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把中共党史作为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人》一书，正是以纪实笔法反映中共早期领导层的重要情况，主要是写遵义会议前毛泽东与中共几代领袖人物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之间在工作上的被领导与领导的关系。同时，也写到他们处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是如何为救国救民，寻找革命真理，而奔走呼号，以及他们作为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的领导人的功过是非。《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人》一书，以大量史实客观地阐述了毛泽东怎样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怎样独创性地执行中共中央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为核心制定的正确或比较正确的政策和方针，又怎样从实际出发分别抵制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错误路线，在局部地区把“枪杆子”与民众运动结合起来，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先是在井冈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接着在赣南、闽西创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艰难曲折地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并在军事上取得了粉碎国民党军几次大“围剿”的辉煌胜利。以王明为首的“左”倾中央，一开始就推行错误路线，而且统治全党长达四年之久。他们根本否定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不断排挤、打击毛泽东等一大批干部，导致第五次反“围剿” 的失败，一个好端端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被断送了，最后不得不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

在战略转移的长征途中，特别是在湘江惨败之后，亲身经历前四次反“围剿”胜利的广大指战员已经意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排斥毛泽东军事领导的结果。他们纷纷要求毛泽东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以挽救中央红军面临的危局。毛泽东顺应广大指战员的殷切期望，逐步地开始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做工作，并且团结了他们中的大多数，才在遵义会议上结束了王明错误路线的领导，遵义会议的一个伟大成就，就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惊涛骇浪中挽救了党和红军，使得中国革命在全局上开始走“自己的道路”。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不仅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而且对中共早期的几代领袖也作过客观的结论和公正的评价。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共七大的工作方针讲话中指出：北伐胜利，轰轰烈烈，可是这一时期的末尾一段，我们党搞得不好， 出了一个陈独秀主义，后来搞成托陈取消派。“但是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至于内战时期犯‘左’倾错误的李立三同志，第一次大革命之前，曾和少奇同志一起在安源做过工人运动，后来五卅运动中在上海也起了很大作用，也有功劳。”瞿秋白也有功劳。他主持召开的中央“八七会议”，正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了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的战斗，这些都是正确的，是它的主要方面。”对于王明，毛泽东在 60 年代曾经说过：“我们采取的方针，是帮

助犯错误的同志改错误，采取帮助的态度，所以我们团结了党的绝大多数。除了个别的人跑到敌人那里去之外，另有个别的人死不承认错误，如王明。”显然，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的一生，都是一分为二的。但长期以来，

很多同志一提起这几位中共早期领袖，总是立即想到他们的路线错误，往往忽视他们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中也有正确的一面。这就不可能实事求是地、客观地反映这些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人》一书， 力求写得比较客观和全面，既充分肯定他们成为领袖和取得成功的一面，又原原本本地写出他们犯错误的一面。毛泽东是我们党内最善于总结经验的革命家，既总结了他们的正面经验，又总结了他们的反面经验。毛泽东正是在正确总结他们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中，不断认识中国革命规律，不断端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把革命事业不断地推向胜利。

本书以通俗的语言、生动的史实，记叙了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人的革命生涯，并力求做到有较强的可读性。如“匏瓜与牡丹”一章，以寓意深刻的比喻，展示了毛泽东不怕艰苦、开小花而结硕果与王明怕艰苦、需要园丁培植、只开大花而不结果的不同人生追求。

总之，这本书以翔实可信的史实告诉读者：历史为什么会选择毛泽东。

编者 1996 年 11 月

《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人》一书各部分执笔人如下： 第一部分：唐宝林

第二部分：沈学明第三部分：陈铭康

第四部分与前言：黄允升

全书由黄允升负责统稿并定稿，由吴正裕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