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腻而华丽的清代金银器

明清两代金银器越来越趋于华丽、浓艳，宫廷气息愈来愈浓厚。象征着不可企及的高贵与权势。

然而，明清两代的金银器，其发展轨迹明晰可见，但其分野之界亦是如此鲜明。大体上说，明代金银器仍未脱尽生动古朴，而清代金银器却极为工整华丽。在工艺技巧上，清代金银器那种细腻精工，也是明代所不可及的。

北京是明清两代皇帝居住的地方，也是一座举世闻名的古代艺术殿堂和宝库，其中有一件乾隆时期的稀世珍宝，名为“金嵌珍珠天球仪”。

天球仪，又名浑天仪、天体仪，是古代用于观测天体运行的仪器。我国古人很早就会制造这种仪器，用它可以直观、形象地了解日、月、星辰的相互位置以及运动规律。

这件金嵌珍珠天球仪是乾隆皇帝命令清宫造办处用纯金打造而成，通高82厘米，工艺精湛，极具奢华。天球仪的球径约30厘米，由金叶锤打的两个半圆合为一体，接缝处为赤道，球的两端中心为南北极。

北极有时辰盘，距赤道23度左右。赤道与黄道相交，相交点为春分、秋分。球外正立的圈为子午圈，球体上饰列星辰，位置分布得十分科学。

据乾隆年间的《仪象考成》记载，天球仪有3垣、28宿、300个星座，3242颗星。采用赤金点翠法，以大小不同的珍珠为星，镶嵌于球面之上并刻有星座的名称。比例恰当，位置准确，反映出清代我国高超的天文科技水平。

天球仪的支架成高脚酒杯状，用9条不同姿态的行龙支撑球体，上为4条头上尾下的腾龙擎住球体，下为头下尾上的倒海翻江的降龙，形成支架稳固球体，中间一龙连接上下部分，成游龙抱柱状。

9条行龙采用锤牒法，形成中空的圆雕，龙的表面则以抽丝法形成龙鳞、龙髯、龙睛的纹饰。行龙吞云吐雾，形态生动，细部錾雕精细，栩栩如生。

球仪的基座为圆形珐琅盘底座，通体以细丝盘出缠技花纹，嵌以烧蓝和淡蓝的珐琅釉，以丰富多彩的色调改变了纯金的单调。景泰蓝座足又以4个龙首为形，采用高浮雕法，极富装饰性。底座盘上是奔腾的海水波浪，托盘中心则是指南针。

支架的9龙与底盘4龙浑然一体，顾盼有神，与底座内奔涌的海水形成群龙共舞，翻江倒海的宏伟气势，科学的严谨和工艺的浪漫和谐集于一体，珠联璧合，是一件绝无仅有的艺术珍品。

乾隆朝是清代鼎盛时期，同时期欧洲的科学技术也进入大发展阶段。乾隆也对这种新奇的西方学科产生了浓厚兴趣，而且他更热衷的是繁复华贵的钟表与灵活奇巧的机械玩具。乾隆皇帝还将科技仪器礼制化，著录在册。

这件天球仪的最大特点，一是上面的星象应该说引进了西方的星等，可以看到上面的珍珠有大有小，上面最大的珍珠象征着天上最亮的1等星，然后依次往下降，最小的是天上的6等星。从这个仪器可以看出中西方文化相互交流的特点。

再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该器外面看是一个天球仪，但是天球仪的球壳里面实际是钟表的机心，在天球仪顶端南部有3个孔，这3个孔放进钥匙之后经过旋拧，天球仪就可以慢慢地旋转。

这样就不仅可以看到天球仪是一个天文仪器，还能够生动的看到它不断的旋转，演示出天球仪星象活动的景观。这也是乾隆时期做天球仪的一个新的发展。

在明代金银器的纹饰中，龙凤形象或图案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这一变化到了清代，更加推向极致。

如清代金镶玉龙戏珠纹项圈，高2厘米，直径18厘米，全器以金为皮，以玉为骨，以金裹玉，形成黄白相间的效果。

玉骨8条，或以金嵌宝相隔，或以龙首相隔。主体纹饰龙的刻画最为生动，戏珠龙张口拱珠，双目圆睁，角、发向后；边饰层次多，构图多样、繁复。全器运用了范铸、錾花、累丝、掐丝、炸珠、焊接、镶嵌等诸多工艺，复杂而细腻。

清代金银器保留下来的极多，大部分为传世品。器型和纹饰也变化很大，已全无古朴之意，同时反映了宫廷金银艺术品所特有的一味追求富丽华贵的倾向。

非常有代表性的再如乾隆皇帝御制国宝“金瓯永固杯”，它也是世界上金银器代表作之一，是我国极为罕见的周易吉祥宝物，富有巨大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极为珍贵。

“金瓯永固杯”寓意大清的疆土、政权永固。“金瓯永固杯”是清代皇帝每年元旦举行开笔仪式时专用的酒杯。

每当元旦凌晨子时，清帝在养心殿明窗，把“金瓯永固杯”放在紫檀长案上，把屠苏酒注入杯内，亲燃蜡烛，提起毛笔，书写祈求江山社稷平安永固的吉语，所以“金瓯永固杯”被清代皇帝视为珍贵的祖传器物。

制作金瓯永固杯，是大清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次造宝计划。其制作时间之长，工序之繁、艺技之精，动用人工之广，帝王重视程度之高，在我国造宝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

乾隆四年，大清内务府造办处建立，乾隆皇帝亲自挂帅，在全国3000能工巧匠中逐一挑选80名，开始一次有史以来最隆重的大吉宝物制作工程。

直到乾隆五十五年，即1790年，金瓯永固杯制作成功，所有参与“造宝计划”的人封官晋爵，监制者官封六品，工人官封九品，实属罕见。

金瓯永固杯，从制作工艺、造型设计，乾隆皇帝都亲自过问，数次修改。

据清《内务府活计档》记载，乾隆皇帝前前后后下圣旨十余道，比如：“金杯足子做象鼻子足子，镶珠宝，金杯刻‘金瓯永固乾隆年制’之款，钦此”，“耳子夔龙上各安大珠子一颗，两面每面安珠子五颗，中间一颗安大些，花头要圆的，再样呈览，准时再做，钦此”。

一个造宝工程，帝王连下10道圣旨，所有人封官晋爵，这在世界造宝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

据说当年最后一颗珍珠镶嵌完毕，出现日月同天、金木水火土五星连珠的天文现象，这种天象历来被认为是大吉大利。由此，“金瓯永固杯”一直是清代帝王镇朝传家之宝。

“金瓯永固杯”高12.5厘米，口径8厘米，足高5厘米，杯胎用八成金制成，杯的口边刻着回纹，杯前正中镌有篆书：“金瓯永固”，后面镌有“乾隆年制”共8个字。

整个杯造型别致，通体錾刻着缠枝花卉，玲珑剔透，上面镶嵌着36颗大小珍珠、红宝石、蓝宝石和粉色碧玺。杯的两边是双立夔耳，夔龙头上各嵌一颗珍珠，底部是三象首为足，外形呈鼎式。

就在“金瓯永固杯”造成的清乾隆五十五年，为了给弘历皇帝80岁寿辰祝寿，各省总督聚敛黄金，由宫廷匠人精心设计铸造了16只黄金编钟，算是“万寿节”的贡品，用以炫耀盛世豪富。

乾隆所铸的这套金编钟，共用了11439两黄金，打破了我国历代用铜铸造编钟的传统，而这其中最重的是“无射大金钟”，最轻的是“倍应钟”，铭文“康熙五十五年制”。将钟由低向高排列后，击之可以演奏出美妙的音乐。

平时，这一组金钟置于太庙中，遇有朝会、宴享、祭祀大典，才拿出来配合玉磐奏乐。古代编钟、编磬用体量大小区分音律，金编钟则造型划一，用厚薄不同来分出音阶，每枚钟面铸有阳文楷书律名。

钟的图饰同一，都以突起的纹划分三段：

上段是云朵；中段较宽，铸有神态飞动的行龙，龙头一律向左；下段是对角形云纹，平均分布着8个平头乳钉，是打击点。

金编钟造型雍容华贵，显示出宫廷乐器兼礼器的非凡气派。能用黄金铸造并能打击出不同的音色，因而成为精美的乐器，为世间罕有。

冠顶，又称顶子，是清代礼帽的顶饰，用以标志官员等级；分为朝冠用和吉服冠用两种。朝冠顶子共有三层：上为尖形宝石，中为球形宝珠，下为金属底座；吉服冠比较简单，分为球形宝珠和金属底座两部分。底座有用金的，也有用铜的，上面常常錾刻花纹。

如北京石景山发现的莲瓣纹金冠顶，高9厘米，底径3.9厘米，通体以金制成，上部镶嵌宝石，中间为球形，下部为莲瓣纹底座，为朝服冠顶。

此件冠顶以范铸为主要工艺，辅以錾刻、焊接等手法，通体共10层纹饰，以圆珠纹为间隔；纹饰凸起，呈半浮雕效果，主体纹饰简括粗放，辅助纹饰精巧细腻，整体绚丽美艳，雍容华贵。

清代金银器的造型随着器物功能的多样化而更加绚丽多彩，纹饰则以繁密瑰丽为特征。或格调高雅，或富丽堂皇，再加上加工精致的各色宝石的点缀搭配，整个器物更是色彩缤纷，金碧辉煌。

清代金银器的加工特点，可以用精、细二字概括。清代的复合工艺亦很发达。金银器与珐琅、珠玉、宝石等结合，相映成辉，更增添了器物的高贵与华美。

此外，清代还出现了在金银器上点烧透明珐琅，或以金掐丝填烧珐琅，以及金胎画珐琅等新工艺。这类作品在清宫和广东地区非常流行，造型华美，色调或浓郁，或雅丽，更增添了宫廷器物的富贵气息。

从风格上看，清代金银器既有传统风格的继承，也有其他艺术、宗教及外来文化的影响。正是在这种继承吸收古今中外多重文化营养因素的基础上，清代金银器工艺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从而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洋洋大观和多姿多彩。

清代传世品中，亦保留了不少各少数民族的金银器。这些金银器反映了当时各少数民族的传统风俗与爱好，具有明显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民族风格。

如北京门头沟区西峰寺清墓发现的藏文荷花金圆牌，直径7.7厘米，厚0.7厘米，圆形，边缘宽厚，中心錾刻图案，呈半浮雕效果。

圆牌一面为荷叶与盛开的荷花，荷叶满铺，盛开的荷花或正面，或侧面，间以茎秆穿插其间；构图饱满，疏密有致。运用范铸、錾刻等手法，图案造型准确生动，纹路刻画细腻顺畅，既具写实性又富装饰性。

圆牌的另一面正中为图案是汉字“寿”字，围绕“寿”字从左侧顺读为藏文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整件器物纹样寓意吉祥与美好。

1697年，清宫正式设立中正殿念经处，专管宫中藏传佛教事务，办造佛像。乾隆时期，由于乾隆对藏传佛教的浓厚兴趣，在皇室内外广建寺院、佛室，大造佛像。

当时清宫佛像制作先由中正殿画佛喇嘛按皇帝旨意画纸样，拨蜡样，经皇帝审看同意后，交造办处工匠铸造，乾隆皇帝监督造像的全部过程。从选材拨蜡样直至完成，画佛喇嘛、工匠需多次呈览，奉旨而行。

并且，乾隆时期，大量的藏佛精品由西藏进贡宫廷，宫廷造像也回返西藏，内地与西藏造像艺术密切交流，相互影响。

乾隆年间凭借朝廷的雄厚财力，由深通造像技艺的大喇嘛指导和各族工匠的精工细作，使清代宫廷造像工艺水平达到18世纪藏佛艺术的最后高峰。

很有代表性的一尊藏传佛教菩萨像，由纯度很高的黄金制成，通高88厘米，且佛身与莲座皆装饰华丽，嵌珍珠宝石，雍容华贵，尽显皇家气派，应是清王朝全盛时期由宫廷的能工巧匠制作而成。

这尊金菩萨盘发束髻，戴五叶冠，冠后僧带向两侧下垂，两眉之间有白毫，白毫就是眉间的痣，是智慧的标志。菩萨赤足站立在双层莲花座上，每瓣莲上嵌水晶一颗，莲座中间镶嵌珍珠一周。

菩萨肩披一条银质仁兽，据说这种形似小山羊的动物天性非常善良，常舍己救人，人们捕捉它时，不用带什么围猎工具，只要两个人拿着刀枪到树林中，看到仁兽就在它附近假装格斗，这仁慈的小家伙以为两人真的要打起来了，就会跑上前去劝架，站在两人中间怎么也赶不走，人们趁机将它捕获。

这件藏传佛教佛像是清朝国力鼎盛时期的产物，它表明了藏传佛教在宫廷的影响。

清朝贵族崇尚藏传佛教，宫中多供养密宗法器，比如坛城。坛城即梵语中所称的曼陀罗，佛教密宗认为这是圣贤集会修行的地方。

《国朝宫史》载，乾隆二十六年皇太后七十大寿，于年例恭进外，每日恭进寿礼九九，第三日恭进寿礼中有一九供器，为8件银镀金八宝及一件“毗耶净域银镀金坛城一座”组成。

由此可见，在清宫，坛城可作为祝寿的恭进礼品，清宫遗留坛城颇多，金坛城却极少，如这件金坛城，城高20厘米，座高14.5厘米，直径17厘米。其制作之精工，无以复加，不仅体现了一流的工艺水平，而且具有相当的宗教价值，实为珍贵。

金坛城为圆形，正中台基上为正方形经殿，四面有门，殿内坐大威德及众贤，殿顶为多层塔状，塔周伞幢林立。城基外侧雕錾缠枝莲花，上下饰有金珠焊缀而成的联珠纹，坛顶边缘外圈饰垒丝制成的八大尸林，中圈为火焰，内圈则排列护法杵。

金质坛城存世数量极少，此件则由清宫造办处仿照藏传佛教坛城制造。金坛城采取逐步升高缩小的封闭式结构，营造出一种仙山楼阁、是可望不可即的神话境界。城基为比例硕大的圆柱体，顶上围绕的八大尸林却极为纤小，使城基周围绿松石镶嵌的密宗法器更觉巨大神秘，暗示着法力无边。

坛城中央又有方形台座，顺四面梯形台阶而上，可至方形宫室门前，其屋顶又变为圆形，最后再转为更小的方形结构，如此不断的方圆交替，使整座坛城有如腾空而起的仙城，引人无限遐想。

清朝时期的金银器有成批的发现，多为清廷公主下嫁蒙古王公的陪嫁品，类别单一，但做工精湛。装饰品占大宗，多见头饰和手饰，纹饰有龙、凤、鹿、蝴蝶、梅花、菊花等，因器施画。

有件清金錾花扁壶，高20.3厘米，宽14厘米，厚0.5厘米，口径4厘米。八成金。体为扁圆形，圆口，直颈，扁圆腹，扁方足。

颈以回纹为地，上饰三周弦纹，两侧饰夔龙耳。腹部两面纹饰对称，均以宝相花和夔龙为主体纹饰。壶身侧面及足部亦以回纹为饰。工艺技法以錾刻为主，金壶上錾刻图案使其凸显豪华富丽。

[旁注]

浑天仪　在我国历史悠久，有人认为西汉落下闳、鲜于妄人、耿寿昌都造过圆仪，东汉贾逵、傅安等在圆仪上加黄道环，改称“黄道铜仪”。而最早的是东晋史官丞南阳孔挺在323年所造的两重环铜浑仪，这架仪器由六合仪和四游仪组成。到了633年，李淳风增加了三圾仪，把两重环改为三重仪，成为一架比较完备的浑仪，称为“浑天黄道仪”。

《周易》　是我国古哲学书籍，亦称易经，因周有周密、周遍、周流等意，被相传为周人所做。是建立在阴阳二元论基础上对事物运行规律加以论证和描述的书籍，其对于天地万物进行性状归类，天干地支五行论，是华夏五千年智慧与文化的结晶，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亦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

万寿节　皇帝的诞辰日称为万寿节，取万寿无疆之义，是个全国性的节日。万寿节当日皇帝御殿接受王公百官的朝贺及贡献的礼物。

珐琅　又称“佛郎”、“法蓝”，其实又称景泰蓝，是一外来语的音译词。珐琅一词源于我国隋唐时古西域地名拂菻。当时东罗马帝国和西亚地中海沿岸诸地，制造的搪瓷嵌釉工艺品称拂菻嵌或佛郎嵌、佛朗机，简化为拂菻。出现景泰蓝后转音为发蓝，后又为珐琅。

八宝　又称八吉祥，是一种典型的含有宗教吉祥意义的瓷器装饰纹样，指法轮、法螺、宝伞、白盖、莲花、宝瓶、金鱼、盘肠结八种图案，分别代表佛法圆轮、佛音吉祥、覆盖一切、遮覆世界、神圣纯洁、福智圆满、活泼健康和回贯一切，被藏传佛教视为吉祥象征。

密宗　又称为真言宗、金刚顶宗、毗卢遮那宗、秘密乘、金刚乘。综合各国的传承，统称为“密教”。8世纪时印度的密教，由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祖师传入我国，从此修习传授形成密宗。此宗以密法奥秘，不经灌顶，不经传授不得任意传习及显示别人，因此称为密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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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金银器丰富多彩，技艺精湛。其制作工艺包括了范铸、锤打、炸珠、焊接、镌镂、掐丝、镶嵌、点翠等，并综合了起突、隐起、阴线、阳线、镂空等各种手法。

同时，在清代，民间许多金银饰品在专营店已能买到，金银制品不再为上层社会和官府所垄断，说明金银器的大众化程度很高。

应该说，清代金银工艺的繁荣，不仅继承了我国传统工艺技法而又有所发展，并且为后来金银工艺的发展、刨新奠定了雄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