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朗和他的父亲

沙 琳

“北京的钢琴声都是从茅草房里传出来的。”

这是一个认识“钢琴神童”郎朗的人说的。我正和他一起寻找郎朗。 在西城赵登禹路下车，走进新开胡同，两边都是灰墙旧瓦，夕阳抹在屋

瓦的衰草上，令人举步彷徨。这时，有一缕琴声在斜阳中传来，“李斯特的曲子”，那人很激动。顺着琴声，我们来到一个失去大门的四合院。

三个孩子和他们的家长迎了出来。

有个孩子生得面广额丰、白皙硕壮，皮肤泛着光亮，我想他就是郎朗。他一双大眼睛给你的感觉很奇特，既像一个善于交际的成年人，又束不住稚气。他自自然然是中心，另外两个跟着他。

这是一个“音乐移民点”——孩子大人都是从东北或其他省来的，孩子考上中央音乐学院附小或附中，大人为了陪伴自己那有天分的孩子，丢了属于一个成年人的一切：工作、收入、工龄、劳保、朋友、环境⋯⋯

这样的音乐移民点在北京还有不少，它们星罗棋布在破旧的民房中。 这是两间北房，是学钢琴的药子蔺和母亲租借的。郎朗每天从白纸坊的

一座简易楼来这儿练琴，他说是投奔这儿的钢琴，但我觉得他也是为了和同伴玩耍。

三个孩子各持乐器一起给我们演奏，这是肖邦、柴科夫斯基、李斯特的音乐旋律，它在残旧的胡同中传得很远。

郎朗最显赫的成就，也即迄今中国人在钢琴上获得的最高奖项是：柴科夫斯基国际少年音乐比赛钢琴金奖。

“像他这样有钢琴才能的孩子，世界上大概只有三到五个。而有他这样家庭，他这样的老师，他这样环境的孩子，世界上只有一个。因而他得到了这一年的世界最高奖。”柴科夫斯基音乐大赛结束后，组委会主席、俄罗斯的谢尔巴克这样评价。

全家命运都担在了“音乐神童”的小肩膀上

一个 40 多岁的男人，一直静静地注视着一切，间或有分寸地微笑着，给人感觉坚毅而又有心计。

他叫郎国任，郎朗的父亲，前沈阳公安局治安大队警官。

“请给记者说说您辞职的经过！”我的同伴请求道。

郎国任挤出点勉强的笑意。同伴再次要求，前警官的嘴张了张：“说点别的吧！说郎朗到日本参加比赛的事。”大家都不作声了。我注意到郎朗父亲的眼圈有点红，但他沉静依然，细长的眼角往上挑着。

“我原来是空政文工团拉二胡的，转业回了沈阳。人们对民族乐器不大瞧得起，我有气，就弄‘西洋乐器之王’（钢琴）给他们看看。我岁数过了， 希望就寄托在儿子身上。郎朗 3 岁摸琴，4 岁跟东北最有名望的钢琴老师、沈阳音乐学院的朱雅芬学琴。朱教授是上海人，对郎朗特别好，郎朗练琴练得很苦。冬天练得浑身是汗，就只穿背心。他 8 岁就夺得沈阳市钢琴比赛第一名，稍后又获辽宁省青少年钢琴比赛第一名。在辽宁我觉得他学到头了。九一年，他 9 岁时，我们父子俩移居北京。谁都知道，中央音乐学院及附小是皇冠上的一颗宝石。我国成千上万的‘音乐神童’都奔它来，考上就意味着成功⋯⋯”

三个孩子中有一个是郎朗的表弟，学黑管的。这位表弟聪明调皮，很难管，他父母是做生意的，无暇顾及儿子的艺术生涯，就把他托给郎国任代管， 同时也自告奋勇担负着警官父子的一部分生活费用。

大人说话时，三个孩子溜出黑黑的屋子，跑到阳光下。小院里有些嗽叭花和夹竹桃，孩子们与蜻蜓追逐嬉戏，早已忘记身处异乡和学琴的艰辛，发出了使人内心忽一下明朗起来的稚笑。朗国任的脸上浮出笑意：

“别人介绍音乐学院的一位老师辅导郎朗，他是上海人，瞧不起咱东北人，教得不多，倒动不动就考孩子。离入学考试还有半年时间，他突然提出不教了。说我们负担太重，怕考不上我们受不了，还说我们基础差，他教不了。这给我们打击挺大的，整个辽宁省第一名他还嫌基础差，不知怎么想的。剩这么短时间再换老师，有些来不及了。郎朗这孩子挺有志气的，瞧不上咱， 咱还瞧不上他呢！沈阳的朱雅芬知道了，马上给介绍另外的老师。朱教授是那种处处为别人想得很细的人，都是上海人，为人处事太不同了。”

郎朗又和伙伴杀了进来，这次是端了盆西瓜。有人逗问他，你想家吗？ 他毫不思索：“想家，但一弹起琴就不想了，现在感觉哪都是家了。”

朗国任很有两下，一步步塑造了他的孩子：“老师不教了，郎朗有些灰心丧气，有一节课竟然跟同学出去玩了。我那时情绪不好，想刺激一下孩子， 要不然就完了。我孤注一掷，把一瓶毒药扔桌上，板脸对他说：现在你有三条路可走：一是吃药自杀，二是爬到学校 11 层楼顶跳下去，三是回沈阳。郎朗惊呆了，他知道我向来说话算数，眼泪唰地掉下来，哭着求我：‘爸爸， 我再也不这样了！’我内心难受得很，我们父子俩孤身在外，相依为命，这样折磨他真是于心不忍。但我仍然凶着脸。郎朗认为事情不可挽回了，就含着泪水，考虑起那三条路。回沈阳对他来说根本不可能，他的自尊心不允许。他打量起那瓶药。那是交沙雷素，杀白血球的，药性很厉害，他打开盖子， 眼瞅着真要吃了，我赶紧故意上别的屋，他一下就醒悟过来了，把药一摔说： ‘我不吃了，怎么的吧！’我心想，再弄下去他要气出神经病了，赶紧适可而止吧⋯⋯”

郎国任是在郎朗不在屋的时候，把门关上对我说这些的。能看出他非常欣慰，他说郎朗是非常能把握自己的孩子，又不失孩子气，这点很难得。他知道全家的命运都担在他的小肩膀上，这么重的担子，他没有被压趴下，还拼着命干。钢琴是世界上音色最美的乐器，可是一天叫你坐那儿不动，10 个

小时弹同样的曲目，你受得了吗？哪个孩子能心甘情愿地忍受？郎朗就行！ 结果，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小。

“我爱我师，我更爱我爸！” “好冷啊，那房子！”郎朗说起白纸坊那简易楼，三九严寒他爸爸不生

炉子，说咱东北人还怕这点寒。父子俩就在这简单而有些严酷的生活中度过。

“郎朗他妈妈在哪儿？”望着我们询问的眼神，朗国任又回到他不愿接触的现实：

“他母亲一个人在家，挺难的。她在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的电话总机工作。她要工作，为孩子存钱，咋说我们还要保住一个公职啊！我们住的那块不文明，一个单身女人，你想想，晚上有人砸玻璃⋯⋯”

早起，他做了饭，爷俩吃了，就准备上路，他忘不了给郎朗装好白开水， 他从不让他喝饮料，在日本拿金奖的当坎，郎朗还照喝他带去的白开水。然后他骑车带儿子去学校。儿子进了教室，他就窝到教室窗户下。中央音乐学院管理挺严，不让家长进去听课。他就趴在窗户外眼巴巴地看着里面。他拿着一支笔，记老师讲的，旁边放一个录音机，磁带在转。四年多，每天如此。下雨了，他穿雨衣，头发和眉毛都湿了；冬天他裹着军大衣。他笑着说，东北人嘛，就是不怕冻。他惊讶：什么，不去听？那恐怕不行！一是孩子理解力不如大人好，二是两脑子加一起总比一个好，回去我们俩研究，有什么问题我再去问问老师⋯⋯学校有些人很有意见，说你瞧，郎朗他爹到咱学校安营扎寨了！时间长了，他们也就不说什么了。后来有些还跟他成了好朋友⋯⋯ 中午郎朗下学他带他回去，做饭，下午再去学校。中外专家来校讲课交流， 他早早就去占地方。几年来，他听专家讲课比许多老师都多。郎朗获奖后， 活动多，他怕太分心，就给儿子去跑腿。他说每天晚上 10 点以后才是他的时间，这时他听艰深而好听的古典音乐。其实这也是献给儿子的时间，国内所能搜集到的世界著名乐队和钢琴家的 CD，他差不多都听了。他听演奏风格和技巧，听旋律、节奏和细节上的处理⋯⋯他说，孩子的天赋、刻苦很重要， 但一个家长也非常重要，练功、弹曲子、抓机会，家长必须想在前头。

“移民点”的人们都很信任朗国任，药子蔺的母亲说：“现在他自己就是一个专家，收着十几个学生。一到快考试，人们就纷纷找来，提着礼物， 拿着钱，求他给孩子指点一下。

现在，郎朗爸爸地位很特殊，他什么工作也没有，闲杂人员一个，但中国音乐界，特别是钢琴界的名人差不多都认识他，有的对他相当友善，比如殷承宗从国外回来，不管多忙，必见他和郎朗，既是对郎朗的传授，也是与他的交流，已经连续 4 年如此。“院外专家”，这是人们送他的一个外号。当他的观点和音乐学院老师相左时，一些家长宁愿听他的。考试时，人们听到有些学生弹的曲子，就说：噢，那个肯定是郎朗他爸教的。

“在音乐上，是你对郎朗的影响大还是他的老师？”我问。“哦，人们一般认为是他的老师，这个⋯⋯咳⋯⋯”

郎朗的老师赵屏国授课时，有时以一个教授身份评说朗国任，郎朗就会挺身而出，倔强地说：“我爸是对的！”在这点上，郎朗是“我爱我师，我更爱我爸”。

“钢琴比赛是一场树立民族自尊的战斗”

“我们是贫寒人家，势孤力单。”郎朗他爸这样评价自己。这时他表情黯淡，语言含糊：“中国人都是关系，看你是谁的学生，有没有后台，不是自己人就给设障碍，这种事你知道，音乐学院也难免。赵老师是个好人，但人老实⋯⋯”

朗国任承认，这点上他感激外国人，是他们的承认，使郎朗脱拔于黏黏糊糊的人事关系。

1994 年，“第四届德国埃特林根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在即，谁去？院内外都有人活动，一时莫衷一是。院方就先进行比赛，结果刚入学不久的郎朗超过高年级学生获得好成绩。

“这在世界上是一个很重要的音乐比赛，相当于电影界的柏林电影节， 我们爷俩高兴得不得了，可惜得自费去。郎朗、赵教授，加上我，每人 16000 元人民币，都得我去找。我想拼了。那时我们一穷二白，要想找四五万块钱是很难的，该变卖的变卖，该找亲友借找亲友借⋯⋯德国干净漂亮，人也很友善，但也很严肃，在那要是找评委递条子、说情，简直不可想象。决赛完了，我一个人到一个角落等待宣布名次。主席从第五名开始念，念到第三名还没有郎朗，我想完了，我咋也不敢想郎朗会在前两名里，结果最后一个念到郎朗。我眼泪唰一下就流了出来。这是一个没人认识我的角落，我也不控制自己了。这么多年我不记得流过眼泪。郎朗的奋斗被承认了，这是国际上的承认。你再白眼、嘀咕、不满都没有用。”

郎朗父子对第二年的柴科夫斯基国际少年音乐赛的记忆更是刻骨铭心。郎朗在德国确立了名声后，第二年就被选送参加此赛。这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青少年音乐比赛，当年殷承宗、刘诗昆，就是在此赛青年组获银奖而确立中国钢琴界王牌地位的。

以往都在莫斯科举行，1995 年俄罗斯方面因经济原因犯难，日本人欢欣鼓舞，投石问路，反复商洽，结果大赛移师日本仙台。

“初赛时，80 名选手整整弹了 6 天，第二轮时被刷了一半，一起去的 5 名中国小孩全进了第二轮。接着可惨了，进入决赛就剩下 6 人，4 个俄国人， 一个日本人，还有我。”郎朗回忆着，并把日本人出的一本《郎朗画册》送给我，很老练地签上名字。

“郎朗太小，只有 13 岁，其他选手都是 16、17 岁，”郎国任说：“原来都认为郎朗这么大的孩子顶多弹弹技巧，理解不了什么情感、风格，谁知他恰恰在这上面占优势。外国评委说，这是一个懂柴科夫斯基的孩子。中国评委周广仁说，他的抒情性很打动人，决赛时忽然冒出一些光彩、火花来， 把大家高兴坏了。”

郎朗说：“我的老师是留苏的，研究了一辈子‘老柴’。我中国曲子弹得稍差一些。”

“你没有多少人生阅历，你怎样去理解乐曲里隐含的东西？”记者问。“我不知道真正的痛苦是什么样，但我可以想象，我知道人有时很悲伤，

我也知道热情。” “这个比赛是一个树立民族自尊心的战斗！”郎国任说：“日本人很看

不起中国人，我们去了也不给配翻译，可对别的国家不同，日本 NHK 开始根本不给中国孩子镜头，集中报道俄罗斯人和上原才子。上原确实很棒，是雅

马哈出钱培养，在美国深造，又请了俄罗斯著名钢琴家指导，夺冠呼声很高， 但几轮下来不一样了，电视台开始把镜头对准郎朗，观众也把目光集中在郎朗身上。决赛时，整个莫斯科爱乐乐团专门飞到日本给决赛孩子伴奏。乐团享誉世界，郎朗把他们弹得服服的。那指挥、那首席的微笑真让人舒服，日本观众听得泪流满面。这个时候我走到了大厅外面，我已经知道了结局，但我的感觉已经麻木了。”

郎朗递过我索要的材料，上面他的赵老师写道：“我禁不住流泪了，这么小的孩子，在大舞台上能发挥得这么好⋯⋯唯独郎朗谢幕四次⋯⋯一位俄罗斯选手的家长对我说：‘我听郎朗弹琴一直在流泪，从他的弹奏中我感到了阳光’⋯⋯赛后我兴奋得三天没睡觉。这是我经历的比赛里，最激动人心的场面⋯⋯大家都来祝贺，我真正挺起了胸脯。”

郎朗爸爸老是那个稳劲，慢条斯理地说：“也不是什么事都叫人高兴： 按说这是代表国家参赛，结果这么重要的一个奖，新闻界无声无息，一问， 他们根本不知道。六个星期后才有一家小报登出来⋯⋯唉，什么事都是外国人抬出来，真让人心里不平静！国外对人才那个热！日本人别看傲，他要是真服了对你特别重视。《朝日新闻》、《读卖新闻》都上了头版大块文章，

《肖邦》杂志出了两期，郎朗的照片登得大大的，名种特刊就多了⋯⋯对比咱们，让人心里特别凉！”

郎国任试探地看着我说：咱国家重视体育不重视艺术，体育获奖回来那个热闹。其实，世界上的人对一个艺术大国和一个体育大国的尊重是不一样的。波兰这个国家有什么？就因为有了肖邦，国家为之生色。

“钢琴冠军”感叹：“我多想有一台钢琴！”

“那里没琴。”郎国任不愿我去他们白纸坊的简易楼。 “有台破琴，弦断了二十多根。”郎朗补充：“我弹坏三台琴了，最早

是国产的，后来是日本和瑞典的。”

谈起琴，郎朗嘴没遮拦：“国产的没法弹，噢，当然，初学者可以弹弹。我只有坐在德国琴前才能产生感觉，连日本琴都不行。”

药子蔺这里是一台日本“佳娃”，是他那在绥芬河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来回奔波做买卖的父亲从海关弄来的旧琴，上边还刻着一个日本姑娘的名字： 浅草和子。

郎朗每天来这儿练这台“凑合弹的琴”，“我那台破琴，弦断了那么多， 没有低音了，再说白纸坊没法待，邻居老放流行乐，我进入不了状态。”

郎朗那台瑞典琴要修得 2000 块钱，合计一下他们决定不修了。于是这个“世界第一名”一直在盼一台德国斯坦维。

斯坦维价值人民币 8 万至 30 万不等，最便宜的郎朗父子也买不起。中央音乐学院有那么几台斯坦维，宝贝一样，僧多粥少。“钢琴冠军”摸到它的机会不多，而且练琴环境较差，相互干扰。

“有些人能可劲用它，这里头有些说道⋯⋯”郎国任说：“说句心里话， 不是我是他父亲，对郎朗这样稀少的孩子，是不是应该有个小灶？这关系到国家的荣誉，关系到我们民族的人才！学校确实穷！原来我和郎朗想硬挺着， 现在赶快办走算了。孩子不能没有他自己的一台琴！”

郎朗现在已是世界著名的钢琴手，在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意大

利、以色列等国举办过 30 多场个人专场演奏会。世界各著名音乐学府争先恐后邀请郎朗入学，郎国任替儿子挑选了据说是世界最好的美国朱利娅音乐学院。

“奖学金一年就有 3 万多美金，而且一入学每个学生发一台斯坦维。” 最后我问郎国任：“您还没说辞职的事。” “这个事一想很难受，本来出了个郎朗，公安局领导很重视，市长知道

了也支持，但下面有些人刁难。我核计了很久，辞职，背水一战。这样我个人就没了，十几岁参军⋯⋯我把自己牺牲了。我们这样的家庭，两代人才能走出一个。

10 天后，我给郎朗住处打电话，一个陌生的东北口音回答：他们去美国了。

我知道郎朗还会回来的，他们父子这样说过。

家庭经济条件拮据的大学生陈红桥带一个患病小女孩看病的故事，讲述得那样平实，又那样动情，读来让人眼眶一阵阵发热。对尚无经济来源的、学习任务很重的大学生，是否应该承担此任，暂且不论，但我们从文中看到的，使我们心酸眼热的是陈红桥——这位当代大学生善良、富于同情心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