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的发展时期(一)

——16世纪的劳动力转移

16世纪[1]的英格兰走出了经济衰退的低谷，迎来经济全面复苏。政治上，英国在历经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的封建无政府状态之后，重新建立了统一、集中的王权，即“新君主制”[2]。这一时期也被史家称为中世纪和近代的“分水岭”，像价格飞扬、海外殖民和宗教改革等“惊人的新闻”事件充斥着历史舞台，让我们透过这些喧嚣的浪花观察一番海洋深处的潜流和暗礁，看一下它们的存在如何影响和制约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进程。就劳动力转移而言，16世纪也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线。农村社会内部的地域流动依然存在，但内部行业流动较以往更为显著，同时长距离的外部流动也获得了较大发展，地域流动高级表现形式是城市化，行业流动的高级表现形式是工业化。我们将主要分析一下16世纪英格兰农村劳动力转移地域流动和行业流动状况，即乡村工业和城市化。

16世纪是英国历史上城市化和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据此，桑巴特认为“整个文明进程中最有意义的事件之一”就是一批城镇人口出现“快速增长”，结果，人口数量达到六位数的大城市出现了。[3]农村劳动力转移高级形式的出现意味着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迈出了中古初级阶段，进入了“发展时期”。

一、16世纪英格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几个特殊因素

(一)人口膨胀与“马尔萨斯陷阱”

英格兰近代早期的婚姻模式——高婚龄、低生育率，还有一部分人保持独身，哈吉奈尔(Hajnal)、L. R.普尔斯(L. R. Poors)等人称之为独特的“欧洲模式”，具体说来，初婚年龄男性不低于26岁，女性不低于23岁，终身不婚的人在10％左右。[4]在这种模式下，尤其在16世纪中叶以后，人口的增长和生育受到人为的控制。也有学者认为西欧的人口控制产生于中世纪盛期，美国历史学家罗素甚至认为，人口控制承自古代。尽管时间有异，多数学者认为人口控制机制最迟在16世纪后已经形成，人口盲目增长现象开始得到控制，对欧洲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如英国历史学家J. D.钱伯斯(J. D. Chambers)认为，人口增长缓慢、人均资源水平较高，从而为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同时导致社会建立了一种以独立个体家庭为基础的社会制度。[5]因此，这种婚姻模式至少提供了欧洲经济起飞的部分原因。直至18世纪中叶，这种低增长的人口模式才发生显著变化。圣安德鲁斯大学人口史专家R. A.休斯顿(R. A. Houston)甚至认为，英国这种通过调节婚育水平来平衡人口与资源关系的方式，在欧洲是“独一无二”[6]的。我们不否认这种婚姻模式在西欧广大地区不同程度存在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实际状况，但它并不是在任何时期、任何国家都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的婚姻模式。英国16世纪的人口增长特点就对上述观点提出挑战。

16世纪英格兰人口增长很快，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大约80年)就增长了170万，而此后在1600～1750年间150年中才增长了160万。[7]实际上，人口在1470～1520年之间某点上开始增长，在16世纪第二个25年时，人口增长明显加快了，食品价格急剧上涨，实际工资已经降低了1/3。16世纪40、50年代汇编的最早的教区登记簿表明，当时人口出生率非常之高，人口年增长率达到1％即10‰左右，因此，英国人口史家哈彻尔认为，基本上接近于典型的“非欧生育”模式——婚龄低、结婚率高、出生率高。这种模式以古代中国和印度为典型代表。其实具体分析古代中国的人口增长模式，也是同西方学者所理解的存在差异的。

中国早婚现象自秦汉以来确实相当普遍，但在古代中国并不完全实行早婚，“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媒氏掌万民之判，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因此，在先秦，一般以男子30岁、女子20岁为初婚年龄，那时并未流行早婚制。自战国秦汉起，婚龄才逐渐提前。《韩非子》中曾提到齐国齐桓公下令，“男二十而室，女十五而嫁”。到汉代时女子十几岁时成婚愈来愈普遍，汉惠帝规定，女子法定结婚年龄为15岁，15～30岁不结婚者分五等罚税。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看到，早婚的风习主要流行于地主阶级家庭，一般劳动民众由于经济条件限制，不少人被迫晚婚，有的甚至保持独身。决定人们婚姻和生育行为的最根本因素是社会经济条件，是人口与资源的配置状况和生产发展程度。中国传统社会人口之所以能得到高度发展，关键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在于中国的劳动密集型经济、集约化农业得到了较高程度发展。集约化农业对劳动力投入有较大需求，助长了早婚、多育的婚姻和生育行为，推动人口不断增长。同时集约化农业在外延(地域)上的扩张、内涵(单位面积产量)上的提高，使总产量不断增长，也为人口增长提供了物质保障。

英国统计学家米切尔为我们提供了16世纪部分年代英格兰人口增长的具体数字，可参见表5-1。

表5-1　1541～1651年间不列颠人口变化一般趋势　　(单位：千人)

资料来源：转引自陈曦文：《英国16世纪经济变革和政策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

为了更直观观察16世纪英国人口变化，我们将上表数据绘制成图表，参见图5-1。

图5-1　1541～1651年英国人口变化

由图5-1可见，在15世纪晚期16世纪早期时，英格兰人口数量大约在225万～275万人之间。16世纪中叶时，人口增长到301万，10年后(1561年)又降为208万人，这表明所谓的16世纪“人口膨胀”状况在上半叶并不存在，从16世纪下半叶人口才显著持续增加，在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从1551年的301万人增加到1601年的410万人，1641年时人口超过500万，1651年后人口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在500万边缘上徘徊。这意味着“16世纪人口扩张”延伸至17世纪上半叶方告结束。这也是一个农业生产、工业产量、贸易、地租和收入全面增长时期，同时伴随着持续的人口增长和城市化的时期。[8]英格兰人口已经恢复到黑死病前夕的数量，结果在1500～1620年之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几乎增长了一倍，从250万～300万增加到500万，农村劳动力队伍急剧膨胀。

可见，英格兰刚刚摆脱15世纪劳动力短缺的掣肘，又掉进了16世纪所谓的马尔萨斯“人口陷阱”，人口和婚姻的“欧洲模式”显然并不符合16世纪尤其是16世纪中叶后英国的社会现实。由此亦可证明，近代早期的英格兰人口模式并非如某些学者所认为“在14世纪已经成功逃脱了”传统农业社会的“危机模式”[9]，恰恰相反，它同其他农业民族一样完全印证了这种模式，人口发展模式与社会经济发展并没有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就个体家庭而言，婚姻和生育很可能有计划、符合各自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但从整个社会来看，人口增长和发展则是自发的、无序的，不存在社会调控机制。当然，上层社会和下层穷人具有不同的生育模式。在1500～1630年间，一份伊丽莎白时期关于诺里奇450家穷人的统计表明，平均每家只有2.2个孩子，相比之下，诺里奇和埃克塞特的富裕商人平均每家有4.25～4.7个孩子。同样的差异也存在于农村。[10]

16世纪人口恢复原因很多，一方面是疫病数量减少、死亡率大大降低，另一方面也是人口出生率升高的结果。在许多情况下，小农和无地无产者急速涌现很可能来自家庭工业的扩展及其生育模式，乡村工业的发展打破了传统农村中原有的人口控制机制，有利于居民早婚多育，从而刺激了人口增长。工业部门人口迅速增加，从而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初婚年龄。一旦乡村工业在一个地区得到发展，从业人口经济状况改善，随之而来的就是婚龄下降、结婚率升高。所以，在乡村工业发展地区，当地居民尤其是年轻人易于自立门户，由夫妇和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形式非常普遍，很少出现三代、四代人同居的大家庭。因此，英国农村许多地区出现核心家庭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非农产业和乡村工业发展的结果，工业化村庄核心家庭数量多，婴儿出生率和人口数量远远超过以生产谷物为主的村落，相形之下，后者不仅经济结构相对单一，人口数量增加也较为缓慢。[11]

16世纪之后，工业对人口增长作用更加显著，其中工业革命时期是人口增长最为迅速时期，钱伯斯认为这是英格兰人口模式在18世纪晚期发生转变的重要原因。可见，英格兰乡村人口膨胀既创造了劳动力向乡村工业转移的前提，同时也是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行业流动后果。16世纪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正是在人口膨胀背景下发生的，乡村日渐增多的人口使得城镇获得了稳固丰富的移民来源，造成人口大量迁移，从而推动着城市化进程。譬如，正是由于移民数量充足，埃克塞特城市人口显著增加，从1377年的3000人增加到16世纪20年代的7000人，从而一跃而成为英格兰第四大省城。在多数城镇，其移民的2/3来自城镇周围20英里范围内，其中女性移民大概是男性的两倍。

农村女性移民数量多于男性，年轻女性尤多，这主要同农村家庭财产继承制度存在重要关系。一般说来，农户家产很少传给女性，多传给长子或幼子，这就减少了女性留在当地的机率。另外，按农村惯例保护寡妇的权益，寡妇可获得家产的1/3甚至一半，有的庄园规定，妇女在寡居期间可持有整块份地，直至再婚，而年轻未婚女性则无此相关权利，大概这是造成年轻女性频繁流动的原因之一。[12]

此外，据泽尔考证，16世纪城镇居民雇用女仆非常普遍，很多富有家庭甚至包括普通中等家庭至少雇有一名居家女仆，其中肯特郡威尔德地区的斯泰普尔赫斯特(Staplehurst)教区中114个家庭里有63户雇有仆人，约占55％，克兰布鲁克(Cranbrook)教区大约也有近40％居民家里住有与主人前名不同的人，他们很可能是仆人，也可能是学徒或帮工，在教区的登记簿上没有体现出什么不同。许多仆人往往就是主人家里的亲属。农村也是如此，比较穷的坎特伯雷郊区在1563年亦有27％的家庭有仆人，剑桥在17世纪20年代时是35％，在埃塞克斯郡的罗姆福德(Romford)比例接近40％。[13]像16世纪早期在诺里奇市登记的新学徒有3/4来自诺福克，只有17％来自东盎格里亚地区之外。[14]

可见，在近代早期，英格兰中古时期的农村人口流动模式亦未发生显著改变，印证了法国著名史学家勒高夫“一个扩大的中世纪”的结论，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符合英国史学家克里斯托弗·戴尔的判断：中世纪晚期的英国社会不是一个社会转型时期，某些原有的社会特征一直持续到16世纪上半叶甚至到17世纪。[15]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毋庸置疑是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运动。无论如何，16世纪人口膨胀无疑是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获得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也是推动16世纪物价不断上涨的重要原因，萨里大学的玛格丽特·斯普福特将人口增加称为“16世纪价格上涨的发动机”[16]，其实物价上涨的最直接因素是农业生产连续歉收，歉收又是由于16世纪晚期气候恶化、夏季变短变湿，结果造成农作物生长光照不足、生长周期不足，粮食产量下降是必然的。谷物供应减少了，而需求却由于人口增加大幅上升，则“价格革命”的发生就在所难免了。许多小土地所有者被迫卖掉耕地，其中相当一部分辗转迁移到城市讨生活。在此意义上，我们认同维尔纳·桑巴特的观点——“正是消费的集中带动了城市的早期发展”，大城市尤其如此[17]，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与马克思关于城市发展理论相吻合的，即城市本身体现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18]的集中。

(二)16世纪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推动”因素——圈地运动

农业人口是一个相对静止的群体，农业劳动力无论在地域抑或行业间流动程度较之其他非农群体而言都是最小的。当地“家庭团聚的欢乐、熟悉的社区环境和长期形成的社交网络”等都使农民依恋本乡本土，安土重迁，而“流动带来的骨肉分离、陌生的生产生活环境及激烈的竞争压力”等也使得迁移者前途晦暗不明，逡巡不前。[19]因此，背井离乡的“生存型”移民和主动迁徙、谋求生活地位改善的“发展型”移民只是农村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大部分农民依然固守家园，从事着祖祖辈辈不变的职业。迈克尔·泽尔通过考察16世纪乡村工业比较兴旺的肯特郡威尔德地区，发现该区尽管人口流动性很大，但迁移路程很短，居民绝大多数依然在本郡内部的各个教区之间往返，流动半径如数百年前一样保持在10～20英里之内。[20]农村社会发生的一场变革——圈地运动改变了这种劳动力流动局面，由此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进入一个新时期。

关于圈地运动对农村经济和人口流动及城市经济的影响，中外学者作了较详尽研究[21]，大都认为圈地运动造成“大量农民脱离了土地”，许多村庄“荒芜”，出现资本主义大农场和大量无地农业雇工，为城市工业提供了劳动力，城市里流民数量“急剧增多”。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起源问题时，也认为圈地运动加速了“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的过程，如此等等，都为我们研究这一阶段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现象提供了有益帮助。

作为一种个体和偶然的行为，圈地现象很早就发生了。从14世纪中叶时，一些富裕、积极进取的农民合并、圈围自己的条田，以便于耕作和收割，多数时候征得了邻里的同意，没有引发什么争论和骚动。[22]也有一些农民圈围公共牧场，放牧羊群踏坏庄稼，被村民告上法庭，这种状况在庄园法庭卷宗中也常有记载。据记载，1358年12月12日，在约克郡布拉福德(Braford)举行的庄园法庭上，罗杰(Roger)起诉艾丽丝(Alice)，她本应该将双方在米克尔顿(Mickleton)的份地之间“圈围”起来，但她没有这样做，结果水牛闯进农田，吃掉了他的庄稼(黑麦和燕麦)，造成10先令的损失。但艾丽丝为自己辩护说，负责“圈地”的是罗杰而不是她，于是她要求陪审团审判。陪审团判决如下，罗杰为其过失承担4便士罚金。[23]法庭卷宗中同时还有数起牲畜践踏庄稼的诉讼，当事人都受到不同额度的罚金。从中可以发现，庄园当局和村民们并不反对圈地，相反认为圈地是防止牲畜损坏庄稼、维护他们各自利益的一种有效手段，不过在庄稼收割后要拆除圈围条田的篱笆墙作为公共牧场。

敞田制度在缓慢地变化着，并没有造成什么社会动荡。早期圈地的一个典型特征是，无论是支持圈地还是抵制圈地的各种行为主要来自“农民自身”，领主并不是此类事件中的主角，只是偶尔被拉进这种冲突中，当然他们常常保护和偏袒“圈地者”，因为圈地后“地租收入增加了”，领主们的首要目的是“维持良好治安，保护其地租收入”，而不是“促进或阻止变化(指圈地行为)”。[24]大约从15世纪中叶起，封建领主越来越多地圈围耕地、公地，圈地行为影响扩大了，农民出现请愿、抗议并酿成骚乱和起义。从此，圈地作为一种运动进入了政府视野和官方档案，开始以较大规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16世纪时期的圈地形式多种多样：有个人主动积极圈围条田耕地的，获得领主许可或没有征得领主同意，也有采取集体协议圈围土地的，当然并不都变耕地为牧场。有些地主圈地是为了提高土地价值以增加地租收入，有的变耕地为牧场是为了降低劳动成本，用当代人的话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将一块耕地交到一些仆农手里更无利可图，因为主人不能时常监督管理它们”[25]。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圈地都会导致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都意味着公地的共有权利消失。“凡是圈地的地方，需要少得多的劳动人手”，其中小农、小屋农、无地者受到打击最为严重。对于他们而言，公地的价值远远超出了圈围之后给予他们的补偿。

对于小屋农而言，圈地之前他是有土地的劳工，圈地之后，他变成了没有土地的劳工，同时也失去了原先所享有的有关使用公地的一切权利。他不能再在公地上割荆豆、挖泥炭，也不可以喂养牲畜。[26]大多数小屋农根本得不到任何补偿，拥有小屋的主人可以得到一小块菜地，通常在很远的地方。按规定，这一小块菜地要圈围起来。小屋农大多承担不起圈围费用，只好卖掉，所得之钱仅够喝一顿酒而已。[27]无地者是落魄的外来户，一般说来，居住长达20年者才能享有使用公地的权利，按习惯也可以在公地上放牧。当然，像小屋农一样他们也一无所有了。

因此，圈地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骤然增加了。我们发现，1560年前，只拥有一间茅舍和园地的农村劳动者只有约11％， 1640年后，他们的数量增加到40％，没有牲畜的农村人口比例从5％上升到13％。……乡村中最贫困的居民占农民总数的1/3～1/4，无力购买正常年份所必需的事物，许多16世纪编年史家提到，芜菁、葡萄渣、根菜类、花球根类、树叶野草都是饥荒时期仅有的充饥食物；根据16世纪20年代的课税记录，大约有1/3～1/2的人口生活在或接近贫困之中。当时人描绘说：“除了蔽体的衣服、干活的工具和几件家具之外，别无财产。”[28]此外物价急速攀升，工匠、小屋农、日工们的实际工资购买力减少了50％。[29]对于这一时期贫困人口的增加，即“劳苦大众”(the labouring poor)[30]的大幅度上升，圈地运动显然负有主要责任。

随着农业经济结构和耕作制度的变化，英国农村社会人口迅速分化，地主、资本家农场主和劳工三个阶层阵野逐渐分明，同时“季节性”失业现象更加严重。史学家K. D. M.斯内尔(K. D. M. Snell)研究发现，农民失业状况由圈地前的一年中均匀分布变为集中于每年的冬季，夏秋之后的失业现象明显突殊起来，同时圈地教区的济贫税较敞田地区也大为增加。[31]可见，大部分农村人口的生存压力较以往任何时期都要严重，小农或者移民美洲，或者移民工业城镇，或者沦为日工。贫穷的农村移民潮一波一波，像浪潮一样涌向城镇。生存压力在近代早期依然对劳动力转移和人口流动产生重要影响，贫穷和救济恰在此时成为城市主要关注的社会问题并非偶然现象。前文已述，这一时期移民中贫民数量巨大，需要大量工作和就业机会，但城市生产力并未随农村生产关系变革而发生质的飞跃和提高，传统工业、商业和服务业提供的就业机会是很有限的，这是一种没有工业化同行的“城市化”，单纯的“城市化”不可避免地给城市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难题。

因此，圈地运动将农村社会大部分生产者“推出”了土地。据主持“圈地调查委员会”的约翰·黑尔斯(J. Hales)称，原先有1万或1.2万人的地方，现在不到4000人，原先有1000人的现在不到300人。[32]可见，圈地地区至少一半以上的农业生产者被“推出”了土地。一些地区采取和平的圈地方式，而有些地区采取暴力手段驱逐农民，后一种方式主要发生在英格兰中部平原和附近地区。[33]尽管圈地面积占英国耕地总的面积的比例不大，但因主要集中于英格兰中部地区数郡之内，实际上占到上述地区耕地的一半甚至更高的比例，致使这一地区的农民生活及其利益受到严重侵害和影响，所以蒋孟引、耿淡如、郭振锋等许多学者强调圈地运动的“暴力”色彩和英国农村居民所遭受的疾苦，有时圈地和村庄的“人口灭绝”几乎成了同义语。[34]就此而言，托马斯·莫尔“羊吃人”的论断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因此，史学家克里德特认为：“圈地运动在乡村社会制度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必须寻求某种副业的家庭数量急剧增加了，当公地在私人所有者之间被分割时，失去了主要收入来源的小屋农实际上被迫转入乡村工业。随着英国农村社会分化成地主、佃农和乡村劳工，传统结构完全坍塌了。没有一个地方的乡村工业发展像在英格兰那样，依据市场法则与乡村生产关系的重组同时发生。”[35]可见，圈地运动剥夺了农村大多数居民依照“习俗和惯例”所享有的权利，摧毁了社会“传统结构”，重组了“乡村生产关系”，所以英国著名史学家G. R.埃尔顿(G. R. Elton)认为“真正的农业革命”就存在于这种“地权和乡村社会结构发生变化”[36]，它迫使乡村居民向乡村工业或城市转移。

16世纪正是农业生产力开始大幅度提高时期，化农为牧或实行农场式经营显著地降低了农业劳动力需求。无论圈地采取何种方式，圈地运动实质是农业生产力提高的表现。关于敞田制下农业生产的低效率问题，学者们已经普遍达成共识，像西博姆(Seebohm)、格雷(Gray)、钱伯斯(Chambers)和明盖(Mingay)等人都是如此，人们感到困惑不解的是这种落后的农业生产模式为什么竟会存在了千年之久，答案显然不是生产效率，而是它所坚守的“社会效益”——公平。[37]在落后的生产条件下，敞田制及其相联系的社会习俗无疑为广大农村居民提供了某种慰藉和希望。随着敞田制的废除，大部分农村人口被迫离开土地，大量安土重迁、固守田园的农民或向城市迁徙或转入乡村工业，归根结底还是生产力提高的结果。因此，农业史专家侯建新说，通过明确耕地的归属和个体所有权，圈地运动打破了中世纪庄园共同体敞田制下的“平均主义”，最终降低了劳动成本，提高了土地价值和农业生产力；[38]所以，经济史家琼·瑟斯克将圈地定义为“提高土地生产率或利润率的一种方法”，其本质上是农业生产力提高的重要表现[39]，史学家埃尔顿也认为，这是英格兰农村发生的一场土地所有权和生产方式的革命，是一场“真正的农业革命”。当然，敞田制并不是一蹴而就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在中部诸郡开展圈地运动的同时，北部某些地区，如坎伯兰郡还出现了“引入敞田”、“扩大公地”的迹象。[40]

从表象上看，中国古代的土地兼并与英国圈地运动有某种相似之处，官僚地主大量兼并土地，自耕农和佃农纷纷失去土地而变为流民，或涌向城市，或四处流浪。与英国不同的是，他们当中绝大部分并没有变成手工业者和手工工场的工人；元朝和清朝也有“圈地”行为，旗人权贵圈占了大量农田，将之转化成牧场，不过有清一代畜牧业并没有得到较大发展，也未形成农牧混合经济结构，更没有改变封建经济中农业的“本”位。因此，从结果看，英国圈地运动与我国古代的“土地兼并”现象存在本质区别，圈地运动不仅仅是贵族、领主通过超经济强制手段剥夺农民土地等生产资料的一种暴力运动，也是通过经济手段、经济力量推动的一场经济和社会变革。被“推出”土地的许多农村居民辗转迁移到了大大小小的各类城镇，更多的则利用当地和附近现有的资源转入各种非农行业，他们间或作为雇工受雇于采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各个大农场。简言之，随着圈地运动的发展，英国广大农村经济结构实现了转换，乡村各种非农产业获得蓬勃发展，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原工业”浪潮。

总之，圈地既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表现，同时也是生产关系的一种变革。16世纪农村劳动力转移既是在农业生产力提高、也是在生产关系变革的前提下出现的，原本“蜗牛般”的劳动力转移速度由于农村生产关系的巨变而加快了。

(三)国内贸易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促动

16世纪农村劳动力转移获得较大进展同国内外贸易带动有着密切关系，不过国外贸易并不是劳动力转移增长的主要原因，就同波罗的海地区各国贸易而言，英国人一直处于入超的不利地位，呢绒出口根本不能支付进口木材所需金属通货。[41]英国在海外扩张刚刚开始，海外市场刚刚建立，殖民征服和统治尚未产生预期效果。如我国已故史学家吴于廑先生所言，工商业发展的主要原因还是由英国国内需求增长造成的。[42]譬如，据克里斯托弗·戴尔推测，在1500年就呢绒交易量而言，国内需求量约有400万码，是呢绒出口量的2倍。

在整个漫长的16世纪，英国人口迅速增长，从1500年的230万人增加到1650年的550万人。在伦敦带动下，城市化水平提高了3倍(从3％到9％)。1500年时伦敦是一个拥有40000人的中等城市，1650年时已变成了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拥有40万居民，在欧洲仅次于巴黎(拥有43万人口)。因此，史学家罗伯特·S.杜普莱西斯(Robert S. Duplessis)认为，都市膨胀的人口大大增加了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从而拉动了各种非农产业生产。[43]当然，大城市居民数量快速增加还意味着对农产品提出更多需求，而不仅仅是手工业制成品。据约翰·查特斯(John Chartres)统计，伦敦谷物消费无论按食物抑或酿造酒类计算，在17世纪从0.5百万夸脱增加到1.3百万夸脱，以此推算，大概需要1000～2500平方英里耕地提供农产品，这还不包括居民所消费的牛油、奶酪、鸡蛋等畜产品，也不包括生产生活所需的木材、煤炭等其他原料、燃料。[44]同期，伦敦居民日常生活品如床单、衬衫、内衣等制作需要的亚麻进口量也大为增加。所以，里格利(Wrigley)也认为，近代早期伦敦城市的超级膨胀对农产品创造了“集中需求”，这或许是工业革命前引发农业变革和进步的“最重要因素”。[45]

另一方面，在整个16世纪和17世纪大部分时期，农业收入大为提高，许多农民变成了工业品消费者。可见，不仅城市市场扩大，农村市场也在扩大。吴于廑先生说，一家一户的消费需求固极有限，千家万户之消费需求汇合起来则“蔚为壮观”，尤其约曼以上各阶层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威廉·哈里森和其他学者都提及这一时期城乡居民室内家具增多，屋里房间增加，房舍改造，窗户镶上玻璃，炉灶经过改装以便烧煤；死者遗产清单开列出许多物品：家具、内衣、帐幔、锡餐具等，以至于从15世纪以来直至16世纪被称为“大建设”(the Great Building)时期。

据学者们研究发现，这一时期城乡各地房屋的建筑质量明显提高，越来越多地使用“石板瓦”和“瓷砖”等耐用材料，传统的“茅草屋顶”大多已被放弃。同时房屋的格局和构造也更加舒适和适于居住，其中有的增加了公共活动的“客厅”，将个人起居的“卧室”隔离开来，还出现了“单人套间”；一些农民单辟了“储存谷物和存放工具的仓库”以及“牲口棚”等。像在英格兰东南部地区，乡村还出现了“威尔德式”房屋，即两端分为“上下两层”，中间大厅上方是敞开式的木梁或椽子，设有一个开放式的火炉。在这方面，乡村无疑是受到城镇建筑风格的影响，纷起仿效，不过走在前面的是乡村的富裕农民，而不是土地贵族。经过近五个世纪的风雨后，中世纪晚期这批新建的房屋中在肯特郡还有1/10以上保存下来。据记载，当时木匠等技术工人的日工资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点，平均5便士/日，这也是建筑需求旺盛的一个有力证据。[46]

因此，不论在城市还是乡村，英国民众的购买力都显著提高了，对包括农产品、工业品在内的各种生产、生活用品需求大大增加，英国国内市场逐步形成并扩大了。当然，归根结底，生产率提高还是得益于农业生产向近代资本主义农业的成功转型。在某种程度上，城乡市场的联结汇通形成了英国初步统一的民族市场，并得到国家政权的保护和扶植。据李新宽博士研究，国家对经济进行了全面控制，呈现出三个显著特点：第一，对经济的干预范围十分广泛，不仅大力促进海外贸易而且制定一系列手工业法规，还将对农业的保护置于同等重要地位；第二，国家权力深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表现在控制物价、1556年设立粮食管制委员会、1563年颁布“工匠法令”限定工资额、救济穷人和通过济贫法促进就业等；第三，国家控制经济的措施全面细致，如“布品法规”规定了22种毛织品标准，“工匠法令”规定了详细的学徒章程，对呢绒采取检验和盖印、向小商贩颁发执照，具体规定了经营的地域范围和食物品种等；第四，对外贸易实行特许制定，相继成立莫斯科公司、东印度公司等进行开拓贸易和海外殖民。[47]简言之，英国正在实施重商主义政策，借助于国家力量在国际舞台上为国内经济发展扫除障碍。

1558年，托马斯·格雷新创立证券交易所，从此摆脱安特卫普的控制；1597年，英国政府关闭汉萨同盟在伦敦的商行，取消其特权；1651年，“航海法令”迫使荷兰接受英国的贸易保护措施，正如年鉴派大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所认为的那样，英格兰比欧洲任何其他国家都更能“保护其民族市场和新兴工业”[48]，显而易见，重商主义政策成为政府行动的一面旗帜，由此英国在欧洲率先形成了以伦敦为中心的民族市场，统一的国内民族市场产生巨大的需求无疑会刺激工业生产、商业和对外贸易，尤其是推动英国乡村工业发展的巨大力量。因此，著名经济史家布伦纳认为，英国工业尽管最初受到呢绒出口贸易的促动，但工业生产的持续增长则是建立在“国内市场扩张”基础之上的。[49]

此外，在整个16世纪物价飞升，同英国政府的干预措施也存在密切关系。以离婚案为借口，亨利八世实行了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重要措施之一是解散在英国存在了千年之久的修道院，大量土地流通到社会上层和一些有经济实力的乡绅手中。经济史家内夫(Nef)本人倾向于认为，此举促进了英国工业发展。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许多购买了修道院土地的新主人“在原修道院土地上开始采掘煤炭和铁矿石”[50]。而在亨利八世末年和爱德华六世即位之初，政府两次实施货币贬值，无疑在相当程度上进一步推动价格上涨，在这种经济环境下劳动力供过于求不只是提高了失业率，还降低了实际工资。[51]布朗·法尔普斯指数表明许多行业实际工资跌幅达50％，雇主们乐于雇用廉价工人从事像纺织、烧炭、木材加工、金属冶炼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尽管历史学家们关于货币贬值的影响并未取得一致意见，因为价格过快上涨也可能将经济引入低谷，但多数学者普遍认为货币贬值对海外贸易尤其是呢绒出口起到很大促动作用，特别是货币贬值措施实行后的18个月，其间呢绒出口出现繁荣景象，这显然是上述政策驱动的直接后果。[52]因此，随着这些非农行业部门兴旺活跃，其对劳动力的需求量也相对扩张，从而为农村劳动力向工商业和城市流动提供了机会。

二、16世纪英格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地域流动状况

近代英格兰早期，城市依然不能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这体现在城市居民的供养和人口数量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来移民，因而取决于农村人口的剩余量，取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的大小。城市作为市场和分配中心的功能，也建立在农业专业化和腹地消费需求的基础之上，脱离了广大农村的城市是没有发展前途的。但是，农村流动人口在为英国城市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也给后者带来许多棘手的社会问题，农村移民对城市的负面影响日渐凸现，这是英国城市在中世纪早期和中期所不曾面临的新问题。

(一)劳动力向城镇移民类型

主要表现为三种类型：生活改善型移民、维持生计型移民和外国移民。

第一种移民属“改善型”(betterment migration)，渴望改善社会和经济地位，主要是一些商人和富裕的手工业者。他们先进入城市学徒行列，继而获得自由，担任低级民事和行会官员，最后完全融入城市的上流社会。这种移民通常距离较短，依赖城镇和当地之间的家庭关系网。一般说来，这种移民活动都是精心策划的，数量也比较少。

第二种移民属于“生计型”(subsistence migration)，主要指农村人口中的穷人，被城市就业机会和救济政策所吸引，长途跋涉远道而来，除仆农和穷手艺人外，还有许多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乞丐，其中1/5的乞丐流浪者跋涉路途超过了100英里，他们已经成了英国城镇棘手的社会问题。到1518年时，考文垂和伦敦采取了特别措施限制乞丐流入。16世纪末，乞丐流民超过了其他各阶层移民的总和，其数量在灾荒年头尤为膨胀。直到1660年之后，随着全国范围内人口增长减缓，并强制推行1662年定居法，乞丐流民带来的社会压力才得到显著缓解。

一般说来，这些贫穷的“生计型”农村移民中的绝大多数永远不会融入城镇的正式结构内，因为他们是没有技术的劳工，从事诸如从送水到建筑工地的搬运等体力劳动，不能进入行会和商会等社会组织，也没有能力购买城市自由人的权利。此时城市已不再对一切移民敞开大门，城市当局规定成为自由人须具备一定财产资格，或成为行会成员，或出钱购买自由人权利，或缴满一定年限费用等，这些都是贫苦移民难以企及的。他们住在城镇里，但城镇不属于他们；他们处于社会底层，被隔离在特殊的区域，并被称为“边缘人”[53]。这种边缘人尽管频频出现在法庭卷宗中，但数量众多难以计算。一般说来，他们很少停留在小城镇，而是更多地出现于大城市，因为大城市中存在大量就业机会和各种有魅力的事物。“自由”不再是城市居民的一种特权和引以自豪的事物，逐渐演变成一种必须履行的义务，变成城市市民的财政负担。

因而，在1350年后，一些城镇像约克强迫手工业者购买自由，以此作为在城里开业的一项条件。显而易见，城镇当局是迫于财政需要而出此下策的。于是，一种原本人人争相竞取的特权变成了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负担。所以，在近代早期，城市人口与市民数量存在明显差异，两者并不等同，许多居住在城市里的居民并不享有市民权利。最典型的伦敦和约克，前者在1450年只有不到1/4的成年男性拥有“城市的特权”，伦敦还颁布法令，新学徒需要有一定知识文化，能够识字。这固然对提高城市居民文化素质，乃至学习和传承行业技能都具有积极意义，但无疑也设置了一道较高的进城“门槛”。对于广大乡村移民而言，与城镇“特权”联系在一起的更多的是“金钱”而不再是“自由”。[54]对于此种代价高昂的自由，乡村移民并不像早期那样趋之若鹜。中世纪“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格言早已淹没在城市利己主义的潮流中，成为历史。[55]

第三种移民数量较少且来自国外，严格说来并不是本书研究的对象，不过外国移民的到来直接促进了英国某些地区、某些行业的发展，拉动了英国经济增长，转而也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和人口流动产生了积极影响，由此也就进入了本书的考察范围。前文已述，14世纪爱德华三世鼓励尼德兰纺织工人移居英国，并给予特殊保护。这种状况一直存在，在16世纪有增无减，还出现扩大化趋势。如1571年科尔切斯特有荷兰移民185人，1573年达到534人，1586年则为1293人。[56]16世纪60年代尼德兰的政治动乱是酿成尼德兰人出现向英国移民高潮的主要原因。

作为欧洲北部经济发达和贸易活跃区域，尼德兰居民大多信奉新教，而其宗主国西班牙却是欧洲天主教的传统堡垒，宗教分歧既引发了尼德兰新教徒起义，也遭到西班牙方面的政治迫害和镇压。1567年，尼德兰总督——西班牙阿瓦尔公爵变本加厉的残暴统治使得向英国避难人数剧增，1565年诺里奇仅有外国移民300人，两年后就增至2826人，1571年增至3900人，1582年又增至4678人。这些尼德兰移民主要集中在英国东部和南部，像诺里奇、科尔切斯特、坎特伯雷及其他一些城市。人数庞大的外来定居者带来了呢绒新技术、新品种。英国著名史学家屈勒味林称：“他们的技艺成为一种国宝，愈传而愈精，其益亦愈大……发展英吉利织布业之功，亦不亚于中古时代的先驱者。”[57]评价甚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赵文洪研究员称，这些新品种呢绒的引进，使得15世纪中叶趋于衰落的东盎格里亚呢绒业重新走向繁荣，外国织工聚居的诺里奇等地则成为“新呢绒工业”的织造中心。[58]无疑，这些外国移民的到来是促成16世纪英国东南地区纺织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受益最为典型的城市就是诺里奇。16世纪70年代时，来自尼德兰的新教徒避难者最多时竟占到该市人口的1/3，毋庸置疑，国外移民的生产和消费都构成了诺里奇城市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59]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其他城镇像坎特伯雷、桑维奇、梅德斯通(Maidstone)和科尔切斯特等城镇都吸纳了一些外国移民。虽然数量不是很多，但至少表明英国东南地区高水平城市化局面出现与外国移民到来之间，存在某种必然联系。海尔斯台德地区曾违抗枢密院命令，驱赶外来移民，结果该地区的贝斯呢产量马上从每周160～180匹下降到7～8匹。[60]这个例子从反面证明了外来移民对英国呢绒业发展的重要性。

近代早期城市人口流动数量之巨，更替之频繁，远远超出了现代人的想象。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主要原因是来自乡村的移民数量巨大，在城市人口中占据相当大比例，同时与城市人口死亡率也有一定关系。在一些城镇里，死亡率造成了这样的环境：绝大多数成年人都是外来移民。例如，教会法庭的证据表明，在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生活在坎特伯雷和东伦敦的证人中，出生于当地的不到10％。即使在人口停滞的马尔登(Maldon)小镇，在16世纪70年代的居民中，近一半成年男人都是外来移民。[61]此外，城镇不同教区之间人口死亡率也不相同，一般说来穷困教区人口自然增长几率很小。因而，尽管1571～1700年间埃克塞特总人口出生率高于死亡率，人口增加了一倍，但是穷人聚居的城郊教区圣·西德韦尔(ST. Sidwell)却是死亡率高于出生率；1562～1641年间格洛斯特所有教区受洗人数高于死亡者，最贫穷的圣·奥德特(ST. Aldate)教区却是死亡人数超过受洗人员。[62]伦敦和其他几个省城也是如此：贫穷教区生育率低、死亡率高，人口中儿童比例小、家庭平均规模小。贫困并不是造成死亡率升高的唯一原因，疫病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16世纪时鼠疫虽很少光顾乡村，但仍反复肆虐于大小城镇，造成城镇人口死亡率明显高于乡村，尤其是婴儿死亡率，在一些贫困教区超过了250‰。[63]即便是最小的城镇在此期间也都经历了至少一次规模较大的瘟疫，大城镇则在1479年大瘟疫和1665年最后一次瘟疫之间发生过多次瘟疫。伦敦1563年发生瘟疫，数月之间1/4人口死亡，随后1593年、1603年、1625年和1665年瘟疫频频爆发，又卷走城市人口1/5～1/8；诺里奇在1579—1665年间发生了六次较大的瘟疫；布里斯托尔在1565～1603年间的三次瘟疫中损失了1/6人口。这一时期城市人口死亡率一般都在10％左右，严重时可能超过30％，像1579年的诺里奇、1636～1637年间的纽卡斯尔、1645～1646年间的利奇菲尔德，最严重的是科尔切斯特，瘟疫在1579年、1586年、1597年、1603年、1626年、1631年、1644年间高频率爆发，最后在1665～1666年间流行的疫病造成将近一半的城镇人口死于瘟疫。鼠疫破坏了城镇固有的生活，造成失业、市场停滞，随之引发食品短缺和疾病流行，更多的城镇居民身染疫病。据记载，1627年瘟疫期间，索尔兹伯里(Salisbury)“1/3人口饥不果腹，脸色看起来像死人一样苍白”。

疾病也是城市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1557～1559年的流感波及了大量城镇，内战期间战乱不休，牛津、布里斯托尔和普雷茅斯都爆发了伤寒。1524年，布里斯托尔谷物非常缺乏，以至于用橡子和蕨菜根制成面包；1527年，诺里奇发生粮荒，结果普通市民准备劫掠富人；最严重的谷物歉收发生在16世纪90年代晚期，这些都造成城市居民营养不良，“为流行病敞开大门”，增加了死亡率。[64]无论瘟疫抑或食品短缺，都主要在城镇的郊区和贫民住宅区造成大量人口死亡，而城镇中心和富人住宅区受到影响小得多，社会分野和贫富差别在瘟疫和死神面前再次变得鲜明起来。

在许多城镇，教区记载的死亡率高过出生率，而城市人口数量反而增长了。因此，只有来自乡村的迅速而大量的移民才能够解释这种城市人口的持续增长现象。据估计，每年迁移到诺里奇市的移民在17世纪末时已经达到400人，伦敦对周围各郡移民的需求量更大。1573～1574年，市长和市议会估算，首都每周要消费谷物2571夸特，但是有1409夸特(接近消费额的55％)是由外地人消费的。[65]可见，市内暂住或流动人口规模相当之大。到1700年时，仅仅保持伦敦的人口数量不变每年就至少需要8000移民，如果考虑到伦敦人口向外迁移的数量，那么伦敦每年吸收的移民可能还要高出约50％。此种规模的流动速度暗示着，整个英格兰约有近1/6的人口在17世纪末很可能在伦敦居留或生活过，大都市的魅力披及遥远。

一般说来，16世纪的人口增长改善了市场小镇的处境，但给古老的中等城市造成严峻的问题。城市移民的主要成分由乡村贫民构成，这在英格兰城市移民史上还是第一次。乡村大量贫民、流浪者的涌入既对城市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也对城市社会控制和政治管理造成冲击和威胁。许多城市的移民政策也随移民成分的变化而变化，由早期的欢迎变为晚期的排斥乃至驱逐，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多数城市在近代早期贸易活动中采取的垄断措施和保护主义政策，因为这不过是中古晚期城市固有政策的翻版和延续。

(二)“城市之花”——16世纪的伦敦

从伊丽莎白时代起，观察家们莫不把伦敦看做一个例外的世界。托马斯·德克曾断言，伦敦是“世上一切城市之花”，泰晤士河气象万千，甚至威尼斯大运河岸边的绮丽风光也无法与之比肩。[66]在一定意义上，16世纪伦敦发展状况代表了英格兰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的最高水平。急剧膨胀的政治首都成为这一时期欧洲和英格兰城市化舞台上的重头角色，就整个欧洲而言，城市经济大约有1/3的扩张来自于国家和地区政治中心城市的增长，英国伦敦和法国巴黎都是这样的城市。

早在13世纪，威斯敏斯特就已成为英国王室常驻之地，人口逐渐集中在修道院和王宫周围，14、15世纪时，为旅行者提供住宿和方便的服务业、奢侈品零售业日渐发达。伦敦成为国内最重要的政治中心，经济地位日渐提高。到1334年，伦敦拥有的财富是第二大城市布里斯托尔的5倍，纳税额超过其后三个城镇(布里斯托尔、纽卡斯尔和约克)的纳税总额，占王国财产估值总额的2％。在16世纪20年代，伦敦财富在全国比例上升为10％，是第二大城市诺里奇(已经超过布里斯托尔[67])的10倍。伦敦的海外贸易份额在13世纪，主要在爱德华一世时期增长1倍，占到全国的35％， 1500年时达到68％， 1540年时达到85％。伦敦的萨瑟克区主要从事工业生产，聚居了许多外国移民，到1543年时，该区上缴税收已经超过布里斯托尔；在16世纪晚期，伦敦1/4的劳动力从事呢绒生产和贸易，纺织业雇用劳动人手超过所有其他行业(除食物储备外)的总和。[68]首都财富的增长带来了市民阶层地位的上升，尤其是城市统治阶层地位提高。

据记载，1482年7月，英王爱德华四世作出种种姿态以“取悦伦敦统治阶层”，诸如请伦敦市长及其同僚欣赏“精彩的运动比赛”(goodly sport)，享受“各种美味佳肴”，还专门品尝了“红鹿肉和各种加斯科尼产的葡萄酒”，就餐期间，王室总管及其他贵族“两次被国王派来祝酒”，总管指给市长他们看“国王在他们用餐之前一直没有用膳”等……时隔不久(接下来的8月)，国王还派人给市长夫人及其他市政官妻子“送去2只雄鹿、6只公羊和一大桶加斯科尼葡萄酒”。时人普遍认为，国王慷慨大度的主要原因是“每年从伦敦市长那里收取大量货币作为关税”[69]。无疑，伦敦统治阶层得到国王上述如此殊荣和礼遇，都是伦敦城市扩展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结果。

就全国而言，16世纪，英格兰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目的地主要是伦敦。伦敦老城加上周围卫星城如威斯敏斯特、萨瑟克区和东伦敦，在此期间人口增加了4倍，其中老城人口增长最慢，增长最快的是怀特开普尔(Whitechapel)、斯特普尼(Stepney)及沙德威尔(Shadwell)以东地区和威斯敏斯特以西地区。1550年时，伦敦东部这些地区大部分还是乡村，工业和城市发展非常有限，150年后该地区人口超过20万，纺织业和造船业异常发达。穷人和手工业者阶层逐渐聚居在都市东部郊区，富人则向西推移，因为西部接近议会政府驻地。在1630年，贝德福公爵在女王大街上扩建了科文特加登广场(Covent Garden)[70]，威廉·牛顿(William Newton)兴建了瑰丽辉煌的新居，为土地贵族、成功的城市金融家和宫廷显贵修缮宏大广场和豪宅树立了典范。经营奢侈品的商人们不愿失掉客户，也紧随向西移动。据估算，到16世纪早期，英格兰超过5000人的城市有14个，当时伦敦约有60000人口，也有学者认为伦敦人口在50000～65000之间，其他六七百城镇中大部分人口低于2000人，很多不到1500人。[71]无论采取哪种说法，伦敦无疑都是英国城市史上当之无愧的巨人英雄。

整个16世纪期间，除伦敦外只有纽卡斯尔城市人口比例增加了，而农村移民之所以偏爱纽卡斯尔，是由于伦敦人口迅速膨胀使得泰晤士河东岸的煤炭贸易繁荣起来，给纽卡斯尔带来了大量就业机会。当然在1560～1650年间，像诺里奇、纽卡斯尔、约克和布里斯托尔这些地方人口可能也增长了1倍或2倍，达到12000～20000人左右，但同伦敦相比则大为逊色，因为伦敦及其郊区人口增长了5倍，达到350000人。当然，供给如此迅速增加的人口以足够食品维持生存，这也给首都市政当局提出了一个不小的难题——如何供养城市(Feeding the City)。伦敦不得不从外省，尤其是周围郡区大量购买谷物等生活用品，并在郊区种植燕麦、蔬菜。[72]

泰晤士河——这条穿过英国历史的河流，承担起了上游农业区小麦、黑麦等大量谷物运输的工作，成为英国最为繁忙的内河运输路线。在某种程度上，为了保持首都等大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周围郡县农村居民利益不可避免地“受到伤害”，一些具有强烈垄断色彩的城镇贸易组织形成了，它们往往垄断谷物采购贸易，“牺牲了农业耕作者”的利益，以至于当代一些人将大城镇视为“乡村的寄生虫”。[73]这种诬蔑性的称呼无疑反映了农村居民对大城镇的不满情绪，不过也确实表明后者在经济上缺乏独立性，尤其在生活必需品方面对周围乡村地区的严重依赖程度。城市经济已经与周围乡村生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城市规模越大，其与周边农村的经济联系也越加密切。

16世纪初期，英格兰首都伦敦城人口尚低于英格兰其他城市人口之和，历经100余年后，首都人口远远超过了王国内所有城市人口总和，伦敦城市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从1520年的2.25％上升到1670年的9.5％，而其他城市人口增长幅度很小，加在一起共20万人，总人口比例仅从1520年的3.0％微弱地上升了1％，达到4.0％。(具体数字见表5-2和表5-3)到1600年，英格兰全国城市人口大约为33万余人，首都伦敦一个城市即独占20万，约占全部城市人口的60％，这一比例势头在17世纪继续增长，1670年约占到全部城市人口的70％， 1700年时亦约占70％。[74]一个城市巨人开始出现在16世纪英国城市化历史舞台上。

表5-2　英格兰1520～1801年城市人口估计　　　(单位：千人)

资料来源：〔英〕E. A.里格利：《人民、城市和财富——传统社会的变革》，布莱克威尔出版社，1992年，第162页。

表5-3　英格兰1520～1801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

注：对于工业革命之前英国城市人口比例，学界存在不同观点。中国人民大学徐浩教授提及欧美学者近年来研究英国城市化，认为以往的城市化水平估计偏低(多在10％左右)，现在研究成果表明英国在16世纪20年代已经达到20％，该数字水平远远高于上表5-3中的城市人口比例，主要原因在于学者们采取了新的城镇定义，认为职业的多样性是城镇“最本质的属性”，非农职业自身的发展状况是城乡分界的“根本所在”。见徐浩：《中世纪英国城市化水平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4期。笔者认为，关于中世纪英国城镇传统的“政治、法律制度”旧定义，似不应轻易抛弃，因为中世纪城镇是特定时代的历史产物，其之所以不同于农村庄园正是因为享有特殊的“政治和法律权利”，正是体现在“政治和法律制度”方面，完全舍弃这一标准，代之以纯粹“经济”方面的定义，这是将历史研究和认识“现代化”了，以21世纪的眼光和标准来看待、评论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前的事物，无论如何都有阉割和苛求历史之嫌。所以，笔者对根据新定义得到的城市化水平数据保持谨慎态度。

资料来源：E. A. Wrigley， 1989：People， Cities and Wealth：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Society， Blackwell， p.162。

因此，16世纪英格兰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向首都伦敦迁移，16世纪首都伦敦城市发展状况在相当程度上就代表了整个英格兰城市化水平，其绝对领先地位直至17世纪依然丝毫不减，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理解詹姆士一世的预见：

不久以后，伦敦就是英格兰。[75]

对于伦敦的超速发展，以达维南特(Davenant)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士持批评态度，认为“有害于英国，整个王国像一具摇摇晃晃的躯体上承载着一个超大的头颅”，他们甚至由此认为“16、17世纪是英国经济史上的‘黑暗时代’(the Dark Ages)”，伦敦的发展造成了其他城镇的停滞甚至衰落。[76]从表象上看的确如此，首都作为全国政治、社会和文化中心，拥有无与伦比的政治、地理优势，几乎吞噬了整个王国的经济贸易成长果实，譬如1559年英国呢绒出口关税93％来自伦敦港，毛皮商控制了皮革进口贸易，食盐70％以上的进口份额属于伦敦，远远超出其后的雅茅斯和布里斯托尔[77]，其他城镇只能在英国经济恢复和发展进程中分得一杯残羹冷炙。不过，从长远来看，伦敦的膨胀缔造了一个长期稳定、需求可观的国内市场，推动了一个以首都为中心的民族市场的形成，这对于其他城镇经济、乡村各行各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都起到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所以，著名经济史家费希尔(Fisher)有过一个形象比喻，称伦敦为英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78]。

同其他城市一样，伦敦城市人口出生率很高，但死亡率也是居高不下。几乎每个城市都有整个家族死绝的可怕例子。人口过于拥挤、卫生设施不完善及偶尔发生的食品短缺、地方病和疾疫流行等，这一切造成伦敦人口，特别是在婴儿和儿童当中死亡率比较高，尤其是鼠疫常常造成城市人口大量死亡，有时“甚至危及女王本人的生命，造成整个民族的死亡率上升”。1603年，伦敦大约有4万余人——几近全城居民的1/5死于瘟疫，其中大部分是城市郊区居民，圣·吉尔斯克里普格特(ST.Giles’Cripplegate)贫民教区死亡达2879人。[79]为了补充人口，伦敦从各省吸纳大量移民。所以，首都人口这种大规模增加本就是一个证据：每年乡村有很大比例的剩余人口涌进首都。

一般说来，城市越大，城市经济专业化程度越深，城市对周围农村人口“拉力”越大，城市移民来源范围越广阔。伦敦就是英国“拉力”最大的城市，它的移民迁移距离远远超过其他城市。在16世纪，大约有一半新学徒来自90英里以外的地区。早在14世纪早期，奔向首都的长途移民就已经拉开了序幕，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东盎格里亚和英格兰北部。尽管中世纪向首都迁移的移民中常有体面的人物，他们后来通过加入城市行会进入了上流社会，不过在1500～1700年间大量移民都是贫民和一无所有者。他们逶迤而来期望找份临时工作或获得施舍，挤在贫困教区的小房子里或蜷缩在城郊的贫民窟里。在斯图亚特王朝晚期，伦敦每年吸收大约8000人移民，这些贫民很可能占了其中绝大部分。所以，即使当1603年和1625年城市遭受瘟疫袭击，居民减少15％，但因移民大量涌入，城市人口在两年内就得到了恢复。[80]

随着穷人的到来，陋屋大批涌现，寄生虫和害虫滋生，对包括富人在内的全体居民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都铎王朝一系列“惩治流民和乞丐”的血腥立法相继出现，正是为了遏制大批贫民、流民涌入首都的浪潮，出于对“成群结队到城市去的无产者加以惩罚性限制”。[81]1580年“禁止建筑新房屋法令”(富人可享例外)也是在同样背景之下出台的，并于1593年、1607年、1625年重申禁令，尽管如此，来自农村的移民如潮水涨破江堤，势不可挡，究其原委除人口大量膨胀外，此时如火如荼的圈地运动大概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

总而言之，在16世纪期间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长距离地域流动显著增强，除伦敦外，农村人口也向其他城市流动，只不过规模甚小，因此其他城市均发展缓慢。伦敦是这一时期乃至下一世纪农村人口选择流动的首要目的地，首都城市化得到迅速发展。[82]这是16世纪英国城市化进程的显著特点之一，也是城市化发展地域不平衡的表现。据史学家里格利估计，到17世纪初，英格兰城市人口达到50万左右，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0％，城市化可谓初具规模。不过，在欧洲城市化舞台上，英格兰在16世纪还处于落后地位。(见表5-4)

表5-4　1500～1600年间西欧各国城市化比例[83]　　　(％)

(续表)

资料来源：Bairoch， Batou and Chevre， Population。

由表5-4可见，在16世纪初年，英国城市人口仅为7.9％，在欧洲城市化历史舞台上处于落后地位，位于尼德兰、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之后，甚至低于法国(8.8％)和德意志(8.2％)的城市居民比例。在1500年，欧洲超过1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没有一个是英国城市，它们分别是巴黎、米兰、威尼斯和那不勒斯，伦敦处于第24位，在154个超过万人以上的城市中，大部分出现于法国、低地国家、地中海周围地区像意大利、西班牙等地。见图5-2。

图5-2　1500年时西欧主要国家城市人口比例

由图5-2可见，1500年时西欧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国家是尼德兰和比利时，分别为29.5％和28％，最低的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城市化水平仅为1.5％。黑色柱体代表英国城市化水平，为7.9％，名列第8位，居于欧洲主要国家之后，其城市化水平甚至还没有达到当时欧洲的平均值12.3％。该图清晰而直观地表明英国在16世纪初年在欧洲城市化舞台上的落后地位。在整个16世纪期间，英国城市化进程平稳发展，稳步上升，到1600年，伦敦已经一跃成为欧洲第四大城市。尽管上表提供的是1500年和1600年两个年度的城市化水平数据，我们仍然可以作出合理估算：各个国家在1550年时城市化状况与发展趋势，应大体与半个世纪后1600年的结果相吻合。

表5-4没有提供欧洲各国在1550年左右的城市化水平数据，笔者根据1600年的数据制成图(参见图5-3“1600年时欧洲主要国家城市人口比例”)，同样可以发现，英国城市化水平尽管依然低于欧洲14.6％的平均值，不过由第8位上升到第6位；此外，我们从其他方面的材料得知，到1700年时，地中海地区和大陆一些国家城市化出现停滞甚至倒退，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北欧(尼德兰和比利时)开始逐渐丧失领先地位，其中比利时出现最明显衰退，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也出现不同程度停滞。因此可推断，“整个16世纪(1500～1650年左右)尤其是1600～1650年”是英国劳动力转移的历史地位在欧洲城市化舞台上开始逐渐提高的一个重要时期。

图5-3　1600年时欧洲主要国家城市人口比例

三、16世纪英格兰农村劳动力的行业流动状况

在工业革命以前，技术革新与经济发展不是同步的。在技术发明和它的普遍使用之间明显存在时间上的滞后现象，也许技术革新永远不能成为社会经济进步的起点。[84]在科技手段落后的古代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更多地依赖于人口发展状况，劳动力本身构成了历史进步的基本动力源泉之一。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85]。两种生产互为条件，彼此制约。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制约着人类自身的生产，同时人类自身的生产也制约着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尤其在工业革命之前的社会中，由于劳动发展的程度较低，人口再生产对社会生活、社会制度的决定性作用就愈加明显，对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影响也愈大。[86]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人口增长的幅度就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尺度，16世纪人口复苏为英格兰迎来了乡村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

(一)16世纪的“钢铁工业”

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行业流动不仅仅流向纺织业，也有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转移到其他工业，像约克郡南部和英格兰中西部地区农业人口向乡村金属加工业转移就是一典型例子。乡村工业中地位最显赫者则主要是纺织业及相关的服装行业，其中毛纺织工业无可置疑是19世纪前的“主导工业”，其地位相当于其后的“钢铁工业”。

我国著名中世纪史专家戚国淦先生研究发现，在都铎时期，英国毛纺织业发展迅速，尤其亨利八世时期“每年呢绒出口数量相当于14世纪中叶的20多倍”，到爱德华六世时，毛纺织业已经遍布全国。[87]农村劳动力行业转移的主要领域是乡村纺织业，其中当地羊毛供给、河流和漂白土等资源在建立乡村纺织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是纺织业从城镇向乡村转移“回流”的重要原因。不过，乡村纺织业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乡村人口大量持续地、不受调节地增长，人口稳定增长、实际工资持续下降，加之圈地运动的“推动”效应，这一切造成了少地和无地穷人数量膨胀，他们需要额外的工作谋生。至于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从事何种非农产业，还要取决于当地具体的历史条件。一些农民迁移到大都市，更多的则留在乡村，为简陋的加工业提供了丰富廉价的劳动力。

前文已述，乡村毛纺织业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英国政府的鼓励支持。事实证明，英国王室和议会对促进工业发展具有“相当稳定的兴趣”，有时甚至表现出“近似天真的乐观”态度。[88]这种情况在16世纪也未发生变化，像亨利八世1531年颁布的“学徒制管理法令”，从今以后禁止“师傅、行会会长或成员对任何进入该行业的新学徒”征收超过2先令6便士的费用，学徒期满结束时收取费用也不得超过3先令4便士，违者处以“40英镑”的巨额罚款，一半上交给国王，另一半归当事人所有。此前亨利七世法令规定学徒费用在“40先令和3先令4便士之间”[89]，而亨利八世的规定则大幅度降低了学徒费用，这对各项手工业的发展无疑将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在伊丽莎白女王时期，英国政府依然颁布各种政策鼓励国外先进技术、人才流入，刺激毛纺织业发展。许多大陆难民新教徒流亡英国带来了“新式布料”(New Draperies)，为英国呢绒纺织业注入新的生机。在16世纪，政府又颁布法规禁止使用配有杠杆、绞盘和绳子的大架子漂洗呢绒，因为通过上述工具能获得更多呢绒，却损害了产品质量。例如，我们从1597年的税册得知，30码的一块呢绒，利用配备杠杆、绳子等工具拉伸后达到35码，另一块呢绒用绳子拉长后，增加了7.5码。[90]鉴于许多生产者偷工减料、违禁犯科，议会和市政当局专门任命了度量官(ulnager)，执行统一的尺寸标准，以确保呢绒生产规格整齐划一。度量官的职责就是在符合法定标准的呢绒商品上印上标记，反之，则禁止售卖。无疑，上述措施促进了毛纺织业在近代早期的发展。

对于16世纪农村劳动力向毛纺织工业的转移，史学家们通常寻求一些比较严格的政治、经济和人口方面的原因等，很少考虑“时尚”作用。时尚之影响是不容低估的，中古晚期以来，英格兰居民消费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研究消费有助于我们重新评估整个中世纪的经济形势。戴尔教授认为，这些消费需求都是在相当程度上受到“时尚”影响的，受到裁缝、木匠、丝绸商等获益人群鼓励和促进的。服装时尚如同今天服装业广告令消费者眼花缭乱一样，数百年前它同样影响和引导着各阶层人士的消费选择，从而影响了工业生产规模和结构。所以，尼古拉·巴蓬说：“讲究时髦和花式翻新是推动贸易的重要因素，因为它促使人们不等旧衣服穿破就花钱买新衣服：时装是商业的灵魂和生命，它使整个商业机构转动不息……”[91]英国的服装出口行业在14世纪即已出现，并获得较大发展，其兴旺势头一直持续到15世纪早期，当时许多城镇像约克、科尔切斯特和诺里奇等都从服装大量出口中获益匪浅。以下我们从16、17世纪英国长筒袜编织业发展实例看一下服装时尚如何影响了英格兰乡村农民向纺织工业流动。

(二)“荒唐时尚”与袜业纺织

直到都铎时期，英国各阶层人士腿上穿的裤子和袜子缝连在一起，当时称之为“hose”，倘若偶尔缝合不上，就用带子将二者连上，分别名之“upper stocks”和“nether stocks”。在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兰西服装风格影响之下，16世纪上半叶英国服装款式发生了变化。贵族和绅士是这方面的领导者，普通市民紧随其后。初期，一双长丝袜对英国人是非常珍贵的物品，似乎是国王专有的特权。亨利八世偶尔才穿一双产自西班牙的长筒丝袜，爱德华六世是第二个以拥有丝袜而自豪者。根据伦敦港1567～1568年税簿，海关官员估价12双来自西班牙马拉加(Malaga)的丝袜，每双价值在4英镑左右，实际销售价格可能接近8英镑，考虑到当时政府规定土地所有者地产年收入10镑以上即可购买绶带，跻身于乡绅行列，8英镑应该是一个不菲的价格，可见丝袜价值之昂贵。但到伊丽莎白女王时期，丝袜就不再如此珍贵，1582年海关新税簿发布时，西班牙丝袜的价值为26先令8便士，已不及20年前的一半。[92]由羊毛编织成的长袜开始获得社会的青睐，老式的外裤和袜子一体的“hose”逐渐失宠，为编织长袜取代。从王公贵族到普通平民几乎人人争相购买，脚穿长袜，竟被史学家称之为“荒唐时尚”，可见时人痴迷程度。

在时尚导引下，以生产日用品的毛纺织业获得发展契机，乡村人口从事羊毛编织业出现了热潮。数年之间，羊绒长袜被大量生产出来，逐渐大众化。从事毛纺织业者大部分都是牧区农民，兼职从事羊毛编织工作。15世纪和16世纪早期，在英格兰村庄里处处可见纺线、织布和漂洗。在阿尔丁(Arden)林区，33％的家庭在1530～1569年从事布匹生产，1570～1609年达到60％。[93]在林区和北部的沼泽地区出现了一些重要的编织中心，其他地区像唐克斯特(Doncaster)附近的乌斯休伯尔(Ousehumber)、格洛斯特郡的蒂克斯伯里谷地(the Vale of Tewkesbury)、柴郡的乳酪制造区以及一些渔业生产中心，特别是诺福克郡的雅茅斯(Yarmouth)羊毛长袜编织，都为当地农民创造大量就业机会。

我们通过研究1580～1630年的“aulnage”卷宗和港口税簿发现，先是诺里奇继而约克郡成为英格兰著名编织业中心。像唐克斯特有120个[94]织工，里士满有1000个织工，附近的16个村镇包括温斯利代尔(Wensleydale)的阿斯克里格(Askrigg)、米德尔赫姆(Middleham)，以及蒂斯代尔(Teesdale)的巴纳德(Barnard)，还有1000个羊毛编织工人。此外，威尔士、柴郡、格洛斯特郡、康沃尔郡、德文郡、诺丁汉郡、北安普敦郡、约克郡、诺森伯兰郡、坎伯兰郡、威斯特摩兰和达勒姆，都有大量农民从事羊绒长袜生产，其中威尔士、康沃尔郡和英格兰北部生产的羊绒长袜质地粗糙厚重，比较适合士兵、孩童、劳工和农民在各种天气下穿着，一双仅售12便士。精纺羊绒长袜则细密精美，是由英格兰中部出产的长羊毛先行疏理而后织成，一般是富有商人脚上之物，产量则相对较小。比精纺羊绒袜还要精美的是紧身长袜，质地更精致，乃精品中之精品。各种价位的羊绒长袜从7便士到10余先令，应有尽有，适合不同层次的消费群体。最大的羊毛袜消费群体当然是普通平民。

据估算，如果每人每年穿两双长袜，则需要每年生产900万～1100万双；如果一个织工每周织两双长袜，那么每年需要9万～11万人工作50个星期；实际上一个人每年穿两双袜子是非常保守的估计数目，为御寒和美观人们常常一次同时就穿两双长袜，如此则上述数字相应为1800万～2200万双袜子和18万～22万个织工；这还不包括供给国外市场的羊绒长袜，尽管出口量只占总产量一小部分。16世纪70年代以来羊绒长袜出口稳定增长，到17世纪末时大约有100～175万双羊绒长袜出口。由此可见，羊绒编织业是纺织行业的一个重要部门，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

譬如，1525年在诺里奇市，将近1/3的劳动力从事纺织业，劳动力向编织业流动为农民家庭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托马斯·威尔森(Thomas Wilson)认为，到1600年时诺里奇编织紧身毛衣的童工每年可赚到12000英镑。[95]除编织业外，农村劳动力还从事新式呢绒(New Draperies)和克尔赛粗呢(kerseys)、彩色呢绒生产加工，既供给地方市场需求，又向欧洲大陆出口。毛纺织业从16世纪中叶以来发展成为在国内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工业部门，为大量乡民提供了生计，是一种商业化比较成功的农村手工业。

(三)第一次工业革命

一般来说，“工业革命”是指在18世纪下半叶纺织业领域内发生的技术变革以及引发其他生产部门产生连锁反应，由此导致英国工业生产力急剧提高。对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地位，中外学者们并没有严重的分歧，不过许多学者依然认为在工业革命之前、即16、17世纪，英国工业在许多领域也出现过生产力的快速增长，尤其以约翰·内夫等人为代表，他们将此期间英国工业发展称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甚至还有学者(拉兹洛·马凯，匈牙利科学院院士、布达佩斯大学教授)认为中世纪时就已经发生过“工业革命”[96]，英国的埃莉诺拉·卡勒斯-威尔逊教授亦持此种观点，前文已述。

当然，此种称呼是否准确和恰当有待进一步加以斟酌考虑，不过这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即16、17世纪是工业快速发展时期，借此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到16、17世纪英国工业确实出现了较为快速增长，同时也表明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在行业流动方面获得较大进展，所以这一认识也是同我们关于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在16世纪进入“发展时期”的判断相一致的。

下面我们简要考察一下除呢绒纺织业外，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在其他非农行业的发展状况。英国工业在政府的扶持和保护下，由16世纪前期的毛纺织业一枝独秀，发展成为16世纪后期的矿冶业、制盐业、采煤业和火药、玻璃、糖、肥皂等工业制造业百花齐放的局面，其中最突殊的是，16世纪英国煤炭行业生产增长遥遥领先，煤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以煤做能源开始成为英国经济的主要特征。纽卡斯尔盆地开发了英格兰规模最大煤田，当地绝大部分村民都变成矿工，并吸引更远地区劳动力迁移至此。后来约翰·内夫研究发现，在修道院被解散的16世纪和内战爆发期间，煤炭行业发展非常迅速，产量大幅度增加，在贸易和行业生产中不可或缺，以致被视为“国家财富”[97]。据说开采煤井深入地下40～100米，1560年前后煤炭产量为3.5万吨，17世纪初时达到20万吨。在1540～1640年间，英国煤炭产量增长了8倍。[98]因此，约翰·内夫称这一时期工业飞速发展为英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其变革速度之快只有工业革命高潮时期方可与之媲美。[99]原文大致如下：

……煤矿开采业的发展无疑快于其他工业……这种发展在英格兰早期经济史上并非孤立的现象……不仅包括许多商品产量的显著增长，而且包括了技术上的改进和组织结构的变迁，再加上迅速增长的证据，这就导致我们尝试性地指出，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可能发生过一次工业革命，它的意义仅次于在18世纪末叶所开始的那场工业革命。[100]

16世纪劳动力向其他工业转移也得到一定发展，像食盐工业。16世纪初，英国居民生活所需食盐主要从法国进口。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国务大臣塞西尔请来奥格斯堡专家亚斯伯·泽勒，颁发给他生产食盐的特许状，此时法国的食盐生产和贸易因宗教战争遭到破坏，使英国食盐工业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机遇。1586年，英国政府授予托马斯·威尔克斯(Thomas Wilkes)“生产白盐”的专利权。据载，这位“令人尊敬的”威尔克斯先生是枢密院的一个文书，在诺福克的林恩港和林肯郡的波斯顿港、赫尔的金斯顿港生产“白色的食盐”，专利证书期限为“1～20年”，当地海关官员及其他人士不得“收费和辖制”，任何臣民不得“阻挠破坏白盐的生产、运输和销售”；未经他本人及其代表同意许可，任何人不得在专利权期限内“从事白盐生产”。“如果威尔克斯和他的学徒、仆人未能生产出质量上乘、数量充足的白盐以满足上述地区居民的消费和生活必需”，那么专利权不再有效，或者说“其他人可以合法地在该地区售卖白盐”。[101]“到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末期，这一工业……已发生了一场革命”[102]。泰恩河(Tyne)上希尔兹(Shields)村落也是一个著名的制盐中心，居民主要从海水里提炼食盐。法国洛林和诺曼底移民还把先进的玻璃制作技术带到英国，使得英国玻璃制造业获得空前发展。

据记载，伦敦商人亨利·史密斯(Henry Smyth)意欲将一些“陌生人”带回英国，专门生产“不值钱的玻璃”(broke glasse)，当时人们都称其为“诺曼底玻璃”。其实各色人等已被遣至该地“工作、生活，及时地掌握生产知识，并已经能够自行制造上述玻璃”。于是，爱德华六世授权亨利·史密斯将他们带回英国，专利权期限为20年，可以在王国“任何地方生产诺曼底玻璃”。[103]此外，约翰·伊夫琳(John Evelyn)的祖父招募乡民进行火药生产；鼓风炉于15世纪末引入英国，农村劳动力从事冶金工业者逐渐增多。都铎王朝初期，苏塞克斯林区农民就使用鼓风炉冶炼生铁，大多配有水力锤和熔铁炉；东南部的威尔德地区(the Weald)农村居民也开始用鼓风炉冶炼生铁。17世纪初期时，鼓风炉数目达100，年产25000吨生铁；[104]坎伯兰和萨默塞特郡还请来德国矿工发掘铜矿和菱锌矿。1546年，爱德华六世还批准布里斯托尔商人约翰·派克斯(John Pykes)生产“白色的肥皂”，时人称“塞维利亚肥皂”(Seville soap)[105]。看来该技术是由西班牙引进的。

尽管在16世纪初期，英格兰非农产业生产者人员少，工业产量也远远落在欧洲生产中心像意大利、西班牙、尼德兰、德国和法国等国家后面，国家出口产品主要是羊毛、兽皮、锡和铅等原材料，唯一出口量较大的工业产品就是未染色的、老式的羊毛半成品，进口则主要是制成品，但到“扩张的16世纪”时期结束时，英格兰非农行业的劳动力比例大为增加，达到40％，“主要不从事农业”[106]，英国商品出口结构也陡然一变，不仅原材料出口已经消失，而且相反大量进口国外原材料，外国原料已经成为国内一些工业生产的必需品。对外贸易结构的变化反映英国逐渐摆脱了工业落后状态，乡村很大一部分人口从事非农产业，接近一半(43.3％)农村人口间接脱离农业过活，为经济起飞和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这一成就的取得得益于英国政府采取积极引进欧洲大陆先进技术、人才的开放政策，鼓励国民模仿、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知识，这一幕历史画面与古代日本向中国派遣的“遣隋使”、“遣唐使”有异曲同工之美，也与后来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在学习、引进西方发达国家资金、技术方面惊人地相似。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詹森教授和劳伦斯·斯特教授在“日本和英国的教育与现代化”一文中考察了英国都铎王朝和日本德川时期的历史，同样也发现英国在欧洲取得技术领先地位，主要“不是依赖自己的大量发明”，而是依靠“率先利用其他国家的发明”，与明治时期的日本“相似”，“……模仿德国的采矿技术……模仿法国的铸炮技术……模仿荷兰的纺织技术……向葡萄牙和西班牙模仿造船和航海……”总之，英国人表现出对外部世界“强烈的好奇心”。实际上，英国人模仿和引进的技术远远不止上述几个方面，其动机也不全是为了经济增长本身，但最终刺激了国内企业的发展。那么，是什么原因推动英国人学习其他民族呢？詹森和斯特认为是“伊丽莎白时期英国人对本民族文化遗产并无盲目的自豪感”[107]。换言之，抱有一种平等的观念和心态是借鉴、学习他人的前提条件，高高在上和盲目自大只会导致故步自封、抱残守缺，最终落得落后和被动挨打的下场。如此看来，引进先进技术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操作问题，而是要解放思想，打破一种自大、僵化和落后的思维观念。

总而言之，整个“16世纪”是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历史进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正是在这一百余年的时间里，英国劳动力转移在行业流动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开始扭转了先前在国际贸易中所处的不利地位，逐步在欧洲国家中开始处于领先地位。但在地域流动方面，英国取得的成就则较为有限，如上文所述，城市化水平在欧洲依然处于落后状态且处于一种失衡状态，大部分流动人口迁移目的地是大城市，尤其是首都伦敦。可见，16世纪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在行业流动和地域流动两个方面并没有实现统一，非农化和城市化还没有形成直接的良性互动关系，非农化的很多成果没有转化成城市化。由此，英国著名历史学家G. R.埃尔顿断言，16世纪依然是这样一个时期，即“为经济发展打下基础，这些基础在17世纪得到扩展，并成为18世纪真正的工业革命得以发生的条件”[108]。这种评价就农村劳动力转移整体发展水平而言，也是比较恰当的。

[1]在欧洲经济史上，“16世纪”时限较长，有学者将起始年代定在15世纪晚期，因为此时一些地区人口、经济已经显示出恢复征兆，有学者将结束时间定在17世纪初20、30年代，因为一些地区经济扩张繁荣势头在17世纪上半叶依然得以保持，所以许多人称16世纪为“大16世纪”或“扩大的16世纪”。本书沿用了学界的这种概念，故在阐述16世纪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问题时，17世纪初年的材料、数字多有引用。

[2]“新君主制”一词最早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由辉格派史家提出，始见于格林所撰的《英国人民简史》，沿用至今。参见我国著名史学家戚国淦：《十六世纪中英政治制度比较》，《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

[3]〔德〕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河译，刘北成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9页。

[4]理查德·M.史密斯(Richard M. Smith)通过更为翔实的庄园卷宗材料证实这种模式符合英国大多数阶层的婚姻特点。只有两个特例不符合该模式，一是伍斯特郡黑尔斯欧文(Halesowen)庄园，另一个是精英阶层婚姻，他们的初婚年龄比较低，属于“非欧婚姻模式”。Peter Fleming，2001：Family and Household in Medieval England， Palgrave， pp.19-20；PaulE. Szarmach， M. Teresa Tavormina， Joel T. Rosenthal，1998：Medieval England：An Encyclopedia， New York&London：Garland Publishing， Inc.， p.607.

[5]Chambers， J. D.， 1972：Population， Economy and Society in Pre-industrial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58.

[6]R. A. Houston， 1995：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Britain and Ireland 1500-175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80.

[7]E. A. Wrigley，1992：People， Citiesand Wealth：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Society，Blackwell， p.170.

[8]〔美〕罗伯特·S.杜普莱西斯：《近代欧洲早期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剑桥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7页。

[9]农业社会的人口模式被称为“危机模式”，主要表征是人口增长十分迅速，然后由战争、饥荒或瘟疫削减人口，人口重新在低水平增长，开始下一个运行周期，如此周而复始。Macfarlane，Alan，1978：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The Family Property and Social Transition， Oxford：Wiley-Blackwell， p.4.

[10]Lawrence Stone， 1966：“Social Mobility in England， 1500-1700”， Past and Present，No.33， p.40.

[11]克里德特考察了诺丁汉郡62个农业村庄和40个乡村工业村庄在1674～1801年间的人口增长率，证实这一结论。见Peter Kriedte， Hans Medick， Jurgen Schlumbohm， 1981：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Industrialization：Rural Industry in the Genesis of Capitali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64-65；王渊明：《历史视野中的人口与现代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0页。

[12]Peter Fleming，2001：Family and Household in Medieval England， Palgrave， pp.4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