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一方面军撤围长沙

红一军团在奉新时，前委获悉湖南敌军何键部向红三军团攻击前进，而红三军团曾经一度攻占长沙，后被敌军反攻，又退了出来。红一军团为了和红三军团会合并配合红三军团歼灭敌军，决定向湖南西进。8 月 18 日，毛泽东率队进到赣西万载县黄茅市时，从情报中探知追击红三军团之敌何键部第三纵队四个团已进至湘赣交界的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孙家■一带。红一军团为了援助红三军团和消灭敌人主力，决定乘敌立足未稳，奔袭该敌。20 日拂晓，红一军团主力进攻文家市，全歼敌军第三纵队三个团一个营和一个机枪连，击毙其纵队司令兼旅长戴斗垣，这是红一军团建立后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

这时李立三等仍坚持汇合各路红军进攻武汉的“左”倾冒险主义，8 月10 日中央给长江局发出一封信，指责红三军团占领长沙后，没有“向武汉发展”，“这是很严重的错误”。又说：“据报常德又被我们占领，九江亦在垂危，南昌更为易得，这在客观上更促进武汉暴动之更快实现”，信中要求“五军仍须积极反攻长沙，⋯⋯向武汉进迫”，“二、六军亦须向武汉进攻”， “一军更应切断京汉线，进攻武汉”，“三、四军如下南昌占九江，则应与八军取联络，逼武汉，以使在红军的进攻下取得与工人力量的汇合”。

红一军团打下文家市后，8 月 23 日，毛泽东率领前委机关赶到浏阳永和市，与由平江长寿街南下的红三军团胜利会师。会师后，两军团党的前敌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朱德任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总前委书记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方面军下辖第一、第三两

个军团，共三万余人。

在永和召开的联席会上，就李立三关于再次攻打长沙进而夺取武汉的指示以及红一方面军的军事行动问题进行讨论。会议讨论得很热烈，不少同志受了“立三路线”的影响，坚持主张进攻中心城市，他们认为上次红三军团自身都能攻占长沙，现在两个军团在一起配合作战，更有把握打胜。

红三军团第一次进攻长沙，确实取得了显赫的战果，具有很大的政治影响，但这次战争也是在“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下进行的。红军乘虚攻占某个城市是可能的，但企图固守大城市，则是不合适的。毛泽东后来对红军攻占长沙有过这样的评述：“如果第一次的占领（指攻占长沙——引者）只是一种暂时的行动，不想固守这个城市，并在那里建立政权的话，那么，它的效果也可以认为是有益处的。因为这时全国革命运动所产生的反响是非常大的。企图把长沙当做一种根据地，而不在后面巩固苏维埃政权，这在战略上和在战术上都是错误的。”①

在永和市会议上，毛泽东对中央关于再攻长沙的指示提出疑问，预计长沙不易攻下。朱德也表示怀疑，认为红军的装备和训练都不宜打阵地战，要攻打敌人坚强防御的长沙、武汉，其结果将是红军全部被消灭。但是，总前委多数人主张立即再打长沙，毛泽东和朱德同意先试一试。会议决定，再次攻占长沙。

月 24 日，红一方面军分三路向长沙推进，以“消灭何键部队，进占长沙”为行动目标。8 月底，毛泽东、朱德率部进抵长沙近郊。这时获悉长沙城内有敌军三十一个团，而我们的兵力共十三个师，实际上相当于十三个团。敌人的兵力多我一倍多，而且敌有较好的装备和坚固的防御工事。根据这一情况，毛泽东主张诱敌出击，将长沙守敌诱出工事外进而逐个加以歼灭，然后乘胜攻入长沙。他提出了这样的十六字诀：“接近壕沟，引其出击，消灭出击，夺取壕沟”①。但是，敌军除 9 月 3 日由猴子石出击被歼两个团外，一直坚守不出。这时，我军指战员攻城心切，有的领导干部也主张再攻长沙。9 月 10 日，毛泽东、朱德命令红军再次向敌军发起总攻击。红一、三军团连续多次向敌军阵地猛打猛冲，但仍未攻入长沙，而我军却遭到较大伤亡。后获悉国民党驰援长沙的桂军已进抵湘潭，形成对我军不利形势。毛泽东当郎决定将红一方面军部队调到机动位置，以便在敌军分路来犯时各个歼灭之，经过对干部的说服教育，毛泽东和朱德在 9 月 12 日下令红一方面军撤围长沙，进占萍乡、攸县、醴陵、株洲等地待机，第二次攻打长沙就此结束。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一书中曾经这样写道：1930 年“9 月 13 日（应是 12 日——引者）下午八点钟，朱德和毛泽东采取了一生事业中最重大的步骤之一，这一步骤扭转了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一次严重的危机，他们推翻了李立三路线，亦即党中央委员会所通过的政策，而命令部队从长沙撤退。”

红军撤围长沙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在株洲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初步总结围攻长沙的经验教训，并讨论红一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这次会议决定回师国民党军事力量较弱的江西，红一军团攻取吉安，红三军团略取峡江、新干，并先在萍乡、醴陵、攸县三县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同时开展群众工作。

①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 151 页。

① 黄克诚《我在红三军团的经历（上）》，载《中共党史资料》第 22 辑。

月 17 日，毛泽东在醴陵以中共红一军团前委书记名义给中央写报告。报告分析第二次攻打长沙失败的原因是：一、“未消灭敌主力于筑工事之前”；二、“群众条件不具备”；三、“技术条件不具备”。并且说：“依我们的经验，没有群众条件是很难占领中心城市的，也是很难消灭敌人的”。后来毛泽东回忆这段经历时，更明确地说：“这次失败有助于摧毁李立三路线，并使红军不必按照李立三所要求的那样对武汉作可能招致惨败的进攻。红军当时的任务是补充新的兵员，在新的农村地区实行苏维埃化，尤其重要的是在苏维埃政权的坚强领导下巩固红军攻克的地区。为了这些目的，没有必要打长沙，这件事本身含有冒险的成分。”①

这次进攻长沙，从诱敌出击到强攻失利后调动部队到机动位置，再把部队分散到萍、醴、攸三县，最后决定一军团进攻吉安，三军团略取峡江、新干，这样，毛泽东一步一步地引导围攻长沙的部队撤出，并把部队从湖南带到了江西。撤围长沙，也就是在战争的实践中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它也有助于在随后的红军战争中继续纠正和抵制这种“左”倾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