，以及两张椅子。别的就没有什么了。

约里奥没有料到，这位令人崇拜的伟人，书房陈设竟如此简单。

桌子的一边，坐着一位身材矮小的老妇人，灰白的头发，不到60岁的人看上去像有70开外，苍老而神色疲惫。一身黑色的衣服衬得她的脸色更加苍白。

只有一双晶莹、敏锐的眼睛使人联想到这个瘦弱的躯体里包含着巨大的热情和能量。

这就是居里夫人。

她和蔼地冲约里奥点点头，请他坐下。

居里夫人的友好态度打消了约里奥的紧张情绪，他把自己的情况详细地做了一番介绍。

居里夫人注意地听着。

实际上，朗之万早已就约里奥的聘用问题和她做了一次长谈，早在约里奥进来之前，她已经决定要任用他了。

约里奥讲完后，居里夫人微笑地说道：

“好了，小伙子，你被录用了，”她顿了顿，接着说，“我希望你能很快熟悉自己的工作。”

约里奥的工作开始了。

他的薪水很微薄，仅能支付必要的生活费用。

生活上的拮据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他对自己从事的工作——放射线一窍不通。

有一天，约里奥在实验室的手足无措引起了居里夫人的注意。

她走到这个年轻人面前，以不容反驳的语气说：

“约里奥，你要想有所作为的话，必须提高自己，仅有一个学士学位是不够的。”

居里夫人的话增加了约里奥的压力，他觉得自己该拼一拼了，他要在短时间里掌握放射线的知识，并尽可能早地再获得一个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

约里奥的苦行僧般的生活开始了。

除了吃饭睡觉，所有的时间他都利用上了，忙得不可开交。后来约里奥回忆起这段日子时说：

“我从来没有时间考虑以后要干什么，我惟一关心的就是现在的工作，并尽量多学点知识。”

约里奥的努力获得了社会的承认，1925年他获得第二个大学学位；1927年获得了理科硕士学位。

约里奥也熟悉了放射线的知识，他已成为居里夫人相当熟练的助手了。

在这期间，他和居里夫人的大女儿伊伦娜·居里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伊伦娜·居里

伊伦娜是在1897年9月12日出生在巴黎的。

对于一心从事科学研究的居里夫妇来说，伊伦娜可以说是在实验室里长大的。

她的爸爸皮埃尔·居里1906年因车祸意外丧生后，抚养她和妹妹艾芙的重担就压在居里夫人的肩上。

居里夫人最重视的是孩子们的教育问题，她为此殚精竭虑，创办了一个“家庭学校”，由她和几个同事、朋友担任他们自己孩子的老师。

皮埃尔的父亲居里大夫在教育孩子方面给予居里夫人极大的帮助。

他给伊伦娜讲解植物学，帮她在园子里栽种花木，带她散步。

在祖父那里，伊伦娜知道了动植物许多有趣的故事。如：老鼠是怎样打洞的，蛇在冬天是怎样生存的，种子是怎么来的等等。

这个睿智的老人对伊伦娜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1910年他去世时，伊伦娜悲痛欲绝。

经过两年田园生活般的教育之后，伊伦娜进入塞维涅中学。在学校里，她的成绩是最优秀的。

1911年，居里夫人因提炼纯镭成功，再次荣获了诺贝尔奖。

伊伦娜这时14岁了。12月的一天，她陪同母亲一同前往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奖。

盛大而热烈的授奖仪式深深吸引了她：欢快的乐曲和热烈的掌声把母亲送上了讲台，在上千人的注目下，母亲做了生动的讲演。在伊伦娜看来，她是那么光彩迷人。

居里夫人的讲演一次次被热烈的掌声打断，伊伦娜怀着自豪的心情，注视着这令人激动的场面。

这就是自己伟大的母亲！这就是世人瞩目的诺贝尔奖！伊伦娜感到振奋不已，此时此刻，她的心里已暗下决心：要像自己的父母一样，献身于科学事业。

瑞典之行激励了年少的伊伦娜，同时确定了她人生的道路。

伊伦娜像她的母亲一样，天资聪颖，又受到了一流的教育，因此不久就可以和母亲探讨一些简单的理论问题了。

有一次，伊伦娜随同母亲拜访了相对论的发现者爱因斯坦。

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就某个科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令爱因斯坦感到惊异的是，年轻的伊伦娜自始至终聆听着他们的谈话，时而还提一些和她的年龄极不相称的问题。

爱因斯坦不由得对她刮目相看，他对居里夫人说：你的女儿很有头脑，将来一定会有成就的。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富于爱国心的居里夫人亲临前线，帮助救治伤病员，伊伦娜义无反顾，随同母亲一齐走上了战场。

在战场上，伊伦娜掌握了护士课程，并学会了操纵X光机。

源源不断的伤员被抬下战场，接受X光的检查。看着这些血肉模糊、衣衫残破的战士，伊伦娜的心痛苦地颤栗着。

战争！令人诅咒的战争！

伊伦娜的憎恶是无法改变战争进程的，她惟一能做的就是检查这些伤员，并尽量照顾他们好一些。

她也受到了伤害——大剂量的射线辐射伤害了她的身体，像她的母亲一样，这也是她去世的根本原因，虽然当时她一无所知。

由于她的贡献，战争结束后，法国政府向她颁发了一枚勋章，对这位年轻的姑娘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荣誉。

1920年，巴黎镭学研究所落成了，伊伦娜决心继续父亲的工作，并给母亲做助手。

伊伦娜离不开实验室，这是她生活的全部，她想象不出自己还能过另外一种生活。

伊伦娜实验非常细心，每天，人们都会看到她坐在自己的工作台前，一声不响地埋头工作。

没有任何事情能夺走伊伦娜对工作的兴趣，她生性沉默寡言，不善待人接物，在实验室，她甚至常忘了礼节性地向别人道一声早安。

每个人都把她看做难以接近、冷若冰霜的人。

约里奥则一下就注意到她了。

他没有想到，这个体态端庄、目光坚定、头发卷曲的年轻姑娘将来会成为自己的妻子。

伊伦娜不同于一般浮华的女人，在她的身上，约里奥似乎看到了她父亲皮埃尔·居里的品质：朴实的作风，敏锐的头脑，从容的态度……

约里奥发现，这位外表沉默的姑娘实际上是一位感情丰富而敏感的人。

一次偶然的机会，同样喜欢运动的两个年轻人在森林的一次漫步中相遇了，他们开始了第一次长谈。

每一朵含苞欲放的鲜花，每一只轻灵嬉戏的松鼠，都能引发他们欢悦的情愿：大自然真是太美了！

这次漫步是他们相爱的契机，他们惊异地发现：对方的志趣和自己的竟那么的一致。

共同的理想和追求结成了约里奥和伊伦娜相爱的纽带。

世上的事就是如此惊人的相似：30年前，皮埃尔和玛丽在偶然的机会里邂逅，共同的追求使他们成为伉俪；今天，他们的女儿伊伦娜又重演了这动人的一幕。

共同奋斗

约里奥和伊伦娜的婚礼在巴黎市政府举行了。

仪式很简单，参加者也只有双方的亲戚和一些朋友。

一顿丰盛的午餐后，他们的婚礼就静悄悄地结束了。

下午3点钟，这对新人坐车回到了镭学研究所，之后，便一头又扎进了实验室。

约里奥开始显示出了卓越的才能，他已非昔日的“无名小卒”了，他和居里夫人激烈地争论某个问题，有时连伊伦娜也没有机会插嘴。

约里奥从这时起被人称为约里奥—居里了，能成为居里家的一员，他深感自豪。

像居里夫妇一样，约里奥夫妇两人总是形影相随，在实验室里并肩工作。

他们为科学而爱科学，在他们的心目中，科学使人奋进，使人精神高尚。

他们从事的具体研究工作，就是居里夫妇开创的放射性。

1928年，约里奥夫妇发表了他们共同研究的第一个成果的论文。

论文阐述了镭自发衰变产生的镭-C和钋完全在空气中吸收后放出的α射线所产生的离子数，测定了形成的离子偶数。

一位化学家半开玩笑地对约里奥说：

“你现在才来研究放射性，未免太晚了。这些元素和衰变系列现在都已知道了，除了把它们的各种特性算到小数点三位或四位以外，没什么可做的了。”

但约里奥不改变主意，他的直觉和倔强的性格注定他不会回头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那位化学家的看法是错误的。

约里奥—居里夫妇很幸运：他们继承了居里夫人的钋，这是实验必需的原料。他们选定了威尔逊的膨胀云室观测粒子通过气体的径迹，他们的思路和研究方向都是正确的。

他们的准备工作进行了3年，这3年他们没有大的发现，一些妒忌约里奥的人开始嘲笑他，约里奥毫不介意，他的看法是：“没有困难而取得的成绩越多，实际取得的成绩就越少。”

况且，他们马上就有重大的突破，作出关键性的贡献了。

在小小的实验室里，他们整天紧张地工作，经常干到深夜。

伊伦娜怀孕后，减少了工作时间，但同时担负起了照顾约里奥的任务，因为每次她都是说破了嘴，约里奥才极不情愿地离开实验室回去吃饭或睡觉。

1934年1月15日下午，约里奥终于有了激动人心的发现。

他拿起话筒，按捺住剧烈跳动的心，给伊伦娜、玛丽·居里、朗之万……都打了电话，请他们赶到自己的实验室来。

不久，实验室里就挤满了人。

大家都屏声静气，看约里奥演示他刚做过的实验。

……

半个小时后，实验做完了，每个人都确信无疑地明白了：约里奥利用α粒子的轰击，将非放射性元素铝变成了放射性元素——人类制造了第一个人工放射性元素。

为了更好地了解约里奥的发现，我们详细地介绍一下他的这项成果。

当时，物理学家们一致认为：当一个粒子——α射线、质子或中子进入原子核时，原子核会发生转变，放出和入射粒子不同的粒子，并留下了一个稳定的原子核。

他们用钋的α射线轰击铝箔，在威尔逊膨胀云室观察到铝衰变时放出质子和大量电子。如果用很薄的一层铍把钋源盖住就有正电子和负电子放出来。他们认为这种情况是由于用α粒子轰击时在铍里产生的伽马辐射的内转换所造成的。

但他们的解释不能说明铝放出正电子的现象。为此他们提出一种解释：当一个2713Al原子核俘获一个α粒子时，就会有一个质子或一个中子和一个正电子放出来。无论发生哪一种状况，产生的原子核都是稳定的3014Si。

当约里奥—居里夫妇通过实验以确定能使铝产生正电子的α射线的最低能量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些粒子不是立即放出的，而是经过几分钟的辐照之后才放出的，同时在辐照停止后还持续了一个短时间。

这样，铝箔在撤离辐射源后经照射几分钟即产生放射性，半衰期为3分15秒。辐射由正电子组成。放射性的衰变是指数式的；硼和镁经照射后，它们放射性的半衰期分别为14分种和25分钟。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当时接触的是新的放射性元素和一种放出正电子的新型放射性。他们发现电子是按连续光谱分布的。这就证实了他们的想法：所产生的放射性物体和天然放射性元素是相似的。

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发现为元素的人工嬗变提供了第一个化学证明。

在伯克利，物理学家劳伦斯在自己制造的回旋加速器上进行实验时，轰击的元素个个都带有放射性，他们却从来没有注意这一点。

劳伦斯看了《报告》杂志上约里奥发表的文章后，回到自己的实验室，用回旋加速器进行了类似的实验。

他们看到了约里奥发表的人工放射性元素。

劳伦斯和他的助手们一样，面面相觑。

“这个发现我们本来随时可以做到的。”沉默了一会儿，一个叫索顿的首先说道。

利文斯顿则说得更干脆：

“我真想打大家的屁股！”

1935年11月14日，约里奥收到了来自瑞典斯德哥尔摩的电报和公函。

公函上写着：“因合成新的放射性元素，瑞典科学院将1935年度诺贝尔化学奖授予约里奥—居里及其夫人伊伦娜·约里奥—居里。”

他们的心情非常激动，这是居里家第三次获此殊荣了，居里夫妇在1903年获得物理奖，玛丽·居里于1911年获得化学奖。

对荣誉的看法，伊伦娜和自己的父母是一致的，她和约里奥为了躲避新闻记者，在巴黎的勒诺特大街租了一套新居。他们的经济也宽裕了。

约里奥同时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他具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诺贝尔奖使他成名后，他不得不满足社会上对他提出的种种要求。他再也不能专心从事自己热爱的实验室工作了。

但他仍然抽出时间，指导制造了西欧第一台回旋加速器，这台加速器可以提供能量达7兆电子伏的氘核束，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

伟大的爱国者

1939年1月30日，约里奥向科学院提出了《铀和钍核在中子轰击下发生爆炸性碎裂的实验证明》的论文。

接着，他和自己的助手计算出用热中子照射铀而释放出的中子的能量至少有11兆电子伏。

有人曾做过这样一个计算：

假如1立方米凝结起来的氧化铀粉末重4.2吨，含有3000亿亿亿个分子，或3倍于这个数字的铀原子，每个原子释放大约180兆电子伏，总共将放出27000万亿千克米的能量。这意味着1立方米的氧化铀足以把1立方公里的水在空中举高27公里！

真是一个惊人的能量源！

当时，德国已占领了奥地利，二次大战的阴影笼罩在欧洲的上空。

德国会不会据此造出原子弹呢？

一些被迫流亡的科学家提出建议：要求停止自由发表有关原子能领域的文章，以防被德国所用。

约里奥也收到了类似的建议。

他拍去的复电是：“不。”

约里奥认为：这一建议与科学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国际自由交流的原则是背道而驰的。

他当然是反对希特勒的，但原则上认为公开发表文章必须进行下去，否则就等于希特勒又成功地扼杀了科学珍贵的自由。

约里奥也考虑到了原子能在工业和军事上的前景问题，科学家们的忧虑并非杞人忧天。

约里奥想到了专利权。

在此之前，他和伊伦娜的态度是明确的，对自己发现的人工放射性采取了最无私最慷慨的态度。

但战争随时都会爆发，要想确保法国在这一极为重要的领域里遥遥领先的地位，只有采取专利权的办法。

他们取得了建设和使用原子反应堆的专利权，然后把它转给了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了。

约里奥重新穿上了军装。他主管陆军第一科学研究组。这个研究组实际上从事着原子能的秘密研究。

1939年11月，约里奥提出两项建议：

第一，向美国购买400公斤金属铀，第二，向挪威借其全部贮备的重水200公斤。

约里奥此时已明确了铀和重水是战争时敌对双方争夺的一个重要资源，战争期间，这两种原料将无处可购。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他们发现破裂后放出的中子，造出能产生收敛链式反应的铀介质，最后阐明了造成一个发散链式反应所必需的条件。

或者简单点说：约里奥发现了制造原子弹的基本原理。

对这一发现，约里奥持非常谨慎的态度。

他把自己的发现写成文件，然后将它密封，存放在科学院的档案室里。

文件在科学院一放就是10年，直到1948年8月18日才启封。

文件内容是：用含有铀的媒介物造成一个无限的链式反应的可能性。

约里奥以大局为重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当然，这是后话。

约里奥的两条建议被采纳，军方立刻和美国联系，购得了400公斤金属铀。

重水的问题则让他们挠头，它惟一的大规模生产者是挪威克维尔斯托夫水电有限公司，从德国盖世太保眼皮底下将200公斤重水运到法国，无异于火中取栗。

军方为此制定了周密的计划，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1940年3月，几经周折，终于将200公斤重水秘密运抵法国。

然而不久，战争形势就急剧恶化，德国人快要占领巴黎了。

金属铀、重水及一批重要的仪器和资料必须再度转移。

经过紧张的安排，这些贵重物品将由运煤船“布鲁姆帕克号”运往英国。

约里奥决定留在法国，他预见到：战争将是残酷的，但希特勒注定要完蛋，这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法国沦陷了，德国人接管了巴黎，他们在约里奥的实验室门口贴了一个通告，规定没有特别许可不得入内。

约里奥和伊伦娜一直住在克莱维弗尔，因为伊伦娜生了孩子后，身体虚弱，之后就常常贫血，留在克莱维弗尔治病。

约里奥是在8月9日回到巴黎的。

德国人立刻在他的实验室和他见面，全体工作人员都被召集来了。

德国将军舒曼风雅大度地发表讲话，表示他非常赞赏约里奥进行的伟大工作，希望他们为了科学保证共同前进，并有一个富有成果的合作时期。

然而到了约里奥的私室后，德国人的态度就大大改变了：粗暴、露骨、蛮横。他们审讯犯人般对约里奥进行了盘问。

问：“重水哪里去了？”

约里奥：“在波尔多装到一艘英国船上去了。”

问：“船的名字叫什么？”

约里奥：“×号。”（一艘在空袭中被炸沉的船的名字）

问：“铀哪里去了？”

约里奥：“军备部收走了。”

问：“送到什么地方去了？”

约里奥：“我不知道，没有告诉我送去的地方。”

问：“你是说你不知道铀被送到哪里去了吗？”

约里奥：“是的。”

问：“可是，别人不知道，你肯定知道。”

约里奥：“我不知道。”

德国人问不出什么，又把目标转向了回旋加速器。

问：“你的回旋加速器的情况怎么样？

约里奥：“还在安装中。”

问：“你估计什么时候可以完成？”

约里奥：“到时候就能完成。”

约里奥非常沉着小心，没有露出一丝破绽，德国人一无所获。

德国人要求约里奥的实验室接受4个德国研究人员，跟随他从事铀的研究。这样他们才能同意实验室重新开始工作。

约里奥的实验室生活又开始了，他自有主张，对他的法国同事们解释说：

“军事上我们打败了，但我们必须为祖国进行另一场战斗，……法兰西总归要重新赢得独立，将来需要有能胜任核物理方面工作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

正是由于这种精粹的爱国主义，约里奥一直保持着生气勃勃的斗志。

法国人还以另一种方法和德国人作对：德国人博特要求使用回旋加速器，约里奥同意了，但这台机器老是出毛病，开一会儿机器就变得滚烫，只好把所有的开关马上关掉。这样的事故发生了多次，德国人却从没有怀疑过有人破坏。

实际上想要它出毛病很简单：将冷却系统中的一个水龙头关掉就可以了，这件事一直都由法国主任机械师台尔曼负责进行。

约里奥还参加了一个抵抗运动小组，开展在德国的强权下挽救法国文化生活的活动。

德国人失去了耐心，他们首先逮捕了已86岁的朗之万。

消息传开，世界各地抗议声四起，巴黎法兰西学院举行了大示威，约里奥发表了讲话，他尽力克制着自己的愤怒，谴责德国人对一个伟大人物的侵犯。

最后，他坚定地宣布：除非朗之万获得自由，否则他的实验室将彻底关闭。

声势浩大的示威终于换取了朗之万的自由，38天后，朗之万被释放了。

约里奥的处境则变得困难起来。

德国人没有动他，他们还需要他带几个德国人进行研究工作。但约里奥的行动已经受到了一些限制。

1942年，约里奥加入了共产党，成为法国共产党一名正式党员。

在严峻、黑暗的日子里，约里奥的这一行为无异于找死。

“我之所以成为共产党员，是因为我是一个爱国者”。约里奥这样答复那些感到疑惑不解的人。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约里奥已将生命置之度外，他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贮藏了一批枪枝、弹药、炸药、雷管，并秘密将它们提供给抗德特工队。

他曾两次被德国盖世太保逮捕，但约里奥泰然自若，德国人抓不住他任何把柄，只好把他释放了。

1934年，德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戳穿了，希特勒的帝国面临着崩溃。

约里奥以昂扬的斗志，直接参加了对德国占领军的打击行动，直到巴黎解放。

1946年3月19日，法国政府在授予约里奥荣誉十字勋章时这样评价他：

“杰出的科学家和伟大的爱国者，他的威信和他个人的行动为创造和发展这个国家的抵抗精神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极端困难和危险的情况下，由于他沉着果断和高度的才干，使组织生产在与占领者的斗争中所使用的炸弹和燃烧瓶成为可能。首都解放后，他回到了国内武装部队指挥部指定给他的岗位，并亲自指挥了制造打击敌人坦克所使用的武器，证明了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临危不惧。”

神圣的职责

解放后的法国百废待兴：物资匮乏，建筑失修，人才奇缺。

约里奥负责法国科学的重建工作。

1945年，他担任了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要想使法国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能力，只有提高生产力，彻底实现现代化。

约里奥为此制定了一项庞大的、令人生畏的工作计划。

计划重点包括人才的培养、科学的实际应用、设备的制造更新等等。

这需要一笔巨大的资金，财政紧缺的法国政府能拨给科学研究部门这笔巨款吗？

约里奥亲自前往法国财政部，会见了财政部长和“拿着剪刀”坐在那里的预算主任。

约里奥简明扼要地申述了他的理由。

“款子批准了。”财政部长最后说。

预算主任惟一一次没有行使自己的“裁减”权力，约里奥所需的款项足额发放了。

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预算由1945年的301745000法郎增加到1946年的632644000法郎。

这里约里奥努力的结果，他成功地显示了启发人们心灵的才能，把国家与科学工作者紧密地连在一起。

由于原子弹在日本的爆炸，约里奥看到了科学消极的一面，他认为这是科学的悲剧，也是自己的悲剧。

约里奥热情善良，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果断处理问题的才能，使他得以成为法国科学界的领导人物。

这时，他的虚荣心也产生了，希望被人理解，受人拥戴。

冷战时期，法国成立了原子能总署，开始了原子反应堆的建设。

约里奥负责处理所有的重大方针问题，伊伦娜负责化学上的问题。

他们的工作很困难，进展速度令人绝望的缓慢，许多工作人员都失去了耐心，焦躁不安。

约里奥没有失去信心，他向来是以乐观出名的。

1948年12月15日，一个寒风凛冽的早晨。

6点30分，约里奥和他的小组成员到夏蒂荣——原子反应堆建设所在地准时报到上班了。

今天，是“重水氧化铀零功率反应堆”正式启动的日子。成败在此一举。

7点10分，注入第一次重水，记录仪也进入工作状态。

但是没有动静，约里奥有些不安，他让助手考瓦尔斯基又注入一些重水。

记数器开始上升了，巨人般的反应堆要活动它的肌肉了。

大家都聚集在仪器旁，吃着夹心面包，喝着酒，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着那振奋人心的时刻。

……

12点20分，约里奥又注入一次重水：温度像箭一般地升上去了。

梦寐以求的链式反应得到了。

几分钟后，“重水氧化铀零功率反应堆”大楼的门打开了。约里奥容光焕发地走了出来，对门外等候已久的人群说：

“我高兴地宣布：今天12点20分，法国第一座原子反应堆开始工作了。”

他的话立刻被经久不息的掌声淹没了，人们欢呼着向他拥来，约里奥霎时便被狂热的人群抛了起来。

约里奥感动地流下了眼泪，多少艰辛、误解此刻都已被泪水冲刷得干干净净，他的心里充溢着幸福和骄傲。

庞大的宣传机构立刻把这一伟大的成就披露于世，约里奥也成了记者追逐的焦点。

有记者问：“原子反应堆是否表示你所在的共产党独家和平实现了？”

“这是我们向法兰西民族奉献的第一项成果，是法国人民和平的资本，不属于任何政党。”约里奥回答。

“你将保守你的工作秘密吗？”

“我们将最大限度地发表我们理论研究的成果，我们现在有东西可以和最先进的国家进行交换。”约里奥毫不犹豫地说。

一位美国记者问：“你们还需要多长时间就可以制造原子弹了？”

约里奥对此做了简单明了的答复：

“我们与原子弹毫无瓜葛。”

约里奥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但由于他是一名积极的共产党员，参加了许多科学范围之外的活动，受到了英、法、美等许多右翼报纸的攻击。

约里奥意识到自己正走在一条艰难的道路上，攻击他的叫嚣声越来越高，但他的鲜明立场却一刻也没有改变。

1949年4月20日，约里奥主持了第一次世界保卫和平代表大会的开幕式，几天后发表了保卫和平、限制原子弹的声明。1950年4月5日，在共产党代表大会上，他重申了这一立场。

他惹恼了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法国为了维持与美国及北大西洋同盟之间的关系，不得不让约里奥下台。

1950年4月28日，约里奥被免去原子能总署高级专员的职务。

世界各地对约里奥的被撤职提出了抗议，但在既成的事实面前，说理是没有用的，约里奥被排斥在原子能总署之外。

伊伦娜也受到了牵连，她任职的合同期满后，也没能继续延期。

约里奥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他开朗的性格也似乎变得沉默了，但是5月5日在法国大学做每周一次的讲演时，他依然显得刚毅。

在马赛曲的歌声中，他稳步走上了讲台。桌上堆满了鲜花，人满满的挤了一教室，连走廊和楼梯都挤满了人。

掌声雷动，向这位伟大的科学家表示崇高的敬意。

约里奥激动得喉咙梗塞了——不管怎么样，法国人民没有忘记他，他的成就和科学家的地位永远也不会被抹杀。

他继续担任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从事着政治性的工作。

伊伦娜始终坚定不移地和他站在一起，分担他的苦恼，安慰他，她知道自己活不了几年了，她要尽力给他一些精神上的宽慰。

约里奥“保卫和平”的主张在全世界得到了共鸣，一个新的组织机构——世界和平理事会成立了，约里奥当之无愧地被推举为主席。

约里奥已经从痛苦中站起，他发现自己有许多社会工作要做，他感到生活又充实快乐起来。

然而，伊伦娜之死却又一次使他坠入了悲痛的深渊。

最后的日子

伊伦娜的身体健康状况一直不佳，因为年轻时受到X射线大剂量的辐射，她患上了白血症。

但她仍没有停止自己的研究工作，一直到逝世前，她一直主持着巴黎镭学研究所的工作。

1956年3月14日，伊伦娜病情恶化，不幸在巴黎居里医院病逝。

在从事放射线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中，她和她的母亲玛丽·居里是仅有的两位因放射线辐射而致死的科学家。

约里奥痛不欲生，他们幸福地工作和生活，相濡以沫，长达30年之久，一夕之间却已永别，怎能不让他悲伤呢？

约里奥拿出了巨大的勇气，他还有许多重要的事要做，他明白自己的日子也不多了。

1958年5月，他去莫斯科作了最后一次访问。

8月2日，星期三清晨，约里奥睡觉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鼻子出血了。

他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到了尽头，他喊了管家安娜，对她说：“我不行了！”

约里奥被送往圣安东尼医院，但他脑子还清醒，还能和护士聊天。这样过了几天。

8月14日晚上6点钟，约里奥昏迷过去了——再也没有醒来。

当法国总理解除约里奥高级专员的职务时，他曾指着窗外一棵百年老树说：种下那棵树的园丁已去世了，但他栽的树仍在这儿，只有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

社会承认了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官僚主义和人民大众这次出奇的一致，政府安排了国葬，上千人参加了他的吊唁活动——约里奥种植的树已根深叶茂。

逝世前，约里奥谈到了死，朋友忌讳莫言，但约里奥却戏谑地说：

“人总是要死的，如果你要写墓碑碑文的话，我建议你这样写：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一个为公正的世界，为没有战争恐惧、没有社会罪恶和不平的世界而进行过斗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