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中的先锋与旗手

“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毛泽东在 1945 年还这样以崇敬的口吻，高度评价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历史功绩。从

1915 年《新青年》创刊，掀起中国近代启蒙运动即新文化运动，到 1919 年五四爱国运动，中国历史界称为“五四运动时期”，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伟大而进步的转折时期。一切阶级、阶层、党派和个人，都在这个时期中受到严峻的考验。如上节所述，从《新青年》开始，毛泽东就开始追随陈独秀的足迹，而在五四爱国运动中，他更是步步紧跟，领导起湖南的斗争。如果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旗手，那么，毛泽东则是先锋。

1919 年 3 月，毛泽东从正在风起云涌地酝酿着五四运动巨大风暴的北京回到长沙后，立即发动并领导起响应北京的湖南五四爱国运动。从此，毛泽东正式地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政治斗争的舞台。可以说，毛泽东走上政治舞台时，带着陈独秀的许多影响。5 月 28 日，在他的推动下，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6 月 2 日，该会议决定从 3 日起，全省学校学生一律罢课。7 月 9 日，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湖南学联发起的湖南各界联合会成立。联合会以“救国十人团”为基层组织。月内，“救国十人团”迅速发展到四百多个。

14 日，毛泽东仿效《每周评论》，创刊了湖南学联机关报《湘江评论》，并完全以陈独秀当时指导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思想为方针，宣称该刊“以宣传新思潮为宗旨”。

当时陈独秀指导五四运动的旗帜依然是“民主”，总方针是“民众直接行动”，并且受了俄国二月革命推翻沙皇政府和十月革命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两次民众行动夺取革命胜利的鼓舞，对本国这次斗争获得胜利颇为乐观。例如，5 月 4 日，即北京学生上街游行第一天，陈独秀发出“人民起来直接解决”的号召。他在《两个和会都无用》的战斗檄文中说：“上海的和会，两方面都重在党派的权利，⋯⋯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6 月 9 日，陈独秀亲自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在提出深入推动五四运动、把矛头直接指向北洋政府暴力机关的五条“最低要求”后宣称：“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陈独秀当天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时，被反动的北洋政府逮捕。他在被捕后，表现了英勇不屈的精神，如他在被捕前一天写的题为《研究室与监狱》文章中所表示的，他要把监狱变成“世界文明的两大发源地”之一，坚决为真理而斗争，为“创造世界文明”而斗争。他教导青年：“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毛泽东遵循陈独秀、李大钊的指导思想，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说：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

要怕，资本家不要怕。”他也提倡平民主义，主张用民众的力量反对各种强权，用群众联合的方法，向强权者做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无血革命”。

全国各界立即掀起营救陈独秀的运动。毛泽东也加入营救行列。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号发表的重要文章《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对陈独秀的革命精神和对陈独秀的崇敬心情发挥到了更高的境界。文章在介绍了陈独秀被捕经过和全国营救陈独秀、盛赞其几年来提倡新思潮的功绩后表示：“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现在的中国，可渭危险极了。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前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甚么的结果。陈君平时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德莫克拉西’（民主）。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了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加给他。⋯⋯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愈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陈君原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最后他甚至高呼：“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从这篇文章中看到，毛泽东对陈独秀的崇敬，经过了《新青年》初期的“楷模”、1918 年北京拜访时“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已经进入到唯其独尊的“思想界的明星”的程度。同时也表明，陈独秀当时在中国在毛泽东心中威信是非常之高的，而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思想主张及革命精神的理解与推崇也是无与伦比的。所以，在 1945 年 4 月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即在陈独秀后来犯了严重错误，甚至与当时被视为反革命的托派相结合，被开除党籍，党内大多数同志揪住他不放的情况下，毛泽东还特地为他辩护，对他五四时期的功绩给予很高的评价，称“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从“思想界的明星”到“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可见，虽然经过了 26 年的巨大变迁，毛泽东对陈独秀往日的崇敬心情依然没有改变。

接着，在第二期至第四期《湘江评论》上，毛泽东又连载重要文章《民众大联合》，发挥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提出的“民众直接行动”的思想，指出民众大联合是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文章歌颂了俄国“劳农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等群众运动，号召工人、农民、学生、教师、警察、车夫各色人等联合起来，仿效别国方法进行革命。同时，文章又认为“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前，在总结辛亥革命等旧民主主义革命经验问题上，两人所以在观点上达到了一致，可以明显看出后者受了前者的影响，并且在某些方面超出了前者。而在论述上，陈独秀比毛泽东还要深刻，这是因为他

亲身参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全过程，毛泽东则只参加了辛亥革命新军半年。

《民众大联合》和《湘江评论》上的其他文章还表明，与去北京前相比，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他哀叹中国缺少像托尔斯泰式的大思想家，还要探求“大本大源”来救中国。现在他的调子完全变了，在《湘江评论》上大力提倡解放思想，反对宗教、文学、政治、教育、经济、思想、国防等各个领域里的强权，并统统用民主和科学来改变和打倒这些强权。这些文章的思路与陈独秀是一样的，甚至有的语言也相同。

正因为《民众大联合》的思想与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激进派的观点一致，或者说在更大的范围内，宣传了他们的思想，所以该文一发表，立即引起北京的注意。当时陈独秀正在狱中，《每周评论》由李大钊和胡适主持，李在接读《湘江评论》创刊号后，认为是当时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刻的一种刊物。胡则在《每周评论》“介绍新出版物”栏内撰文介绍，说

《湘江评论》是自己的朋友，“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他特别重视《民众大联合》一文，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民众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①这些情况，陈独秀在 9 月出狱后，当然是注意到了。所以他接着主编的第七期《新青年》中，收登一篇文章《长沙社会面面观》，在介绍长沙五四运动中出现了十多种白话新思潮周刊时说： “最有力的就是《湘江评论》。”

特别是陈独秀出狱时，《湘江评论》出了五期后被查封，毛泽东接着主编第七期以后的《新湖南》杂志，他一改该杂志原来保守的风格，继承《湘江评论》的精神，对张敬尧的残暴统治开始作正面的攻击，并宣称：“本报第七号以后的宗旨是：一、批评社会；二、改造思想；三、介绍学术；四、讨论问题。第七号以后的本报，同人尽共力所能，本着这四个宗旨去做；‘成败利钝’，自然非我们所顾。因为我们的信条是：‘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这年 12 月出版的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立即予以介绍，全文刊登上述宗旨，并介绍第七期的内容，评论说：“其中精彩真是不少。最要的如《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洋洋数千言，说的很透。又有评假冒新招牌的《新中国》杂志，及《哭每周评论》、

《工读问题》等，都是很好的。”上述毛泽东写的办该杂志的“信条”其精神与语气，与陈独秀写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是一样的。

毛泽东这时受陈独秀、李大钊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影响之深，还表现在他发表在与《湘江评论》第二期同日出版的《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一号上《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健学会也是当时受新文化运动影响产生的进步组织，由湖南教育会长陈润霖邀集湖南省学校教职员徐特立（孤儿院院长）、朱剑凡（周南女校校长）等发起，成立于这年 6 月。孩会“以输入世界新思潮，共同研究择要传播为宗旨”。毛泽东的文章借介绍“健学会”为名，发挥上期《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的思想和陈独秀批判孔子之道“扼杀自主自由之人格”，使人人沦为”奴隶”，因此“不适用于现代生活”的论断，宣传民主与科学，集中批判孔子和迷信。文章借赞扬戊戌维新时期湖南思想活跃为名，指出中国思想界存在着自大、空虚、以孔子为中心等弊端，批评这

① 《每周评论》第 36 期。

种思想“多是空空洞洞，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不容易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特别是孔子，单就其统治中国思想界不能自由、使人们做了两千年偶像的奴隶这一点来说，也是不能不反对的。因此，文章大力提倡“研究”和“批评”的精神和学术的自由讨论，认为没有批评的精神，就会做人的奴隶。

由此看到，毛泽东主编《湘江评论》，紧随陈独秀、李大钊的思想，刻意模仿《新青年》和《每周评论》，而陈独秀又反过来提携和支持毛泽东。南与北互相照应。这时的毛泽东，把陈独秀当作“楷模”来模仿，当作“明星”和“大哲学革命家”来崇敬，是他思想的最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