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涩的成长

我人阿尔布格市的高斯军事学校时，报上刊出这样的消息，说我“还不到 13 岁”。的确，1899 年秋天，我刚 12 岁，除了圣·安东尼奥的事，对外面的事几乎一无所知。我好象只知道当时的总统是威廉·麦金利；只知道吉姆·吉佛瑞击败了对手鲍勃，当上了世界重量级拳王。另外，就是知道父亲预言他在一本杂志上读到的“不用马拉的车”绝不会象自行车那样普遍流行。

那时正值 19 世纪 90 年代末期，新世纪即将降临，可我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费莉丝一天到晚不停地弹唱那首当时很流行的歌——《关在金丝笼中的鸟》，吵得我起了到学校寄宿的念头。

高斯军事学校很小，坐落在城郊的一座小丘上，在那儿，我接受了所谓的“三 R”教育（译注：“三 R”即指读 read-ing，写 writing，算 arithmetic种训练）。穿上了一套裤管上缀有黑条的制服。我一点也不喜欢那套制服， 可是更讨厌听训。至于说功课，除了数学还勉强过得去之外，其他的真是一蹋糊涂。

在高斯我经历了第一次夜生活的冒险。一天晚上，熄灯号吹过之后，我和另一个男孩冒险偷偷地溜去看了一场巡回演出。我俩都腻透了这种笼中鸟式的枯燥生活。

剧院座位不是阶梯式的，从后面根本着不到舞台，于是，我俩在大人们中钻来钻去，挤到前面的空隙里偷看。

“你认为待会儿有舞女表演吗？”同学问我道。

可是，即使有，我们也无此眼福了。因为就在那时，一双大手提起我俩的衣领，接着一个威严的声音传来：“好呀，你们两个，都跟我来！”原来是警长麦克米兰，他穿戴得齐齐整整，威风地站在我们后面，像抓小鸡似地把我俩提出了大厅，全场观众都看到了这一幕，我真羞得不知脸往哪儿搁。事后，我们一直没查出究竟是学校报警说学生失踪呢，还是因为那个好

管闲事的老太婆看见我们两个穿着制服，偷偷摸摸一副找刺激的模样儿而报到了警长那儿。

高斯上校对这件事倒没怎么追究，不过，门禁却更严了。不久，学校意外地遭了次火灾，虽然我未插手其事，倒也挺幸灾乐祸的。好景不长，上校又另外租了房子，继续对我们的教育，当然，学校更远、更小了。

暑假，我和大部分男孩一样，回家度假了。

在我离家的这段日子里，圣·安东尼奥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父亲已被人尊称为“格斯上校”，他现在胡子刮得精光，越发显得精神。我又添了个小弟弟卡尔，他出生后装饰在大门上的十字形板条被重漆了一遍。迦太基煤矿关门了，这条矿脉自 1861 年开始开采，供给美国多个据点用煤，据推测现在煤已经开采完了，所以原来专为运送煤炭的圣大非铁路，也随着停开了。

但我们的希尔顿商店依然经营得有声有色。格斯一天到晚有忙不完的事儿。商店里新增设了邮局、电报机。电报机是由我很喜欢的一个中年人操作。另外，格斯还兼管面包销售工作，每天为往来车辆上的旅客提供新鲜可口的面包。

我的职位是助理店员，以前是月薪 5 块，现在还是一样，因为父亲认为我还是学徒，没有理由加薪。我也没有办法，只有好好跟着学吧。在我们这

种地区经营的杂货店，必须能供应整个社区的日用品，从火腿肉、锄头、女土帽直至棺材、邮票，各色各样，一应俱全。自然，这些也正成了我们招袜顾客的广告词：“您要什么，我们就有什么。”

那个夏天，我还经历了一件令我终生受益的事儿。

格斯一向拒绝带枪，起先我认为那简直是愚蠢之至。因为父亲要常常和一些醉鬼、暴徒、亡命客之流打交道，但他就是不肯武装自己，我实在没法理解。

有一回父亲对我解释说：“我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永远佩着枪，一是永远不带枪。不带枪依靠的是你的机智，而带枪是靠你拔枪的速度。只要你带枪，就免不了要拔枪。我看很多人就是因为拔枪慢了点而丧失了生命。我不愿意走这条路。”不过，我仍然认为他应该佩枪。

一天晚上，妈妈叫我到酒店找爸爸回来吃饭。我一定进酒店门，正看见爸爸站在场于正中央，根本不用找。空气仿佛凝结了，就象电影上的定格画面。格斯站在酒吧柜前，一个喝醉了的农场工人正把枪口抵在父亲胸前，宣称，再过一个祷告时间，就开枪，人人都屏住了呼吸。这时，格斯开始说话了，他的神情是那么温和、镇定、冷静，我听不清他说了什么，只见那个醉汉的枪口开始抖动，最后掉在地上。那个醉汉伏在爸爸肩头痛哭流涕，发誓说他爱父亲更胜过爱他的亲人。

“他说的都是实话，”在回家的路上格斯告诉我，“可是，你想想看， 唐尼，如果我带了枪，我们两个必定有一个会躺下。”

多年后，每当我也面对一个相同的选择时，脑际里就会清晰地重现那晚酒店的一幕，耳畔就会响起父亲的那番话。于是，我知道自己该怎样做。

过完夏天，我又被送到罗斯威尔，进入正在扩建的新墨西哥军事学校就读。我认为这纯粹是浪费时间。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妈妈，她向我强调基础知识的重要性，我却认为，我要学的东西在家都可以学到。可是，拗不过妈妈， 我只好去。

去罗斯威尔最头痛的是交通问题，我得转几次火车，再骑马走 180 里，

于是，父亲决定用自己的马车，雇好车夫。那样，几百里路 3 天 2 夜就能到。一路上，我和车夫两人自己扎营升火，煮东西吃，这种露营式的旅行方式正是我童年梦寐以求的。

一学期结束了，我又以同样的方式回到家里。这期间最明显的改变，是我那时髦的镶金制服。那套制服在罗斯威尔是最吸引女孩子的玩意儿，可是， 家里竞没有一个人注意到。

一大早上，也就是我回家的几个礼拜以后，当时我正在吃饭，妈妈在整理我的房间，突然一阵不停的笑声传到我的耳朵里，我抓着餐巾跑到我的房间，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映人我眼帘的是——母亲手里拿着一封喷有香水的精巧的粉红色信封，正笑弯了腰。

“你偷看我的信！”我愤怒地说，真不知天下每位妈妈是否都是这样。妈妈不理我，径自念出信上的句子：“我这一生中再也没有爱过别的男

孩像我爱你这样。”念完，又忍俊不住地笑出了声。我很认真地告诉她：“我认为这没什么好笑。”

“她的一生是多长？”妈妈问我。

我不由地恼羞成怒。“她快 14 岁了！”我告诉母亲，“她一向穿长裙子，头发拢束得好好的，是个规规矩矩的女孩子。”说着，我取出照片来印

证。美姬·亨生，我的第一位女朋友，她有一副带笑的可爱脸孔，雪白的牙齿，一头秀发，戴着一顶白色水手帽。

母亲对她印象不坏，可是态度依然严肃，也许强自眨了眼睛吧，我没注意到。我以为事情到此就差不多了，以后就等着和她结婚了。但，母亲马上谈到要给我换个学校，接受第 4 个 R（即宗教 Religion）的教育，然后，才能结婚。

我并没有在这档子事上花费大多心思，这个夏天简直把我忙死了。因为我己不再是学徒，薪水调到每月 10 元，父亲多给了一倍钱，当然也要求我加倍努力地工作。我对电报发生了兴趣，觉得学电报一定大有前途。不过， 后来发现自己在这方面并无过人的才华，所以放弃了。可是，仍然对它的神奇效果，由衷敬佩。

除了工作，我对小男孩的各种游戏己毫无兴趣，家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家中新添的小壮丁奥古斯都·哈罗德·希尔顿身上。真是有趣，那么小的人竟有那么一大串的名字。大家都管他叫“小弟”。想到美姬，想到将来我自己也会有孩子，所以特别留心学习如何照顾小弟，日后发现，这一切确实非常值得。至少，在小弟和我之间，发展了一种深厚浓郁的手足之情。

在小弟和工作之间打转，暑假就这样飞逝而过。开学时，我又被送上火车，这回不是到罗斯威尔，而是到圣大非的圣迈克学校。我并没有特别的反感，这时美姬在我心中的分量已经不及“工作”那么重要了，母亲又成为我心中最有影响力的女性。

在圣迈克，我第一次领受圣餐，这可是我一生中的大事。母亲以那娟秀、清晰的字体写信给我：“唐尼，谨守圣谕，不论发生什么事，只有它能带给你勇气和力量。”

母亲说得很对。情绪低落时我求助神，神从不会让我失望。我可以这么说，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不是任何有形的实体，而恰是这份无形的力量。在圣迈克，我遇到了我的第一位告解神父宙斯·狄拉奇，他同时也是我

的守护神父，狄拉奇神父不断培养我的自信、乐观精神，这对我日后事业的发展帮助实在太大了。通过他，我认识了另一位先圣——约瑟夫。我早就知道，约瑟夫是圣子之父，同时也是工人们的守护神。他谦虚、勤劳，富博爱精神，是个勤谨的木匠。

刚开始，我对这个“造房子”圣人并无多大兴趣。但是当我自己的第一座旅馆落成时，我深深领悟到工人们是那样迫切地需要一位天上的朋友了解、安慰他们的辛劳。所以我十分庆幸狄拉奇神父把神介绍给了我。

狄拉奇神父告诉我：“唐尼！每天颂三遍赞美诗吧，歌颂高洁的圣母玛丽娅，说‘先圣约瑟夫，请替我们祷告’，他会一直护佑你的。”

从那时起，尽管我们的祷告内容时时因事更改，这几句特殊的辞句却从未遗漏过，到现在，己有 53 年了。

从圣迈克回来，行囊中装的不再是女孩子的照片，而是圣母的肖像，母亲放心了。她认为我已经完成了她心目中的宗教教育，以后应该在新墨西哥学校继续读两年，当然，夏天依然是在家里帮忙。

父亲在圣·安东尼奥的事业愈来愈发达，他和别人合股在迦太基矿脉中找到了新矿源，取得了所有权。于是，镇上炼煤炉的炉火又旺盛起来，只是， 这回炼的是“我们”的焦炭。

格斯上校真是发迹了，连外祖父也听说了他的名气，知道母亲已成为这

个边睡小镇的上流人物。可母亲还是一副各样子：围裙从不离身，脚边时时倚着两个孩子。这时，孩子多己长大，家事清闲了很多，因此母亲开始学摄影。我们这群宝贝儿女自然成了她的模特儿。母亲成天闷在暗室里冲洗照片。

我干得也不坏。一次成功的还价买卖博得了父亲的赏识，将我的月薪调到 15 元，那次买卖是与一位刻薄的西班牙老寡妇就一双鞋子讨价还价。

具体情形是这样的：那天，当那位西班牙老寡妇走进店时，父亲就悄悄对我说：“她是个难缠的顾客，你好好去应付，小心别让她用邮票的价钱买去一个棺材。”然后，他避开了。

她的确是个不好对付的女人。我们做了几笔羊毛和兽皮的重头买卖。我要一面准备适当让步，一面设法让她尊重我们的货物。

这里我先插入说说有关还价的常识吧。

我们那儿还价风气由来已久，只要你懂规矩又有耐心，棋逢对手，那种刺激绝不亚于一场激烈争夺的球赛。还价的关键在于了解货色。这样才能提供一个有弹性的起价。当然咖啡、盐这类主要商品不在还价之列。还价买卖只能在女用帽或棺材这类产品上下功夫。顾客有杀价的权利，卖主呢，当然有获利的义务。因此，买方和卖方就可以在“买”和“卖”一个“好价钱” 这个关键点上大作文章。我发现这道理不仅在纸帽、内衣，甚至在旅馆的买卖中也是如此。

再说那位女顾客，她和我在一双鞋价上起了争执。首先，货品本身无懈可击，好戏开始了。她问了价钱后虚张声势地大骂道：“不知羞耻的贼骨头！”边说边抓紧了她的花边围巾，好象我要抢去似的，口里咕哝了一长串西班牙语。我静静地等她说完，尽量平抑住声调说：“您花的每一分钱都是值得的。”她继续用发抖的手指着我呵道：“用这种价钱欺骗人真是丧尽天良。”我知道该怎么做，于是，我让了她 10 分钱。

“您的确需要一双鞋，”我试着和她说理，“从沙卡洛到这儿，您找不到第二双这样好的鞋。”

便宜 10 分钱使她态度缓和了点儿。可她还不满足，竟哭起来了，边哭边指责我不能这样对待她那样一位无人保护的可怜寡妇！我望了望她身边的肥羊和穿戴打扮得光光鲜鲜的儿子，寸步不让，坚定地维持原价。我知道， 好戏快近尾声了。果然，她突然使劲吼了声：“该死的！”正如同她平日对父亲说的语气。这句“该死的”将这场杀价推入高潮。

在我听来，那句“该死的”象是对我的赞美。我胸有成竹，稳打稳扎地把价钱降了 25 分钱。她满意地笑了，我也笑了，买卖做成了。她买到了一双称心的鞋，我呢，赚到了利润和一次调薪。事后，父亲夸奖我当时“象个绅土，也象个生意人”。

在我一生中，记不清玩过多少这种杀价游戏了。除了对象不同外，规律完全一样，它们给我带来了无穷的刺激和成功的快感。

天下没有不劳而获的便宜事儿。长工资意味着更重的责任。我要负责打扫、贩卖物品，还要管点收和叫货。第一次叫货，我要的是一把我梦想多时的 12 口径无撞针散弹枪——纯粹是私人收藏。父亲虽未表示不满，却趁机

给我上了一课：“你那把枪顶多值 20 磅，而一次运费最少 100 磅，所以你

白白浪费了 80 磅的进货机会，这样是富不起来的。”

第二次，我学乖了，替妈妈买摄影用三角架时，我同时叫了 85 磅的白色涂料。这真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

如果读到这儿，给你的印象是军校并不曾教给我什么的话，那也太冤枉军校了。因为我在军校同学问确实学到了一些宝贵的经验教训。

“君子必须诚实，撒谎是一种耻辱。”这就是我从军校学到的。

军校里撒谎被公认为是最可耻的。曾有位同学打破了窗户，可他却矢口否认。虽然无人检举，可大家从此都对他敬而远之。学长教导我们：“人最重要的是说实话，如果连他的话都无法相信，那他还靠什么取信于人呢？”

我从此学会了诚实待人，虽然有时为了信守这个原则，我要损失些小利， 但我坚信，我获的大益确实更多。

15 岁时，我突然发觉自己长高了不少，6 尺身躯使母亲不得不踮起脚跟才能看见我的全貌。其实，改变的又何止是我的外貌，渐渐地我发现自己心灵的改变更多、更大。

我开始懂得思考。以前，我只有外在的直觉，勉强称得上思考的，恐怕要算情绪上的波动。而现在，一个女孩子走进我的生命，我虽不曾见过她， 可是无形中她影响了我的心理历程，对我造成极大的震憾。她就是海伦·凯勒。

那时，海伦·凯勒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迹。一个 23 岁的姑娘，出生第二年就又瞎、又聋、又哑，可以说是活在无光、无声的宇宙中。我曾经用手帕蒙住眼睛，用棉花塞住耳朵，也想象不出她的世界。可就是这样一位女孩， 居然设法读到了雷多克利夫学院（属哈佛大学，是一著名学府）。我对她崇拜得五体投地。我甚至从她写的一本书上剪下她的一张穿长袍、戴小帽的照片小心地保存起来。

她写了一本题为《乐观》的书。书中写道：**“乐观是通向成功的桥梁， 没有希望就一事无成。”**她总结说：“乐观是存在于人与神之间的一种和谐，表示着神的创造总是好的。”当时的我还未能完全领悟出她语中的智慧。但我也把悲观看作一项罪恶。我谨遵这番教诲，因为在我内心深处，我知道她是对的，是伟大的，直到现在，我还是这么认为。

我的第 16 个夏天是最辉煌的。

父亲卖了煤矿，得了 11 万元，一跃成为墨西哥地方的首富之一。11 万元在 1904 年还是相当大的一笔财产。那时，一个工人一天的主资是 1 块钱，

这已足够一个五六口之家的温饱了。而我们有 11 万块，这简直跟今天的百万富翁一样。

为了表示庆祝，父亲带我们全家到圣路易参观世界博览会，我们就住在斯塔特拉的一家旅馆里。那时我做梦也没想到 50 年后，我会以 1 亿元买下他所有的连锁旅社。当时，正赶上第三届世界奥运会也在该地举行。我和卡尔对这次在美洲举行的国际奥运会充满好奇，每天都骑着马去观赏各项竞赛。

不过，更大的一件事是：当时 24 岁就从雷多克利夫学院毕业得到学士学位的海伦·凯勒，要在圣路易发表一次演讲。

我心里矛盾极了，我非常渴望见她一面，可又没有勇气面对这样一位伟人，尤其不敢站在她的讲台附近，望着她离去。

回到旅馆，我暗下决心，要用信心、努力、乐观与诚实做出一点成绩来。当父亲听完海伦·凯勒的演讲回来时，我告诉他我不想回学校去了。

“好吧，我想你已经够格当一名正式职员了，月薪 25 块钱。”

更出乎我的意料的是，母亲居然也同意了我的决定。或许是她对天主已

有完全的信心，所以任耶和华指引我的一切；也可能是我正迎合上她当时的想法。因为卡尔已到学校去当寄宿生，伊娃和费莉丝也离家到设在印第安那州南湾的圣玛丽学院去接受宗教教育了。家里只剩下 4 岁的露丝玛丽和 2 岁的“小弟”，妈妈挺希望有个大孩子在身边帮忙照料家事。

以后的一年，我在店里工作，更是成熟不少。以前常在店里帮忙的堂兄， 现在已经发迹了，小有财富不说，已是共和党的大人物了。他常常来灌输一些政治知识给毫无政治头脑的新墨西哥人。我这时已够格插上几句了。

和父亲一块儿外出采办货物是难得的学习机会，我们不全是在做生意， 父亲总爱把善意的友谊播撤给他身边的人。他常常在鲜亮的卡片上写些即兴短诗、箴言之类的充满哲理、智慧的话语，然后签上自己的姓名，大老远地走 15～20 里路送给一位不会说英语的老墨西哥朋友或是不识字的印第安人。有时，也送给裴尔瑟神父。当然，他也会大声地朗诵给我听，我还记得其中的一首是这样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