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气质与性格

毛泽东与陈独秀在儿童启蒙时代，都有一个粗暴而严厉的教育长者—— 毛泽东的父亲、陈独秀的祖父。两人都进行了坚决的反抗，反映出两人都有反抗强暴的坚强性格，但是，在斗争的方式上，两人有很大的差别。

陈独秀出生书香门第，但他家前辈的功名从未显赫过。祖父是候补知县， 但无实缺。父亲讲究实学，慷慨有大志，但中秀才后，屡困考场，终身不得志，一直在外做塾师。这样的家庭唯一崇尚的是科举，读书做官就是他们的训子之道。从 6 岁起，陈独秀就由祖父教读。由于他智商不凡，老人对他期望甚高，恨不得一年之中把四书五经都让他读完。可是聪明者往往个性强， 陈独秀不喜欢这些经书，尤怕背《左传》。于是，每当背书背不出来时，祖父就生气，而使他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的是，孙子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也不讨饶。他不只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

① 《给黎锦熙的信》（1918 年 6 月）。

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背后又对乡人说：“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毛泽东的父亲对儿子很苛刻。毛泽东 6 岁时，就开始干农活，8 岁开始上学，但早晚还要下地劳动。毛泽东刚认识几个字，父亲就要他开始记账。13 岁，他终于离开学堂，开始整天在地里帮长工干活，白天做一个全劳力的活，晚上替父亲记账。他说：父亲“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给我们吃的又是最差的”。同时，当时的国文老师也是“态度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对此，毛泽东先是采取“罢课”的办法，表示抗议。10 岁时，有一次，他逃学了，但不敢回家，怕挨打，在外面乱跑了三天，结果得到了胜利。回来后，“我父亲比以前稍微体谅一些了，老师也比较温和一些。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有一次，他还以“跳水”相威胁，反抗父亲的压迫。13 岁时，有一次他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父子两人在客人面前争论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我骂了他， 就离开了家。⋯⋯父亲赶来，一边骂一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旁边， 恫吓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提出了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认错，我表示如果他答应不打我， 我可以跪一条腿磕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毛泽东接着说：“我从这件事认识到，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①

在这里，可以看到他后来提出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原则的最初源头。同时，毛泽东又是一个很会运用策略的人， 他说，我家分成两个“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他与父亲斗争时尽量利用这个“统一战线”，节节胜利。“回想起来，我认为我父亲的严厉态度到头来是自招失败。我学会了恨他，我们对他建立了真正的统一战线。”后来，他还发现一个同父亲辩论的有效方法，就是用他自己的办法，引经据典地来驳他。“父亲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我就引用经书上长者必须仁慈的话来回敬。他指摘我懒惰，我就反驳说，年纪大的应该比年纪小的多干活，我父亲年纪比我大两倍，所以应该多干活。我还宣称：等我到他这样年纪的时候，我会比他勤快得多。”

以上表明，毛泽东从小就是一个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的人，懂得运用策略来实现自己的计划；而陈独秀在这方面逊色得多。最明显的例子是后来与共产国际、斯大林的关系处理。

毛泽东能识别共产国际斯大林路线的正确与错误，正确的执行，错误的坚决抵制，而且，在抵制和批判错误时，不采取公开直接打击的方法，而采取间接打击的策略，即只批评中国党内执行错误路线的人。这是为了在当时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两大阵营的斗争中保持革命阵营内部的团结，以利于对敌斗争；同时党中央又认为：“由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主张，是被某些中国同志所接受和实行的，中国人自己应当负责，所以我们党⋯⋯没有把责任推到斯大林身上。”党中央还说：“我们进行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分清是非， 接受教训，推进革命事业。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只要改了就好。⋯⋯我们采取

① 《西行漫记》第 108 页。

的方法是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正常方法，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因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①毋庸讳言，也是因为国际共运的历史造成了苏共和斯大林的特殊地位，即他们与各国兄弟党的不平等地位，为了保护我们中国党免遭如南斯拉夫那样因触犯斯大林“老子党”的“尊严”而受到的那种制裁。如毛泽东在 1957 年参加莫斯科十二国共产党会议时对南斯拉夫代表团的卡德尔所说：“你们还经常攻击斯大林，我们不攻击他。可是我要告诉你们，斯大林给我们制造的损失，所做的坏事，要比给你们的多得多。然而，他今天在世界上是一个有分量的人物，为什么要惹这样一个人物来反对自己呢？”②这是一种很高明的斗争策略。

陈独秀则要么不能识别或忠实执行斯大林的错误指导，如在 1924 至1927 年的大革命运动中；要么公开反对共产国际斯大林的路线，不管这条路线中是否有正确的成分，如 1929 年后进行的托派运动。

通过以上对比，就可明白为什么两人后来同为中共领袖，而陈独秀始终是个“书生”，虽然他对中国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但不能引导它到胜利， 而且连自己也保护不了，最后是悲剧下场。毛泽东则是一个政治家，他懂得什么叫政治，知道怎样运用策略去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他既能引导革命航船驶向胜利，又能很好地保护自己。

① 《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1963 年 9 月 12 日。

② 《卡德尔回忆录》第 173 页，新华出版社 1981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