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与城市的不同成长环境

毛泽东与陈独秀虽然较早就有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共同的志向与抱负，但由于两人从小成长的环境、所受教育和影响所奠定的知识结构与养成的性格作风不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两人不同的思想发展轨迹与政治归宿。

陈独秀出生在当时长江中游繁华的既是安徽省府，又是安庆府治与怀宁县治的大城市安庆，从小在城市中长大，后来也一直生活在东京、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所以，他很少接触农村和农民，更没有亲身经历过农民斗争，自然也不了解农村和农民。这就使他在革命中处理农民问题时，难免发生错误。1918 年，他在一篇文章中评论义和团运动时，还夸大并着重批判义和团的愚昧、落后和排外的一面，称义和团是“保存国粹，三教合一”； 说这“造成了义和拳大乱；以义和拳大乱，造成了一块国耻的克林德碑”， “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的国耻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①

毛泽东则不然，他出生在韶山农村一个农民家庭里，而且他从 6 岁开始就下地干活，种田、放牛、养猪什么活都干，了解农民的艰辛。他还不以此为满足，一有机会就到农村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1917 年暑期，他与萧子升曾步行漫游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历时一个月，行程 900 余里。沿途接触城乡社会各阶层人士，进行广泛的调查。第二年春天，他又与蔡和森一起，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了半个月，了解社会情况，毛泽东称这为“游学”，读“无字书”。这年5 月，他送李维汉、张昆弟等二十五人到北京去欧洲勤工俭学，行至河南郾城时，正遇沙河涨水，冲断铁轨，火车无法通行，大家一时没有主意。毛泽东建议把行李集中起来，派人看管，利用等车的时间，大家轮流去看看北方农村，了解农民的生活状况。如此重视对农村的调查研究作风，在后来参加和领导中国革命中，一直保持着。不仅如此，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经历了多次农民斗争事件。

1910 年 4 月，湖南发生粮荒时，长沙饥民成群结队到湖南巡抚衙门示威要求平粜救灾，被巡抚的无理答复所激怒，冲进衙门，砍断旗杆，吓走巡抚。后来，饥民惨遭镇压，许多人被捕杀。毛泽东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我们学堂里讨论了许多天，⋯⋯大多数学生都同情‘造反的’，但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出发。他们并不懂得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我却始终忘不掉这件事。我觉得造反的人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对于他们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①不久以后，韶山又发生哥老会起义，反抗地主和政府。义军曾撤到浏山山里，建立了一个山寨。最后， 起义被政府军镇压，领袖彭铁匠等被杀。第二年青黄不接时，毛泽东所在的乡里发生粮荒，又掀起“吃大户”运动，并冲击到他家：穷苦的村民扣留了他父亲准备运到城里去的粮食。

① 《克林德碑》。

① 《西行漫记》第 110—111 页。

毛泽东说：“这些事情接连发生，在我已有反抗意识的年轻心灵上，留下了磨灭不掉的印象。”

对于中国农民，特别是对于农民的斗争“造反”精神，毛泽东还从中国旧小说中受到特别的影响。他后来回忆说：他从小爱看《水浒》、《精忠传》、

《隋唐演义》、《西游记》、《三国演义》小说（他读这些小说极其用心， 也像“正课”一样打上圈、点等记号或写上批语）。当时私塾老先生讨厌这些“禁书”，说它们是“坏书”，所以他和同学们只能偷着看。对于这些农民造反的故事，他们还热烈讨论了许多次，“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谈到这些旧小说对他人生观的影响时，他说：“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由于以上种种，毛泽东对中国农民十分了解，不仅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 了解他们的艰辛和苦难，而且了解他们的愿望、要求。特别从反映农民起义的旧小说中，他深切地感受到了中国农民尤其是贫下中农所具有的伟大的阶级力量和革命积极性，了解他们在中国社会变革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了解他们的阶级局限：另外也认识了知识分子必须与农民群众建立密切的关系，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摆脱“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悲剧。后来他以这种认识正确地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所有这些，陈独秀是无可相比的。而后来正是在这个重要问题上，造成了两人完全不同的奋斗道路与成败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