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的维护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本想获得“自由”,充分施展他的文学才能,可是现实生活很快就使他明白,他在人生的旅途上面临着重重困难,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经济上的窘困。他虽然有了薪俸,但很不善于安排收支,很快就有了亏空, 债台高筑。因此他不得不另寻生财之道,利用公余时间从事翻译工作。一八四四年,他翻译的巴尔扎克的名著《欧也妮·葛朗台》在《观剧和阅读》杂志上连载。他感到枯燥的公务是种沉重的负担,公余时间又得为赚钱忙碌。一八四四年十月,他被晋升为少尉,就趁这个机会呈请退了职。
退职以后,时间多了,但钱却少了。他失去固定收入,生活越加困难。他写信告诉哥哥说:“我将要像在地狱里那样拚命地劳动。现在我自由了。可是现在,就在眼下,我可怎么办呢?这就是问题。哥哥,你想想,我欠了八百卢布的债,其中有五百二十五卢布是欠房东的房租。我想买件衣服,但一文不名⋯⋯我完了。我要被拖到监狱里去了。”贫困,尤其是彼得堡贫民窟里穷人的贫困生活,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亲身体验了的,是他一生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
四十年代的俄国,资本主义工业和贸易的增长以及沙皇国家机关的膨胀,引起城市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城市生活中形成了贫与富、权贵与平民、上层与下层相差悬殊的社会两极。陀思妥耶夫斯基继承着果戈理维护“小人物”的人道主义传统,从创作一开始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城市底层的穷人身上, 揭示资本主义的罪恶,为那些被践踏、遭受凌辱的贫民诸命。他在第一部小说《穷人》中怀着对这些颠沛无告的人们的深切同情,展示了贫民窟里悲惨的生活,在这些为大人先生们所不屑一顾的人物身上发掘出人性的尊严,从灵魂的深处为他们发出绝叫。
《穷人》是以男主人公,年老的小公务员杰渥式金和女主人公,年轻的姑娘瓦莲卡的通信的形式写成的。但小说的男女主人公并不是孤立的,他们的命运遭遇与整个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彼得堡生活的广阔画面,构成了他们活动的背景。这里有从“大人”、高利贷者、窝娼的老鸨到小官吏、穷苦的大学生、奴仆,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像杰渥式金和瓦莲卡那样的穷人。但是这些被上流社会所不齿的、被人遗忘的“小人物”,在精神上却是最优秀的人,最富有人性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走进这些人物的内心,深入到他们的灵魂,发掘出来的是这些沉沦在底层的人们的真和美,把这些与他们的悲惨命运相对照,使人感到哀怜,感到压抑和窒息。
杰渥式金是个上了年纪的穷苦的小公务员,在一个局里,整天伏在案头抄写了三十年,衣衫褴褛,经常受到人们的嘲笑和戏弄。但是他有一颗温暖的心和善良的灵魂。他从窝娼老鸨手里把孤苦伶仃的瓦莲卡抢救出来,对她产生了爱情。不过他知道自己在年龄上配不上这个姑娘,于是就抱定自我牺牲的精神,来充当她的保护人。他在心里感到无限温暖,觉得为她牺牲一切是自己莫大的幸福。他对瓦莲卡说:“亲爱的,我知道我应该多么感谢您! 自从认识您之后,我开始清楚地知道我自己,开始爱您;在这以前,我的天使,我是一个孤苦伶仃的人,好像睡着了,没有活在世上。那些坏蛋们说, 连我的外形都是不体面的,他们讨厌我,于是我也讨厌起自己来了;他们说我愚蠢,我也就认为我愚蠢;可是,当您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您照亮了我整个黑暗的生活,连我的心和灵魂也给照亮了,于是我得到了灵魂的平静,
知道我并不比别人差;就算我是这副样子,没有一点可以夸耀的地方,没有光彩,没有气派,但我毕竟是一个人,在心灵和思想上我是一个人。”在那些“大人”们看来“连一块擦脚的破布都不如”的杰渥式金,这时第一次感到自己被一个人所需要了,在一个人的生活和命运中成为不可缺少的因素了。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人格尊严,他明白了:“随便欺侮孤儿的人⋯⋯不是人,简直是一钱不值的废物;不过是算作人罢了。”他甚至开始想到社会的不平等。他对瓦莲卡说:“您为什么这样不幸?我的小天使!您有什么地方不如她们所有这些人(指阔气的伯爵夫人们——引者)?在我看来,您善良、美丽、有学问;那么,您为什么遭受这样凶恶的命运?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好人孤独无靠,而另一些人却幸福不招自至呢?”
在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像《穷人》的主人公这样的人是无法生活下去的。他们的一点点良好的愿望都不可能实现。他们对自己的前途“连想也不敢想”,总是“好像生活在迷雾之中”。“穷人比一块破布还不如, 不可能得到任何人的尊敬⋯⋯他不应该有什么珍秘的感情,什么希望也不应该有!”杰渥式金是一个不能温饱的孤老头,穷得连颗钮扣都没钱买。瓦莲卡则被人称为“卖笑妇”,她被坏蛋所诱骗,靠着做点针线活勉强养活自己, 她没有希望嫁人。摆在她面前的只有两条出路,供她选择:要么到街上去卖笑,要么就跟毁灭了她的青春的坏蛋结婚。为了“掩盖她的耻辱”,她只有嫁给这个坏蛋,然而这无异于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等待着她的是坟墓,而不是生活。主人公们悲剧性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在小说的结尾,杰渥式金向那冷酷无情的世界发出绝望的呼喊:“现在我的心那么堵得慌,充满了眼泪。⋯⋯眼泪闭住了我的气,撕裂了我的心!
像杰渥式金、瓦莲卡这样的穷人不是个别的, 在资本主义大城市里整个底层的人都是如此。小说中的高尔希科夫蒙受不白之冤,吃了官司,长期失业,一家五口挤在斗室里,欠了房东大笔债务,受着随时都可能被赶出去的威胁。孩子们赤着脚,挨着饿,害着病。“他们的房间里总是静悄悄的,好像没有人住在里面一样。孩子们从来不欢蹦乱跳,不玩一玩。”一个孩子死了,那个六岁的小姑娘,“靠棺材站着,她是那么一个忧闷的、爱想心思的、可怜的小姑娘!⋯⋯一个用破布做的洋娃娃躺在她身边的地板上,——她也不玩;她的一个小手指头放在嘴唇上;一个人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女房东给她一块糖;她拿着,也不吃。真伤心。”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虽然意识到自己的尊严,却不能够积极地维护自己的地位。杰渥式金抄错了文件,站在“大人”面前,“嘴唇发抖, 腿也直打哆嗦”,完全是个可怜虫。他只乞求怜悯和同情,企图从中得到一点安慰。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一开始就表现出来的消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