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体育

历史概述

东汉末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形成了三大军事集团，中原的曹操，西蜀刘备，江东孙权，后来分别称帝，“三国鼎峙，各为长雄”，史称三国时期——即魏、蜀、吴三国。

公元 263 年魏灭蜀，265 年建西晋，西晋又灭吴，结束三国鼎立的局面。西晋统一三国自己内部却争权夺利，此时北方的少数民族趁机起兵反晋，于公元 316 年，匈奴族灭西晋，北方先后出现了 16 个政权，史称十六国时期。

到了公元 439 年，鲜卑族的拓跋氏建立北魏，统一北方，结束长达 160 年的

分裂局面，公元 534 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东魏又被北齐取代，西

魏被北周取代，公元 557 年北周灭北齐，北方又统一，史称北朝。

再说南方这一面，西晋灭亡后，司马睿于 317 年称帝，史称东晋。公元

420 年刘裕废东晋帝，建立宋朝，宋之后，南方相继出现齐、梁、陈三个王朝，加上前面的宋，历史上称南朝。形成中国大地南北对峙的局面，史称南北朝。

这一段历史比较复杂，政权更换频繁。阶级矛盾错综复杂，战争不断， 政治极不稳定，体育发展极不平衡，北方尚武，南方善艺，是这个时期的显著特点。

三国时期的体育

三国鼎立，各国都想用武力吃掉对方，因此，整军备战是魏、蜀、吴三国共同的特点。

魏国的曹操十分重视军队的训练，他下令：“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是食。”实行了寓兵于农的屯田政策。他不仅自己练习武艺，还教育自己的儿子。曹丕武艺最高，他善骑射，亦善击剑，他在《自叙》中写道：“予年五岁，上以世方扰乱，教余学射，六岁而知射，又教余骑马，八岁能骑射矣⋯⋯” 可见他从小就开始习武。

蜀国的诸葛亮治军有方，军纪严明，军队的战斗力很强。蜀国刘备善剑术，他的得力干将关羽、张飞、赵云等都是“力敌万人”武艺高强的骁将。吴主孙权也很注重军队的训练，他告诫诸将：“夫存不忘亡，安必虑危。”

教育他的将领们随时准备战斗。

为了获得有战斗力的军队，魏、蜀、吴三国的统治者都下令争求武才， 并对有军功的将士给予重赏厚禄。蜀国的谋将诸葛亮还创制了不少新型武器。他创制的武器有元戎，这是一种能够连发的弩；木牛流马就是人力四轮车，适用于山地作战的运输工具，还有钢刀等等。每一种新式武器的出现， 必然对士兵的身体素质的武艺技术提出新的要求。并且经过长时间训练，才能掌握这种新式武器和新技术，这对军事武艺的发展和身体素质的提高，又是一种促进。

在军事武风的影响下，社会生活也受到了武的影响，著名诗人曹植在《名都篇》中对身佩宝剑、结骑驰骋的京洛少年有很详细的描写，可见军事武风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民间蹴鞠活动流行，还开展击鞠活动，就是后代在军队中开展的马球运动。

玄、道、佛和魏晋时期的导引养生

魏晋时期，社会思想发展，玄学、道教、佛教兴起。玄、道、佛的兴盛，

助长了导引养生的发展。

（一）玄学养生

玄学就是玄虚文学，它是魏晋时期一些士族名流从《老子》、《庄子》。

《周易》三部“玄书”中，将儒家的“名教”和道家的“自然”结合在一起形成的儒道杂揉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这个思想的核心是“贵无”，在政治上主张“以无为用”、“无为而治”，企图在纷乱的社会中寻找一条顺时应变的全身之道。玄学对于生命的看法具有两重性，一方面认为生命短促，没有什么价值，对身体极不爱惜，另一方面，在鼓吹即时行乐、糟贱身体的背后，却深藏着对人生、生命的强烈追求和留恋。因此也提出了一些合理的养生主张，对导引养生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玄学的代表人“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在养生上提出了一些可取的主张。他的养生著作有《养生论》和

《答难养生论》。在他的著作中，他提出形、神共养的原则，他认为形、神是互相依存的，常做“呼吸吐纳”之气功并配以药物治疗，就能“身心俱健”， 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他又认为养形就要“绝谷茹芝”，“绝谷”就是不食五谷，“茹芝”就是服食中药，只要常服灵芝、醴泉，不但能够久寿，而且能够成仙，这种观点却是十分荒谬的，嵇康更注重养神，方法是“去欲”， 即去掉一切名利、喜怒、声色、滋味、神虑等嗜欲。做到“清虚静泰，少欲寡欲”，安心、养神，这种以静养神的方法还是可取的。

（二）道教养生

道教是土生土长的宗教，起源可以追溯到奴隶社会的巫术。战国时期神仙方士代替了巫师，他们掌握了一定的养生术。西汉时期，神仙方士吸收了老庄、墨家的思想，逐渐形成了宗教体系，这就是最初的道教。东汉末年， 道教有了自己的神书——《太平清领书》，也称“太平经”。黄巾起义首领张角利用道教祛病去灾，主张永生不灭的教义，组织过雄厚的力量。西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的葛洪、寇谦之等加以改造，一方面竭力诋毁农民起义，麻醉人民，另一方面，继承了战国以来神仙方士倡行的养生术，把“神仙方药， 鬼怪变化，养生延年，去邪却病之事。”从理论上、方法上作了系统的阐发论述，助长了导引养生的发展。葛洪的养生术同玄学养生一样亦分为养形、养神。他提出养形须在导引、行气、服食、卫生等四方面修练自己。

导引是他在总结华佗《五禽戏》的基础上编导了龙导、虎引、龟咽、燕飞、蛇屈、猿据、兔惊等的养生术，提出行导引不必过于拘泥于形式，把导引向前推进了一步。

行气：葛洪认为“人在气中，气在人中，善行气者，外以却恶”。行气的方法主要是“胎息”，即模拟胎儿的呼吸，呼气、吸气都要慢慢行之，这对于身体无疑是有好处的。

服食：葛洪是炼丹家，他不惜重金冶炼水银丹砂，对科学有所贡献，但服仙丹能使人变成神仙的想法却是可笑的。

卫生：葛洪还提出了一些合理的卫生要则，如“食不过饱”，饮不过多， 耳不极听、目不久视⋯⋯

这四种养形的方法有很多是科学合理的。

葛洪对于“养神”也有他的一套理论，他说形须神而立，葛洪养神的目的是以神化形，飞升神仙。方法是“守一”、“无欲”。“守一”即专心入静；“无欲”就是不染红尘，他的养神目的比玄学更荒诞，但入静养神对身心修养还是可取的。

（三）佛教养生

佛教是在汉代“丝绸之路”打通之后从古印度传入我国的，佛教宣扬“灵魂不死”、“因果报应”、“轮回转生”，它认为生命是苦难之源，要摆脱苦难必须“厌弃现实世界，追求一种超脱尘世的绝对安静的精神世界”。或者，干脆消灭肉体，使精神进入一种完全寂灭的状态，这种荒谬的理论与体育的目的和作用是相的，南朝时，天竺人菩提达摩来到中国，创立了“禅宗”，禅，意为坐禅、静虑、静坐修性。其方法大体与我国的养气、养神法相似，并很快流传开来。

玄学、道教、佛教三家宗旨各异，可是在导引养生方面都殊途同归，共同促进了魏晋时期导引养生的发展。

风尚不同的南北朝体育

南朝行文弱之风，世家大族子弟，依靠祖宗的阴资，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他们一无学识，二无健康的身体，“肤脆骨柔，不 行步，体嬴气弱， 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他们最大的喜好是“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班丝隐囊”以神仙自居。很多人不会乘马，有的人甚至连马也没见过，竟然“认马为虎”，社会风气，腐朽之极。

所以南朝的体育，自然不会偏向于重武功而崇尚游艺型。

南朝时期的围棋十分兴盛，帝王们普遍喜欢下围棋，还设置棋署，专门养有棋手，并对棋手评品等级，共分九品，以一品为最高，除指派专门品定棋谱外，还亲自著撰棋书，当时的棋书有《棋法》、《棋品》、《棋图》。可惜，这些书到今日已失传。投壶也是南朝上层人士喜尚的一种活动。南朝的投壶较春秋战国和西汉时期更为精巧，百戏在汉时非常盛行，为满足南朝统治阶级腐朽生活的需要，南朝的百戏内容亦很丰富，其中与体育有关的有： 绳技、橦伎、掷倒伎（翻跟斗）、逆行连倒伎（连续翻筋斗）、杠鼎等，因南朝儒生不喜兵射，多习礼射亦称“博射”。南朝统治阶级的生活风气，在体育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北朝是个各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匈奴、羯氏、羌、鲜卑等族先后入主中原，建立政权，与汉族人民杂居，中原的汉族也迫于生活向边陲地域流散， 这样，各民族人民在经济上、文化上、风俗等各方面互相渗透，互相影响， 逐渐融为一体。体育方面尤为如此，各族人民互相学习，互相交流取长补短， 形成了与南朝风格截然不同的北朝体育，这也为中华民族体育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北方素有“引弓之国”之称，各族均善骑射，如匈奴人利曙“雄式过人，铁原一寸，射而洞之。”北魏拓跋睿等很多神射手。北朝的妇女亦善射， 射技也很高。田猎是北方各族人民所具有浓厚体育色彩的军事活动，进入中原后，他们普遍向汉族学习，把汉族的讲武之礼吸收过来，逐渐制度化，讲武制度愈规范，体育性质也愈明显，角抵也就是摔跤，在北朝时期是百戏中的主要内容，北朝军队也开展角抵活动，北朝民间普遍开展跳绳、蹴鞠活动， 学校里增设了体育教学内容，这是北方各少数民族对学校体育的独特贡献， 它促进了学校体育萌芽。

南北朝曾经比过武，结果北朝力胜南朝，显然，社会风尚不同，体育效果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