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儒家哲学

孔子是中国春秋时期的重要哲学家，博学的学者，政治活动家，伟大的

教育家。他一生致力于维护正在崩溃的奴隶制度，提出“克已复礼”，希望有一天能在齐、鲁这类国家复兴文王、周公之道，但是很不得志。而他的思想却在逆境中形成、发展起来，并且成为对中国后世影响最深、最广的思想体系。

①孔子的生平和立场。孔子（公元前 551—公元前 479 年）名丘，字仲尼，鲁国人。孔子是后人对他的尊称。他出生于春秋末年鲁国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少年时代，“贫且贱”，青年时代曾做过管理仓库和看管牛羊的小吏。因为努力求学，又懂得周礼，鲁昭公曾派他到周王室向史官老聃学礼。当时老聃曾对他说：

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已，为人臣者毋以有已。

——《史记·孔子世家》

此时已显出儒、道两家思想的区别。公元前 501 至公元前 497 年（鲁定公九至十三年），孔子先后任中都宰、司空、大司寇，终因与执政者季氏不合弃官离鲁，率弟子长期“周游列国”。14 年中，先后到过卫、陈、曹、宋、郑、蔡等国，但均未实现其政治主张。晚年，他回到鲁国，以“不知老之将至” 的精神从事教育和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为保存和传播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由其弟子和再传弟子编纂的《论语》是孔子思想言行的集中反映。

“儒”，本是当时社会的一种职业，即为富贵人家相礼的人。孔子认为“儒”的形象是“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论语·子罕》）的帮闲角色。其高层人物，如孔子及其弟子们则除了通晓奴隶主贵族养生送死的仪节外，还具有丰富的文化知识，并且关心政治，有一套哲学理论。孔子这一派儒者，人才多，势力大，因此，后来“儒家”就成为孔子这一学派的专名。由此可见，“儒”是古代从为贵族服务的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一个知识阶层，他们的思想意识，所受教养、生活作风、阶级地位与立场都与奴隶主贵族有很深的联系。

孔子的思想有明显保守的一面，但是，从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考虑，他又有爱民的思想体系。

当时的社会，奴隶制开始崩溃，封建制正在形成，周天子失去了控制全国的权力，诸侯国失去控制地方的权力。政权逐步下移。孔子对此不愿接受，并且认为它不会长久，是“天下无道”的表现：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

与反对政权下移相联系，孔子反对违反周礼的僭越行为。八佾（每佾八人）的乐舞只有天子才能用。而身为大夫的季氏竟用了八佾，孔子生气地说：他连天子的乐舞仪仗都忍心僭越，还有什么越规的事情干不出来呢①？在法律方面，孔子反对封建制度的成文法公布；在赋役方面，孔子反对封建制的田

① 见《论语·八佾》，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赋；在经济方面，孔子反对新兴的富有者。从孔子一生的活动来看，凡是当时发生的动摇现有统治者地位的重大事件，他都表示反对，从而表示出他在政治上的保守立场。然而他的“仁”的学说却有宝贵的人民性因素。

②孔子的“仁”学。孔子在政治上虽然采取保守的立场，但这种立场辅助于以“爱人”为基础的“仁”的学说，便具有了生命力，因而使儒家学说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其本质就是爱人。所谓“仁者爱人”。这种“爱”不是虚伪的、恩赐性的给予，而是由衷的、统一于自身与他人的真诚爱护。他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中的这些话都反映出孔子赋予“仁”这个概念中的深刻内涵。孔子认为如能做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就是“仁”的极致。孔子的学生用“忠”“恕”二字概括“仁”的含义，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人要达到“仁”的标准，就得凡事以身作则，体谅别人。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仁”是一种制约社会全体成员的伦理道德原则。

贯彻“仁”采用什么方法呢？在维护社会安定、维护社会等级的前提下，必须靠“礼”来辅助。《论语·颜渊》记载，颜渊向孔子请教如何达到“仁” 的高度，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这是说，一个人只要能自觉地克制自己的非份欲望，遵守礼法，就可以达到仁的境界。颜渊又问具体做法。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表现出孔子的仁政思想与保守立场的统一。

仁与富贵并没有根本性的矛盾。孔子也愿意富贵。只是他不愿意违背“仁”的原则去获取不义之财。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仁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这是说，富与贵虽是人们的正常欲望，但是非“仁”不取；贫与贱虽是人们不愿承受的处境，但是没有正当的途径也不轻易离开。君子须臾之间不可违仁，否则便会做出造次的行为，流于颠沛。这就会社会稳定奠定了道德伦理基础。从总体看，民要以“仁”为纲守礼，君要以“仁”为纲爱人，二者结合，就可达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孔子还把“仁”作为一种高尚的道德修养。作为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乃至仁人志士指导生活，处理事务的最高原则，所谓“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而这全靠自身的修养。从哲学观点看，属于唯心主义的体系；从“仁政”内容与其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标准看，孔子的“仁政”思想却有其明显的人民性。古今社会，虽然也有“为富不仁”、“假仁假义”的丑恶现象存在，但“仁政”作为一种理想的政治标准，“仁义”作为一种理想的道德规范，千百年来，却早已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民族的政治理想与传统美德。孔子的“仁政”思想目的是维护最高层的统治，协调人际关系，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生的安定，其影响远及亚洲各国。

③孔子的天命观。孔子哲学思想中的“天”是有人格、有意志的“神”，是自然和社会的最高主宰者，这一点与道家哲学不同。他把自己的活动、行为归结为上天的意志，因此现实与遭遇奈何不了他。有一次，他受到匡人的围困，生命危急，他却说：“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意思说，上帝要毁灭这传统文化，我就不该作这文化的继承人；上天如果不是要文化毁灭，匡人

能把我怎么样；孔子的学生子夏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也反映出孔子的唯心主义的天命观。

但是儒家着重“仁政”与进取精神，因此在实践中又对上帝和神鬼持怀疑态度。《论语·阳货》篇说：“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孔子以有意志的“天”不说话为榜样，自己也不想说话。一种观点则认为这是孔子在遭遇不顺的情况下，对天发生了怀疑，说“天”也不过是一种四时运行的自然现象，世界百物自然生长，天能说什么话呢？孔子对鬼神采取了将信将疑的态度。他的学生子路问他关于鬼神的问

题，他回答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又问关于死后的问题，他又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孔子还说：“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zhì）矣。”（《论语·雍也》）从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出孔子对鬼神采取怀疑远离的态度。儒家的祭礼鬼神，更多的成份是一种孝敬怀念的感情。所以他称赞大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论语·泰伯》），反对祭礼自己祖先以外的鬼神。所谓“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论语·为政》）并且他“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这说明，孔子对鬼神持一种似信非信的态度，由于他重视民生疾苦与社会实践，天命观对他一生的活动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④孔子的教育思想与教育方法。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公开讲学的教师。他自己“学而不厌”，对弟子“诲人不倦”。在他的手下，涌现出一批品学兼优的学生，相传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

孔子以“文、行、忠、信”教育学生，希望他们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在他的教育思想中认为品质教育是首要的，文化知识是从属的。所以他经常教育学生要学“礼”，认为“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礼” 就是当时社会的政治道德规范。他还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tì），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都是把品德修养放在根本位置的。由于其阶级地位的局限，孔子轻视农业生产知识的学习和实践学习。他的学生樊迟向他请教农业知识，他在背后说樊迟是小人。他主要以《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经”教育学生。

在教育方法上，孔子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首先，孔子不盲目信赖传闻的知识，而重视实证。他说，夏代的制度、殷代的制度我能说得出，但是文献材料不足，没有法子证实它。而且认为应该“多闻缺疑”，即一方面多了解知识，同时又不轻信，这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其次，孔子提倡端正的学习态度，一方面老老实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论语·为政》）；一方面要敢于向比自己低的人请教，做到“不耻下问”。第三，对于学习规律，孔子也有许多中肯的了解。如“温故而知新”（《论语·为政》），“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 卫灵公》），“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等，都是对学习规律的科学概括。第四，孔子认为教育可以使人得到正确发展，否则便会出现问题。他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

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仁、知、信、直、勇、刚，在孔子看来，这些本来的优秀天性，如果不辅助于教育，则容易蜕化为愚、荡、贼、绞、乱、狂的恶德。最后，孔子还通过教育实践，总结出“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教育方法，主张看问题不要从个人的私意猜测出发，不要主观地认为一定怎么样，不要固执已见，不要以“我”为主，而应该“因材施教”，从实际出发，培养人才。这些都是孔子留给后世的宝贵经验。

⑤孔子的历史地位。孔子与老子作为春秋末期出现于中国大地上的两位哲人，都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尤其是孔子，在生前虽不得志，死后却一直被历代推崇为至尊的圣人，儒家学派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与主流。孔子的名字，在中国几乎妇孺皆知，这是与他对中华民族文化事业的巨大贡献分不开的。

孔子以前，“学在官府”，典章制度，图书文物都收藏在官府宫廷里，只有贵族才有受教育学文化的特权。贵族以外，还有少数世代相传、为贵族服务的巫、吏、卜、祝有点文化知识。春秋以后，周天子失势，许多有文化、有知识的巫、史、卜、祝流落民间，使知识的传播范围扩大了。到了孔子，又开始讲学授徒，而且“有教无类”，贡献是巨大的。孔子以“六经”教育学生，保存了中国古代的重要历史、文学、文献资料，直到今天它仍是我们研究中国上古历史和文化的依据。

孔子建立了儒家学派，这是孔子在历史上的又一重要贡献。老子虽是道家的始祖，但其主张清静无为，故而在他活着的时候并无道家学派。而孔子则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去实行他的仁政。他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建立起观点相同的学术团体，把学说变成改造世界的活动力量，这是很可贵的。到战国中期以后，儒家出现了以孟子为代表的唯心主义流派和以荀子为代表的唯物主义流派，从不同的角度宣传孔子学说的某一方面，从而扩大了孔子学说的影响。

孔子在传授知识中，开创了死书活读的方法。儒家解经，固然有许多穿凿附会之处，但借用经书传其儒家之道，却也有借鉴意义。《论语》记载子夏读到《诗经》的“巧笑倩兮”这首诗时，发挥引申出实行礼要有它的客观条件。孔子称赞他懂得了读诗的方法。孟子、荀子解释《诗经》也都运用这种象征影射的取义方法。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他认为学习《诗经》，可以感发志气，考见得失，团结大家，发抒悒郁；其中有些原理可以用来事父、事君，并可从中学到草木鸟兽方面的知识。

总之，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伟人，一位着重研究人生伦理道德的哲学家，其政治倾向是保守的，其认识论观点是唯心的，但他在教育与文化方面的贡献却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