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 384——前 322 年）出生于希腊北方斯塔吉拉城。他的父亲是马其顿王室御医。他自幼受家庭影响，对医学和生物学颇有兴趣。大约 17 岁左右，他进入雅典柏拉图学园学习，后来从事哲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在此前后有二十余年。柏拉图去世后，亚里士多德离开雅典来到小亚细亚的爱索斯城，仍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公元前 342 年，他应马其顿王菲力二世之邀，任亚历山大王子的教师。亚历山大继位并开始东征之后，亚里士多德重返雅典，创建一所学校，名为“克吕昂学园”。他喜欢在校园附近的林荫道上漫步时与学生讨论学术问题，因而他的学派又被称为“逍遥派”。公元前 323 年，亚历山大病卒，希腊掀起反马其顿浪潮。亚里士多德被迫离开雅典避难于优卑亚岛的卡尔基斯，次年病逝于此。

亚里士多德虽出自柏拉图门下，却与自己老师的哲学思想大异其趣。亚里士多德在对从早期自然哲学家到柏拉图以来哲学思想总结性批判与继承的基础之上，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他是一位集大成而又有多方面独创性建树的伟大哲学家。

亚里士多德学术研究极为广博，他不仅在哲学上建立起自己庞大的思想体系，而且在逻辑学、政治学、伦理学、诗学、天文学、生物学、心理学等学科都有精深的研究。他的学问可以说几乎包括了当时的所有知识领域。恩格斯称他为最博学的古希腊哲学家。

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广义的哲学实际上涵盖了各种知识门类。亚历士多德第一次对科学作了分类。他按科学知识运用目的之区别提出三大类分法：第一，创作的，是有关材料的（多指语言材料）制作方面的知识，如修辞学、诗学等等；第二，实践的，是研究人的行为规范的知识，如政治学、伦理学等等；第三，理论的，是研究知识本身的知识。理论知识依据各自研究对象不同又进而分为“第一哲学”、物理学和数学三门。第一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独立存在而又变化的东西。物理学的研究对象是独立存在而又不变动的东西。数学研究的对象是非独立存在但又不变化的东西。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与其他科学明确划分开来。

亚里士多德一生勤于著述，留下著作多达千余卷，大都是手稿和讲义，后来经希腊哲学家安德罗尼可（公元前一世纪中叶）整理。他把亚里士多德自称为“第一哲学”的论著置于《物理学》之后，取名为“物理学之后”（中译为《形而上学》，意指研究有形事物之上，即有关于超感性对象的思辩学说。）亚里士多德其他重要著作有：《工具论》（有关逻辑学问题）、《物理学》、《论灵魂》（有关自然哲学问题）以及《尼各马可伦理学》、《政治学》、《诗学》、《修辞学》等等。

亚里士多德的学术研究范围虽广，但他的主要精力是放在理论科学的第一哲学和自然哲学方面，这里也较集中地体现出他的哲学思想。

①第一哲学。如前所述，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是研究独立存在而又不变动的东西，即所谓“存在的存在”。这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基础。第一哲学包括实体说、四因说、形式质料说和潜能现实说四部分内容。实体说是其核心。

实体说亚里士多德虽师从柏拉图多年，但在哲学问题上他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并不盲从师说。他对柏拉图的理念论提出质疑，认为它不能正确地解释宇宙万物的生成与运动变化的现实。柏拉图的万物“模仿”、“分有” 理念之说，只不过是富有诗意的空话。亚里士多德批评柏拉图把本质和具有这一事物的本质割裂开来，批评他在对个别与一般关系认识上的错误。他指出，我们不能设想在个别房屋之外还存在着一般的房子。正是在对柏拉图理念论批判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实体”说。

亚里士多德的“实体”是独立存在的，“是最基本的东西，为其他事物所凭依的东西，是其他事物借以取得自己的名称的东西。”（《古希腊罗马哲学》，第 236 页。）实体有双重意义。就其第一层意义而言，它是个别事物。亚里士多德指出，个别事物（即个体）乃是“最真正的，第一性的，最确切意义”上的“实体”（同上书，第 309 页）。例如这个人，这匹马，都是独立的存在物。它是其他一切属性（如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运动、遭受）存在的基础。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些东西没有一样是自存的，能够与实体分离的”（同上书，第 124 页）。从语言和逻辑来看，实体是处于主词位置。例如我们说“苏格拉底是文明的”，而不能说“文明的是苏格拉底”。因为作为实体的“苏格拉底”只能作为句中的主词，而说明词“文明的”只能处于宾词位置。亚里士多德又指出，实体是既变又不变的。不变的是实体自身的“同一性”，变的是实体的属性。例如同是一个人，有时好，有时又变得坏。实体（这个人）没有变，其属性（好、坏）却有变化。所以，亚里士多德说，“同一实体，当它保持着自己的同一性的时候，却同时能够容受相反的性质。”（同上书，第 315 页。）

就“实体”的第二层意义而言，亚里士多德指出，包含个别事物的一般，即“种”、“属”也是实体，但相对于个别事物（即所谓“第一实体”）来说，它们只是“第二实体”。例如我们说“苏格拉底是人，又是动物”。第一实体是“苏格拉底”，人（种）、动物（属）是第二实体。种属之所以是实体，因为它们可以作为主词被其他范畴所表示。但是，当文句中有个别事物出现时，种、属就只能作为说明词处于宾位。所以，我们只能说“苏格拉底是人”，不能说“人是苏格拉底”。这就表明种、属的实体性小于个别事物，它们只能是“第二实体”。

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说旨在探讨个别事物及其属性和个别与一般的关系。他指出个别事物是第一性的，一般的东西（种、属）是第二性的，表现出唯物主义的倾向。然而，他在肯定一般不能脱离个别存在的同时，却又否认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他说，“人”可以被用来说明个别人，“但并不存在于任何个别的人里面”（同上书，第 312 页）。那么，一般究竟存在于何处？亚里士多德未予解释。可见，问题并未真正解决。

四因说亚里士多德非常重视事物形成运动的原因，他说：“我们只能在认明一事物基本原因后才能说明这事物。”（《形而上学》中译本，第 6 页。）他将实体生成运动的原因归纳为四种：质料因，是形成事物的质料；形式因，是构成事物的形式；动力因，是事物生成变化的推动力；目的因，

是事物所追求的目的。以建造房屋为例，砖瓦、木料等建筑材料为质料因，房屋建成的式样为形式因，房屋建造者为动力因，房屋的用途则是目的因。实际上，亚里士多德又将动力因和目的因归结为形式因。他认为“那个 ‘是什么’（按：指形式因）和所追求的东西（按，指目的因）是同一个东西，而运动的来源（按：指动力因）与这些东西也是同类的。”（《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 137 页。）照此说来，房屋建造者的目的乃体现所建的样式上，而房屋的样式和建造的目的又是建筑者营建房屋的动力。这样，

形式就成为目的因和动力因的前提。

在对质料和形式及其关系的认识上，亚里士多德更强调形式决定性的意义。在他看来，质料虽说是构成事物最基本材料，因此，它可称为实体。但是质料没有任何规定性，不能独立存在，它必须与形式相结合才能构成具体事物，它本身不具有个体性。而决定事物“是什么”的是形式，只有形式才能将这个事物与其他事物区别开来。因此，形式才是事物的本质和定义。亚里士多德更把形式看作不仅是先于质料，而且是先于个别事物存在的第一实体。他说，“如果认为形式先于质料更加确实，同理，形式也将先于两者组合的事物。”（《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 137 页。）在亚里士多德这里，形式的作用被夸大、绝对化，成为包含目的、动力而且脱离质料而存在的实体。这种没有质料的“纯形式”被认作第一实体，是决定具体事物的原因。而由质料和形式组合而成的具体事物，反倒成了第二实体。亚里士多德的唯心主义倾向，在这里明显暴露出来了。

潜能与现实质料和形式是如何结合的呢？亚里士多德提出潜能和现实一对范畴来解释这个问题。

亚里士多德认为，在未与形式结合之前的质料，只是潜在地具有成为具体事物的可能性和能力，这并不意味着它有现实的能力，只有当质料纳入形式时，这种“潜能”才变成“现实”，即形成事物。亚里士多德说：“现实之于潜能，尤如正在建筑的东西之于能够建筑的东西，醒之于睡，正在观看的东西之于闭着眼睛但有视觉能力的东西，已由质料形成的东西之于质料，已制成的东西之于未制成的东西。”（《古希腊罗马哲学》，第 266 页。）例如青铜在未铸成铜像之前，它只具有成为铜像的潜能。当青铜被熔化铸入型范后，它就成为现实的铜像。

亚里士多德指出，从潜能到现实的变化就是运动。他说：“潜在地存在的东西，就它潜在地存在而言，它的完成就是运动。”（同上书，第 272 页。）这是相当精辟的见解。然而，亚里士多德又把现实即形式视为这一运动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因为含有目的和动力的形式是积极的、主动的，它本身就是一种推动力。而质料则是消极的、被动的。这样，亚里士多德把事物形成过程看成是质料的形式化，以达到自身目的的过程。

亚里士多德又进而指明：质料与形式的区分是相对的。低一级事物是高一级事物的质料。例如对于房屋来说，砖瓦是质料；对于制成砖瓦的泥土来说，砖瓦又是形式，泥土则是质料。宇宙便是由多层次的质料和形式构成的等级体系。但是这个等级体系中的质料和形式的分解并非无限的，它有最低一层次，即不含形式的“纯质料”；有最高层次，即不含任何质料的“纯形式”。“纯形式”是永恒不动的实体，“是整个宇宙的第一推动者”，万物的最终原因和目的，也就是神。

亚里士多德既已发现柏拉图的理念论中割裂并颠倒了现象与本质，个别

与一般关系的错误并且提出批评，在他的实体说中正确地把个别事物看成是先于其一般属性的第一实体。但是他并未将这一唯物主义观点坚持下去。他在将个别事物进一步分解为质料和形式以及论述两者之间关系时，却又重蹈柏拉图的唯心主义旧辙。亚里士多德游移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是导致其实体论及相关学说中出现一系列矛盾的根本原因。

②物理学。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即自然哲学，是以自然界运动变化的事物为研究对象，又称“第二哲学”。在他的著作《物理学》里，着重讨论了运动、时间和空间以及宇宙生成等问题。

亚里士多德在论述事物生成时提出过“潜能”和“现实”一对范畴并以此来说明运动，认为运动就是潜能转化为现实的过程，并明确指出“运动是永恒的”（《古希腊罗马哲学》，第 280 页）。他又把事物的运动变化分为四类：本质的变化（产生或消灭）、性质的变化（由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数量的变化、空间的变化。他认为，空间的变化是最主要的，也是最普遍的运动。它存在于任何其他运动形式中。

亚里士多德肯定空间的存在，认为空间是一种界限，是围绕物体周边的界限。例如装有水的容器，空间就存在于容器内的水和容器之间。因此，没有不占据空间的物体，也没有无物体的虚空。宇宙内部所包含的许多物体都是由空间彼此分开。空间是有限的，因而宇宙也是有限的。

亚里士多德认为，运动和时间是不可分离的。他把时间看作运动先后的计量，说：“如果时间是运动的数目，或者本身就是一种运动，那么，如果永远有时间，运动也就必定是永恒的”（《古希腊罗马哲学》，第 279 页）。

亚里士多德对运动的见解中，包涵有辩证的思想观点。然而，当他进一步探究运动根源时，却又陷入目的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事物的运动变化都是有其目的的，例如植物的根扎在土地中朝下生长，为的是吸取养料；其枝条上长着叶子，为的是遮蔽果实。他甚至把整个自然界中有规律的运动现象都归结为合目的性的必然结果。亚里士多德既然认为运动是潜能向现实转化的过程，也就是形式的实现，而形式中本来就包含有目的因，因此，运动是有目的性的。

亚里士多德在宇宙生成方面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构成宇宙的质料有五种：土、水、气、火和以太。宇宙以月亮为界分上下两部分。按照其所谓物体运动“自然归宿”说，重物总是向下的，轻物则是上升的。所以月亮以下部分地界的物体由土、水、火、气四元素构成，作直线运动。而月亮以上的天体则由以太构成，这是一种最轻灵的元素，它的运动是最完美的圆周运动。亚里士多德还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以地球为圆心构成的圆状整体。地球是不动的。地球之外天体多等级多层次排列，环绕地球旋转。地球之外层是水层、其上是气层和火层，再上是行星天，行星天上是恒星等等、距地球愈近愈低级，愈远愈高级。每一层天体都以高于自己的天体为目的因和动力因。天外最高处的是神。神是不动的，它支配整个宇宙，是宇宙间一切事物的最终目的和动因。

③灵魂学说与认识论。亚里士多德有关灵魂的论说是与他的认识论紧密相联系的。

亚里士多德对灵魂的见解不同于以前的哲学家，他认为灵魂既非德谟克利特所说的精细原子，亦非柏拉图所说的独立于人体之外的不朽的东西。在

《论灵魂》一书中，他指出：灵魂是一种实体，是“自然机体的最初的现实”，

“是潜在地具有生命的自然物体的形式”。可知，亚里士多德把生命看成是肉体与灵魂的结合体。肉体是生命的质料，而灵魂则是生命的形式。灵魂和肉体的关系，尤如锋锐之于刀斧，视觉之于眼球。只有当肉体被赋予灵魂时，才有个体生命形式。亚里士多德上述观点，既看到生命体的精神内容，又重视其物质基础。然而，他把灵魂看成生命体的形式，也就包含有目的因和动力因。这样，灵魂就成了先于肉体并决定肉体的东西。

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机能高低有别，分为三个等级，营养灵魂、感觉灵魂、理性灵魂。植物只有低级的营养灵魂，即只有吸取养料的繁殖能力。高于植物一等的动物既有营养灵魂，还有感觉灵魂。人除了有这两种灵魂外，更独具理性灵魂。因此，人是最高贵的，人具有动物所没有的思想或理性思维机能。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认识活动是依靠感觉灵魂和理性灵魂进行的。

亚里士多德对感性认识相当重视，他认为，“感觉机能是依赖于身体的”

（《古希腊罗马哲学》，第 151 页）。灵魂的感觉机能不能离开人体的感觉，而且必须是在外物的刺激下，通过感官才能发生认识活动，产生感觉。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使感觉现实化的对象是外在的”。因此，感觉对象是在人之外的，不以人为转移的客观事物。列宁曾对亚里士多德这一思想矛盾给以充分肯定，称“这就是唯物主义”（《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318 页）。

亚里士多德又认为，外物通过感官所接受的只是其可感形式，事物的质料则被撇开。尤如用图章在蜡块上盖印，蜡块上只有图章的印痕，而不反映制造这枚图章的材料。因此，这种感觉又可称为印象。当外物消失后，这种感性印象仍留在人们的意识之中，由此而产生想像、记忆等感性认识。亚里士多德指出，感觉所能获得的只是对个别事物表象的认识，这种认识固然是重要的，“但感官总不能告诉我们任何事物所以然”（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 3 页），不能提供对有关事物本质的认识。而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必须依靠理性灵魂。

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性灵魂只是潜在地具有认识能力，它只有在外部对象的作用下进行思维活动时，这种潜能才会转变为现实的知识。犹如一块可用来写字的白板，只有在上面书写时，板上才出现现实的文字。因此，亚里士多德说：“灵魂的这个思维部分虽然不能感知，却必定能够接纳一个对象的形式。”（《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 150 页。）亚里士多德指出，理性认识的对象是事物的表象。他说：“理智中没有什么东西不是早先已在感觉中的。”（同上书，第 150 页。）没有感觉所提供的表象，理性灵魂无法思维。这就指出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的关系，即理性思维正是以感觉所得到的表象为中介而达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所以，思维对客观事物本质的认识，是间接的。

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对于认识的客观性没有怀疑”（《列宁全集》第38 卷，第 416 页）。他对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见解中，包含着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思想因素，较之以前哲学家有显著进步。但是，亚里士多德的认识理论中还存在矛盾之处。他把理性灵魂分为被动的和能动的两部分。被动理性灵魂的认识活动需要借助感性知觉，它随肉体死亡而消亡。能动理性灵魂则是可以离开肉体而独立存在的，它以自身为认识对象，即认识理性本身。这是因为“心灵本身是可以思维的，正完全象它的对象一样”，它“不牵涉到质料的东西”，“思维者和被思维者是同一的”（《古希腊罗马哲学》，第 283—284 页）。显然，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能动理性灵魂，是一种脱离物质

的纯精神。他的灵魂说走到这一步，就与柏拉图殊途而同归了。

④伦理学。伦理学是亚里斯多德“实践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着重讨论的是有关幸福的问题，由此涉及对人类道德行为和社会道德关系的各种规定的论述，从而建立起一个幸福论伦理学说体系。

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并非那些只能给人带来暂时满足的如金钱、荣誉、地位之类的东西，幸福应当是人类活动的最终目的。而一切事物都以求善为其最终目的。所以，人类的幸福就是“善”或“至善”。亚里士多德不同意柏拉图所说的那种脱离人的行为的“善”的理念观点，他认为，作为人生活动最终目的的善是可以达到的。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善”是指人的自身完善。他从灵魂说的角度对此作了阐释：人的灵魂分为理性和非理性两部分。人的感官能力所产生的欲望和情感，都属非理性的。而理性则具有控制和调节欲望和情感的功能。道德的关键问题就在于使非理性的欲望服从理性，这样人的行为便能达到完善，也就是从人的行为实践上体现出美德，即德性。亚里士多德提出实践美德的原则是“适中”。他说：“美德是牵涉到选择时的一种性格状况，一种适中，就是说，一种相对我们而言的适中。它为一种合理的原则所规定。”（《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 156 页。）所谓“适中”就是行为保持适当、适度、不走极端，例如，对于鲁莽和怯懦来个极端来说，勇敢是适中的；对于傲慢和自卑两个极端来说，自尊是适中的。这种符合“合理原则所规定”的行为，就是理性控制之下的行为，是最好的，符合道德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的原则是来自人们自身行为习惯。人们有选择自己行为的权力。他把“选择”解释为“一种具有欲望的理智，或者说是一种具有理智的欲望。”（《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第 306 页，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这就是说选择时，应当是在以服从理智的前提下，使理智与欲望两者结合起来。因此，亚里士多德强调人的道德责任心，人们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亚里士多德认为，除实践美德外，还有一种理想的美德。理智的美德乃是出自“理性的沉思活动”（《古希腊罗马哲学》，第 327 页）。这里所说的理性是那种与感觉无关的纯粹理性，所谓“沉思”指的是对真理的思索。亚里士多德指出，“理性的沉思”活动“亦以本身以外的任何目的为目标，并且具有它自己本身所特有的愉快”（同上书，第 327 页）。达到这种纯粹的理性生活就是人的最完美的幸福。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继承了德谟克利特的幸福论思想并加以发展，成为古希腊伦理学说的最高成就。他对实践美德的有关◻ 论述，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思想和观点。但在他的有关理智美德的论说中，提倡那种脱离社会现实的纯粹理性的沉思活动，把它视为人生追求的最高幸福。这种与社会现实完全隔绝的道德和理论生活，只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臆想。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在西方伦理学发展史上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而且是多方面的。

⑤政治学。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科学”中，政治学占有重要位置，他甚至把政治学视为“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译本，第 148 页，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

亚里士多德提出“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这里的“政治”指的是城邦政治。他认为，城邦是经由男女和主奴两种关系结合而组成的家庭到多家庭组成的村庄发展而来的，国家是村的联合体。家庭和村社可以说是潜在的城邦，而城邦则是它们追求的形式和目的，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所达到的完善境

界。作为“政治动物”的人，天生具有社会性。这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

亚里士多德又按贫富之别将城邦公民划分三等，极富、极贫和居于两者之间的中产阶级。他指出，极富阶层多强横放肆，没有服从的习惯；极贫阶层多惰怠无赖，只有接受统治。只有中产阶级是国家中最“安稳的公民阶级”。他们人数最多，拥有适度的财产，生活状况良好，“最容易遵循合理的原则”。即无非份之求，也无须担心他人算计。所以，亚里士多德得出结论：“最好的政治社会是由中等阶级的公民组成的”（同上书，第 158 页）。至于奴隶，亚里士多德只把他们看作“会说话的工具”、奴隶主的“一宗有生命的财产”。这里明显地暴露出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立场。

亚里士多德对希腊现行的各种城邦政体作了论析。他认为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是三种“正宗”政体，而从这三者演变而来的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是“变态”政体。君主政体由品德优良，擅长治国的君王来统治；贵族政体由少数出身贵族，德才兼备者来管理国家；共和政体是大多数人参与政治活动的政体。三种正宗政体中以君主政体为最好。在三种变态政体中，寡头政体是少数富人的统治，平民政体由穷人掌权以穷人的利益为依归，僭主政体最坏，是仅谋求个人利益的独裁者的统治。亚里士多德认为，政体的优劣并不在体制本身，而在于执政者统治的目的，能为全体公民谋求利益的政体是好的，反之则是坏的。因此，提出应当由优秀人物来治理国家。亚里士多德理想中的国家是由“中产阶级”掌权的国家。这种国家规模不大，但能保持平稳安定。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希腊奴隶制城邦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没落，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愈演愈烈。而亚里士多德却企图使希腊城邦制度在他所构想的国家政体中得以复兴，这只是一种脱离现实的空想，甚至连亚里士多德本人也不免感到渺茫，他说：“中等的政府形式，如果曾经存在过，也是极稀有的事，并且只有在少数的国家里面。”（《古希腊罗马哲学》，第 331 页。）

亚里士多德建立起思想内容极其丰富而又复杂的巨大哲学体系，从而把古希腊哲学推向繁荣的高峰。尽管在他的哲学思想中存在着不少矛盾乃至混乱，但这位伟大哲学家所留下的珍贵思想遗产沾溉后人，远非一代，它的影响直至近现代犹存。随着亚里士多德这颗巨星的陨落，古希腊哲学也进入衰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