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所谓蔡琰的《悲愤诗》、《胡笳十八拍》等

蔡琰，汉末著名文学家蔡邕之女。据《后汉书》卷 84《列女传》载：

① 《三国志》卷 19《陈思王植传》。

② 《全三国文》，引自《艺文类聚》59。

陈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194 至 195 年），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与祀。

祀为屯田都尉，犯法当死。文姬诣曹操请之。时公卿名士及远方使驿，坐者满堂。操谓宾客曰：“蔡伯喈（蔡邕字伯喈）女在外，今为诸君见之”。及文姬进，蓬首徒跣，叩头请罪。音辞清辩，旨甚酸哀。众皆为改容。操曰：“诚实相矜，然文状已去，奈何？” 文姬曰：“明公厩马万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骑，而不济垂死之命乎？”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

有名的《悲愤诗》，即载于此传中，全诗共 540 个字，不仅叙述了蔡琰

自己被掳入胡、思亲抛儿等痛苦情节，也反映了兵荒马乱、国破家亡，给广大北方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这是一首现实主义的长篇史诗，全诗言语朴实，舒情细腻，凄切动人，洵为佳作。

但，这诗存在着是否为蔡琰本人所作的问题。从诗中内容看来，这诗断非蔡琰所作，理由是：

本传言“兴平中（194 至 195 年），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然在此两三年前，即初平三年（192 年）蔡邕已为王允所诛，可是，诗中尚有“感时念父母”之句，这是不合情实处。
诗言：“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然据《晋书》卷 34《羊祜传》，羊祜乃蔡邕外孙，祜又是司马师之妻景献羊皇后同产弟。则羊家和司马氏都和蔡琰有亲戚关系，怎能说蔡琰无中外之亲呢？且《后汉书》卷 60 下《蔡邕传》言邕“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家中人多业广，仕宦者多，蔡琰归时也不会到“家人尽”的地步。说明作诗的人对蔡琰的家庭情况并不了解。这是第二个可疑点。
诗中既言“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勖厉”，表明这诗是蔡邕初嫁董祀时写的。可是又说：“常恐复捐弃”，这样，刚结婚就怕被遗弃，似有对董祀不甚信任的味道。既未必符合蔡琰当时心情，而且让董祀看了，也会不舒服。当董祀犯了死罪时，蔡琰立即找曹操求情，且“旨甚酸哀”，表明他们夫妻间感情还是不错的。三国时社会风俗对再醮之妇，并不歧视。且当时男女嫁娶皆以连婚高门为荣，像蔡琰这样既有才学，音律书法，无不擅长，且又出身名门世家，理应受到董祀尊重。实际情况是，蔡邕名满天下，“贵重朝廷”，友徒众多，蔡琰能传家学，故曹操以金璧赎之。曹丕、丁廙诸人还为之作《蔡伯喈女赋》，皆哀其遇而重其才，可谓名噪一时。当蔡琰见曹操请求赦免董祀时，满座公卿名士，“皆为改容”。素日执法较严的曹操格外为之开恩，遣快足“追原祀罪”，还让蔡琰书写昔家中散失坟籍。凡此，都说明蔡琰归来后的地位不只不“鄙贱”，而且才女薄命遭遇，更博得众人同情，名声也更高，所以诗中怕被人遗弃的说法不似蔡琰本人应有的口吻，而系好事者伪造。
诗中怀念二子处亦嫌过多，这样，既碍于董祀，也有失蔡琰的体面，如真舍不得二胡子，当时何必回来呢？当然，做母亲的不可能不惦念出腹子，但暗自掉泪可以，不厌其烦地公开宣讲，喋喋不休，则不符合妇女们的心理。当曹操谓蔡琰：“今当使十吏就夫人写”所诵忆坟籍时，琰立即以“男女之别，礼不亲授”相婉辞，说明蔡琰是颇知男女之防的。以蔡琰之才，苟欲传世，尽可拿出伤时哀民之作，仅以念二胡子而宣示世人，岂其情耶？
诗中“拥主以自强”语，似非蔡琰所宜言，因为曹操也正在“挟天子以令诸侯”，蔡琰理应加以回避。
《后汉书·董祀妻传》言：“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参以《晋书》卷 101《刘元海载记》，蔡琰有可能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刘豹，当然，不一定为刘豹所纳，也可能落于刘豹手下大小匈奴贵族之手，不管为谁所得，蔡琰之居住地应不出今山西省中西部汾水流域一带①。而《悲愤诗》中所言之“长驱西入关”，“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①“悠悠三千里”，这些含糊记述，都说明作伪者并不确知蔡琰没于南匈奴左贤王的地点，此亦为诗非蔡琰自作之证。

《后汉书·董祀妻传》还载有蔡琰的第二章骚体《悲愤诗》，亦系伪作。诗第二句言“宗族殄兮门户单”，既不符合事实，下两句“身执略兮入西关，历险阻兮之羌蛮”，也与匈奴左贤王居地不合，以西方之羌与南方之蛮合并称述，亦非当时人所惯为。其余语句略无新意，只依据五言《悲愤诗》而写，不值一驳。

到唐宋时，忽然出现所谓骚体《胡笳十八拍》。1959 年郭沫若先后撰写论文，论述《胡笳十八拍》乃蔡琰所作。于是众说纷坛。我以为此诗之为伪作，不难识别，其中“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为神有灵兮何事处我天南海北头？我不负天兮天何配我殊匹？我不负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胡人宠我兮有二子，鞠之育之兮不羞耻”等语，令人读之感到既庸俗欠雅，又迷信无识，把蔡琰的“博学多才辩”又遵守传统妇道的风貌格调丧失殆尽。考之蔡琰家世，父邕既被称为“旷世逸才”②，又“性笃孝”，当他被王允枉杀之日，“搢绅诸儒，莫不流涕⋯⋯兗州、陈留间皆画像而颂”③。曹操所以赎蔡琰归，即因痛邕无嗣。人们对蔡邕如此尊敬思念，饱受凌辱的蔡琰对于亡父的冤死，岂有不痛心疾首，号咷泣血之理。但悲愤三篇，竟无一语道及乃父惨遭杀害之奇冤大祸，而念念不忘的只有“胡儿”。若真如是，蔡琰当日何必回来呢？观蔡琰谒操救夫时之焦急哀伤神态，可知蔡琰归后的意愿也不过欲与董祀白头偕老、平安度日而已。假若蔡琰“疾没世而名不彰”的话，她完全可以写些哀悼慈父等文，交给曹氏父子宣示于众，大可不必公开宣扬自己忘不掉胡儿，那样，连赎她回来的曹操也会不爱听。以情理度之，饱受传统儒学教养的蔡琰，归来后当以未能奋身守节、抗御强暴为耻，尚何遑大事宣讲己诞生胡儿之事耶？所以我确信三篇皆为好事者所伪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