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风情的魏晋金银器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朝代更替频繁，然而另一方面，各民族在长期共存的生活中，逐渐相互融合，对外交流进一步扩大，加之佛教及其艺术的传播，使这个时期的文化艺术空前发展。这些在金银器的形制纹样发展中，都曾打上了明显的烙印。

三国魏晋时，文化艺术空前发展，金银器物、金银装饰流行成为风气。当时，中原战乱频繁，南方社会经济却有较大发展。

因此，南方金银饰物较多。湖北省鄂城西山铁矿工地吴墓，曾发现了金银镯、金银钗、金珠、金瓣、金鸳鸯、金银戒指、银项链、银唾盂等47件。

在广东省广州市孜岗晋墓，也发现了金小狗、金银镯、金银戒指、银钗、银耳挖、银顶针等23件。

江西省南昌263年的东吴墓发现有“花形金饰”，上面雕有“大吉”文字。

西晋时，开始盛行花丝首饰，“金狮子”、“金簪”、“金叶”在河南省洛阳就发现60多种，有用金银细丝盘绕成的各种花型纹样，细致精巧，标志着西晋花丝工艺的成就，继承汉代又有发展。

江苏省南京江宁区汤山街道上峰社区周良村发现了一座前后一线排列的三室西晋朝墓葬，墓中的一具木棺中，藏着数量惊人的随葬明器文物，其中还包括10多件极为罕见的金器。有金簪、金冠饰、步摇金饰等，金饰精致细密，亮丽如新，虽经过1700多年，依然能够放射出金色光芒。

其中一套四枚金质冠饰保持得极为完好。尤其是这枚“蝉形金珰冠饰”，据史料记载，能够使用金珰冠饰的人地位不低，至少是侍中以上的官员或者宫中的高级别女官。

江苏省镇江高淳及江西新干酒厂西晋墓，也都发现了银镯、银环、银发簪等首饰。

北方的金银器，属于曹魏时期的仅在安阳大司空一座砖室墓中，发现了银镯、银丝指环。在北京市顺义大营村西晋墓中，发现有金银手镯、金银戒指、银臂钏、银指环、银发钗等14件，这是北方西晋墓发现金银饰物最多的墓葬。

西晋王朝国力不足，对众多游牧民族采用分封的怀柔政策。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小坝子滩沙虎子沟的窖藏金银器中，先后发现“晋鲜卑归义侯”和“晋鲜卑率善中郎将”等金印。印中的“归义”、“率善”等字样都反映了这一史实。

晋鲜卑归义侯金印，由纯金制成，高2.8厘米，边长2.2厘米，重88.4克，方形，印上方为蹲踞式骆驼钮。这枚金印是西晋王朝赐给鲜卑族首领的印信。

同时发现的晋乌丸归义侯金印，长2.25厘米，宽 2.3厘米，是西晋王朝赐给乌桓族首领的印信；晋鲜卑率善中郎将银印，长2.15厘米，宽2.15厘米。这两方印也均为驼钮。

墓内还发现多件具有拓跋鲜卑特点的金牌饰，内中有长9.5厘米的兽形金牌饰，高4.1厘米的镶嵌杂宝石兽形金饰件，长9厘米的兽形金饰件，高3厘米的兽形饰金戒指，还有金耳坠。

在一件长10厘米的四兽形金饰牌的背面，錾刻有“猗竾金”3字，猗即拓跋鲜卑三部之一猗部，可见这是该部首领的遗物。

捶揲的金牌饰，显示了拓跋鲜卑与匈奴文化的联系。以狼、狐和马纹为主要题材的牌饰，反映了鲜卑的民族特色。

东晋时期的金银器，江苏省南京象山359年王丹虎墓发现金钗、金簪、金环25件，王廙墓中发现了金刚石戒指、金铃、金环、金银钗、金银簪等饰物。

发现最多的是南京郭家山一座东晋早期墓，除金钗、虎形金饰外，共有129件金饰件，其中有束腰、葫芦、圆片、鸡心等形状金片及饰件，还有金花、金珠、银铺首、银柿蒂、银兽蹄、小银环等。

南京曹后村东晋墓也曾发现金花、鸡心形金片、银铺首、银栉背、银环、银镯、银钗。宜兴的周鲂、周处、周玘等6座墓及丹阳被认为是齐景帝萧道生的陵墓，都发现不少金银饰物和金质小动物。这些金花饰物在已发现的东晋金银器中最具特色。

北魏时期的金银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美岱村的发现较重要，美岱村宝贝梁北魏墓中发现了兽形饰金戒指，戒面有小动物，用细小金粒镶出花纹，并嵌绿松石。同时还有菱形金片，各式金花、金钗。

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希伯花鲜卑墓发现的北魏金瑞兽，长9厘米，高7.7厘米，形似一奔走的瑞兽。造型奇特，具有浓郁的鲜卑民族特色。

河北省定州城东北角佛寺塔址下，481年的石函中，也发现了金银器多件。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雷祖庙北魏夫妇墓，发现了金耳环一对、银耳杯一件，耳杯形似羽觞，圈足有联珠，可看出北魏金银器制作中的外来影响。

河北赞皇南邢郭村东魏司空李希宗夫妇墓，发现有金戒指一枚，镶嵌蓝灰色轻精石，中心以联珠围绕一鹿纹。还有银杯一件，敞口、浅腹、圈足。杯壁装饰面划为S瓣，口沿饰联珠一周。杯底焊有六瓣莲花装饰圆片，有很高的工艺水平。

河北省吴桥县东魏墓发现有金簪、银钗、金箍形器。山西省太原北齐娄叡墓发现金饰一件，镂空，嵌有珍珠、玛瑙、蓝宝石、绿松石、玻璃等，组成华美的图案，颇为罕见。

此外，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共发现了10件金银器，其中镶嵌青灰色轻精石的环状金戒指，与李希宗之金戒指颇相似。另外还有银提梁壶、银熨斗、银剪刀、银镊子、银钵、银勺、银筷子等。这是北朝金银器皿最多的一座墓葬。

内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件鎏金刻花银壶，长颈，鸭嘴状流，上腹细长，下腹圆鼓，单把，高圈足，把顶铸一深目高鼻胡人，壶颈、足等处有三周联珠纹饰。

壶身有人物图像，六人三组，每组男女一对。据考察，第一组为战士出征前夜闺房情恋场面，第二组为次晨明誓告别场面，第三组为女子向战士祝福的场面，纹饰、图像有着浓郁的罗马风格。

从西方输入的类似金银器，最早发现于山西省大同北魏窖藏中，其中海兽纹曲沿银洗、鎏金刻花银碗的造型和植物花纹、人物装饰等，都有西亚特色，为中西交通史增添了新资料。

同时，随着佛教及其艺术的传播，两晋南北朝时期金银器的制作和功能亦颇受影响。江苏省镇江东晋墓发现一件金佛像牌，呈长方形，正面线刻有裸体全身佛像，头顶灵光，面带稚气，应为释迦出世童像。这种用于佛教奉献的金银制品在唐宋以后极为常见。

还有北魏青铜镀金释迦牟尼佛坐像，高40.3厘米，重3954克。释迦牟尼佛结跏趺坐于双层台座之上，右手作无畏印，左手握衣角，身着袒右肩式僧祇支，外披大衣，双肩衣纹如火焰般外扬，面部神情庄严，气势雄伟。

背光内圈的四佛和头光中的三佛共同形成七佛，背光外圈U形火焰纹熊熊围绕，和主尊气势相映，益增雄浑气势，体积虽小，和北魏帝室营造的云冈第二十窟主尊风格相近，是北魏太和时期金铜造像的新样式。

尊像和台座合铸而成，背光另铸。青铜胎质致密，镀金厚且与胎连接紧密，金色黄带赤，做工精良。双层台座，上层为须弥座，仰覆莲瓣，台侧饰以唐草文，座前两立雕狮子，回首转身，姿态威武。下层方形座，开波浪状门，两侧均雕供养人，上排唐草文连环成排，台座雕刻精致。

背光后面布局错落有序，雕刻精巧，共分三层。上层中央一塔，释迦和多宝佛并坐其间，塔外左右两侧文殊持如意与手握麈尾的维摩诘相对而谈，表现《维摩诘经·文殊问疾品》的场面。

中层中央为释迦牟尼佛在鹿野苑初转法轮，两侧各两比丘跪坐、菩萨胁侍。下层中央诞生佛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左侧摩耶夫人攀树而立，太子自右胁诞生，右侧龙王浴佛，帝释天和梵天跪坐两旁。

下层最外侧两长方形榜题，字迹已不清。背光不仅内容丰富，且构图安排秩序井然，场景紧凑，无疑是五世纪的精品。

该尊造像保存完整，台座背光均存，雕刻精湛，纪年清晰，内容深刻，兼具艺术性、历史性与宗教性，是世界上现存重要的金铜佛教造像。

鲜卑族起源于东北，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在中原建立王朝的北方少数民族，是唯一经历了从森林走向草原，进而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历经艰难，可谓“山高谷深，九难八阻”。

两晋十六国时期，北方鲜卑拓跋部的金银器造型仍以动物为主，分单体、群体和动物咬斗三种类型，多为虎、熊等一类凶猛的食肉动物。单体动物采用铸造、圆雕、镶嵌工艺，表现兽的全身和兽面。

群体以同种动物两两相对或相背排列，构成整体图案。动物咬斗表现凶猛动物对温驯动物的撕咬场面。

动物纹的写实性艺术较强，有的造型融写实与抽象为一体，多采用模铸，结合平面浮雕、透雕、圆雕的工艺，间有圆雕与镶嵌结合的手法，增加了动物造型的立体效果和直观艺术。

而慕容部金银器的纹饰则为花树、云朵、龙凤、鹿、羊、佛像、粟粒等，从总体上看，具有草原特征的动物纹不再占有主要地位，退居次位的动物纹采取图案化处理，外来文化纹饰种类的比例增多。

北魏时期，鲜卑金银器以素面较多，动物造型多为羊、马首、牛首、龙，出现了具有波斯风格的装饰艺术。

采用模铸、焊接、金珠细工、镶嵌、錾刻、冲凿等工艺，尤其是金珠细工和镶嵌的结合，成为这一时期金银器工艺的一个显著特征，此为北方草原地区金银器发展的深化期。

从发现的器物情况看，这个时期的金银器数量较多，金银器的社会功能进一步扩大，制作技术更加娴熟，器型、图案也不断创新，较为常见的金银器仍为饰品。

在我国古代，鲜卑或匈奴都是马上的剽悍民族，他们身披斗篷，手握缰绳，看远处一片排山倒海之势，就是奔跑的马群扬起了一片沸腾的黄沙。

他们也有悠闲的时刻，一对热恋中的情侣，起着马儿，徜徉在蓝天、白云、青草和羊群之中，马鬃随风飘起，马的躯体伴着马头琴的悠扬曲调而轻轻颤动，就如受到音乐感染的听众一样兴奋不已。

游牧民族离不开马，游牧民族的工艺品中也离不了马和其他草原动物的题材。如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中旗希伯花鲜卑人墓的一件金奔马，就是一匹以简约手法创作出来的深具异域风情的金器。

这件金奔马高5厘米，长8厘米，链长13.5厘米。其用途很显然是项饰，因为马颈部和臀部各铸一环以穿链。大约正因为项饰的局限性吧，骏马并未腾起四足，而是由卧势迅即转入奔状，它那遒劲的、略略弯曲的脖子和强健有力的四肢都显示出是一匹上等良马。

尤其是艺人有意简化的马眼和马耳更恰到好处地烘托了马的动态，由静及动，微妙的带有蓬勃生命力的一瞬间。

与金奔马同一墓中还发现了一件颇具鲜卑装饰特色、造型极为新奇的金瑞兽，可惜原镶嵌物已经失落。

步摇冠起源于西方，约公元前后正式形成。然后向东传播，横越欧亚大陆，经我国传入日本，流行时间长达600余年。在我国兴起于汉代，晋以后盛行。

比如内蒙古乌兰察布盟达茂旗西河子村窖藏发现的两件北朝金步摇冠，冠分两种形状：

第一件头部轮廓似牛首，高19.5厘米，宽14.5厘米，重92克。头部边缘饰鱼子纹纹，内作连弧纹装饰。在牛首之面部及双耳镶嵌红、白石料，耳作桂叶形，角似盘曲多枝的连理扶桑树，又像变形的鹿角，每个枝梢上环穿桃形金叶1片，共14片。

第二件则具有马头特征，高18.5厘米，宽12厘米，重70克。头额部原镶嵌料石，现已脱落，眉梢上端另加一对圆圈纹，所有花纹和脸框周围饰鱼子纹。面部嵌白、淡蓝色料石。

竖耳，耳朵作尖桃形，内嵌白色料石。角作三枝并列向上，分又处嵌桃形白、绿色料石。枝梢环穿桃形叶片。

这两件金步摇冠工艺精湛，外观华丽，是鲜卑族贵妇所特有的头上装饰，当步行时头部摇动，叶片随之颤动，所以谓之“步摇”。

这一时期的步摇金饰非常多见，如辽宁省北票县北燕冯素弗墓中也有重要发现。

冯素弗为十六国时期北燕天文冯跋之弟，是北燕的缔造者之一，死于415年。冯素弗墓中有各类遗物500多件，除鸭形玻璃注外，“范阳公章”龟钮金印、“大司马章”鎏金铜印、带有锤牒佛像的金冠饰及两只鎏金木马镫都是罕见的珍品。

其中龟钮金质“范阳公章”与鎏金铜质“大司马章”，说明北燕的官制和印制皆用汉制。龟纽金印、金冠饰、人物纹山形金饰，镂空山形金饰片等，这些金银器既有汉族传统文化的特色，又有北方游牧民族的风格特点。

冯素弗墓步摇金冠的形制下为十字形的梁架，上为穿缀活动金叶的顶花，其冠前饰片有的锤牒佛像，说明早期佛教的东传和在北燕的发展。

而冯素弗墓中的两只马镫以桑木为心揉作圆三角形，上出长系，外包钉鎏金铜片，是早期马镫中有确切年代的一副，是研究马具的发展和断代的重要资料。

当时属于东胡的鲜卑族慕容部崛起于辽西，建立后燕，而汉人冯跋在其基础上又建立了北燕。几进几出中原的史实，使这几个墓中的物品既有表明汉制贵族身份的特征，又有鲜卑族游牧生活的反映，这件金饰本身就集中表现了以上两种文化互相影响、互相融合的风格。

另外，在辽宁省北票房身村石棺墓的墓内，除了发现金质的指环、镯、钗、铃、珠和一些透雕或月牙状的金饰外，还有两件金花冠饰。

其中大冠通体都用黄金做成，高28厘米，从根基部突起一脊，两边镂空为云纹，周边还布满着针孔。上面是短而粗的树干，分成3个主柱，又分出16个分枝。枝是用金丝做成的，边前伸边间断地缠绕成若干个圆环。

这些圆环中，有的穿上一枚金叶，有的就空着，散散落落、疏密相间，陡添了几分自然的韵味。而且，风吹枝颤，金叶抖动，定会一阵琤琮作响。加上人行头摆，更增加一种通过韵律所表现出来的动感。

同一县内接连发现多件相当同一时期的随葬物，而且这一件与冯素弗墓中金冠非常相似，从这里看到了公元三世纪时鲜卑族与汉族的空前大融合。

这时的银制品仍然非常少见，在辽宁省义县保安寺村石椁墓内，发现一件圆银箍上伸出两只向上反卷银钩的银头饰。

另外，在一长方形金牌饰上，捶揲出 3只回首站立的鹿纹，形象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二兰虎沟发现的相似，反映了鲜卑慕容与拓跋两族之间的联系。

[旁注]

明器　指是专门为随葬而制作的器物，又称冥器。一般用陶瓷木石制作，也有金属或纸制的。除日用器物的仿制品外，还有人物、畜禽的偶像及车船、建筑物、工具、兵器、家具的模型。

瑞兽　原始人群体的亲属、祖先、保护神的一种图腾崇拜，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种文化现象。它们从远古时代一直沿存至今。我国古代有四大瑞兽，分别是东方青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玄武，另外还有麒麟也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瑞兽。

如意　又称“握君”、“执友”或“谈柄”，由古代的笏和痒痒挠演变而来，多呈S形，类似于北斗七星的形状。明清两代，如意发展到鼎盛时期，因其珍贵的材质和精巧的工艺而广为流行，以灵芝造型为主的如意更被赋予了吉祥驱邪的涵义，成为承载祈福禳安等美好愿望的贵重礼品。

扶桑　古代神话中海外的大树，据说太阳从这里出来。扶桑在上古时代，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扶桑代表了我国先民的宇宙观。扶桑与太阳的联系是观测太阳时建立起来的。“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是说“十日”依次经过，与羲和生十日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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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金银器的特点是，金银器以饰物为主，容器少见；从中亚、西亚输入的金银器及装饰物数量颇丰；西方的形制或制作工艺在这一时期的饰物与容器上都有反映，对隋唐时期金银器的风格也有较强的影响。

但是，这个时期的金银器皿仍不多见，且所见大都带有外来色彩。如山西三大同小站村封和突墓中发现的鎏金银盘，银高足杯和银耳杯等，除耳杯外，鎏金银盘和银高足杯均为波斯萨珊朝制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