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受王明错误路线的排挤、打击

正当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蓬勃发展、粉碎敌军三次“围剿”的时候， 城市工作遭到严重破坏。王明担任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后，不顾这种严酷事实，仍然坚持城市中心论。他既不愿将中共中央机关搬到中央根据地，又害怕在城市里被捕被杀的危险，于是决定离开国内，再次去苏联。此时，恰好共产国际需要我党派一个负责人去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王明趁机向米夫提出辞去代理总书记，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要求，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的批准。

为了确保四中全会制定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能够继续下去，王明受宗派主义驱使，避开刘少奇等政治局委员，精心挑选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博古等组成中共临时中央，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博古为临时中央负总责，总书记之名先以空额留着。

王明于 1931 年 9 月下半月离开上海，去到莫斯科，10 月就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负责中国共产党的事情。如果说， 他在国内时，教条主义地照抄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用外国人的东西吓唬中国人，上了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台阶，那末，他到苏联以后，又伪造历史，谎报成绩，用中国的东西去糊弄外国人，以图不断往上爬。例如：

王明出席 1932 年 8 月 27 日至 9 月 15 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国际形势和各国支部任务，总结失业者罢工斗争的经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对苏联的武装干涉。王明在讨论中作了两次长篇发言。他讲了国民党的迅速崩溃和苏维埃及红军的重大胜利，连抵制他的路线而取得二三次反“围剿”胜利及建立中央根据地都说进去，借以夸耀四中全会后苏区的革命成绩；讲了工农运动的高涨与在工作中的弱点，借以掩盖白区工作的严重失败；还讲了反帝运动的高涨和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统一战线组织（只要下层统一战线）问题。王明的发言得到会议的充分肯定；在他第一次发言的第二天，他被破格提拔担任了这次全会第十三次会议的执行主席；在这次全会上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会后又成为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成了国际共运的领导人物。

王明狠批“立三路线”，借以抬高自己。他是靠反“立三路线”起家的， 到莫斯科后，即使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的批判已告一段落，也不放过对李立三的批判，据《李立三传》写道：“通常的作法首先由主持会议的人（多数是王明亲自主持）讲一通开会的意义，然后就联系到‘立三路线’的错误和王明路线的正确。于是李立三就被叫起来，站在那里作一通自我检查和批判⋯⋯ 重重复复，没完没了，一直搞了三四年。”①

王明再版《两条路线》，伪造历史，篡改历史，为四中全会树碑立传。这次再版不仅将书名改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而且加写了近 5 万字的《再版书后》，补充了反立三路线和反罗章龙派的斗争，以后“党内目前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继续鼓吹过左的政策，城市中心论。其中写道：“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因为 1930 年夏季占领长沙的错误，便根本作出无论如何都不能占领重要城市的结论；谁以为我们红军永远都不必和不能去占领重要城市，谁便是对国际和党的策略作了极坏的机会主义的曲解。”王明

① 唐纯良《李立三传》第 114 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写道：“党在四中全会后的中央领导之下，在 1 至 4 月间，在苏区内冲破了国民党的第一、第二次‘围剿’，恢复和巩固了苏区根据地⋯⋯”前面已经说过，粉碎国民党第一次、第二次“围剿”，是毛泽东、朱德抵制“左”的错误，指挥红军作战取得的胜利，怎么能把这些挂到四中全会的账上呢？

王明于 1933 年冬出席了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三次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如何反对法西斯主义，如何认识世界革命危机的新形势和战争危险，确定各国共产党的任务。王明主持过会议，并作长篇讲话。他过高估计革命形势， 夸大红军的胜利和成绩。他说：“红军在冲破五次‘围剿’（实指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打破了国民党 40 个师的军队，其中 18 个师差不多完全

被打溃了。红军俘虏敌人 8 万人⋯⋯夺获敌人 14 万支步枪，1390 架轻重机枪，20 架军用无线电机，几百门炮，6 架飞机。此外，差不多有 3 万国民党军队的兵士投降到红军方面来。”事实上，消灭敌人和缴获武器的数目远远没有这么多。那么，王明为何要夸大胜利和成绩呢？根本目的在于证明六届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临时中央是正确的，讨好共产国际，标榜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王明、博古打着共产国际路线的旗号，在党内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达四年之久，反对、批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错误路线，排挤、打击毛泽东等人达到无情、残酷的程度。这完全是破坏党章党规的。他们不仅破坏了党规，而且也破坏了常规，逆“胜利者不受谴责” 的常规行事，毛泽东胜利、成功一次就给打击一次，在毛泽东的党政军权全部抹掉后，还想给他以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