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系神农

隋 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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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里有谜

说起神农架的“野人”之谜，如今可谓人人皆知，可当年在谁都不知道的时候，却有一位潜心于此并启告世人的北京长者，他叫李建。李建 1948 年从北师大历史系投笔从戎，“文革”时任湖北郧阳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在房县和神农架下乡工作时，逐渐听说到众多神农架人目击“野人”的事情， 兼之对从屈原的《山鬼》到李白的“两岸猿声啼不住”等上百种史料的分析， 相信山里确有一种身长脚大、棕灰毛长、两腿直立、奔跑迅疾、居无定所的珍稀动物，感觉其中意义非凡，于是带着老伴明泽和女儿爱萍以及全部积蓄和身心投入野考事业，并以首任民办野考协会会长兼秘书长易份，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去芜存菁，整理出近百万字的历史及研究资料。久而久之，当地人或褒或贬地给老李送了个“野人部长”的绰号，而科考圈里人则尊称这位 1995 年去世的老共产党员为卓越无私的组织者、开拓者。

在神农架“野人”之谜通过各种媒体在中国渗透时，北京后海岸边鸦儿胡同 73 号的小四合院内，一位叫王方辰的国家环保工作者正思考着一个源于神农架而又绝不仅仅属于神农架的问题：

在众多自然之谜中，人们最关心的是与自身相关的话题：究竟有没有在向智慧人类过渡中走入歧途而尚存于世的大型灵长类动物——“野人”？实际上这也是对整个人类起源研究的反思。著名人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科考队总顾问贾兰坡在科考队成立大会上说：我研究了一辈子古人类学，不是越来越清楚而是头绪越来越多。

自从达尔文提出“从猿到人”的大胆推论后，全世界的考古学和人类学家便在地球各个最有可能找到人类“祖先”的地方挖掘，至今仍未找到连续演化的证据。相反，找到的证据是人类出现的年代比猩猩出现的年代还要早。达尔文当年对所有的化石不能做年代测定，实际上已发现的猩猩化石距今均在 200 万年以内，而猿人化石的年代却早得多。肯尼亚的南猿化石距今 400

万年，中国云南元谋猿人化石距今 170 万年。河北阳原泥河湾盆地出土的 160 万年前的细小精致的石器工具，更使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瞠目惊奇！

到底谁是我们的祖先？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历史究竟有多远？

是非与否，皆须证据。7500 万年前的恐龙化石尚且完整，可是人类进化

的完整证据呢？一个更为大胆的想法是：人类演进模式的证实，以及寻找智慧人类的根源，应以生物演化为基础，而“野人”或许正是人类演进这条纽带上唯有的一个活化石。

古老神秘的神农架，区域广大，地势复杂，植物丰富，气候多样，曾经长久地保持着原始洪荒风貌，适于野生动物长期生存，特别是幸存着不少第四纪冰川期以前的生物物种。

现代人类起源研究认为，热带雨林地区恰恰不适合人的进化，神农架的纬度位置和气候条件及其“野人”现象，加之邻近地区多有猿人和巨猿等化石发现，被专家们认为是最有可能存在着人类演进活化石的地区。所以自 70 年代以来，国家曾几次组织考察，恰恰也为自费参与的有志之士提供了机遇。

1980 年，正是中国青年热衷于讨论如何实现自我价值的年代，这同样是刚刚从陕北返京的知青于建和大哥于军、二哥于工的热点论题。

某日，于建偶然在《化石》杂志上读到《向科学挑战——“野人”之谜》的文章。一直渴望建功立业的哥儿仨议论起来，读书搞科研：学历不行；参军打仗：超了年龄。可为国家揭开“野人”之谜，只要肯舍命肯吃苦肯出钱， 不信铁杵不成针。于是他们连夜致信中国科学院，坚决要求自费进山寻找“野人”。古人类所的教授半真半假地问：进山后断粮怎么办？于工坚定地回答： “野人”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

可自费考察需要钱，哥儿仨穷得只有一口大立柜，卖！蹬三轮绕半个北京问了四个委托行才卖出 40 元，用它当本钱买台放相机，以于建的名义上街

道开出一封知青从业证明，进国棉二厂为女工洗照片，微利多销，4 寸的 0.15 元一张，6 寸的 0.20 元一张，隔日交货。爱美的女孩排起长队。他们三个月挣出 1300 多元后就关门走人。

一条化纤毛毯，一把自制长斧，一架照相机，10 斤大米，于建、于工两人走进神农架，加入了中科院武汉分院的考察队。

进山了，才知道什么是苦。走路，直上直下，旱蚂蟥把人叮得从鞋里往外渗血。宿营，山风刺骨，冻得划不着火柴，只能把所有东西裹在身上彻夜聊天或者干脆原地跑步。吃饭是最大的问题。别说做饭只能在烘热的石头上贴面饼，只提 60 斤的行李大部分是粮食，但仍然避免不了断粮。为能多坚持几天，他们像神农一样挖野菜尝百草，吃坏了牙，吃肿了脸。终于，于建因饥寒交迫从 4 米多高的悬崖上跌落，摔得头破血流昏死过去。于工把弟弟背到崖下的石缝里为他洗净伤口，并用最后一把炒面喂于建，然后彻夜端坐在他的身边，为他遮挡冰冷的夜雨。

每个科考队员都有遭遇野兽的经历。最不好对付的是野猪和黑熊，豹和老虎还在其次，与毒蛇赛跑是常有的，和黑熊相遇就更多。要说惊险，两只毛茸茸的熊爪从身后突然搭在双肩上，听着都让人发怵。老科考队员李孜当时在一瞬间领悟了佛家“禅”的境界，万籁皆空，感觉自己向着无底深渊坠落，一动不动整整两个多小时，熊才离开了他。

于工和于建没逮着“野人”，倒是捕养了一头小熊。小黑熊憨态可掬， 调皮惹人爱，又通人性，给科考队员的业余生活增添了不少欢笑。一次在途中小熊被盗，哥俩儿火急火燎满处寻找，恰巧走过盗贼藏匿小熊的门外，嗅觉极端灵敏的小黑熊一下子就闻见了主人的气味，便一个劲地挠门，被哥俩儿即刻察觉，解救了小熊。此后兄弟俩对小熊更是怜爱，只是转眼间小熊个头及人，哥俩儿在日常生活中无法料理这位大块头，不得不把它送给了马戏

团。分别时，小熊那恋恋不舍的凝视目光，使于建深深感到动物也都是人类的朋友，“野人”自然不会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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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有志

1995 年春，几十位像于氏兄弟一样的男女志愿者在王方辰的小院里相聚，像当年手捧红宝书一样捧着国家批准他们组成“奇异珍稀动物考察专业委员会”的批文。

十几年来，他们中每一个人都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可正因为这追求， 他们不仅没有致富，反而都失去原先稳定的工作收入，落得更加贫穷，甚至负债累累。委员会秘书长王房辰手中的全部财富就是 5000 英尺的电影胶片资

料和包括卫星定位仪在内价值 10 万元的考察设备。可他从来没敢给自己买件新衣服。于氏兄弟在朋友的公司打工，目的便是凑足一笔考察费后进山去蹲上几个月。

十几年来，他们失去了许多。因为吃酸野果子太多，一些人的牙齿过早地像老人一样疏松变质，一些人失去了家庭，一些人失去了工作，因为他们的妻子和领导不明白他们这是为什么。当然他们也得到了许多，除了发现“野人”的脚印、粪便与毛发，他们人人都成了探险专家，从雨天生火到与野兽搏斗，从识别地形到制作动物标本，更重要的是得到了社会的关注和理解。京城不少民间企业家，纷纷鼎力相助。一家服装厂为他们缝制了几十套

御寒的迷彩服；一家公司送给他们几顶折叠帐篷；还有的捐赠解放鞋、饮料、胶卷等，中央电视台借给他们一套准专业摄录像设备，并准备为他们的考察过程拍摄专题片⋯⋯这些都使他们更加坚定而且百折不挠。

1995 年夏，正当他们筹备一次集体考察之时，当地旅游委员会突然悬出

货额：找到一个活“野人”赏 50 万元人民币，一具尸体 10 万元人民币。一时神农架数百探险者为重利所惑而聚，但不过月余都因过于艰苦而无一留下，只有考察队员无一退缩。

就在这时，考察队主力于工因过度疲劳在一次意外事故中不幸殉职，考察队也因此陷人悲痛与窘迫中。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奇异珍稀动物考察委员会主任袁振新副教授闻讯后悲痛无语，怀揣一千元钱，扛起一袋大米，直奔于工家⋯⋯

令人万分感动的是，当队员们前去慰问于工爱人贾美菊时，她强忍悲痛， 首先询问同行队员的安全，于工年迈的母亲更是泣不成声地说：“你们可别因为老二去了就散伙呀！”

穷！的确是困扰考察队的一层魔影。

这些人多年来自我投资数以万计，但对探索神农架这片 3200 平方公里的神秘大山，实如沧海一粟。

考察委员会秘书长兼科考队长王方辰说，他是在倾家荡产为并不富裕的国家科考事业尽一份心，出一份力，只要能找到“野人”的直接证据，“野人”之谜得到世界范围的证实，而且由中国专家来给它一个科学命名，他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于工的弟弟于建说，他开始认为这事很简单，国家经济有困难，只要自

己出钱出力舍命就算为中国揭开世界四大谜之一的“野人”之谜做了贡献， 可现在，他们已做好长期打算，因为任何科学探索都不是水到渠成，不能做已不可为之事，他的大哥于军则更期望在发现“野人”后能和“他们”交上朋友，由此促进人对人类进化和自身的了解。

1996 年除夕和年初一，笔者是与本文的几位主人公王方辰、于军和于建一起度过的。王方辰先是拎着篮子上街采购，他说再穷也得过年，杨白劳躲债还知道给喜儿买条红头绳呐。于建正忙着打电话四处联络，把考察队募来的一批价值 10 万元的冬虫草精设法变成钱。认识的、不认识的、朋友、朋友的朋友，通了话就恳求，好话说了一大堆也不大见成效，有的人挖苦道：“你们还考察什么‘野人’？干脆改卖冬虫草精或乱七八糟的保健品算了。”于建也不着急，仍耐心解释，继续鼓吹冬虫草精的各大优点。于军在一旁默默地翻看着考察照片，当看到有于工形象的，便用粗糙的手摸上几摸，好像是真地抚摸弟弟的躯体一样。

王方辰买菜回来，便呆在库房里整理清点考察队的设备。库房是他们自己花钱从他家屋旁接出来的大约 15 平米的临时搭房。他一边整理一边不无自

豪地介绍：这个卫星定位仪价值多少万，那几把工兵锹如何实用，那 5000 英尺电影胶片是几位考察队员在历次考察中拍得的金丝猴等珍稀动物的资料，价值连城，所有购买胶片的钱都是他一手筹集的⋯⋯

每次只要一谈到考察队，谈到“野人”，谈到人的进化研究等等，王方辰那厚厚的嘴唇从不显笨拙，娓娓道来，比讲《一千零一夜》故事还要津津有味，更没有讲完的时候。

这时于建的妻子李红来看于建。他们夫妻感情很好，可是却很少住在一起，用于建的话说是一个人蹲山里蹲惯了，即使回北京也是东游西逛地独处。

李红非常爽快，说话利落痛快，无半点隐讳。她说她一向崇拜于家三兄弟，当然最崇拜自己的丈夫。当初于建那届高中生，本应到郊区县插队，可于建偏要报名去延安，全区的中学生都出来欢送披红挂彩的于建。就是在欢送的行列里，李红开始喜欢上于建，所以到现在她也支持他考察“野人”，因为她相信自己的爱人是在真正地生活，这种生活凝聚着一种崇高的理想。王方辰捅开炉子，煮了五袋速冻饺子，拿出六个杯子，倒上酒说，杯子

大了点，咱就一口算一杯吧。这第一杯敬于工兄弟，让他永远安息！第二杯为咱们的大难不死，为曲折坎坷的野考事业，为了今年筹集到足够的钱。第三杯有幸敬给桦兄，他挺赏脸，来和我们一起过一个穷年，听我们讲故事， 喝我们的二锅头。他连饮三口，大家也都跟着。

1996 年 4 月下旬，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特价书市，去逛书市时，笔者却在历史博物馆北门外的冷饮棚前与于军巧遇。他上身穿一件已显旧的夹克衫，下身是一条在北京已不时髦的绿军裤，正忙着向被太阳晒黑了的孩子们推销饮料。笔者买了两杯可乐兴奋地问：“于大哥，想不到在这儿遭到你。”于军苦笑道：“这不，跑这儿发财来了。赶紧攒点钱，好早点进山。不

是争取今年再进回山吗？还有于工那儿生前还欠着几千元债。”接着于军又倒了两杯饮料给我，执意说是免费，我也执意交钱，并说是为考察事业做贡献，心里却是一种难于言表的滋味，不愿再过多地去感受在这样场合下他的心态，匆匆离去了。

他们的确极普通，又的确很有个性，很贫穷又很富有，只因为他们拥有追求和理想。他们的努力无非有两种结果，拿到“野人”存在的实物证据同

时必然轰动世界，或者根本没有“野人”，而打破多少年来浪漫的传说和推理，但这些人的追求和牺牲本身给我们的城市、我们的生活赋予一种个性的光束和色彩，也值得品味和琢磨。

“野人”、尼斯湖怪兽、飞碟和百慕大三角被称为当今世界四大谜。飞碟之谜出现在空中并无定所，另外三大谜都是特定的地理区域之谜。英国一直出巨资搜索尼斯湖怪兽，仅一次毫无结果的考察，就出动大批舰船和高级声响设备，耗资 100 万英镑。

大自然的造化把神农架赐给了中国。在有“野人”传闻的几个国家中， 神农架是传说“野人”活动最多的地区，不去发掘实际上也是宝贵资源的浪费。于氏兄弟的探险生涯动机其实如此简单：四大谜只有一个谜在中国，揭开的可能性最大，今生今世岂能失去这参与的机会？他们最高兴的事就是找到“野人”的毛发，他们也有自己的担忧和苦恼，那就是年增岁长，体力渐减，不知有限的余生能否完成“野人”考察。

爱因斯坦说过：人最宝贵的品质是好奇，而最大的好奇应是对人自身的好奇。历史发展到今天，人对自己的大脑、生理，对自己的发展史了解多少？ “野人”也许就是要回答这些问题的人类演进过程的活化石，这也是科考队长王方辰不同于于氏兄弟的探险动机。

王方辰一直在制定从高空追寻“野人”行踪的计划，最好的办法是升放定位热气球装置，科用高科技望远镜、夜视仪及红外线设备跟踪摄象，居高临下日夜监视固定区域，这样搜索范围广，利于对行动迅速敏捷的“野人” 进行追踪，不仅安全、易操作，还能对整个林区进行监控，监测自然生态环境，加强对火灾、非法捕猎等的防范。只需 3～5 个热气球即可覆盖“野人” 出没的林区，拥有并启用这套设备，对“野人”是否存在会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一个热气球的费用为十五六万元人民币，虽说比用直升飞机的费用低得很多，考察队也肯定是无力承担。因此王方辰多方求助，他多么希望有一个像支持北极考察的牟其中先生那样有眼光的中国人，来支持他的计划啊！

每个人都可以参与这项事业，如果你愿意，你就可以用你认为合适的方式参与进来。中国对一些事情的意义的认识，经常落后于世界，非等到外国人说好时才如梦初醒。陈章良从恐龙蛋中分离出一个恐龙基因时，有多少中国人认识其价值？可在全世界科学界为之欢呼时，中国人才感到震惊。神农架的“野人”之谜，也许正是这样一件很艰苦、很漫长，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成功，但却能让世界震惊的事情。

刘让贤 15 岁那年随母亲从天津移民到青海，土乡人伸出欢迎的双臂，并送他到县城念书，回报这片热土的夙愿，从那时起便深深植根在他年少的心田。几十年的努力，他和他的小学上百次受奖获表彰。然而他常常问自己： 我还能再做些什么？秃岭半山腰的什巴小学，分来的 38 名老师最长的呆了两

年半，唯有刘让贤成了扎根的守望者。从他 8 年前当省劳模，到最近被中宣部作为先进人物典型推向全国，每一次获大奖，人们都猜测：这回他该下山了。但每一次；人们都见他更加执著地走在山间的小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