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排王明右倾投降

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存在着两种路线、两套办法、两个前途的争论。这就要求共产党必须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在党内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反对只讲团结不讲斗争的右倾迁就主义。

1937 年 8 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举行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讨论政治、军事和国共两党关系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并作结论。在报告中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任务及国共两党的关系，指出抗日战争的持久性，提出红军的基本任务和战略方针，强调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他说：我们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他说：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线下的相对独立自主的指挥；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山地战要达到建立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小游击队可到平原地区发展。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就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要保持高度的阶级警党性。红军主力是否全部出动，要依情况决定，有必要留一部分保卫陕、甘、宁边区。

会议对所讨论的问题基本取得一致意见，只对八路军的作战原则存在一些不同认识。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主要内容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抗日外交政策；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改良人民生活；抗日的教育政策；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抗日的民族团结。这十大纲领是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是我党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反对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基本方针。

会议决定，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增加为 11 人，毛泽东为书记（实际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实际称副主席）。

洛川会议是在抗日战争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制定了与国民党领导集团所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不同的全面抗战路线，决定按照独立自主的原则实行以山地游击战为主的方针，以转变军事战略。这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争取抗日战争的人民胜利结局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感召下，中国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了起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朱德、彭德怀指挥下，一一五师、一二○师和一二九师先后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与日本侵略军作战。9 月 25 日，一一五师首战晋东北乎型关，歼灭日军坎垣师团 1000 多人，击毁汽车一百余辆，缴获了一批辎重和武器。平型关战斗，是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寻歼敌人而第一次取得的大胜仗。它打破了日本的“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打乱了日本侵略军的进攻部署，树立和巩固了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10 月 19 日，一二九师夜袭阳明堡飞机场，毁坏敌机二十余架，歼敌百余人。为了阻击西进迂回太原的日军两个师团，配合友军忻口战场，一二九师开进娘子关附近，先后进行长生口、七亘村、黄崖底等战斗，歼敌近千人。一一五师又在广阳镇伏击歼敌千余人。这些战斗，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支持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的威望，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一二○师东渡黄河后进入晋西北管涔山区发动群众，首先开辟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接着又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随后又不断发展联成一片，成为晋绥抗日根据地。

以上这些事实已充分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制定的抗日战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符合中国抗战实际的，是行之有效的，因而也是正确的。

1937 年 11 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被派回国，以贯彻共产国际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在他回国之前，共产国际书记处于 8 月 10 日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中国抗战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认为，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小，中国的抗战应该依靠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要运用法国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阵线，一切经过人民阵线”的经验，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他提出：中国共产党面临政策和策略上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担心能否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任务，“需要能在国际形势中辨明方向、有朝气的人去帮助中共中央”。①此人不是别人，正是王明。

王明在共产国际 6 年，同季米特洛夫朝夕相处，关系非同一般。季米特洛夫和他的捷克妻子所生的唯一儿子已在战争中牺牲，膝下无子，很喜欢王明夫妇在莫斯科生的大女儿王芳妮，常常把她当作亲生女儿看待。王明夫妇1937 年 11 月回国，就把王芳妮留给季米特洛夫作养女。季米特洛夫针对王明“要权”“争权”的特点，非常诚恳地提醒他，要注意不要回去“争权”。在他离开莫斯科前夕，季米特洛夫还特意约见王明、王稼祥（由延安赴莫斯科治病的）等。关于季米特洛夫谈话的内容，王稼祥 1941 年 10 月 8 日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发言谈到：“季对王明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

① 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发言，见《中共党史研究》1988 年第 3 期第 81

页。

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 “对于中国党的路线，我的印象没有听过国际说过路线不正确的话。”②

曾任任粥时驻共产国际代表时的秘书师哲，他的回忆文章写道，有一次季米特洛夫同弼时谈话说，在王明回国前，他们就提醒过王明：虽然你在国际工作了多年，而且是执委成员和书记处书记之一，但你回去并不代表国际，而且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口去以后，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①

共产国际虽然此时已经实际承认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在共产国际七大把毛泽东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但对于毛泽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强调独立自主原则仍很担心。共产国际这种担心是不切合中国抗战实际情况的，他们举荐的法国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阵线，一切经过人民阵线” 的经验，也并非是成功的经验。那末，共产国际这些意图王明是如何理解的呢？请看王明回国后同王稼祥的一次对话。王明说：“对于国内的斗争情况，我也有所了解，现在的局面很好嘛！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已经形成，以后我们可以公开合法地开展党的工作，发展革命的力量。蒋介石能够再次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这是大好事，只要他愿意合作抗日，我们就可以听他的。” 王稼祥知道西安事变前后蒋介石的拙劣表现，并反问他：“你以为蒋介石这样的人，能够真正合作和积极抗日吗？我们党能全听他的吗？”王明甚至说： “我说过了，只要他抗日，我们当然应该听他的，不仅听，还要绝对服从，不然叫什么统一战线！”

王明于 1937 年 11 月底回到延安，中共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等前往机场热烈欢迎。毛泽东还以“饮水思源”为题致欢迎词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做‘喜从天降’。”这表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是多么真诚的愿同他们通力合作开创抗战新局面呀！

可是，王明回到延安后，积极推行共产国际的“新政策”。他反对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处处以国际代表和领袖自居，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他有一个讲话，很有煽动性。他说：我们能回来，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斯大林派回来的；其次他讲，我们几个人都是中国共产党派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没有什么地方值得欢迎的，应当欢迎的是毛泽东同志，并举了几个例子加以说明。在李德看来，王明在到延安后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的讲话，“可以被看作是对毛的党内政策以及全国政策的十分谨慎的批评”。按张国焘的说法是：“王明当时严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

王明到达延安才 10 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延安举行 6 天会议。他按照共产国际的基本观点，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长篇报告，虽然在坚持联合国民党抗战问题上发表了一些正确意见，但在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主张。概括起来是：（1）在对形势和统一战线内部力量的估计上，美化和夸大国民党的进步，反对以左、中、右来划分国民党，反对说国民党是片

② 徐则诰《王稼祥对六届六中全会的贡献》，载《文献与研究》1986 年第 4 期。

① 师哲《我们党的红管家——回忆任弼时同志》，载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六十周年纪念文选》第 363 页。

面抗战，否认国民党中法西斯势力的存在，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身上；（2）反对提无产阶级领导权，反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3）在军队问题上，虽然也谈到八路军如何保障独立性问题，但主张实行“五统一”，“受蒋统一指挥”；（4）在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问题上，主张到国民党政府去登记、立案，取得合法和统一；（5）反对改造旧政权、旧军队，反对建立抗日人民政府；（6）反对游击战，主张正规战。这次政治局会议由于毛泽东等的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没有形成决议，但王明这些右倾主张，是打着传达共产国际精神的旗号的，因而迷惑了一部分人，对以后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和损失。

毛泽东在七大时总结说到：“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①

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召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规定了中共七大召开的时间、任务和议程，决定成立由 25 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王明为书记和秘书处成员。会议决定增补王明、康生、陈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因蒋介石急于了解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战特别是对国民党的态度特邀王明赴武汉一谈，因此会议决定王明会后即去武汉，但应很快回中央（延安）工作。

追求牡丹之所为的王明，历来害怕环境艰苦，蒋介石邀他去武汉大城市是求之不得的。王明在延安只住 10 天，就去武汉了。由于王明会后立刻去武汉，只担负中共长江局的领导工作，中共中央的整个工作仍在毛泽东等的领导之下，所以，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主要在局部地区发生直接影响。而且，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也逐渐被广大的党员干部所接受。

王明到武汉以后，不仅在政治上极力推行他的右倾投降主义，而且俨然以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代表自居，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不经请示，即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发出指示，把待中共中央长江局另搞一套，在组织上闹独立性。（1）1937 年 12 月 25 日，长江局以中共中央名义在武汉发表了《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未经中央审查批准即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在组织上是不妥当的；1938 年 3 月 21 日，王明起草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

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未经中共中央同意，他就于 3 月 24 日擅自送交国民党。（2）12 月政治局会议决定，王明去武汉后应很快回中央工作，后因蒋介石留他“在汉相助”，便一直留在武汉；1938 年 2 月他回延安后，毛泽东在 2 月 27 日到 3 月 1 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在今天的形势下，王明不能再到武汉去”，但王明执意重返武汉，会议虽然同意他同凯丰去武汉，但明确指出“王明同志留一个月再回来”；可王明去后未执行这一决定；用他自己后来的话说：“不愿留在延安工作”。（3）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了《论持久战》的讲演，批驳了“亡国论”、“速胜论”，

①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第 231 页。

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要经过战略退却、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最后胜利是中国人民的。这是中共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战略战术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文献。7 月上旬，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要他们在《新华日报》上刊登这一重要文献，可是王明等借口文章太长不予登载。随后中共中央再次致电长江局，要他们分期刊登，但王明等仍不同意。由于同样的原因，《群众》周刊也未刊载。同年夏，他写了一首评毛泽东《论持久战》中“错误” 的诗：

四亿弗凭斗志衰，空谈持久力何来？一心坐待日苏战，阶段三分只遁牌。

在第三句下还特别加注说：“此处指毛泽东假抗日，真反苏，坐待日苏战争。”

王明把持中共中央长江局破坏党的纪律和统一、反对毛泽东的这一套，在当时人们都是知道的，甚至连李德也在《中国纪事》中写道：“我们把华中局（应是长江局，下同——引者注）叫做‘第二政治局’。事实上以后在华中局和延安中央委员之间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分工，华中局贯彻的是 1937

年 12 月决定的并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支持的统一战线的路线，而毛泽东在延安却采取了他自己的政策。”

王明在武汉时仍然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根本不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看在眼里，搞他的右倾投降主义。他的错误，一度在其主持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和项英负责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以及新四军的工作中造成恶劣的影响，严重地阻碍了人民革命力量在长江流域的发展壮大，并导致了 1941 年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的严重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