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能是当地最幸运的人，那时我就这么想。现在更是有这种想法。我相信“人在福中”这一论断，我的“福”在我与人们发生关系时产生，天时、地利、人和，加上我能吸收新观念，一切都为我带来了“福”。我的福来自与华海先主的友谊，来自鲍尔所这样志同道合的伙伴，来自屈吕安这样的推心置腹的朋友。我的福来自母亲和伊拉对我的精神支持。我还相信，军队中交下的朋友将是一个人一生的朋友。在军队中，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要靠许多朋友忠实地执行任务来保全。我同样相信，伙伴对一个人的价值是无法言传的。在德州办旅馆时，我就坚信合伙人比自己更重要。直到现在，我的事业越槁越大，职位越升越高，也越来越觉得同事的重要。我把我的同事称为“同僚”，我希望在我的一生中能永远与同僚相处愉快，合作无间。因为，我的福就来自他们。

鲍尔斯真的找到了一家要卖的旅馆。在我离开芝加哥南行经过俄亥俄州的多拉多时，他打来电报告诉了我这一消息。我不得不放弃原定观看的一场

世界拳王争夺战，因为我赔不起那么多时间来等待三个回合的拳赛以见其分晓。我决定马上去华斯堡。

一到华斯堡我就找来屈吕安商量，他对那个名叫“梅尔巴”的旅馆印象不佳，就和当初见到毛比来一样。

“这也是旅馆？”屈吕安说。 “孩子，莫要以貌取人吗？”鲍尔斯上校很不高兴，“你看，她有 68

个房间，帐薄也很可观。”

屈吕安仔细地看了看帐薄，也承认其价值，但他还说：“这 68 个房间能维持多久，说不定明天就会倒掉。而且这地方又脏又乱，卫生局一关就很难过了。我看，我们还是不买为佳。唐尼！”

“我们也并不是一定要买下来，”我这样安慰他，“除非他们的要价在

2.8 万以下。”

的确，梅尔巴算得上是我们买下的最难看的二手货。整个墙壁已蒙上了一层污泥，房间里面也有一层厚厚的油垢，地毯已经磨到地板见光的程度，窗帘也是漆黑的，毫无生气的外表显然说明了主人好多年的时间没有修理它了。

“我确实看不出它美在哪里。”屈吕安这样说。华斯堡的德州银行也这么认为。“不要企望你有好运气，这里发不了财。”银行的经理轻蔑地对我说。

我沮丧地走出了银行，去电报局另找救兵。母亲再次帮了我的忙。我又想起了在丹佛的伊拉，他曾对我说过：“等事情完了，我们一起好好干一番！”几天之后，他果然回电支持我的第一手事业。屈吕安也从毛比来弄来一些现款。我们和对方谈妥了 2.5 万的价格，凑足了钱，买下了梅尔巴。

我对鲍尔斯说“梅尔巴需要一个与以前完全不同类型的经理。”

我们和雇来的工人一样工作，每天工作 18 个小时，一段时间以后，梅尔巴重又恢复了“人”样。鲍尔斯对经营旅馆也很内行，梅尔巴和毛比来一样，业务也蒸蒸日上起来。

3 个月后，梅尔已的老保险箱就已装满了钱，我们决定去银行开个户头。找的仍是曾拒绝过我们的那家银行，他们错过了一次机会，这次赶忙抓住了时机。事实证明，我们当初买下梅尔巴完全正确，这条船已在深海中浩浩荡荡地前行了。

我所买下的第三家旅馆名叫“华尔道夫”。我们给她取了这样一个响亮的名字，希望能带给我们好运气。

我的第一个“华尔道夫”设在德州达拉斯城的市中心区，是一幢六层楼半防火性的建筑，独立浴室除外，有 150 个房间。那时候，这样的一家旅馆对于我的事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冒险，所以我决定亲自任旅馆经理。仍采用我所总结的两个管理的墓本原则：把每一个角落、空间充分利用；在同仁中发扬团队精神。

情形十分令人满意，“福气”又一次降临在我的身上。需要说明的是，仍得感谢母亲和伊拉在我需要时再次伸出了援助的手，更难得的则是达拉斯郡州立银行贷给了我一笔款子。这笔款子是年轻的银行家桑顿提供的。在“大不景气”的时候，生性保守的桑顿仍然借给我 55000 元的一大笔钱，实在是一个大手笔。也就是这笔钱帮助我完成了生平最大的一次赌博。也就是这个桑顿，在我开创事业的过程中位居要角，帮助我完成了很多交易，他是我的

一个忠实的朋友。

在这次交易中，我还结交了另一位朋友——乔格尔。我们从他的合伙人那儿取得了租用权，最后，他又设法把这权利赎回。6 年以后，就是这件事，使我的整个事业免受损失，甚至是免了我一次可能的牢狱之灾。

华尔道夫这个响亮的名字也确实给我带来了一些好运。在达拉斯经营华尔道夫时，我在军队中的最亲密的朋友欧文也人伙了。他放弃了他在旧金山的事业，决定和我们一起创业，共赴前程。此后，我们在德州披荆斩棘，共同奋斗。对我们的成功，他是功不可没的。

在华尔道夫的那间原为经理所有的套房里，我有一个不小的收获，那就是一套书——胡勃先生所写的《伟人小传》。这是我意外地从一个不知名的人那里得到的。年轻时，我曾有意抵制过书本的诱惑，不使自己埋首其间，自己也说不出当时究竟为了什么理由。现在，年纪不小了，工作也很繁重，却产生了一种求知的欲望，想通过书本知道更多的东西。当时，我想了解一些伟人的生平，胡勃先生的书正能使我得知伟人是如何成为伟人的。这大概也是我的“福气”吧！

欧文来达拉斯后接管了华尔道夫的柜台业务，我就安下心来拜读胡勃先生的那套好书。这是一套趣味十足而又激动人心的书，展阅之下，使我受益无穷。我读了许多成功的商人传记，象钢铁大王卡内基；也看了伟大的哲学家，如苏格拉底、卢梭等人的传记；还有科学家、艺术家和演说家们的；还有我最热爱的美国的政治家们和那些热爱民众的人士们的。这些激励了我对成功的渴望，开拓了我的视野，使我酝酿出新的梦想来。我梦想有朝一日能为祖国效忠尽力，渴望遇见一位知心的终身伴侣，正象凯蒂和爱尔兰名将纳尔逊的忠贞爱情一样。自从十多岁时知道海伦·凯勒以后，我一直很崇敬她，现在，胡勃先生也同样令我十分感动。

我一边读书，一边接待顾客，也算计着旅馆的盈利，此时，我又有了一些新的主意。我一心一意想扩大我的事业，即使在 1921 年石油业急速萎缩，

德州工商业情况不佳的时候，我还是想每个月再筹集 6000 元的资金，投注在我的旅馆业上。

我不认为石油业的盛衰会影响到工商业的发展。因此，我决定进一步扩展我的事业。然而，这回我却未能如愿，有些人、事、物牵制住了我前进的步伐。这回绊住我的是家，还有那枚不适宜的钻石。

那是一枚大胸针，我所见过的最光珠的一枚。我决定买给母亲作礼物，珠宝店里的一位专家也极力赞成我买下来，我就买下来了。

当然，这也难怪，他一定认为所有的妇女都会喜欢这一珠宝。我也自认为能够买下旅馆了，看中的珠宝大概也不会很差。看着这样一枚深受妇女钟爱的精美珠宝，我不禁想象到佩带上它而受人夸奖的那种滋味。因此，我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枚蓝绒布上光芒四射的钻石别针，赶忙乘车回沙卡洛老家。

希尔顿夫人的大儿子，买了钻石回来送她了。

显然，那枚钻石对一位老年妇人来说是不很适宜的，但我却没考虑到这一点，只知道自己喜欢。我那时已是 34 岁的人了，却还是这样毛毛糙糙的，在德州染上了这种毛病以后，更是难以改变了。我知道在旧金山长大的欧文有意改进我的作风，但毫无作用。我心中只有高远的计划，而根本无暇顾及这些细节。后来有一批知名人士竟选我为“十大衣着讲究的男士”之一，若

他们知道我那时的作风，量不致如此。我的衣着全是速成的，以最快的速度买下来，穿脱清洗，也全以不耽误事情为主。我有两套很不错的服装，可从未被熨平过，因为我常穿着在办公室里睡觉。到如今我仍时常这样。我就是这样一个马马虎虎、不拘细节的人。

我回到了沙卡洛，没想到全家人都聚到一起了。卡尔从海军里放假回来，小弟也在家。母亲告诉我：伊娃快要有一栋“有私人游泳池”的房子了；露丝玛丽投身股票市场，还蛮成功的；小妹海伦也快毕业了，一直在家里勤练毕业讲辞。总之，在我母亲眼里，我的姐妹们都很成功。

卡尔问我在德州是不是发了财，他说他听说德州的人个个是百万富翁。“没有，”我一本正经地答道，“不过我给妈妈买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说着，我轻轻地把那小宝盒放在她的膝头上。母亲打开了盖于。 “哗！”卡尔惊叫了起来。

想不到母亲热泪盈眶地跑回了自己的房里，我愣住了，赶忙问卡尔：“我做错什么了吗？”

“很难说，”卡尔说，“或许是她太兴奋了！不过也未必。等会看她会不会佩带上胸针去睡觉就知道了。”

可是母亲一直未戴过它。不论在什么场合，上教堂或是参加宴会，都从未戴过。我问过她是否喜欢，她这样回答：

“我喜欢！比以前别人送给我的礼物还要好，我会珍藏起来的，但我恐怕不会戴它的，因为对于我这个年纪的女人来说，这⋯⋯唔，太华丽了！”她真这样做了，整整 26 年只是珍藏却从没戴过一次。后来我才明白。

我挑的只是自己喜欢的，却不见得能让她也喜欢。后来我又送了她一串珍珠项链和一只旧式的挂表，这回我深信她可以戴着上床睡觉了。这以后，我懂得了送人礼物既要让人喜爱又要适合对方的身份、投其所好，否则只能适得其反。这就如同你送一盒糖给正在节食的太太，或是送一瓶威士忌给从不喝酒的人，结果必然自讨没趣。这次送钻石的经历，使我又得了个教训。

母亲也知道我对这件事有些耿耿于怀，为了表示歉意，她主动提出愿意和海伦到德州去做一个月的客。

达拉斯的同仁们发挥“团队精神”，以极大的热情迎接了她们，露丝玛丽也赶到了，场面热闹至极、宾主尽欢。希尔顿家族的三位女性驾到，真成了当地一大盛事，达拉斯艺术协会在华尔道夫饭店举行游艺会，我们自己的旅馆也安排了丰富的茶点，以示款待。亲人来访，使我感到快乐无比。

苏德曼这个名字，我是从鲍尔斯打来的电话中第一次听到的。那时他在华斯堡，他说这个人很好，象个“天使”。

“我又找到了一家好旅馆，”鲍尔斯在电话里兴奋地说，“规模很大，有后台老板，你快来看看吧！”

在华斯堡的终点站，我终于找到了这家共有 200 个房间的旅馆，它孤伶伶的，象个被抛弃的老妇，只是风韵依然。

苏德曼是个长着一头红发的小个子。他以前是个厨师，后来办了几家连锁钣馆，如今想拓展业务，于是看中了旅馆经营。他看起来的确很象天使，勤俭、刻苦，买下他的旅馆应该是一桩不错的买卖。

“我们用 6 万元买下来，”我提出初步的意见，“一部分钱去银行贷款。”

“这样不好，”鲍尔斯面露难色，“要我出 1/3 的资本，我非先卖掉梅

尔巴不可鲍尔斯回达拉斯当经理，欧文和我留在了华斯堡的梅尔巴。

苏德曼终究不是干这行的好材料，他可以烧一手好菜，但却管不好一家旅馆。因此旅馆一交到他手里，业务就马上开始走下坡路。当他实在撑不下去时竟又来向我哭诉，希望我把旅馆再买回去。我心里很不愿意与他再打交道，可禁不住他一再央求，井把开价压到 3.5 万，终于还是答应了他。但他

却出尔反尔，硬说我该忖 3.85 万元。苏德曼终于离开了华斯堡。

我再见到他是几个月后在艾尔帕索。他浑身肮脏，喝得烂醉，对我胡言乱语，说那笔交易他上当了，又说我们负债不还，我急忙穿过街道，避开了他。

终于有一天，他来找我们的麻烦了。那是 1922 年 4 月 18 日，他到达拉斯的华尔道夫，给鲍尔斯打了个电话，约他出来。几分钟后，鲍尔斯走下电梯，苏德曼站在大厅中举枪便射，一颗子弹穿过鲍尔斯的太阳穴，他立即倒了下去。

我在华斯堡听到噩耗后，’立即前往达拉斯。在车上，我觉得象做了一场恶梦，不相信这是真的。到了达拉斯，事实就摆在眼前。鲍尔斯太太悲痛欲绝，我尽可能地安慰她，井准备打官司。在法庭上，当我看到那红头发的被告时只想作呕，我们都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案件审理中，陪审团认为他犯有谋杀罪，但他的辩护律师坚称这是酒后丧失理智所致。最后，苏德曼被判 5 年徒刑。

不久，鲍尔斯的太太莉娜告诉我，苏德曼竟交保出狱了。我告诉她，我们正凑钱买下鲍尔斯的股份，让她不必为钱担心。

“我倒不是担心这个，”她说，“倒是你自己应该小心，苏德曼已经出狱了，他正要找你呢！”

我提高了警惕，但我不认为躲躲闪门是好办法。 “我想找他当面谈谈，”我告诉欧文，“你能不能找个人转告他，我就

在这儿等他。”

欧文很快回来了：“我找人转告他了，倒是你，能不能做些防备。你有枪吗？”

我有一管当兵时用的左轮手枪，放在办公桌下面抽屉里。我看了看这柄枪，想起父亲曾在一个醉鬼的枪下脱险的事，他后来告诉我：“如果那时我也有枪，我们当中一定有一个会丧命。”于是，我又关上了抽屉，并把桌子移开了。我要面对面地跟他谈。过了很久，他没有来。第二天，我对欧文说： “他大概不来了。”欧文告诉我，他会来的。

果然，11 点时苏德曼出现了。令我惊奇的是，他满脸微笑，没有一丝敌意。

“我对你并没有坏印象，唐尼！⋯⋯”他好象在解释。我一言不发。

“我想求你帮个忙，”他说。

我开口道：“我不能帮你任何忙，鲍尔斯是我的好朋友。” 他一脸蠢笑，好象领悟到了什么，慢慢地走了出去。

我大概错了，他出狱时的确对我并无恶意，可是要求没能达到后，情况就不同了。“唐尼，当心他找你算帐。”好些朋友警告我。“不，不会是现在。”我总是这样回答，“他还醉着呢，我有我的事，哪有闲心管他？”，

的确，自己旅馆发生了谋杀案，总不是件好事，好在这并未影响到业务，客人仍；日源源而来，房间几乎满了，有时不得不在大厅搭临时床铺，用幕布隔开。我代表鲍尔斯主掌了一切。卡尔向海军请了长假，回来帮我，我将华尔道夫交给他经营。

我重又开始留心是否有旅馆要出让。在可堪纳，我以 2 万元租下了比顿饭店，调屈吕安去当经理。屈吕安是个出色的人才，他管理得法，比顿饭店生意日益兴隆，使这家可堪纳小镇上的小饭店居然也开始赚起钱来。每过 10 夭屈吕安就寄一张千元支票给我，说是我的红利。这个生性保守的人从未想过要占为己有。

我在可堪纳开了一家旅馆，因为有人说这里可能有油，可井凿成后，冒出来的却只有盐水。于是我的旅馆门可罗雀、好不冷清。

我满怀苦恼地回到沙卡洛。这时卡尔打电报来，说华尔道夫 202 室有人跳楼。我事后去查看了一番，发现这些房间早该封闭起来了。我怀疑就是这种房间使那个人自杀的。试想一个不幸的本就厌倦了人生的人来旅馆投宿，又看到住处也如此孤立僻静，怎能不寻短见呢？卡尔也认为此时若再不封闭那几个房间，势必激怒大家，他建议重新改装整个旅馆。

这件事后我想了很久，发觉自己已经厌倦于再接收这种二手货的旅馆了；有一次，我正坐在母亲房里胡思乱想，突然一幢高耸人云的大旅馆隐约出现在我脑海中，上面还标着“希尔顿”几个大字。我只觉得眼前一亮。母亲问我想些什么？我对她说：“我有个新的美梦，妈！我要大刀阔斧地干一场，第一件事，我要集资 100 万元。”

“假如真要这样，孩子，首先要做的是祷告，100 万元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好的，妈。”我回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