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文坛

彼得堡热烈地欢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看成是当年别林斯基的战友，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和经历了十年苦役和充军的受难者。作家四十年代的作品被淹没了十年之后，再版问世，与新的一代读者见面。人们对

《穷人》的兴趣不减当年，阅读时仍然激动不已。当然，在广大读者中间引起最强烈反响的首先还是作家的新作。一八六○年和一八六一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两部大型作品《死屋手记》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相继问世，立即引起读者和评论界的好评。

《死屋手记》是世界文学中揭露暗无天日的监狱生活的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这是一部大型报告文学，但作者把它叫作长篇小说，因为书中事件的叙述者戈良契科夫是个虚构的人物，他是个苦役犯，出于嫉妒而杀死了妻子， 因此被判处苦役。全书以戈良契科夫的手记的形式真实地再现了苦役监狱里令人恐怖战栗的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狱中的一切既不加任何粉饰，也不故作夸张和渲染，而用朴素无华的笔调，完全如实地把它表现出来。但是这里的生活被表现得越是朴实，就越是令人感到恐怖。服苦役的囚徒绝不是什么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而都是普普通通的人；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无辜的，是为了反抗压迫和迫害才犯了罪的。有的为了“保卫妻女们、姊妹们的名誉不受荒淫暴君的玷污”而杀了人；有的“被无数密探包围着，保卫着自己的自由、生命，常常饿得要死”，在流浪中犯了罪；甚至还有人“故意犯罪，只求被抓去罚做苦役，以便逃避必须服更重的苦役的自由生活。他从前过着最大极限的屈辱的生活，从来没有吃饱过肚子，从早到晚给老板做工； 而在苦役中，工作比外边轻松些，有面包吃”。苦役犯西罗特金本是个温良、诚实的人，被抓了壮丁，在新兵营里不管怎样规规矩矩，都随时随地遭受欺凌，只能一个人躲到角落里去哭。一次夜间站岗时，他决定自杀，把步枪对准胸膛，用脚趾扳动枪机。但不料连扳了两下，枪也没有响。不一会儿，队长前来查岗，无缘无故地对他破口大骂。西罗特金端起步枪，把刺刀插进他的身上。结果是他挨了四千军棍，被判处苦役⋯⋯

在苦役犯中当然也有真正的恶人歹徒。加辛就是个“人那么高大的大蜘蛛”，他专以宰杀小孩为乐趣，往往把小孩引到便于下手的地方，先是吓他， 折磨他，然后再慢慢地、津津有味地杀他。这种大蜘蛛的形象是资产阶级迫害者的化身，后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经常出现。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中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表现了苦役犯们遭受的种种骇人听闻的屈辱，深刻揭露了沙皇专制制度的反动残暴。苦役监狱中的狱吏作为官僚制度的代表者享有无限的权力，都是些淫虐狂。要塞参谋某少校统治着二百多个囚徒，在他们身上无限制地行使自己的权力。他规定囚徒们睡觉时必须向右边侧卧。他往往在深夜突然闯进牢房，如果看见有的囚徒向左侧卧或朝天仰卧，第二天就要进行惩罚。舍列比亚特尼科夫中尉在行刑时像个美食家吃着精美的食品一样，不断变换花样，津津乐道地品尝着虐待人的“美味”。在这样一群完全丧失了人性的残暴之徒的统治之下， “很难想象把人的天性歪曲到了什么地步”。囚徒们也是人，他们也有人格的尊严。“不管烙印、脚镣、手铐都不能使他们忘记自己是个人⋯⋯因此必须以对人的态度对待他们。”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死屋手记》的主旨， 是他对沙皇反动的暴力统治提出的愤怒抗议。后来，托尔斯泰读过《死屋手

记》之后说：“我真不知道在全部新的文学作品中，连普希金也算在内，还有比这更好的一部书。”

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写的是“小人物”的遭遇。全书包括两个故事：一个是工厂主斯密特一家祖孙三代相继死亡的历史，另一个是穷贵族伊赫美涅夫倾家荡产，女儿娜塔莎遭受诱骗的历史。这两个家庭毁灭的祸根都是资产阶级冒险家瓦尔科夫斯基公爵。他诱拐了斯密特的女儿娜佳，骗去全部财产，然后把她遗弃。娜佳贫病交加，死在不见阳光的地下室里。她的女儿小尼丽怀着复仇的种子，显示了被虐待者的人性尊严，高傲而倔强， 最后含恨而死。伊赫美涅夫忠心耿耿地为瓦尔科夫斯基管理庄园，但是却被他诬告而吃了官司，名声被玷污，财产被霸占，女儿娜塔莎又被瓦尔科夫斯基的儿子阿辽沙所诱骗。这两个悲惨的故事并行发展，由作家伊万·彼得罗维奇联系在一起，他既是故事的叙述者，又是事件的参与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思想观点的表达者。

小说以斯密特之死作为开端。这个孤独的老人和他那条仿佛也有八十高龄的瘦狗相依为命，一出场就谜一样地死去。他的死把读者带到阴森凄惨的彼得堡的贫民窟。作家在贫与富相对照的背景下广泛描写了遭受欺凌和压迫的“小人物”的悲惨生活，表现了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惊心动魄的惨剧，尖锐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引起的深刻社会矛盾。

瓦尔科夫斯基公爵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的一系列恶人歹徒形象，“以掠夺为生的典型”的开端，是作家笔下第一个吸人血的大蜘蛛的形象，第一个资产阶级掠夺者的形象。他只承认自己无休止的欲望，并且为满足这种欲望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为所欲为”。这就是他所奉行的人生哲学。他自己供认：“一切，整个世界都是为我而创造的⋯⋯生活是一种商业勾当⋯⋯我喜欢权势、官衔、漂亮的住宅；打牌押大赌注⋯⋯可是，主要的一点，主要的一点是女人⋯⋯我从来没有为什么事情受过良心责备。我一切都同意，只要对我有好处。”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写于作家流放归来之后。如果说他在苦役地发生的世界观的变化还没有明显地影响到《死屋手记》的写作，那么在这部小说中则已经开始表露出来，使它的思想倾向异常矛盾。瓦尔科夫斯基公爵与其牺牲者之间的激烈冲突，本来是资本主义社会里贫与富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的表现，但是却被作者那种超历史的道德说教给变成某种抽象的道德冲突。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能理解资本主义社会里悲剧产生的真正原因，在他看来，瓦尔科夫斯基公爵乃是“一般人类”所共有的恶的体现者；他那种兽性的利己主义似乎隐藏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随时都在与人所固有的“善”进行斗争。因此，瓦尔科夫斯基公爵的形象就具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令人恐惧的“恶魔”的特点。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懂得道德心理矛盾是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反映，他总是企图把它解释成宗教道德原则和背离宗教而丧失道德原则之间的冲突，认为拯救人类的惟一出路就是宗教。小说中所有的“好人” 都是可怜的、没有个性的、寒酸而驯良的。小尼丽骄傲，病态地自尊，以玩弄灵魂的创伤为乐趣，并且把这当作惟一可能做到的抗议和复仇的手段。小说充满了悲悯、受难的调子，悲怆凄惋的气氛。娜塔莎认为“幸福应该以受难来获得”，“受难可以使一切都得到净化”。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悲剧不在于社会阶级压迫，而在于人们在道德上的分散。“人们说，饱汉不知饿汉饥；我得补充一句⋯⋯就是饿汉之间也不是经常都了解

的。”而能够使人彼此了解，达到道德上和谐一致的，似乎就是顺从和受难。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发表后，进步的评论界敏锐地注意到了它的这种思想矛盾。革命民主主义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在《逆来顺受的人们》一文中指出，“逆来顺受的人们”的软弱性就在于他们在强大的压迫者面前不知寻找出路。“这些不幸的、逆来顺受、受尽屈辱、受尽诬蔑的人们的处境，就应当是毫无出路的吗？他们可以做的，就惟有沉默、忍耐，还有变成一块肮脏的抹布，把自己默默的顺从的感情掩藏在最模糊的褶缝里吗？”小说中的作家伊万·彼得罗维奇是作者鼓吹的驯服的化身。他跟娜塔莎本来是一对青梅竹马的情侣，可是他知道了娜塔莎受到阿辽沙的诱惑以后，竟然决定自我牺牲，为他们而奔走。杜勃罗留波夫把这种自我牺牲精神叫作“破布似的心， 母鸡似的感情”。革命民主主义者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这种批评，反映了他们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解决俄国社会发展一系列根本问题方面的原则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