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昂的爱国热忱

鲁迅曾称密茨凯维支是“波兰在异族压迫之下的时代的诗人，所鼓吹的是复仇，所希求的是解放”。立陶宛在 14 世纪前受日耳曼人的统治，1386 年在反抗条顿十字军团侵略时，与波兰结成联盟，1569 年与波兰王国合并。密茨凯维支始终把立陶宛看作波兰祖国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1795 年，波兰第三次被普、俄、奥三国瓜分时，立陶宛被俄国吞并。19 世纪初叶，拿破仑挑起欧洲战争。波兰许多人都把拿破仑看作解救波兰民族危难的救星，在史诗中也包含了这种看法。

诗中所表现的爱国思想是多方面的。既有对祖国山河的赞美，又有远方游子对故乡的怀念；既有对爱国志士革命行为的歌颂，又有对入侵者的愤怒斥责和嘲讽；既描写了在异族压迫下，波兰人民的苦难，也反映了流亡者的哀愁。而其中最突出的是号召波兰人在反俄斗争中，消除宿怨，联合起来，一致对敌的思想。作品中的中心人物洛巴克神甫是这一思想的体现者。洛巴克（真名雅采克）年轻时，曾因为爱情，射杀了正在抗击俄国兵的御膳官，引起霍勒须珂家对索柏利查家的仇恨，而他的行为又被俄国人用作宣传材料。俄国人把霍勒须珂家一部分田地归给了索柏利查家。为此，他被人们骂作“俄国奸细”、“叛徒”。他深深地感到痛苦。后来，他隐姓匿名，把自己起名为洛巴克，意思是“虫子”。因为他原来有一身好本事，是远近知名的神枪手，可是他没有把本事献给国家民族，反而做出了对国家不利的事，无异于“灰土中的虫子”。

洛巴克的悔罪不是消极的，而是以自己积极的革命行动来补偿自己的过错。他说：“我给了我本国人一个坏榜样，出卖祖国，我不得不用好榜样来补救，流血，牺牲自己。”1800 年，他在诃恩林敦，冒着枪林弹雨为波兰将军克涅谢维支传递消息，1808 年他加入波兰骑兵队，在西班牙作战时，受了两次伤。后来，他奉命回波兰，以神甫募化身份，在各地建立了秘密组织。最后在家乡索柏利卓伏发起了一次反俄暴动。

洛巴克在进行革命斗争的同时，致力于消除索柏利查家族与霍勒须珂家族的仇恨。他发誓要在临终时，归还那些从霍勒须珂家得来的产业，养育和保护霍勒须珂家后嗣佐霞，并让自己的儿子娶她，使两家的仇恨在爱的阳光下消融。在反俄暴动中，他舍生忘死地搭救了霍勒须珂家族人的性命，在掩护伯爵时，自己还吃了俄国人的枪子。他终于以自己的行动使霍勒须珂家的人明白了，他们共同的敌人是沙俄统治，两个家族应当在祖国遭难的时候，团结起来，以小我服从大我，一致对敌。

如果说洛巴克代表了父一辈所作出的爱国行为的榜样，那么塔杜施和伯爵则代表了子一辈的爱国思想和行为。洛巴克把自己儿子起名为塔杜施是有特殊含义的。波兰历史上爱国英雄科希秋什柯亦名塔杜施，因此这名字包含

了对爱国英雄的崇敬和继承父辈爱国思想的意思。塔杜施最初和父亲一样陷入爱情的苦闷和纠葛之中，他奉命回乡结婚，可是他又和泰力麦娜调情，后来又因争夺佐霞和伯爵闹矛盾。同时，他卷入了家族间的纷争。但在共同抗击俄国兵的战争中，他的思想境界提高了，认识到不能拳拳于关心个人的利益，在他的面前摆着民族复兴的事业在等着他去干。因此，他和霍勒须珂家族和解了，并两度把订婚日期往后拖延。他对佐霞说：“如果你觉得对我只有好心，那么我们把这订婚再捱一下⋯⋯尤其是因为昨天晚上，我接到命令，要我留在立陶宛，担任本团的教官，一直到我的伤复原。”泰力麦娜曾感慨地说，索柏利查家族“除了自己的祖国，别的什么都不爱”。

伯爵原是个具有英国式派头的绅士，他容易受冲动，曾立誓要从索柏利查家族中夺回堡垒而战斗。后来他在夺取堡垒后，被俄国人关押起来。在这关键时刻，索柏利查家族搭救了他们。这使他深受感动，他对索柏利查家族说道：“让我们国家的敌人的血淹没了我们的怨恨吧；我们不再你一刀我一枪了！⋯⋯ 用我们大丈夫的武器，追我们国家的敌人去！”

此外，作品中一些次要人物同样有高度的爱国热忱，他们关怀着国家民族的命运。老英雄马介已经 72 岁了，善使一把大马色的弯刀，他用这把刀砍下敌人的枪尖和刺刀，像切草一样。他对异族压迫者充满着仇恨，“他只要一看见俄国人一，他就吐唾沫，做歪脸。”

法官忠于祖国的感情就像他忠于自己的爱情一样（他在青年时期订婚后，爱人死了，便不再娶，打了一辈子光棍）。他说：“我是波兰人，我也当然高兴替我的国家出力——即使舍了生命。我用佩刀，虽然并不十分熟练，但也曾砍过了几个人。”

与此同时，史诗对祖国叛徒、民族败类，给予严厉的痛斥。俄国占领军少校柏鲁特，原是波兰人，自他投身于沙皇军队后，把自己的姓也改成俄国的姓了，他趾高气扬，欺压同胞。相反地，俄国上尉栗考夫是个正直的军官，他同情波兰人的斗争，主张“让俄国人有莫斯科，也让波兰人有波兰”。他与柏鲁特构成鲜明的对比。这也说明了诗人并没有把所有俄国人都看成是敌人，只有沙皇及其忠实走狗才是波兰人的大敌。史诗中暴动的波兰人对少校和上尉采取了不同的对待：他们处死了柏鲁特，而保护了栗考夫上尉。

作品高昂的爱国思想不仅要求祖国从异族压迫下解放出来，而且要求消灭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缔造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史诗结尾，波兰人民已经把俄国统治者驱逐出境，为了使农民过着自由平等的生活，塔杜施主动提出要放弃土地所有权，把它分给农民，实行解放农奴的措施。他对佐霞说：“我们自己自由了，我们也要让农夫们同样自由；我们要让他们占有这些田地，他们是在这田地上出生，在这些田地上拼命工作，又从这些田地，他们养活了我们，使我们富裕的。”佐霞完全赞同塔杜施的意见，愿意和他一同过自食其力的生活。虽然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带有一定的幻想性，但它反映了诗人美好的愿望和对祖国未来的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