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结婚
《罪与罚》正在杂志上连载,还没有最后写完,就已成为轰动一时的名著。可是任何人也不会想到,正在执笔写作这部艺术杰作的作者,会是处境无比艰难。一八六四年四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个妻子患肺病而死,接着他的哥哥又离开人世,留下了一家老小;《时代》杂志亏损严重,被迫停刊。一连串的不幸接踵而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经济上异常困窘,负债累累, 在精神上痛苦不堪。债主不断向他讨债,威胁他,要查抄他的财产,并逮捕他下狱,他急待偿清的债务共有三千卢布,他曾多方设法弄钱,但都无结果。想尽了方法要求债主再等些时间,都不许可,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完全陷入绝望的境地。这时出版商斯杰洛夫斯基跑来说,他愿意购买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的著作版权,准备把这些著作印成三大册发行。为此他愿意出价三千卢布,但附有一个条件,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要交出一部新小说给他印行, 小说的篇幅要有七印张(相当于现在的全张报纸十张),限期半年交稿;如果到期不交,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前的全部著作将永远归出版商所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因此一切条件全部答应下来,只要自己不会因债务入狱就行。可是他这时正在全力以赴地赶写《罪与罚》,随写随在杂志上陆续发表;此外癫痫症还经常发作,使他受着难耐的痛苦,因此他根本不可能分出精力来另写一部小说。狡猾的出版商显然是乘人之危,提出苛刻的条件,企图占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的版权。合同是一八六六年四月订的, 规定十一月一日以前小说交稿;可是到了十月初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甚至连小说的结构布局还都没有想好。朋友们都非常为他着急,有的建议找三四个人帮他一把,每人为他写一部分,然后由他自己捏合成一部作品。可是陀思妥那夫斯基不愿意把别人写的东西署上自己的名字,因此对朋友们的好意婉言谢绝。又有人建议他聘请一个速记员,由他口授,以便赶写这部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口述作品的习惯,对这种写作方法半信半疑,但没有别的办法,也只好同意试试看。于是经人介绍, 他聘请了速记学校的高材生安娜·格里高利耶芙娜·斯尼特金娜。这位年轻的女速记员很崇拜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同情他的处境,对出版商的苛刻条件十分愤慨,因此她与作家合作异常热心。陀思妥耶夫斯基每天晚上打好腹稿,第二天向速记员口述四个小时;速记员把速记下来的文稿带回家去翻译整理,经常工作到深夜,次日把整理好的文稿带给作家。工作进展非常顺利, 他们每天看到书稿又有所增加,心中都特别高兴。这样,从十月四日起到二十九日,共用了二十六天的时间,一部符合出版商的苛刻条件的新小说完成了,这就是《赌徒》。十月三十日,这天恰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四十五岁生日,他怀着胜利的喜悦,交出了书稿,粉碎了出版商的阴谋。
陀思妥耶夫斯基自从第一个妻子死后,接二连三地遭到不幸的打击,在精神上感到异常孤单和苦闷。安娜是个聪明活泼的姑娘,心地善良,不仅崇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才,而且十分同情他的不幸遭遇。二十几天的亲密合作,使他们之间滋生了爱情。小说完成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于十一月八日向安娜求婚,他们于第二年二月十五日举行了结婚典礼。这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四十六岁,安娜二十一岁。
婚后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就出国旅行去了。生活是幸福的,他们真挚地相爱。安娜始终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狂热的崇拜者,她为自己的丈夫
感到无限骄傲。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以后,托尔斯泰曾经问过她:“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呢?”安娜回答说:“他是我所知道的一切人当中最仁慈的,最和善的,最聪明的,而且最豪侠的一个人。”她一直深情地照顾着年老病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既是他的妻子,又是他的速记员、誊写员、秘书、财务管理员,书籍发行人和销售员。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安娜结婚以后直到逝世的十四年,是他文学创作最多产的时期,他的全部著作中有一半以上是这个时期写成的,这肯定也有安娜的一份功劳。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几乎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安娜,每次到文学晚会去讲演或者朗读作品,差不多总是要安娜陪着,走上讲台以后还一定要用目光在台下的听众中间把安娜找到,然后才开始讲话。安娜为了使他能尽快找到自己,常常在他站上讲台时用一块手帕在自己的脸上撩过,有时干脆就从座位上站起来。熟人们看出这种情形,不免开开玩笑,弄得安娜很是狼狈。有一次赴晚会时,她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倘使这一次你还是一开始就寻找我,想在听众中找到我,那么我老实告诉你,我一定站起来,跑到远远的地方去。”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却非常认真地回答说:“那么我一定要从讲台上跳下来,追你去,看你干什么,看你到哪儿去,我一定要这样的!”安娜知道,他真会这样做的。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庭生活中也曾有过苦恼,这主要是他对赌博的
嗜好造成的。他在和安娜结婚前的几年,因为精神极端空虚,生活十分穷困, 同时也是为了寻求刺激,就染上了这种不良嗜好。他梦想从轮盘赌上赢钱, 还清债务,解脱经济上的困境,但实际上则往往在赌台上输得精光,甚至把他和安娜的结婚戒指都当掉,把安娜的衣服卖掉,常常是身上一文不名,连付房租和日常开销的钱也拿不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任何问题上都喜欢走极端,赌起钱来也毫无节制。他在长篇小说《赌徒》里把这种心理描写得很逼真。这部小说是他和安娜的媒人,也是他们婚后生活的一种预言。安娜的日记和回忆录中都记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沉迷于赌博的情形,特别是一八六七年在国外的时候,安娜的全部日记几乎只记着一件事,那就是赌博。日记中详细记载着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天几次去赌场,怎样输光荡尽。他甚至常常跪在安娜面前,哀求她把最后一文钱拿给他去赌。可怜的安娜正在怀着身孕, 总是柔顺地让丈夫把一切都弄去赌掉,自己躺在床上伤心地哭泣。有时候, 陀思妥耶夫斯基输得精光回来,流着眼泪请求安娜原谅,安娜却跪着安慰他, 说输掉一点钱没有什么要紧,使她最难过的不是输钱,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简直不能写作,生活空虚得令人痛心。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也承认,如果在国外继续住下去,他的才能就会“毁灭尽净”。一八七一年,他大输了一场, 从此终于下决心戒了赌。他在给安娜的信里诉说着自己如何被债务所逼,梦想赢钱,这种龌龊的想法使他痛苦了十年之久,现在已完全消灭。他说:“赌博是一条铁链,过去束缚着我;可是现在我要想到我的工作了,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胡思乱想着赢钱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旅居国外四年多,于一八七一年七月回到彼得堡。在这个期间,他们生了一个女儿,作家完成了长篇小说《白痴》和中篇小说
《永久的丈夫》。他们在回国前夕赶上了轰轰烈烈的巴黎公社起义。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理解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他当时在给友人的信中,以及后来在长篇小说《少年》中,提到巴黎公社时都持反对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