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丽堂皇的汉代金银器

汉王朝是充满蓬勃朝气的大一统封建帝国，国力十分强盛。在汉代墓葬中出土的金银器，无论是数量，还是品种，抑或是制作工艺，都远远超过了先秦时代。

汉代金银器工艺在前代的基础上，又获进一步的发展。为满足需要，所制器物极为精致、豪华。

如河北省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发现的单鎏银盒，湖南省长沙五里牌和五一街东汉墓发现的银碗、银调羹等。

除饮食具外，更多的是各种金银装饰品。如在江苏省邗江甘泉山汉墓发现大批黄金首饰，其中的对金胜由两个相对的三角形和圆形组成，圆形凸起如球面，用绿松石掐丝镶嵌圆心，外有小金球组成一圈联珠纹，制作甚为精美。

汉代有的金银器除镶嵌绿松石等材料外，还饰以人物、动物等，如河北省定县汉墓发现的金银错狩猎纹铜车饰，呈竹管状，表面有凸起的轮节。

将车饰分为4段，用金银错装饰以狩猎为主题的花纹，并嵌有圆形和菱形的绿松石，其间饰有人物及象、青龙、鹿、熊、马、兔、狼、猴、羊、牛、猪、狐狸、獐、鹰、鹤、孔雀等动物形象，并穿插以菱形纹、波纹、锯齿纹。

整个车饰构图饱满，气魄宏大，风格瑰丽，反映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和卓越的技巧。

金制的动物如江苏省盱眙县发现的西汉金兽，通高10.2厘米，身长16厘米，身宽17.8厘米，重9000克。空腹、厚壁，浇铸成形。

金兽下盖着一个精美奇特的铜壶，壶内装满了金器，其中9块半金饼重达2864克，15块马蹄金、麟趾金重达4845克，11块金版“郢爰”重达3260克。黄金总重量超过20千克。

金兽呈蜷伏状，头枕伏于前腿上，屈腰团身，首靠前膝，耳贴脑门两侧，头大、尾长、身短而粗壮，似虎更类豹。附耳瞪目，张口露齿，神态警觉，颈部戴三轮项圈，头顶有一环钮。

通体斑纹是在兽体铸成后再捶击上去的，大小相当，呈不规则的圆形，十分精美。底座空凹，内壁刻有小篆“黄六”两字，为秦汉文字。“黄”指质地为黄金，“六”为序数。

错金银技艺在春秋中晚期开始兴起，到汉代，这种技艺已经成为我国传统金银工艺的主流，并且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如中山靖王刘胜王后的陪葬品中发现了一些错金银器物，一件“朱雀衔环杯”上复杂多变的花纹都是用金线错出来的。

朱雀衔环杯通高11.2厘米，宽9.5厘米。以衔环朱雀脚踩一四足双耳兽为主体造型。杯内外饰错金柿蒂纹，座饰错金卷云纹。

朱雀衔环矗立于两高足杯之间的兽背上，通体错金。朱雀展翅翘尾，双翅羽毛向上卷扬，呈展翅欲飞状，轻轻盈盈地凌空取势，神采飞扬，喙部衔一能自由转动的白玉环。

不禁让人联想到古代《说卦传》中的“乾，为天为环”之说：正像圆环的无始无终一样，天道的运行亦是循环往复以致无穷无尽的……这枚玉环更为朱雀衔环杯增添了神秘色彩。

朱雀所踏四足双耳兽匍匐，四足分踏在两高足杯底座上。在这里，兽的突然介入，不仅调节了朱雀双腿之间的跨度，也从意象上渲染了神雀凌驾万物之上的傲然风度。

朱雀衔环杯通体鎏金，其间还点缀有30 颗翠绿色的松石，松石分为圆形和心形两种，其中颈和腹部嵌4颗，杯外每一个杯分别嵌13颗共26颗。

朱雀，是我国古代神话中一种寓意吉祥的神鸟。因其神态昂然，气度非凡，极具唯我独尊的风范，所以，古代王室及贵族之家所用器物上多饰以朱雀形象。

除此之外，墓葬中最炫目的宝物是一盏长信宫灯。作为灯体的宫女显得金光闪闪，但是它并不是纯金制品，而是用鎏金的技艺制作的。

西汉之初，刘揭在消灭吕后的势力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被封为阳信夷侯。汉景帝时期，刘揭的独生子因参与“七国之乱”而被废除了爵位，他的财产被没收，进入了长信宫，其中就包括一盏做工精巧的青铜灯。

长信宫是汉景帝时皇太后窦氏居住的宫殿，这盏灯被送入长信宫浴府使用，故又增加了“长信宫”字样的铭文以示宫灯易主。

后来，这盏“长信宫灯”又由窦氏送给她心爱的孙儿刘胜。刘胜之妻窦绾将铜灯视为珍宝，死后就将灯随她埋入河北省满城县中山靖王刘胜夫妻墓中。

此灯的形态为一跪地执灯的梳髻覆帼、着深衣的跣足年轻侍女，手持铜灯。整件宫灯通高48厘米，重15.85千克。由头部、右臂、身躯、灯罩、灯盘、灯座6个部分分别铸造组成，头部和右臂可以组装拆卸，便于对灯具进行清洗。

宫灯部分的灯盘分上下两部分，刻有“阳信家”铭文，可以转动以调整灯光的方向，嵌于灯盘沟槽上的弧形瓦状铜版可以调整出光口开口的大小来控制灯光的亮度。右手与下垂的衣袖罩于铜灯顶部。

宫女铜像体内中空，其中空的右臂与衣袖两片弧形板合拢形成铜灯灯罩，可以自由开合。燃烧的气体灰尘可以通过宫女的右臂沉积于宫女体内，不会大量散到周围环境中。灯罩上方部分残留有少量蜡状残留物，推测宫灯内燃烧的物质是动物脂肪或蜡烛。

灯盘有一方銎柄，内尚存朽木，座似豆形。宫灯表面没有过多的修饰物与复杂的花纹，在同时代的宫廷用具中显得较为朴素。

灯座底部刻铭文9处，共65字，内容包括灯的重量、容量、铸造时间和所有者等。如：“长信尚浴，容一升少半升，重六斤，百八十九，今内者卧”。

宫灯通体鎏金，光彩熠灼。宫女身穿长衣，衣袖宽大，她面目端庄清秀，凝眸前视，目光十分专注，头略向前倾斜，神情恭谨、小心翼翼，表现出一个下层年轻宫女所特有的神态。宫女双手持灯，左手持灯盘，右臂上举，宛如举灯相照的神态。

长信宫灯采取分别铸造，然后合成一整体的方法，此灯设计之精巧，制作工艺水平之高，在汉代宫灯中首屈一指。

长信官灯形象秀美，设计精妙，将灯的实用功能、净化空气的原理和优美的造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整个造型自然优美、舒展自如、轻巧华丽。

一改以往青铜器皿的神秘厚重，是一件既实用、又美观的灯具珍品，体现了古代匠师的创造才能以及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

刘胜墓同时发现的一件错金青铜云纹博山炉高26厘米，腹径15.5厘米，圈足径9.7厘米。炉身呈半圆形，炉盘上部和炉盖铸出高低起伏的山峦。

博山炉汉代开始出现，多为铜铸，后代多有仿作。香炉的肇始起因于焚香习俗。西汉初期，汉武帝之前，已经有了许多专用于焚香的香炉。香炉的肇始起因于焚香习俗。古人多采用焚烧香料的办法驱逐蚊蝇或去除生活环境中的浊气。特别是在南越，熏香的风气更盛。但那时所用香炉造型大都非常简单。

汉代神仙方术流行，人们多向往长生不老的仙境。汉武帝嗜好熏香，也信奉道教。道家传说东方海上有仙山名为“博山”。

武帝即遣人专门模拟传说中博山的景象制作了一类造型特殊的香炉，即博山炉，博山炉盖作尖锥状山形，仿佛传说中的海上仙山。

刘胜墓发现的这件错金青铜云纹博山炉，炉盖呈尖锥状博山，因山势镂孔，雕塑出生动的山间景色。通体用金丝和金片错出流畅、精致、舒展的云气纹，金丝有粗有细，细的犹如人的头发丝一般。座把呈透雕三龙出水状，龙首顶托炉盘，象征着龙为沟通天、地、人三界的神兽。

炉盘装饰以错金流云纹。盘上部铸出峻峭起伏的山峦，奇峰耸出，山林间饰错金线神兽出没、虎豹奔走，轻捷的小猴蹲踞在高层峰峦或骑在兽身上嬉戏玩耍，猎人们出现在山间，有的肩负弓弩，有的正在追捕逃窜的野猪，气氛紧张，画面生动。二三棵小树点缀其间，刻画出了一幅秀丽山景和生动的狩猎场面。

当薰香点燃时，香烟透过峰谷间铸有的空隙缭绕于山间，产生山景迷蒙，群兽灵动的奇异效果。炉器座较低，座把由透雕的三条蛟龙腾出波涛翻滚的海面，盘成圈足，以龙头擎托炉盘随风飘荡的流云。

被“错金错银”工艺装饰过的器物表面，金银与青铜呈现出不同的光泽，彼此之间相映相托，将图案与铭文衬托得格外华美典雅，色彩对比、纹饰线条更加鲜明，艺术形象更为生动。该作品色彩黑、黄呼应，工艺精湛，装饰华美，是一件古代青铜珍宝。

汉时博山炉有竹节形长柄薰炉和短柄龙座薰炉等形制，而以短柄博山炉最为常见，其器身较短，较适合于当时席地而坐时置于席边床前或帏帐之中。而另一类长柄炉多适用于宴会等公共场合。

武帝之后，博山炉依然十分流行。据载，汉宣帝时的博山炉上还刻有刘向作的铭文：

嘉此王气，崭岩若山；上贯太华，承以铜盘；中有兰绮，朱火青烟。

据《西京杂记》记载，汉成帝时，长安的著名工匠丁缓，就曾制作了极为精巧的九层博山炉，镂以奇禽异兽，“穷诸灵异，皆自然运动”。

丁缓还做出了更为著名的放在被褥里用的“被中香炉”，其原理与后世航空陀螺上的万向支架完全相同。

博山炉盛行于两汉与魏晋时期。后来，这种炉盖高耸如山的博山炉逐渐演变成香炉的一个固定类型。后世历代都有仿制，并各有变化，留下了各式各样的博山炉。

虽然在博山炉之前已经有了熏炉，但都不像博山炉那样特点明确，使用广泛，影响久远，所以人们也常将博山炉推为香炉的鼻祖，并常把“博山”、“博山炉”用作香炉的代称。

进入东汉以后，鲜卑、乌桓、柔然、敕勒等民族在草原上逐渐强盛，尤以鲜卑的金银器最具特征，从时代上分为三个阶段。

东汉时期以装饰品为大宗，以狼、野猪、鹿、驼、马、羊、神兽等动物造型为主。其表现形式，有以写实为基调的单体动物，也有将动物重叠、排列，图案规范整齐的同种动物的重复组合。

总体上说，金银器中最为常见的仍是饰品，金银器皿不多，金质容器更少见，可能因为这个时期鎏金的做法盛行，遂以鎏金器充代之故。

汉代由于社会长期相对稳定，统治阶级拥有大量黄金，甚至铸造金饼、马蹄金投入流通领域；金制容器却极少见，或系由于这时鎏金的做法盛行，遂以鎏金铜器充代的原因。

我国自商周以来加工黄金所用的制箔、拔丝、铸造等技法，这时仍继续沿用。金箔除裁成条状用于缠裹刃器的环首等处外，还剪成花样以贴饰漆器。

如湖南省长沙与广西合浦的西汉墓中，都发现过金平脱漆器，或从这类漆器上脱下的人物、禽兽形金箔片。金丝多用于编缀玉衣，在各地出玉衣的大墓中曾大量发现。

至于铸造的金带钩、金印等物，在汉代更不乏其例。如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西沟畔的匈奴墓西汉包金花草纹带饰，长9厘米。包金卧羊带饰，长11.7厘米。

就制作技术而论，汉代黄金细工最重要的成就是发明了金粒焊缀工艺，这是将细如粟米的小金粒和金丝焊在金器表面构成纹饰。

河北省定县八角廊的西汉墓发现的镶有琉璃面的马蹄金和麟趾金状金饰，在器壁上部焊有用小金粒组成的连珠纹带。

河北省定县北陵头村东汉墓所发现的金龙头，不仅其金粒和金丝的组织更加精巧，连龙角上都缠以纤细的金丝，其上还镶嵌有绿松石和红宝石。

乐浪古墓与新疆博格达沁古城址所发现的金质龙纹带扣，式样相仿，上面均有一条大龙和6条小龙出没于缭绕的云气之中。其构图之生动，工艺之精细，已臻汉代金银器之极诣。

江苏省邗江甘泉镇汉墓的王冠形金饰直径1.5厘米，重2克，金胜上之重环纹是用细如苋子的小金粒焊成的。同时发现的一件龙形饰物，残长4.6厘米，重2克，在豆粒大小的龙头上竟能以细小的金粒、金丝构成眼、鼻、牙、角、须等器官，特征毕具，历历可辨。

这一汉墓中有盾形金饰、品形金饰各一件，盾形饰高1.5厘米，宽1厘米，厚0.5厘米，重2.3克，品形饰高2.1厘米，宽1.5厘米，厚0.6厘米，重4.7克。

此外，在邗江甘泉东汉墓中还发现有空心金珠，是用两件较大的和12件较小的金圈拼焊成24面空心球体，再在各金圈相连接处，以 4 枚小金粒堆焊出 24个尖角。

该墓还发现有“广陵王玺”金印，通高2.1厘米，边长2.3厘米，重123克。

西汉时国力超前强盛，四方番国齐来朝见，因此朝廷也以贵重的金印来赐给地方番王，除上述“广陵王”金印外，最著名的是古南越王金印和滇王金印。

西汉南越王墓位于我国广东省广州象岗山上，是西汉初年南越王国第二代王赵眜的陵墓。

在秦末楚汉相争之际，时任南海郡尉的赵佗吞并桂林、象郡，于公元前203年建立南越国，定都番禺。南越国疆域基本就是秦朝岭南三郡的范围，东抵福建西部，北至南岭，西达广西西部，南濒南海。

从赵佗最初称王以后，南越国共传5代王，历时93年。开国之君赵佗僭称南越武帝，第二代王赵眜为赵佗次孙，公元前137年至公元前122年在位，在《史记》中被称为赵胡，僭称文帝，第三代王赵婴齐为赵眜之子，死后称明王，皆筑有陵墓。

赵眜的南越王墓劈山为陵，墓室仿照生前宅居筑成，后部主室居中，为墓主棺库主室，墓主身穿丝缕玉衣，随身印章9枚，最大一枚为“文帝行玺”龙钮金印，此外，还有螭虎钮“帝印”。龟钮“泰子”金印以及墓主“赵眜”玉印等。

南越王墓中金印是国内首次发现的汉代帝王金印，被称为“镇墓之宝”的是那枚“文帝行玺”金印，在传世或发现的秦汉印章中，未见一枚皇帝印玺，只有文献记载。

据文献所讲，帝印都是白玉质印、螭虎钮印，印文是“皇帝行玺”或“天子行玺”；而南越国赵眜这枚帝印却是金质印、蟠龙钮印，印文是“文帝行玺”。这是金印的独特之处，是南越国自铸、生前实用之印。

这枚“文帝行玺”金印是正方形，印台长3.1厘米、宽3厘米、高0.6厘米、通钮高0.6厘米，重148.5克，含金量非常高。印面呈田字格状，阴刻“文帝行玺”四个小篆体的字，书体工整，刀法刚健有力。

蟠龙钮是一条龙蜷曲的样子，龙的首尾和两足分置在四个角上，似腾飞疾走，印面槽沟和印台四周壁面都有碰撞和划伤的痕迹，而且还遗留着一些暗红色的印泥。

印台背上的龙，有些部位磨得十分光滑，说明这枚金印是墓主人生前日常行使王权的大印。

南越王墓“太子”金印和“右夫人玺”金印都不是龙钮，而是龟钮。“太子”金印也是首次发现，在传世印玺中未曾见过。其中“右夫人玺”金印通高1.6厘米，边长2.2厘米；“太子”金印通高1.5厘米，长2.6厘米，宽2.4厘米。

按秦汉礼制规定，只有皇帝、皇后的才能称“玺”，其他臣属的印是不能称“玺”的。皇帝用玺并非只有一种，而有多种。例如用于赐诸侯王的“皇帝之玺”、用于封国的“皇帝行玺”、用于发兵的“皇帝信玺”、用于册封外国的“天子之玺”等。

“皇帝玺”被视为“传国玺”，历代统治者视为保国镇疆之宝，正所谓“得宝者得天下，失宝者失天下”。而赵眜的“文帝行玺”是个人专用，不往下传，因此死后用于陪葬。

历史上发现的印不少，但大多是铜质、玉质或水晶质的，很少发现有金印，只有12枚，12枚金印中属东汉的有8枚，属西汉的4枚，仅南越国便占了3枚。

南越王墓的金器除金印外，还有金带钩、金花泡和杏形金叶，均是饰物。而金花泡普遍被认为是海外输入的“洋货”。

南越王墓中有一件白色的银盒特别引人注目，那闪闪发光的花瓣显得尤为突出。这个呈扁球形银盒，通高12厘米，腹径14.9厘米，重572.6克。在主棺室，盒内有10盒药丸。

从造型、纹饰和口沿的鎏金圈套等工艺特点看，银盒与我国传统的器具风格迥异，但与古波斯帝国时期遗物相似。经化学分析、研究，认为是波斯产品，银盒里的药丸很可能是阿拉伯药。因此，银盒并非南越国制造，而是海外舶来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南越王墓的银器除了银盒外，还有银洗、银卮和银带钩，都是越王室的专用器具。7件银带钩工艺十分精美，有5种式样、钩首有雁头形、龟头形、龙头形和蛇头形等。

特别是主棺室中的那件银带钩，通长18.4厘米，呈弓状，镶嵌宝石并饰以凸浮雕。龙头形的钩首饰以卷云纹和腾跃的飞虎。

复杂的纹饰，发光的宝石，通体鎏金，显得高贵华丽，是很好的工艺精品，反映了主人高超的制作工艺和审美观点，从中也可看出当时人们的生活风尚。带钩的用途，主要用于扣接束腰的皮带，还可以用于佩剑和钩挂刀剑、钱袋、印章、镜囊及各种饰品。

西汉南越王中，还发现了我国唯一的一件错金铭文铜虎节，堪称孤品。

它高11.6厘米，长19厘米，厚1.2厘米，造型生动有趣，铜虎为一扁平板虎，昂首挺胸，呈蹲踞之势；它露齿张口，弓腰瞪眼，威风凛凛，十分气派；其尾巴卷曲成“8”字形状，前后足下有浅槽，头和足的转折处及脸部的皱纹均以短线勾勒出来，十分清晰；铜虎全身黑色，但身上的斑纹颜色艳丽，是用贴着金箔片的弯叶形浅凹槽表示的，极富立体感。

“节”，在我国古代是一种信物，是使者持有的一种凭证。这件错金铭文铜虎节的正面有错金铭文“王命命车徒”5个字，说明这是一件调动车兵的信符，它应该是南越文王赵眛生前调兵遣将的令符。

发现于云南三晋宁石寨山古滇王族墓葬群的滇王金印，是公元前109年汉武帝赐予滇国国王的一枚金印，是古滇王国存在的证据。

距今2000多年前的公元前5世纪中叶至公元1世纪初，滇池沿岸曾经有过一个被称为“滇”的古代王国。据说是战国后期秦楚交战时，楚国将领庄蹻率军误入了滇地，被秦军断绝了归路而留在当地建立滇国。

长期以来，由于缺少文献记载，滇国的情况十分模糊。

《史记》记载，公元前109年，汉武帝为打通由四川经昆明通往西域的蜀身毒道，兵临滇国，滇国国王举国投降，归顺中央王朝，于是，汉武帝赐予他滇王之印，复长其民，同时在此设置益州郡，将其纳入版图。

这枚发现于墓漆棺底部的滇王金印通体完好如新。印作蟠蛇纽，栩栩如生地雕刻了一只身体蜷在一起的蛇，蛇背有鳞纹，蛇首抬起伸向右上方。

印面每边长2.4厘米，印身厚0.7厘米，通纽高1.8厘米，重89.5克。纽和印身是分别铸成后焊接起来的。文乃凿成，笔画两边的凿痕犹可辨识，篆书，白文四字，曰“滇王之印”。

我国云南自古便被称为“动物王国”。在潮湿多雨的森林里，就常有毒蛇出现，经常咬伤滇人。而且，蛇的前进速度很快，不好射杀，非常令当地人恐惧。慢慢地，滇人对蛇的恐惧又转化为一种崇拜，蛇的形象也成了象征平安的图腾，常常被装饰在青铜器当中。

滇王之印的存在，把一个虚无缥缈的滇王国真实地呈现在人们眼前。

到了汉代，银器的使用范围已较广，制作工艺有锤、錾刻、镶嵌、焊接、模压、浮雕、包金、掐丝等多种技法。容器如银、银合、银盘、银碗等均曾发现。小件服御器如银带钩、银指环、银钏、银铺首、银车马具等，数量更多。

其中造型最新颖的是上面所说齐王墓陪葬坑中发现的一件带盖的银豆，盖与腹均饰以花瓣形凸泡。同型之器在云南晋宁滇国墓与广州象岗南越王墓中也发现过。

这种以凸泡组成的花纹在我国非常罕见，然而在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金银器上却是常用的装饰手法。故上述数器或曾受到西方的影响。

齐王墓陪葬坑中还发现了两件西汉银盘，器腹均饰以鎏金花纹。而金花银盘即所谓“镂银盘”在唐代曾成为金银器中最主要的品种。齐王墓陪葬坑之例说明，这种技法在汉代已经出现了。

西汉时期，北方匈奴民族吸收汉文化的因素，出现了银匙、银箸等饮食器，用途扩大。造型和装饰艺术在继承战国遗风的基础上又有创新，出现了动物与自然环境的图案。

匈奴民族的金银器，造型独特、工艺精美，掀起了北方草原地区金银器发展的第一次高峰。

中原和南方地区的金银器，大体看来，与北方匈奴少数民族地区金银器的形制风格截然不同，多为器皿、带钩等，或是与铜、铁、漆、玉等相结合的制品，其制作技法仍大多来自青铜工艺。

此外，包金青铜器和以金、银镶错的技艺也十分兴盛，并有很多杰出的创造。

[旁注]

绿松石　因其形似松球且色近松绿而得名。是我国“四大名玉”之一，自新石器时代以后历代文物中均有不少绿松石制品，是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富资源的传统玉石。古人称其为“碧甸子”、“青琅秆”等.据推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和氏璧即是绿松石所制。

朱雀　亦称“朱鸟”，古代神话中的南方之神。又可说是凤凰或玄鸟。朱为赤色，像火，南方属火，故名凤凰。它也有从火里重身的特性，和西方的不死鸟一样，故又叫火凤凰。天界四大圣兽之一。

鎏金　一种金属加工工艺，亦称“涂金”、“镀金”、“度金”、“流金”，是把金和水银合成的金汞剂，涂在铜器表层，加热使水银蒸发，使金牢固地附在铜器表面不脱落的技术。鎏金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生产劳动中总结创造的工艺，始于战国。

刘向　原名更生，字子政，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的散文主要是秦疏和校雠古书的“叙录”，较有名的有《谏营昌陵疏》和《战国策叙录》，叙事简约，理论畅达、舒缓平易是其主要特色，流传下来的有《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书。

马蹄金　西汉时期称量货币。金质，一般重250克左右，相当于汉代的一斤。底面呈圆形，内凹，中空，状如马蹄。由汉武帝时协祥瑞而制。这种货币在具体使用过程中仍需称量，因此也是一种称量货币。马蹄金一般是用于帝王赏赐、馈赠及大宗交易的上币。

玺　“玺”是我国印章最早的名称。秦以前，无论官，私印都称“玺”。自秦代以后专指帝王的印。秦统一六国后，制定一系列等级制度，当时规定“朕”仅为皇帝专用，皇帝印章独称“玺”，其材料用玉，臣民只称“印”，且不能用玉。汉代基本沿袭秦制，但制度已略放宽，也有诸侯王、王太后称为“玺”的。

洗　我国古代实用物。洗，可作盆使用，亦可作釜使用，夜晚用作打更。洗的口沿外展，平底。腹部对饰两个铺首衔环，环子作提手使用。

豆　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名，像高脚盘，本用来盛黍稷，供祭祀用，后渐渐用来盛肉酱与肉羹了。作为礼器常与鼎、壶配套使用，构成了一套原始礼器的基本组合，成为随葬用的主要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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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金错银”工艺到了战国时期已经发展得十分成熟，不仅容器、带钩、兵器等使用“错金错银”，在车器、符节、铜镜和漆器的铜口、铜耳等处，也大量使用精细的“错金错银”纹饰。

因为这种工艺制作复杂，材质昂贵，所以当时也只有贵族才能使用。而东汉以后，盛极一时的“错金错银”工艺逐渐被当时的战乱淹没了。

传统金银技艺始终没有脱离青铜工艺的传统技术，直到汉代以后，我国金银器才开始走向它独立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