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玛卓夫兄弟》

《卡拉玛卓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一生创作总结性的作品。这部鸿篇巨著卷帙浩繁，洋洋百余万言，作家执笔写作仅仅用了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从一八七八年七月到一八八○年十月），但是在头脑中孕育却达三十年之久。《卡拉玛卓夫兄弟》的情节以一起弑父案件为基础，在现实生活中是有所本的。五十年代初，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鄂姆斯克监狱中服苦役时，结识了一个姓伊里仁斯基的难友。一八六○年九月， 作家在《俄罗斯世界报》上发表长篇报告文学《死屋手记》第一章，提到这个伊里仁斯基，说他家住在托波里斯克，贵族出身，挥金如土，觅债累累， 被控为弑父犯而判刑，但始终拒不认罪。《死屋手记》第一章发表后不久， 陀思妥耶夫斯基接到一封西伯利亚来信，得知伊里仁斯基所遭受的确实是冤狱，现已昭雪。原来真正的弑父凶手是他的弟弟，伪造罪证，嫁祸于兄，十二年以后终于良心发现，到法院自首。陀思妥耶夫斯基获得这个消息之后， 于一八六二年五月，在《时间》杂志上连载的《死屋手记》第二部第七章中做了更正。他写道：“这件事的悲剧之深自不待言，这一可怕的控告完全毁了一个年轻的生命。”这件冤案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极深的印象，他一直企图从中挖掘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一八七四年，他决定以这个冤案为素材写一部作品，甚至草拟了写作提纲，但没有动手写作。他后来在逝世的前一年把这部作品写完。他还打算写作续篇，但没有来得及实现。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孕育《卡拉玛卓夫兄弟》将近三十年的过程中，俄国社会生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经历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和七十年代末的两次革命高潮。作家不理解革命，甚至对革命采取了敌视的态度，但是他也对俄国革命所要解决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进行了紧张而痛苦的探索，从政治、哲学、宗教、伦理等方面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思考。《卡拉玛卓夫兄弟》就是这些思考的成果，具有鲜明的社会哲理性。这部作品在思想内容方面高度的概括性，是作家以前的任何一部作品也未曾达到的。这里提出来的是有关人、俄国、全人类的命运的问题。当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部具有艺术遗嘱性质的作品中解决这些问题时，也更加突出地暴露了他的世界观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但是他在这里也显示出一个忠于生活、探索真理的艺术家的良心。

“偶然凑合在一起的家庭”

《卡拉玛卓夫兄弟》不同于《罪与罚》和《白痴》，故事情节从彼得堡移到外省，发生在一个叫做斯科普里高恩耶夫斯克的小县城及其郊区的一所修道院。小说的中心是卡拉玛卓夫家族，这一家父子和兄弟之间的矛盾冲突构成了情节发展的基础。

卡拉玛卓夫一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经常出现的那种所谓“偶然凑合在一起的家庭”。家长老卡拉玛卓夫·费道尔·帕甫洛维奇青年时期是个寄食于豪门富户的丑角，靠着打诨逗趣博得主人哈哈一笑而苟延残喘。后来，他用种种卑鄙无耻的手段发家致富，小说开始时他已拥有十万家私。费道尔·巴甫洛维奇先后娶过两房妻子，但都被他折磨致死。三个儿子德米特里、伊凡和阿辽沙幼年丧母，都被父亲遗弃，先是由老仆人格利高里抚养， 后来分别寄居在几个远房亲戚家里。小说开始时，他们都已长大成人，陆续

回到故乡，同父亲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老卡拉玛卓夫是个无耻的好色之徒和吝啬鬼。他在行将就木之年仍然淫欲不减，生活糜烂透顶，跟风骚女人格鲁申卡勾勾搭褡。他霸占着妻子的财产，一点儿也不给儿子。德米特里回乡后由于争夺母亲的遗产，跟父亲发生争执；又由于爱上了格鲁申卡而跟父亲争风吃醋。父子之间的关系极度紧张， 已发展到白热化的程度，德米特里一再扬言要杀死老头子。

伊凡也很憎恨父亲，心里盼望老头子早点死掉， 以便继承遗产。他也同样憎恨哥哥。原来，德米特里当年在军队服务时曾以四千五百卢布为代价侮辱了某中校的次女卡杰琳娜·伊凡诺芙娜，玷污了她的声誉，使她不得不跟他订婚。但是德米特里回到故乡后遇到格鲁申卡，喜新忘旧，爱上了她，因此冷淡了卡杰琳娜·伊凡诺芙娜。可是伊凡却爱上了卡杰琳娜·伊凡诺芙娜， 而格鲁申卡又恰恰是老卡拉玛卓夫梦寐以求的“安琪儿”。于是父子三人搅进了这种“多角关系”之中。伊凡虽然没有参与哥哥和父亲的角逐，但任其相互厮杀，希望“一个混蛋把另一个恶棍吃掉”。只要父亲死掉，他伊凡不仅能分到一份遗产，而且由于德米特里娶了格鲁申卡，他就可以稳得卡杰琳娜·伊凡诺芙娜。

阿辽沙是弟兄中间最小的一个，地位比较特殊。他自小笃信基督，小说开始时正在修道院里跟随卓西玛长老学习教义，并没有参与家庭纠纷。但他不断奔波于所有人物之间，在情节发展中起着串联的作用。

再说卡杰琳娜·伊凡诺英娜委托德米特里往莫斯科汇寄三千卢布，然而他没有把钱汇出，反而带着格鲁申卡到莫克罗耶去胡闹，把钱花掉。他急于把这笔钱归还给卡杰琳娜·伊凡诺芙娜，请求阿辽沙去向父亲要三千卢布， 但是却遭到父亲的拒绝。恰在这时，德米特里听说老头子为了等待格鲁申卡到他家来跟他寻欢作乐，特意用纸包好三千卢布，准备赠送给她。这就使德米特里同父亲的关系恶化到了极限。

老头子费道尔·帕甫洛维奇为了跟格鲁申卡幽会不受到打扰，特意把伊凡打发出去，让他到契列马什尼亚村去出卖森林。伊凡临行时，仆人斯麦尔佳科夫向他暗示，在他离开家的期间，老头子可能要出事。原来这个斯麦尔佳科夫是老卡拉玛卓夫跟疯女丽扎维塔·斯麦尔佳霞娅的私生子，如今在府上充当厨师。他了解老卡拉玛卓夫的一切秘密，就把他藏着三千卢布在枕头下的事以及格鲁申卡来时敲门的暗号告诉了德米特里。

那天晚上，德米特里去找格鲁申卡，发现她没有在家，断定她跟老头子幽会去了，于是妒火燃烧起来，就径直往老卡拉玛卓夫家奔去。他从格鲁申卡家临走时，随手拿起一把铜锤，揣进怀里。来到老卡拉玛卓夫的家，他用暗号骗开了窗户，但是却没有看到格鲁申卡在老头子的卧室里。他望着他所厌恶的老头子的侧影，忽然从衣袋里抓起铜锤⋯⋯

却说斯麦尔佳科夫癫痫症发作，躺在床上狂叫不止。老仆人格里高利听到主人屋里有响动声，就从床上起来。他刚走出屋，只见德米特里往后院逃去。他随后追赶，德米特里掏出铜锤，朝着他的头部击去，将他打倒在地。格里高利头部流出鲜血，德米特里拿出手绢将他头上的血擦去，随后将沾满血的手绢装进衣袋里，扔掉铜锤，越墙而逃。

德米特里又折回格鲁电卡的家。女仆见他身上沾有鲜血，大惊失色，告诉他说，格鲁申卡到莫克罗耶去了。德米特里又来到一个押主家里，要求赎回手枪。这只手枪是他下午刚刚抵押的，可是现在连一夜都没过去，他又来

赎回。押主见他的衣服和手上沾有鲜血，衣袋里露出一叠一百卢布面额的钞票，因此心中十分怀疑。德米特里声称这三千卢布是他刚从霍赫拉科娃太太那里借来的，但是对于身上的鲜血却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匆匆写了一张纸条，看样子想要自杀，然后就乘车到莫克罗耶去了。押主对他的这些行迹感到非常可疑，就到警察局去告发了。

再说老卡拉玛卓夫家的女仆睡到半夜，突然醒来，发现丈夫格里高利不在床上，又见主人的房门大开，主人死在地上。她大为惊骇，不久又在园中找到丈夫。格里高利苏醒过来，认定是德米特里杀死了父亲，抢走三千卢布， 随手把包钱的纸封扔在地上。于是他在邻居的协助下，报告了警察局。警官们前来检查了行凶的现场，然后就到莫克罗那去捕捉凶手德米特里归案。

德米特里到达莫克罗耶，找到格鲁申卡，就在那里和她一起寻欢作乐。不久，几个警官来到，把德米特里逮捕，当场对他进行审讯。德米特里对一切细节皆供认不讳，但却否认两点：第一，老卡拉玛卓夫不是他杀死的；第二，他没有抢走那三千卢布，他现在所花的钱是他当初受卡杰琳娜·伊凡诺芙娜委托汇寄的那三千卢布余下的，共有一千五，他一直缝在脖颈下面的衣服里，刚刚取出来。

不久，伊凡从契列马什尼亚归来，不相信父亲是德米特里所杀，而怀疑斯麦尔佳科夫。这时，斯麦尔佳科夫的病情已经好转，伊凡一连三次找他谈话。他起初矢口否认，最后终于承认了自己的罪行。那天夜里，他本来是故意装病，在德米特里走后，就溜进老卡拉玛卓夫的屋里，把他杀死，从圣像后面把那三千卢布拿出来（在此之前他建议老卡拉玛卓夫不要把钱放在枕下，最好放在圣像后面），制造了假现场，企图嫁祸于德米特里。他把经过的情形向伊凡说了，原来他的犯罪活动曾经得到伊凡的默许乃至鼓励。现在， 斯麦尔佳科夫忏悔了自己的罪行，把三千卢布的赃款交给伊凡，把他送走之后就上吊自杀了。

凶杀案发生两个月以后，法庭对德米特里进行公开审判。几乎所有出庭的证人的供词，都对德米特里十分不利。尤其是卡杰琳娜·伊凡诺芙娜，出于报复心理，提交了德米特里前不久写给她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为了偿还她的债务，他准备谋杀他的父亲。在法庭上为德米特里申辩的有两个人： 一个是阿辽沙，他断定德米特里不是凶手，但是拿不出任何确凿的证据；另一个是伊凡，他说老卡拉玛卓夫是斯麦尔佳科夫所杀，并且交出三千卢布赃款作为证据。但是他的供词被法官们否决，理由是：第一，伊凡经医生诊断， 患了寒热病，神经错乱，因此证词无效；第二，斯麦尔佳科夫已死，说他是凶手，查无实据；第三，这三千卢布的钞票，无法证明定是赃款。因此法庭断定德米特里是弑父凶手，既有犯罪事实，又有犯罪动机，判处他二十年苦役。德米特里一直否认自己是弑父凶手，但在良心上承认自己有罪。

“卡拉玛卓夫气质”

《卡拉玛卓夫兄弟》中所描写的这场家庭惨剧是惊心动魄的，是私有制的家庭关系的一种极端的表现。父子之间，兄弟之间相互憎恨，分崩离析， 矛盾尖锐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但是他们却被一种共同的精神气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斯麦尔佳科夫杀死了老卡拉玛卓夫，抢去了他的三千卢布，而且嫁祸于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虽然没有成为弑父凶手，但从他平时的行为和道

德来说，他完全可能成为弑父凶手。伊凡表面上似乎与弑父无关，但实际上他对此负有推卸不掉的责任。他是斯麦尔佳科夫的直接煽动者，他在斯麦尔佳科夫的头脑中播下了犯罪的种子，唆使他去犯罪。

卡拉玛卓夫家族，父子、兄弟所共同具有的这种精神气质就是极端的卑鄙无耻。阿辽沙询问伊凡：他既然没有任何社会理想，不相信人的社会价值和道德价值，那么他究竟靠着什么样的精神力量而生活呢？伊凡答道：靠着卡拉玛卓夫式的卑鄙。的确，卡拉玛卓夫气质就是卑鄙无耻的最集中的体现， 这就是俄国农奴主阶级和新兴的资产阶级的种种丑恶、污秽不堪的精神气质的总和：自私自利和专横暴虐，腐化堕落和残酷野蛮，愚味落后和恣意放纵等等。老卡拉玛卓夫贪欲横流，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可以任意践踏别人的尊严。伊凡有一整套“切皆可任意妄为”的“理论”。德米特里像野兽一样奉行着这样一个生活信条：“哪怕天塌下来，也得等我完了之后再说！”他们父子用金钱去购买女人的美色，折磨儿童，破坏别人的家庭，而彼此之间则父不父，子不子⋯⋯最后酿成惨剧。

费道尔·帕甫洛维奇的形象是俄国农奴制崩溃、资本主义兴起时期社会关系最概括的表现，既体现着贵族阶级的解体、庄园生活的没落，又反映了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典型特点。他集地痞无赖和专制独夫、小丑和恶棍、寄人篱下的食客和贪婪成性的高利贷地主的特点于一身，既是个腐朽没落的贵族，又是个暴发户。青年时期养成的丑角的性格与卑鄙无耻、道德沦丧结合在一起，把这个人变成一个畸形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恶魔式的人物。他从奴才的地位一步登天，但一刻也没忘记自己从前的经历。他心肠狠毒得咬牙切齿，全身发抖，临到丧命之前还竭力把自己从前所受的侮辱加倍地转嫁给别人。高尔基在批判这种卡拉玛卓夫气质时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懂得最透彻的主要人物费道尔·长拉玛卓夫⋯⋯无疑是俄罗斯的灵魂，无定形的、光怪陆离的、既懦怯又大胆的、但主要是——病态而又恶毒的灵魂：这便是伊凡雷帝，萨尔特契哈，拿小孩喂狗吃的地主，打死怀孕的妻子的粗野汉子， 强奸自己的未婚妻，当场又叫一群流氓轮奸她的市侩。”这里所说的伊凡雷帝是俄国历史上的头号暴君，萨尔特契哈是个因残酷剥削和虐待农奴而臭名昭著的俄国女地主。

老卡拉玛卓夫的儿子们，除了阿辽沙之外，全都具有这种气质。

德米特里为人情欲炽烈，全然不能自制而任凭感情处世，生活上毫无节制。他跟父亲争夺母亲的遗产，打得不可开交；又跟这个老色鬼争夺风骚女人，寸步不让，父子的关系紧张到这种程度，最后惟有用凶杀来解决彼此间的矛盾。德米特里最终没有成为弑父凶手，仅仅由于偶然间的“一转念”， 实际上他从灵魂到行动都已成为一个罪犯。他给其他一些人所造成的痛苦更是数不胜数。德米特里是个一心追求私欲的禽兽，乘人之危来达到个人的卑鄙目的。他曾利用卡杰琳娜·伊凡诺夫娜的困境，以替她父亲垫付一笔亏空的公款为条件，侮辱了这个年轻的姑娘。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德米特里的形象，具有三个方面的用意。第一，这个形象反映出丑恶的现实对人的灵魂歪曲和毁坏到何种程度；第二，法庭对德米特里的审判，暴露了沙俄司法制度的伪善，揭露了沙俄七十年代进行的法制改革的欺骗性；第三，作者企图通过德米特里精神的转变来宣扬顺从与苦难会使人在道德方面净化的思想。小说结尾，德米特里无辜被判刑，他却真心实意地进行了忏悔，决心改恶从善， 洗心革面，主动地去受苦。

斯麦尔佳科夫是老卡拉玛卓夫奸污一个疯女所生的私生子。他不仅就其社会地位来说是个奴才，而且在灵魂上也是个地地道道的奴才。他为人怯懦而又贪婪，卑鄙而又狠毒。这是卡拉玛卓夫气质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无怪乎伊凡的“一切皆可任意妄为”的犬儒主义哲学在他身上得到了生长的土壤。斯麦尔佳科夫幻想着到巴黎去开个饭馆，为了取得开业的资本而行凶杀死老卡拉玛卓夫，在行动上实践了伊凡的“理论”。伊凡作为斯麦尔佳科夫犯罪的唆使者，最后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罪过，并且因此而神经错乱，发了疯。

卡拉玛卓夫气质是私有制的病态的精神产物，以极端的形式反映了私有制对人的灵魂的损害。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善于具体地、历史地分析社会问题，而把卡拉玛卓夫家族看成是整个人类世界的复杂关系的缩影，认为人的本质是丑恶的，因此在对人类的看法上陷入了悲观主义。

人类苦难的极端

《卡拉玛卓夫兄弟》是一部反映生活面异常广阔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通过卡拉玛卓夫的家庭悲剧及其成员之间的思想冲突，深刻入微地表现了人物的心理状态，他们的灵魂和情欲，而且广泛地描写了各个方面的社会生活。小说以卡拉玛卓夫父子、兄弟间的矛盾冲突为中心线索，但是与它进行发展的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线索，涉及到许许多多的次要人物。卡杰琳娜·伊凡诺芙娜、格鲁申卡、霍赫拉科娃母女、斯涅基列夫一家、神学校学生拉基金、“孩子们”——这些为数众多的次要人物都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衬托卡拉玛卓夫兄弟的某一个特征，同时又各自有着自己的故事，有着或是喜剧的或是悲剧的独立性格。这些出身经历、智力发展和道德面貌各不相同的人物，体现着俄国社会中各个不同阶层的人的生活和遭遇。其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妇女的不幸和儿童的痛苦。

《卡拉玛卓夫兄弟》是一部社会哲理小说。冷眼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部作品中描写人所受的侮辱与损害，仅仅是旧调重弹。其实则不然。人类的苦难的基调虽然从《穷人》起就贯穿他的全部创作，但是却越来越强烈， 在《卡拉玛卓夫兄弟》中达到了最高潮。这部作品选择了人类苦难的极端—

—无辜的、不受保护的儿童所遭受的折磨和摧残为题材，描写了一幅幅令人触目惊心的悲惨画面，这些画面往往具有概括性的象征意义，揭示了人类的普遍苦难是多么深重。伊凡对阿辽沙讲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一个有钱有势的地主出身的将军，仅仅因为一个八岁的孩子扔石头把他的狗打伤，就当着孩子母亲的面驱使几条恶狗窜上去，把这个孩子撕成碎块。德米特里在预审后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遭受火灾的农村，农舍被烧毁一半，村口站着一个瘦骨鳞峋的农妇，怀里抱着一个婴儿。这个婴儿吮吸着母亲干瘪的乳房，没有吸到一滴乳汁，伸着小手，不停地哭叫。德米特里思索着：“为什么那些受了火灾的母亲站在这里？为什么人们这样贫困？为什么婴儿没吃没穿？为什么田野光秃秃的？为什么他们不拥抱接吻？为什么不唱快乐的歌儿？为什么他们遭受重灾而变得浑身发黑？为什么他们不给婴儿食物吃？”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整个人类深重灾难的痛苦的思虑。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人类苦难的社会根源就是卡拉玛卓夫气质。在卡拉玛卓夫气质的统治下，产生了数不胜数的牺牲品。如果说卡拉玛卓夫气质是私有制的病态的精神产物，那么它的牺牲者所受的侮辱和损害则表现为更加

难堪的形式。

疯女丽扎维塔·斯麦尔佳霞娅外貌丑陋不堪， 两俄尺来高，一脸白痴相， 眼神呆板，不分冬夏都打着赤脚，头发上总是沾满泥土、草棍和木屑之类的垃圾。她的母亲早已过世，父亲是个醉鬼，总是打她。这个可怜的女孩无处安身，只能靠着别人的施舍，以黑面包和水来填肚子，在教堂的门廊上，牛棚里，菜园中过夜，就是这样一个女人也被老卡拉玛卓夫奸污；她怀了孕， 把孩子生在卡拉玛卓夫家的菜园里。分娩后，她当即就死了，孩子被格利高里抱去抚养，卡拉玛卓夫家又增加了一个仆人。

格鲁申卡和卡杰琳娜·伊凡诺芙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常见的那种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妇女。她们的性格非常矛盾，既高傲又谦卑，这种复杂的性格是她们那种严峻的生活条件的产物。她们遭受屈辱，受人践踏，意识到自己是买进卖出的对象，对侮辱她们的人怀着愤恨，想要报复，但又别无出路， 惟有与现实妥协。这种复杂的生活处境使她们外表上十分高傲，但内心却隐藏着无限的苦楚，既愤恨一切，嫉恶如仇，又同情一切。

退伍上尉斯涅基列夫是个不受保护的小人物，已经丧失了做人的自信心和对自己人格的尊严感，而变成一个近乎小丑的人物。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却竭力在这个被生活“压扁了”的小人物身上挖掘出心灵深处蕴藏着的丰富的人性尊严来。斯涅基列夫遭到德米特里的捉弄和侮辱，卡杰琳娜·伊凡诺芙娜对他深表同情，委托阿辽沙给他送去二百卢布。他的境况十分困窘，急需一笔钱，他乍一见到这笔对他来说数目相当可观的钱时，欣喜若狂。可是不一会儿，他就立刻变了脸色，把这两张钞票揉作一团，用脚踩进泥里。他的儿子伊留舍奇卡是个病孩，受着疾病的折磨，但他也意识到了社会的不平等，在幼小的心灵里萌发着反抗的胚芽。他知道父亲受了卡拉玛卓夫家的人的侮辱，因此见到阿辽沙，就上去把他的手指咬破。这个孩子也勇于把刀子刺进取笑他的柯里亚·科拉萨特金的腿。然而可怜的伊留舍奇卡最终却背负着屈辱和痛苦默默地死去。

“赞成”和“反对”

《卡位玛卓夫兄弟》的意义不仅仅表现在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具体描绘上，而且在于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对于农奴制废除以后资本主义急剧发展的俄国，而且对于全人类来说都具有普遍的意义，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是极其矛盾的，甚至是荒谬的。小说中一系列社会哲学问题主要是通过阿辽沙和伊凡这两个形象提出来

的，尤其是伊凡的形象在这方面具有突出的意义。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认为书中最重要的是阿辽沙的“传记”，说他是个最“出色的”人物，可是从艺术表现上来看，最有说服力的，堪称为小说中心人物的并不是阿辽沙， 而是伊凡。书中所有的思想线索皆源于伊凡，同时他又是全书高潮的第五部的中心人物。伊凡滔滔不绝地发表哲学议论，阿辽沙只是敲敲边鼓，起着“捧哏”的作用。作者的本意是企图在阿辽沙身上发掘积极的仁爱精神，但实际上却适得其反，真正体现作品的人道主义思想的是伊凡。

伊凡本来是个犬儒主义者，鼓吹摈弃一切道德原则，没有善恶观念，宣扬“一切皆可任意妄为”的信条，是个教唆犯。但同时他又是个人道主义者； 人道主义和反人道主义在他身上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反映了作者本人世界观

的矛盾。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方面为人类的苦难而痛心疾首，另一方面又崇尚苦难，鼓吹神秘主义和宗教顺从。

《卡拉玛卓夫兄弟》作为一部社会哲理小说，主题思想集中地体现在第五卷中，这一卷的标题是拉丁文《pro 和 Contra》，意思是：《赞成积反对》。其中的《反叛》和《太宗教法官稗史》两章通过阿辽沙和伊凡的对话以及伊凡的议论和讲述，集中反映了作者的思想矛盾：反叛和顺从，暴露苦难和崇尚苦难，向往和谐与幸福和反对革命，无神论和宗教信仰。这两章提出的问题是全书思想的基础，是小说后七卷故事情节发展和人物命运转折的思想依据。

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一再强调第五卷是全书的高潮，其思想是渎神论和对渎神论的批驳。那么什么是他所理解的渎神论，他是如何“批驳”的呢？ 阿辽沙幻想着人类的幸福，消除人类的苦难，在互爱的基础上实现人类的和谐一致。在这个根本目的上，渎神论者伊万和宗教信徒阿辽沙并没有原则分歧。他不能接受阿辽沙的宗教顺从思想，但对他的幻想仍然感到亲切，并且向往着博爱精神。但是伊凡“热爱生活甚过于爱它的意义”，“先于逻辑地去爱“，正如阿辽沙所说的，这仅仅是“事情的一半”，而且与他性格的“另一半”发生抵触。他是个唯理主义者，头脑清醒，善于进行抽象的思考和冷静的分析。他一方面本能地热爱生活，另一方面又企图寻求合乎理性和逻辑的安排生活的途径。如果说阿辽沙主张信仰上帝，鼓吹驯服和解以及人人相爱的永恒观念，那么伊凡则是个无神论者和唯物论者，反对宗教和抽象的道德，只承认人世间的现实生活。他俩提出的问题表面上似乎十分抽象，但实际上对于当时的俄国乃至全人类的发展都有着迫切的现实意义。伊凡说：“我们讨论些什么事情呢？讨论的都是一些世界性的问题，而非别的，即有没有上帝？灵魂是否不死？那些不信神的人，便谈论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谈论如何依照新的计划改造全人类的问题，但其实都一样，都是同一些问题， 只不过是从另一个方面提出来的罢了。”

所谓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关系到改造人类社会的根本途径的政治问题。而有没有上帝，灵魂是否不死的问题，则是唯物主义和宗教唯心主义的根本哲学分歧。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思想家类型的艺术家之伟大在于他看到了这两类问题的内在有机联系及其重大的实践意义。但是他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却是矛盾的，甚至是反动的。《赞成和反对》最鲜明地反映了这种矛盾。作家千方百计地试图证明，道德离开宗教就要堕落，否定上帝必定导致犯罪。但另一方面他对自己所鼓吹的宗教理想也一再产生怀疑和动摇，甚至有时也承认苦难深重的人们在社会罪恶面前不可能与现实和解，感到难于把无神论“批驳”倒。按照基督教的教义，人生来就有罪，因此必须主动地去受苦，用以赎罪，这才能取得未来的和谐与幸福。可是伊凡却列举了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证明了人类社会中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存在，从而否定了宗教思想。他问道：“如果人人都必须受苦，以便用痛苦来赎买永久的和谐， 那么请告诉我，这和孩子何干？完全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也必须受苦，他们为什么要用痛苦来换得和谐？”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是阿辽沙还是作家本人都无言以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本意要“批驳”渎神论，但是作为伟大的艺术家又要忠于生活，结果是不仅没有“批驳”倒渎神论，反而肯定了它。伊凡说：“如果用孩子的痛苦来补足那个为补偿真理所必不可少的痛苦的总和， 那么我不愿意看见母亲拥抱那个叫狗窜上去撕碎她的儿子的迫害者！她不应

该宽恕他！如果要宽恕——那么，让她为自己而去宽恕，为做母亲的无限痛苦而去宽恕迫害者吧；可是，她却没有权利为被撕碎的孩子的痛苦而去宽恕迫害者，即使孩子为此而宽恕了迫害者，她也不应该宽恕他！”阿辽沙听了这番议论之后认为这是“反叛”，但是却不得不承认它的正确性，甚至进而忘记了自己的宗教信条，而主张把那个驱使狗去撕碎孩子的地主“枪毙”。但是另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表现伊凡的渎神论时却又竭力搜集他

那时代无神论者和革命者种种极端的观点，并且把这些观点跟资产阶级的道德沦丧掺合在一起，一股脑儿都集中在伊凡身上，企图借此“批驳”倒他的渎神论。伊凡的反宗教言论本来具有内在说服力，但由于作家把唯物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混为一谈，这个人物就不过是个无政府主义者而已，他的反叛也是个人主义的。他否定人类的苦难，但却不明白为什么要爱人。他在《大宗教法官稗史》中表现出蔑视群众的观点，认为群众害怕自由， 随时都准备为一点点物质利益而出卖自由。在他看来，群众都是软弱无能的废物，随时随地都屈从于权势、欺骗和暴力。因此，中世纪时期，僧侣主义和宗教审判制度成了统治人们的惟一有效的形式；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国家也照样以欺骗和暴力为基础。那么人类寻求自由，最终的结果仍然不可避免地要屈服于强权。斯麦尔佳科夫是伊凡的二重人格，从性格气质、心理状态、信仰、政治见解等方面来说都是个彻头彻尾的奴才。他说：“在腐化堕落方面，欧洲人和我们俄国人是一样的。他们都是骗子，区别仅仅在于那里的人穿着漆皮鞋，而我们的混蛋则在贫穷中发臭，而且认为这还不错。”伊凡对阿辽沙说：“我想到欧洲去一趟，阿辽沙，我从这里就去；我也知道我只是到坟墓去，但却是到珍贵的坟墓去。在那里躺着的是一些珍贵的死人， 每块石碑上都记载着那从前的、热烈的生命，那种对自己的业绩、自己的真理、自己的奋斗、自己的科学狂热的信仰，我预先就知道，我会匍匐在地， 吻那些石碑，哭它们，而与此同时我在心里又深信这一切早已成为坟墓而非别的。”

欧洲、那些珍贵的死人、他们对自己的功绩、真理、斗争的信念等等， 这一切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都是空想社会主义的象征。他认为社会主义思想是纯欧洲的产物，是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从欧洲移植到俄国土地上，强加给俄国的。欧洲是座坟场，埋葬着人类的理想。这些死者之所以珍贵，是因为他们曾经试图消除人世间的苦难。他们所以是死者，是因为他们的理想在欧洲没有实现，在俄国更不能实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中还通过神学校学生拉基金的形象以及费鸠科维奇检查官的讲演嘲讽了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空想社会主义。大宗教法官的唯物论和渎神论也影射着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他打着基督的旗号，嘴里说要把人类从压迫和奴役中解放出来，可是实际上干的却是背道而驰的勾当。他认为人生来是反叛者，不善于为自己取得自由和人世的幸福。“自由和人人有足够的面包，这是两件不能调和在一起的事”。他对基督说：“人创造出来，比你所想的要软弱和低贱⋯⋯”他认为自由的理想不适合于人类，因此必须用暴力来驾驭他们。基督妨碍他对人类的暴力统治，所以他把基督赶走。

伊凡否定了上帝和上帝的世界，但却得出否定一切道德原则的虚无主义的和极端个人主义的结论。斯麦尔佳科夫把他的“理论”付诸实践，成了杀人犯。陀思妥耶夫斯基企图以此证明：不信仰上帝，必定走上犯罪的道路， 在精神上陷入无法解脱的悲剧之中。伊凡企图借助于“卡拉玛卓夫式的卑鄙

的力量”来消除自己的精神矛盾，但是无济于事。在小说结尾，作家以他所特有的艺术力量描写了神经错乱的伊凡头脑中的梦魇。在这梦魇中，现实与虚幻纠缠在一起，跟《大宗教法官稗史》一章相呼应，魔鬼作为伊凡的二重人格，暴露了他灵魂的丑恶。

与伊凡的世界观相对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玛卓夫兄弟》中提出了一整套顺从与忍耐的反动宗教理论，其体现者就是阿辽沙和他的思想导师卓西玛长老。他们的救世药方不外乎基督教教义和抽象的善恶观念、宽恕、和解、忍受苦难等等。小说尾声中，阿辽沙站在伊留舍奇卡墓旁号召孩子们“为所有的人而受苦”。小说的这种反动思想无疑也影响到其他一些人物的命运。德米特里无辜被判为弑父凶手，但却意识到自己整个生活的罪恶，因此而驯服下来，准备以受苦来赎罪，洗涤自己的灵魂。格鲁申卡放弃了对侮辱她的人进行报复的想法，开始“新生”。卡杰琳娜·伊凡诺芙娜宽恕了德米特里，主动陪同他去服苦役。但是这些反动思想并没能抵消作品的巨大艺术力量。《卡拉玛卓夫兄弟》以其独特的形式深刻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弱肉强食的本质，描写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思想冲突，表现了对受苦人深切的同情和对和谐美好生活的强烈向往，是一部少有的艺术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