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结构与思想历程的区别

由于成长环境不同，两人所受的教育和知识结构也是不同的，从而形成两人不同的思想历程。

陈独秀出生在书香门第，父亲在他 3 岁时去世，因此从 6 岁开始，他由祖父教读四书五经。虽然他不喜欢这些经书，爱读《昭明文选》，自称“选学妖孽”。但经书在当时是通向科举的唯一途径，再加上祖父极其严厉的管教与母亲用眼泪的劝说下，他对旧学还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8 岁时参加县、府、院三级考试，竟得了第一名，成为秀才。然后，由于维新运动的影响，新学校的出现，他受到一段新式教育，阅读梁启超办的《时务报》等，一度信仰改良主义；在大庭广众之中，与乡里督儒辩论，为受到攻击的“康先生辩护”，自称“康梁派”。接着，由于受甲午战败和八国联军侵华的刺激，用他的话来说：“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我便去各国，查看一番。”①于是，从 1901 年开始，他先后五次去日本留学，大量阅读介绍西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书报，特别研究使西方国家富强的政治学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受到刻骨铭心的影响，成为他 1920 年接受马克思主义前的人生指南。

1902 年春陈独秀即回国，在安庆创设藏书楼，组织励志学社，传播新知，启发民智，宣传爱国，鼓吹革命。不久因被政府通缉，再次赴日，并联络张继等人成立“青年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成为“日本留学界中革命团体之最早者”。陈独秀从此转变为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① 《说国家》。

这时，孙中山的兴中会已经成立，黄兴等人的华兴会与蔡元培等人的光复会正在酝酿，同盟会还未组成。陈独秀在建立起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信仰后，参加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全过程：1903 年，发起并领导了安徽的“拒俄运动”；1905 年，参与策划了吴抛谋炸清廷出国五大臣事件；1911 年，参加辛亥革命中光复浙江、安徽的斗争；1913 年，又参加反袁斗争等等。同时，除了“青年会”外，他又参加了暗杀团（光复会前身）、亚洲和亲会、欧事研究会等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和宣传民主主义思想的刊物《国民日报》、

《甲寅杂志》等的编辑工作。他自己还亲自创办并领导了类似的《安徽俗话报》、《新青年》、《每周评论》报刊，和“安徽爱国会”、“岳王会”反帝反清团体。他任会长的岳王会，以芜湖为总会，在安庆，南京设分会，势力一度相当可观，“大者聚徒数万，小者结党数千”，培养了许多坚贞革命、至死不屈的领导骨干，为日后同盟会在江淮地区的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他亲自发动并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历时数年，更在中国近代史上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受教育的情况、知识结构与思想轨迹，与陈独秀不一样。

首先，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研究比较长比较深。虽然他与陈独秀一样，不喜欢四书五经，但他从 9 岁进私塾开始很系统很用心地熟读了

《三字经》、《幼学琼林》、《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旧学经书。青年时期又选读了《纲鉴类纂》、《史记》、《汉书》等。可贵的是，他读这些旧书时，能够做到口诵心解，深刻领悟；既不囫囵吞枣，不求甚解，也不崇信受害。在后来接受进步思想后，他能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鉴别，分清精华和糟粕；使新旧结合，中西合壁。

已如上述，在学习这些“旧学”的同时，毛泽东还认真读了《水浒》等许多旧小说，成为他知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 17 岁开始，毛泽东学习“新学”（现代文化科学知识），特别是如饥似渴地阅读研究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书报，如《盛世危言》、《校邠庐抗议》（冯桂芬著）、《新民丛报》以及宣扬“大同”思想（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的康有为、谭嗣同和明末清初湖南伟大的爱国主义思想家王船山（与黄宗羲、顾炎武齐名）的著作。深受影响，在接触陈独秀之前，他把康梁当作自己人生的“楷模”。同时又崇拜非暴力主义的“大哲学革命家”托尔斯泰和谭嗣同。

1912 年 19 岁那年，毛泽东一度从学校退学，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日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书，约半年时间，广泛涉猎了 18、19 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书籍，特别研读了翻译的亚当·斯密《原富》、孟德斯鸠《法意》、卢梭《民约论》、约翰·穆勒《穆勒名学》、赫胥黎《天演论》和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方面的书，还读了一些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书籍，并第一次看到一张世界大地图。于是，毛泽东眼界大开，思想深受影响。他后来说：“我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

两年后，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开始接受一批具有西方进步思想的教员的教育，特别是后来成为他岳父的杨昌济，对他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主要是在个人的道德修养和治学方面，政治上依然信仰康梁，也分不清他们与孙中山革命派的区别。有一次，他看到同盟会办的《民立报》上刊登的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的事迹和同盟会纲领，非常感动，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墙上，主张从日本召回孙中山来作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作内阁总

理，梁启超作外交部长。这是他第一次公开发表政见。接着，1915 年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创刊后，经杨昌济的介绍，毛泽东立即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于是毛泽东受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影响开始突出出来。两颗巨星的思想与运行轨迹开始接近。

毛泽东接受陈独秀《新青年》宣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影响，突出地表现在 1917 年写的读《伦理学原理》的长篇批注中。《新青年》和陈独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而其内容又以西方的“人权说”和“进化论”为核心，宣传“个人独立主义”，即人人都应有“独立自主之人格，平等自由之人权”，猛烈抨击抹杀个人独立人格的儒家伦理纲常学说，鼓吹“解放”和“竞争”的观念；与此相适应，他提倡人生“实利主义”与教育上的“现实主义”。毛泽东在批注中，突出强调个人的价值，主张“唯我论”，提倡个性解放。他写道，自己在伦理学上有两个主张：一为个人主义，一切生活动作，一切道德，都是为了成全个人。一为现实主义， “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同时，他也开始推崇竞争的作用： “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

这里他第一次改变原先推崇的“大同”境界和人人皆为圣人的观点。他说：“吾知一入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矣。”“吾尝梦想人智平等，人类皆为圣人，则一切法治均可弃去，今亦知其决无此境矣。”

此外，毛泽东还受到过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实为无政府主义的江亢虎、朱谦之的影响，参加过上海工读互助团、长沙新村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活动。

以上毛泽东在青少年时期所受到的教育和影响而建立起来的知识结构，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人生观，与陈独秀相比，除了上述农民问题上的差异之外，还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不同的思想状况。与陈独秀从一个否定走向一个否定、独尊一说不同，毛泽东对受到的各种影响往往能兼容并包、糅和杂合在一起。

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这是造成以上不同思想状况的主要原因。陈独秀在思考“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寻找救国方案时，首先想到的是外国为什么富强。于是从 1901 年开始。他就多次东渡日本，“我便去到各国，查看一番”。接着，他就深受西方学说的影响，主张学习西方来救国。参加他发动的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中，主张“全盘西化”的大有人在，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保守落后的一面看得较重。陈独秀虽然并不主张全盘西化，并不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但在猛烈抨击儒家纲常伦理的同时，并不真正了解中国国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保守面看得较重，有否定过多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这是他后来领导中共和在进行革命时，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总是走向极端的根源之一。

毛泽东则不然，他比较珍视中国的历史遗产，认为“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因此，他认为对中外文化都应采取“去其糟粕，存其精华”，“斟酌国情，两无所偏”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而在寻找中国落后和拯救

的药方时，首先应“在国内研究”中国，然后再到外国研究西洋，对中外进行对比研究：“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甚至主张东西方思想同时改造：“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①这种见解，在陈独秀等先进分子崇拜西方思想成为一种时髦的情况下，确是难能可贵的。他又认为研究中国不能停留在书本上，应作实地调查研究：“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所以 1918 年，中国再度掀起以赴法勤工俭学为中心的出国留学热潮时，他虽然支持大家“出洋”，并亲自组织了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的运动，但他自己不去。他说：“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化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相比之下，毛泽东比陈独秀更加注意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情的了解、学习和研究。在如何对待中西文化的问题上，陈独秀表现为偏激，毛泽东则表现为稳重。后来的事实证明，对中外文化特别是中国历史遗产“去其糟粕，存其精华”，这是毛泽东一生坚持的原则。但是，这个原则的实行是十分艰难的，掌握得好，能创造出辉煌，如他后来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三、受民主主义思想的不同影响。与陈独秀受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长期熏陶和中国激烈的旧民主革命斗争的严峻考验不同，毛泽东在 1919 年以前基本上是个学生，主要的活动是读书学习。1911 年辛亥革命时，他在湖南参加过新军，半年时间他又退伍，恢复学生生活。而他受到的民主主义思想影响，如上所述只是各种思想中的一种，而且是十分浅薄的，并没有成为他唯一的或主要的人生指导。这种情况，使他在后来长期的革命生涯中能较好地处理个人与组织、个人与群众的关系，模范地遵守组织纪律和民主集中制，没有发生如陈独秀那样的绝对民主化和自由主义，从而脱离群众、脱离革命以致被开除出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