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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一章 导论
农村劳动力，从内涵上讲，包括农村两部分居民，即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从事各种非农产业之居民，但实际上，在工业革命前相当长时期内，农村居民绝大部分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只有很小一部分从事非农生产活动，而且这一小部分乡民也未完全摆脱农业生产脐带，处于一种“亦牧亦农”、“亦商亦农”或“亦工亦农”状态。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农村劳动力主要就是指农业劳动力，农业劳动力内涵虽然小于农村劳动力，但在实际生产活动中两者区别甚小，相差无几。随着畜牧业、纺织业等其他非农产业的发展，农村社区里从事非农生产活动的居民比例才逐渐增大。因此，书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多数时候所指意义相同。出于逻辑上的对应关系，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时就称之为“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是相对城市劳动力而言，向畜牧业、纺织业、金属冶炼和木材加工业非农产业转移时，则称之为“农业劳动力转移”。
一、国内外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问题的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概况
关于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问题，国外很多学者否认工业革命之前存在城市化，认为城市化是英国近代工业革命的产物，所以自然而然地选择了18世纪之后作为城市化问题的研究时限，尤其是着力考察工业革命和城市化以及人口流动之间的逻辑关系，像P.迪恩(P.Deane)、W.科尔(W. Coll)和G.明盖(G. Mingay)等人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1]这是英国学术界存在的一种正统观点，也是比较传统的。因与本书主题较远，我们在此不作过多评论。
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西方学者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是一种很古老的历史现象，在工业社会之前一直存在，而且近些年来，这种研究趋势有加强的迹象，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研究工业革命之前的城市化，像苏珊·雷诺兹(Susan Reynolds)、爱德华·米勒(Edward Miller)、约翰·哈彻尔(John Hatcher)、E. A.里格利(E. A. Wrigley)、艾伦·戴尔(Alan Dyer)和彼得·克拉克(Peter Clark)以及保罗·斯莱克(Paul Slack)、帕利泽(Palliser)等人，都在其各自的代表作中专门考察了中世纪英国的“城市”、“农村人口流动”和“劳动力转移”[2]，像雷诺兹在《中世纪英格兰城镇史》中系统研究了英国城镇在中世纪早期的起源、中古盛期大发展以及中古晚期面临的各种问题，发现中世纪城镇与周边农村存在密切关系，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依赖关系，这主要体现在城市人口来源、城市居民生活用品以及手工业生产原料来源、产品消费市场等诸方面，在这里是“农村决定了城市的命运”，城市化进程取决于周边农村生产力进步水平和生产关系变革程度。当然，中世纪英国城镇本身对城市化进程也有一定积极作用，因为城镇是“享有特别的法律、行政和司法，一个享有特权的集体法人”[3]，其“自由”和自治权利对乡村居民尤其是农奴产生很大吸引力，吸引了络绎不绝的农村移民。不过，雷诺兹对于中世纪英国城镇在拉动农村劳动力转移与人口流动方面的作用，并没有给予特别重要的地位，这可以从他对城市经济规模和城市人口数量的估算上看出来，雷诺兹很谨慎甚至有些保守，认为在“1086年之后”和“1377年之前”，几乎没有任何有价值的“总体估算”，很多城镇居民数量不到5000人。[4]
无独有偶，希尔顿在一定程度上与雷诺兹观点相同，他认为许多规模较大的城镇也弥漫着“乡村气息”，像剑桥、考文垂、诺丁汉、沃里克和莱斯特，他甚至将许多小城镇直接归之于“农村社会的组成部分”。[5]小城镇尽管在经济结构上与乡村有着显著差别，但在希尔顿看来，小城镇在政治结构和社会管理上“更接近于周围的乡村或庄园”，有的甚至没有什么分别。实际上，许多欧美学者对于中世纪英国城市化水平都持有与雷诺兹、希尔顿类似的观点，像皮朗、克拉潘等人，估算的城市人口比例均在10％以下，他们认为大多数城镇都是带有浓厚“田园”色彩的半城半农类的居民点。
理查德·霍尔特(Richard Holt)等人主编的论文集《英国城市史上的中世纪城镇：1200～1540》，也依然坚持了学者们原有的观点：城镇规模小，绝大多数人口不到1500人，到14世纪晚期时伦敦人口在45000～50000人之间，500多个市场小镇人口在500～2000人之间，不过绝大部分很可能是“接近500人而不是2000人”[6]。这就不可避免地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即城镇的定义，究竟多少人的居民点才能称之为“城镇”？晚近出版的《中世纪英格兰百科全书》的作者们依然认为，直至1500年，英国最大的城市伦敦只有50000～65000人，人口在5000～10000之间的也仅有约克、诺里奇、布里斯托尔、埃克塞特和纽卡斯尔等六七个城市而已，其余六七百个小城镇居民大多数都在1500人以下。[7]显而易见，即便以5000人，甚至2000人作为城镇标准，中世纪英国城市化水平也是很低的。不过，这依然表明中世纪英国是存在着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现象的，而且得到一些学者关注和研究。因为城市人口少、规模小仅仅表明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水平程度低，却无法否认中世纪存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和人口流动的事实。
E.米勒(Edward Miller)和J.哈彻尔(John Hatcher)在《中世纪英格兰：城镇、贸易和手工业1086～1348》(Medieval England：Towns， Commerce and Crafts 1086–1348)一书中，也从中世纪“手工业”和“贸易”(包括内陆贸易和海外贸易)发展入手，论述了英国城镇的兴起原因和发展概况，实际上是将手工业和商业贸易视为中世纪城镇发展繁荣的两大因素，文中直接使用了“中世纪英国城市化”之类术语。不过，与雷诺兹等人不同的是，米勒与哈彻尔认为单从“人口数量”来衡量中世纪英国城市化存在“明显缺陷和不足”，除了考虑城镇的经济特点、功能和多种非农职业结构外，还必须正视中世纪城镇的“法律”地位和政治权利，中世纪城镇同农村社会区别开来的是其“政治、行政和法律表现”。[8]应该说，他们的观点很有见地，抓住了中世纪城市的基本特征之一，在评价时充分地考虑了城市的“历史性”。因为单纯从人口数量衡量中世纪城市化水平，的确有将问题简单化之嫌疑，所以必须要重视“中世纪城镇”一词所蕴含的政治和社会意义。他们也对中世纪英国城市化水平作了大胆推测和估算，认为在14世纪早期英国城市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0％左右。[9]
而以詹·德·弗里斯(Jan De Vries)为代表的美国学者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工业革命之前存在“城市化现象”。作者在《欧洲城市化：1500～1800》(European Urbanization，1500–1800)一书中将城市化的研究范围扩展到整个欧洲，认为不仅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前存在城市化现象，整个欧洲在1500～1800年间都出现了城市化现象，工业革命只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阶段”，即工业城市化时期。作者一度将“1500～1800年欧洲城市化”纳入更宏阔的历史范围里加以考察，其中有一节专门概括了“1300至1980年之间欧洲城市化发展概况”[10]。作者认为，到1800年时，欧洲各国城市人口已经“接近15％”，而地中海地区在16世纪时就已经超过15％。[11]当然采用不同的城市量标准，会得出不同的城市化水平。詹·德·弗里斯认为按照居民在10000人或以上的城市人口数量衡量标准，城市居民占到欧洲总人口的5.6％，而如果以5000人为城市量标准的话，则城市人口占到了总人口的9.6％，他本人似乎倾向于后者，因为在文中多处涉及欧洲各国城市人口比例、城市居民数量的图表里，作者大多都以5000人作为城市的“最低标准”[12]。不过，在论及西北欧英国、尼德兰和丹麦等国时，弗里斯又将城市量标准降为2500人，在述及英国东盎格里亚地区城市化发展状况时甚至将2000人以下居民点也纳入“城镇”标准。[13]可见，作者的城市量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人口数量并不是弗里斯衡量城市的唯一标准。
还有一些学者也认为城市化现象贯穿于古代和前工业欧洲社会，像保罗·霍恩伯格(Paul M. Hohenberg)和大卫·尼古拉斯(David Nicholas)等人[14]即是如此，他们分别将城市化起始时间由近代早期向前溯及至公元1000年、公元1100年左右。尼古拉斯认为工业革命前12～17世纪晚期的欧洲城市具有七大特点：一、城市以市场为中心发展起来，主要从事食品和原材料交换；二、纯粹的工业城市非常罕见，而且这类城市大多经济并不兴旺；三、不论贸易还是工业都存在鲜明的“职业分化”；四、城市大多是宗教和世俗文化中心；五、城市大多有良好的交通条件；六、城市居民具有高度“流动性”；七、许多城市同以前的封建庄园存在“密切关联”。作者认为，到1100年，西欧大多数城市正在进行着“从庄园到城市化”的经济变革。[15]
保罗·霍恩伯格考察了从1000年至1950年欧洲城市化发展概况，将近1000年的城市化进程分成了三大阶段：11～14世纪的“前工业化时代”(Preindustrial Ages)、14～18世纪的“原工业化时代”(Protoindustrial Ages)和18～20世纪的“工业时代”(Industrial Ages)。霍氏的“前工业化时代”就是学界通常所指的“中世纪盛期”，而“原工业化时代”则涵盖了“中世纪晚期”(14、15世纪)和“近代早期”(16、17世纪)两个阶段，较之其他学者认识的要长得多。[16]霍氏认为，虽然加工业的单个生产单元在“技术和规模上没有出现什么变革”，但是生产总量的增加带来了“社会和经济重组”，从事工业生产活动成为农业之外的“替代选择”，是“成家立业”的最低条件。由此，传统社会对居民婚育的束缚、控制被打破，人口能够实现快速增长，推动了“生计移民”向城市流动。与此同时，许多乡村地区实现经济结构转换，从“食品生产转向加工业”，从而紧密地同城市联系在一起。[17]上述学者对于研究时限的前伸意味着他们视历史发展为一连续过程，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是一长时段的历史现象，这显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现代化早期、现代化起源问题的研究。
新近出版的《剑桥不列颠城市史》代表了西方学者在过去30年里对英国城市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最高水平，该书共三卷，汇聚了英国、欧洲大陆和北美近90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地理学家的共同努力，考察了英国从盎格鲁-撒克逊早期的居民点到20世纪中叶城镇成长、发展和演进过程。其中D. M.帕利泽(D. M. Palliser)主编的《剑桥不列颠城市史》第一卷主要叙述了公元600年至1540年间英国城镇发展历程。作者认为，英国城镇生活从7世纪开始“复兴”了，主要在不列颠原罗马城镇旧址或附近地区，典型的如伦敦和约克等城市，一直成为当地政治中心。可以说，早期城市发展基本上是“罗马人留下的遗产”。帕利泽甚至认为，不列颠南部如果没有经历罗马人的长期占领，英国中世纪和现代城市模式也许会“完全不同”。[18]理查德·霍尔特(Richard Holt)根据纳税人口的结构和比例，认为到1300年时，约有20％的居民住在城镇里，当然大约有一半的城市居民住在人口仅在数千人(其中许多不到2000人)的小城镇里。霍尔特认为，英国城镇居民达到了中世纪的“最高水平”，甚至断言英国城镇社会已经“走向成熟”。[19]无疑，这是对英国中世纪城市化的一种乐观判断。达勒姆大学中世纪史教授理查德·布里特奈尔(Richard Britnell)则相对谨慎，认为城镇人口约占总人口15％，而伯明翰大学的克里斯托弗·戴尔教授的估算比布里特奈尔还要高出一倍。[20]可见，西方学者们对中世纪英国城市化水平并未取得一致看法。
《剑桥不列颠城市史》第二卷由英国莱斯特大学经济社会史教授彼得·克拉克主编，该卷分三大部分，分别考察了1540～1840年英国城市经济、社会、人口等方面发展概况。第一部分按地区考察了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各地城市发展历程，其中将英格兰分为“东盎格里亚、东南地区、西南地区、中部地区和北部地区”分别加以论述；第二部分专门叙述了1540～1700年近代早期英国城市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状况；第三部分则阐述了1700～1840年工业革命前和英国城市化与经济结构变化的联动关系、政府承担的角色以及文化、娱乐方面的情况。P.格里菲斯(P. Griffiths)、J.兰德斯(J. Landers)等人采纳里格利的研究成果，认为5000名居民以上的城镇人口在1540年时约占英格兰总人口的5％， 1600年时达到8％， 1650年则达到14％，城镇总人口则达到680000人，1700年时达到850000人，倘若算上5000人以下的小城镇则还要多，其中伦敦增长最为迅速，约占英格兰城市人口的70％。[21]这正是彼得·克拉克教授在导论中提到的，即与法国、低地国家和北意大利相比，“近代早期不列颠城市发展呈现出显著的‘极化’现象”，人口向首都伦敦空前集中。[22]
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行业”流动方面，英国学者在论述城市经济时，多有涉及，因城市经济多为手工业和服务业等各种非农行业，故可参见相关章节，也有一些学者专门考察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工商业发展状况，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如L.萨尔兹曼(L. Salzmann)，专门研究了英国中世纪酿酒、纺织、金属加工、皮革制造、采矿等十大非农产业发展状况，书中最后一章专门考察了政府和市镇当局对上述非农行业的管理。[23]作者实际叙述了英国直至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各种非农产业发展概况，尤其在煤炭、铁、铅、银和锡矿开采方面着力颇多，鉴于已经有许多学者专门论及纺织业发展的著述，萨尔兹曼只是将“纺织业”列为第八章，不过这并非否认纺织业在英国传统经济社会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相反，直到“16世纪中叶以前，英国政府即议会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呢绒纺织行业，各种法规的前言都表明了政府与市政当局对该行业的高度重视”[24]。
爱德华·米勒、哈彻尔在研究城镇的同时，也考察了黑死病之前英格兰非农行业发展概况，文中第一章、第二章分别考察了“末日审判书”以前和“中世纪”手工业，认为其时英国社会已经开始“商业化”，虽然程度很低，一些城镇和堡已成为地方“非农经济生活”中心，当地居民不仅从事地方贸易，也经营国际贸易和加工业，这些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留给诺曼人的“遗产”[25]。就中世纪手工业而言，尽管在像伦敦这样的大城市里行业生产分工很细，但整体而言，绝大多数城镇或乡村地区手工业几乎没有什么生产分工，“生产规模都很小、固定资本水平低、技术含量低，以及主要以家庭为生产单位”，这些构成了中世纪手工业的“基本特征”。[26]
伊丽莎白·克劳福特(Elisabeth Crowfoot)等人根据伦敦出土的考古发掘实物考察了中世纪英国的纺织业和呢绒业，作者详细划分了纺织业的种类，如羊毛纺织业、亚麻纺织业、丝织业和混纺以及编织业，还专门辟有一章“山羊毛纺织业”(Goathair textiles)，考古证据指出这种粗糙的纺织品在11～17世纪之间一直被普遍使用，尤其在沿海地区。[27]而丝织业主要受到伊斯兰西班牙、意大利城市和中东地区影响，在整个中世纪时期英国并没有成功确立自己的丝织业，直到中古晚期和近代早期，丝织业才开始在纺织业中占有一席之地。[28]丝织业的一个生产中心是坎特伯雷，除当地居民外，还雇用了许多法国纺织工人。
西比尔·杰克(Sybil Jack)重新考察了英国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贸易和工业发展状况。这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在行业流动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的一个时期。不过，与内夫(Nef)不同的是，西比尔·杰克更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认为许多工业是在“政府保护之下”发展起来的，都铎和斯图亚特君主都对发展工业显示出浓厚兴趣，并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措施。同时政府开支的增加也刺激了“市场经济”发展。[29]但总的说来，这一时期工业发展仅体现在几个“无关联”行业，而且在不同时间点，没有引发其他部门的联动反应。因此，经济发展的重要进步并不是表现于大规模增长现象“本身”，而是主要体现在“经济结构”方面。[30]
迈克尔·泽尔(Michael Zell)则在《乡村工业——16世纪的威尔德社会》中考察了英国肯特郡威尔德(Wealden)地区乡村工业发展的一个范例。作者从份地持有、继承习俗和家庭结构等方面分析了威尔德地区人口地域流动和行业转移的因素，相对说来，不可分割的财产继承制度促进了人口在地理上的流动性，而可分割继承制在一定程度上使人口具有某种地理稳定性，充当着“缓冲器”作用。不过，作者同时也发现，后一种财产继承制度使得许多居民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经济保障，明显有利于适龄居民成家婚育，因而实行可分割继承制的地区人口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不可分割继承制地区，结果促进了人口增长；而当人口压力进一步增大时，可分割制的人口流动“缓冲器”的短暂作用则消失了，也无法阻挡人口流动和劳动力向“非农行业”转移。[31]从长期来看，相反还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直至16世纪，威尔德地区的毛纺织业一直十分繁荣。通过“外包制”(putting-out)，呢绒商为当地许多居民提供了衣食之源，产品不仅在当地销售，而且销往海外市场。按照门德尔斯的观点，16世纪的威尔德地区进入了“原工业化”阶段。[32]
(二)国内研究概况
国内一些著名专家学者，像王章辉研究员、侯建新教授、王晋新教授、刘景华教授、钱乘旦教授、徐浩教授、李世安教授等，都在其论著中论述了农村人口流动和城市化问题，很有启发性。[33]中国社会科学院王章辉研究员着重探讨了18世纪工业革命以及其后欧美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工业革命前社会背景和劳动力转移原因有所涉及，强调工业革命对欧美国家城市化进程具有决定性作用；中世纪史专家、天津师范大学侯建新教授则从一个独特视角——中古晚期农民个体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成长方面对农村人口流动、中古晚期社会变迁进行了实证研究，指出农奴逃亡、农村居民频繁流动都是劳动力转移的表现形式，是农民物质和精神力量成长的结果，这是西欧国家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基础，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现代化进程之所以发生并成功的第一基石；东北师范大学王晋新教授对15～17世纪间英国都铎王朝和中国明王朝的农村经济进行了比较尝试，揭示出中英两国农村在人口流动和非农产业发展方面的基本差异和不同影响；英国史专家、北京大学钱乘旦教授等人则从宏观视角著述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指出英国工业化在自由主义模式中具有领先地位；中国人民大学徐浩教授对中国清代华北地区和英国农村进行比较，指出两国在农村工副业、市场发展、非生产性支出和消费等方面存在许多差异，很有启发与借鉴意义。
我国著名中世纪农村经济史专家侯建新教授在其代表作《现代化第一基石》中特别强调，中世纪城市的兴起、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农村首先创造出超过自身基本生存需要的农产剩余，才能使相当一部分农业人口从农业和农村中分离出来。尽管许多城镇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获得王室颁发的“特许状”，许多封建领主也积极主动创建城镇，但归根到底，是“农民兴建”的。(参见《现代化第一基石》，第126页)同时，侯建新教授还强调中世纪城市所具有的特殊的“政治、法律”地位，也是吸引农村居民尤其是农奴向城市逃亡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侯建新教授在其一系列论著中还多处论及乡村工业，断言“英国高产农业孕育了乡村工业”，进而“孕育了整个工业世界”，“……传统农业变革……是多方面的：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技术的，也是法律的；制度的，也是观念的”。(参见《社会转型期的西欧与中国》，第253页)这些论断对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都极富启发与指导意义。
刘景华教授是国内研究中世纪城市问题的专家，著有《城市转型与英国的勃兴》(中国纺织出版社，1994年)、《西欧中世纪城市新论》(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走向重商时代——社会转折中的西欧商人和城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其中《走向重商时代》一书第三章论述了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英国乡村工业，出发点虽是考察商人资本在乡村毛纺织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对农村劳动力在呢绒纺织业从业情况分地区——西部各郡、东盎格里亚和约克郡西区——作了较详尽介绍。作者还辟有一章，总结了中国学者对英国中世纪城市研究概况，梳理了国内学者关于中世纪城市研究的大量论著，为后来者进一步深入研究该问题作了良好铺垫。(参见《走向重商时代》，第276～290页)
王加丰、张卫良两位教授合著的《西欧原工业化的兴起》是一部详细研究工业革命前西欧农村手工业、原工业发展状况的专著，不仅介绍了西方学者关于“原工业化”理论的研究概况，而且考察了西欧中世纪农村手工业向原工业转变的各种条件、原工业化与工业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作者对西欧原工业化现象进行了个案研究，其中第五章专门研究了“英国的原工业化”，详细介绍了原工业化理论在英国传播、接受和研究滞后概况，并从一种“地区”视角考察了英国西部、东盎格里亚和约克郡的乡村纺织业，分析了毛纺织业在乡村兴旺繁荣的各种原因，像自然资源、地理环境、城市纺织业相对衰落、财产继承制度等因素，在国内外市场拉动下，一些乡村工业成功地过渡到原工业化阶段，尤其是北部的约克郡和兰开夏郡。(参见《西欧原工业化的兴起》，第142～209页)
中国人民大学徐浩教授的《中世纪英国城市化水平研究》和李世安教授的《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考察》，为近年来我国世界史学者研究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两篇高质量的专题论文。徐浩教授认为，在中古晚期和近代早期，英国城市人口在全国总人口的比例接近20％，已经达到城市化的“一般发展状态”。上述研究充分表明工业革命之前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已经取得不俗成就，是英国城市化历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阶段。不过，大部分学者们都主要将精力投诸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15～18世纪这一阶段，研究时段偏重于近代早期，对于中古时期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的系统研究依然比较薄弱，像中古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与工业革命时期城市化的关系、人口流动兴起的历史背景、封建农奴制与劳动力转移的关系、重大突发性历史事件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的影响、英国王室和以后政策对人口流动、城市发展的影响、人口婚育模式与农村人口流动、非农行业的关系、中古城市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圈地运动对英国城市化进程的影响等问题，都需要在前人成果基础上继续深入研究。
总的说来，中外学者都对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劳动力转移问题较为关注，作了大量研究，成果颇丰，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问题提供了良好基础。而相对说来，对工业革命以前尤其是中世纪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现象进行详尽、系统研究者依然比较少，该领域仍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余地和空间。以上是笔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所搜集到的重要资料和主要论著，还有其他许多学者关于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问题直接或间接的中、外文专题论文、研究著作，详见书中脚注，此处不再一一列举。
二、基本观点与研究目的和意义
(一)基本观点
英国统计学家列文斯坦(Ravenstein)1889年发表的《人口迁移规律》，可以被看做是人口流动研究的肇端，迄今已有120年的历史。但学术界一直并未对“人口流动”给出一个人们能够普遍接受的定义。通常所用的词汇大致有“Migration”、“Mobility”、“Movement”和“Circulation”等，相应的，中文里也有不同的称法，像“转移”、“流动”、“迁移”等。
本研究从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和定义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这一现象。通常而言，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包括两层含义：
第一，指农村人口跨越一定空间界限从事社会经济活动，其常住地从一个地理单元转移到另一个地理单元。根据其外在特征，可称之为“地域流动”；
第二，指农村人口跨越一定行业界限从事社会经济活动，主要从农业转移到畜牧业、纺织业和商业等非农领域，社会身份发生了相应变化，我们称之为“行业流动”。
当然，根据不同的标准，劳动力转移还可分为不同类型，像根据流动终极目标，人口流动又可分为生存型流动和发展型流动、保守型流动和创新型流动等；根据动力机制，人口流动还可分为被迫流动和自由流动、自愿型流动和非自愿型流动等。
从历史上看，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包括地域流动和行业流动两大类型。地域性流动古常有之，然迁徙者一般不会因此而改变身份，依旧从事旧日的行当，或渔猎，或稼穑；只有当城市和大工业出现时，劳动力转移和农村农业人口流动才不再单纯是地域性的空间流动，而是转变成行业流动，并形成一种汹涌澎湃、不可遏止的历史运动。由此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了新的含义和称谓，即工业化和城市化[34]，迁徙者不仅改变了职业，脱离农业转而从事手工业、工业或商业，同时也改变了原有身份，变成了城市市民——手工业者、工人和商人，这是地域流动和行业流动的高级阶段。这种劳动力转移是一种行业流动，也是一种社会性流动，较之此前的地域流动要复杂得多，会对移民流出地、接收地乃至整个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劳动力的地域流动和行业流动与工业化(“非农化”也许更合适)、城市化紧密相连，已经构成了现代社会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即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和人口从乡村转移到城镇。从这个角度讲，农村劳动力转移就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内容，只不过这一过程并不始于现代大工业，而是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已发生了。
通观世界历史，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是世界各国在不同历史阶段、程度不同地存在的普遍现象。这一现象贯穿了整个前资本主义时期，构成了现代化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35]工业革命前社会的主要特征是大量人口从事农业、林业和渔业，向近代社会转型意味着劳动力从上述部门转移到制造业、采矿业、工业、贸易和运输服务业。但是，在工业革命发生以前，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是缓慢的、曲折的，如石壁间渗出的涓涓细流，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始终居于绝对主导地位，农业人口则占据了总人口的绝大多数。18世纪下半叶发生的工业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社会经济结构，工业开始占据了主导地位，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不断向城镇和工矿区流动，城市人口比例急剧增加。到工业革命结束时，城市居民已经占到总人口的一半以上，英国人口基本上实现了城市化。这是世界范围内第一个完成城市化的欧洲国家。
英国城乡人口结构分布的这一重大变迁预示了世界人口构成变化的总趋势。法国经济史家保尔·芒图说，正是大批农村闲置劳动力“生力军”的涌现，大工业的发展才成为可能，大工业就像“本土中心的一块新大陆，大批移民都到那里去”……大多数自耕农和小佃农和其他从农村被赶出来的农民“除向工场提供其劳动力外，不能提供任何东西”，他们便形成工厂群众和产业革命队伍的来源。而大工业的发展显然又加速了农村人口流动和迁移，“加速并完成了”自耕农的消失……[36]最终实现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目标，两者密切相关，互为影响联系着。可见，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构成了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变革——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实际上，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运动是以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继续和发展，是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历史长过程中的一个阶段——高峰时期，因此，研究工业革命前，尤其是中古时期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工业革命时期劳动力转移现象的理解，也有助于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工业革命和城市化。本书所关注的正是这一特定时期的劳动力转移，即从中世纪盛期到英国工业革命，希冀通过对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这一历时久、规模大的社会现象的描述和分析，勾勒出一幅11～18世纪700余年间英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之路的历史画卷。
工业革命前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发展历程如下。从11～18世纪工业革命的六七百年间，英格兰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1～13世纪末、14世纪初年的“城市兴起”阶段，14世纪中叶至15世纪末、16世纪初年的“衰落”阶段，16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之前的“恢复和发展”阶段。
在第一阶段，劳动力主要表现形式是农村内部短距离的地域流动，同时乡村主要非农产业——畜牧业和纺织业开始兴起，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行业流动初见成果。与此同时，11～13世纪农村劳动力一度产生向城市迁移热潮，促进了中世纪城市复兴。在第一阶段，劳动力转移不仅受制于农业生产力低下，且受到农奴制束缚。当时庄园里多数劳动者都没有迁徙自由，农奴逃亡冲击着封建庄园的劳役制度，成为此时劳动力转移的一种特殊方式。因此，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水平不仅体现了农业生产力进步程度，而且反映了农村社会的开放程度和封建农奴制的没落程度。第二阶段，在中古晚期的14、15世纪，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步伐明显变缓，中世纪晚期许多城市出现人口削减、经济发展缓慢现象，不过也有一部分地区如伦敦附近各郡保持了平稳发展势头，城市化地域不平衡局面出现。总的说来，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英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较少，主要还是在农村社会内部流动，所以可称之为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的“初级阶段”。
第三阶段为16、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可称为劳动力转移“恢复和发展阶段”。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远距离地域流动获得长足发展，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行业流动取得更大进步，乡村里大量农业人口脱离了农业转而从事毛纺织业等非农产业。劳动力转移之所以在16、17世纪后获得较大发展，除了在社会制度上不存在阻碍因素外，主要原因在于农业生产力此时获得显著进步，粮食产量大幅增加，英格兰开始向国外出口粮食，到17世纪末时成为西欧最大的谷物出口国家。正是在农产剩余长期增长基础上，乡村工业此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原工业化时期，曼德尔斯1972年在他的论文里开宗明义，称其为“工业化进程的第一阶段”[37]。工业史专家P.克里德特、H.米蒂科等人则将乡村工业的发展称之为“工业化前的工业化”[38]。到工业革命前夕，英格兰农村劳动力大约一半从业于这种原工业，加之城市人口，可以说国家大部分人口已经脱离农业生产。因此，在劳动力转移的第二阶段，英格兰就开始向工业国迈进，其后发生的工业革命加速并完成了这一历史进程。
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促使农村劳动力向非农行业转移和向城市流动直接动因也不尽相同，具体原因很多，像农业生产“季节性”失业、农奴对城市自由的向往、农业生产剩余产品增加以及人口数量膨胀等；在某一时期、某一地区，可能这种或那种原因起到主要作用，但从英格兰全国来说，农业生产力持续稳步提高才是劳动力转移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农产剩余的增长不仅为城市人口提供足够的剩余粮食和为城市工业提供必要生产原料，还同乡村自身的工业即乡村工业发展密切相关，广大普通老百姓对日常消费品、必需品需求的巨大增长的背后正是手中可用于交换的农产剩余增加。没有农产剩余量的增加和扩大，乡村工业就永远处于农本经济的附庸地位，就无法突破农本经济的闭塞从而也不能为近代工业的成长开辟道路。
在劳动力转移的前后不同阶段，英国统治阶级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态度是不同的，而且发生显著变化。在第一阶段，封建统治阶级各个阶层采取措施限制劳动力流动，从1351年全国范围的《劳工法令》到基层庄园的劳役制、保人制和财产扣押等，强迫农业生产者固定在土地上，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和迁移，对农民的经济剥削和压榨无一不流露着浓浓的超经济强制色彩。而在第二阶段，地主、乡绅和贵族开始圈围土地驱逐农村人口，或采取暴力或采取和平方式强迫农业生产者离开土地。就议会和王室而言，虽曾多次颁布法令禁止圈地，但令行而禁不止，因为许多议员和执行反圈地法令者都是圈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统治阶级绝大多数成员都是这场运动的最大受惠者，执行农本政策的中央政府只是要制止圈地带来的社会动荡，并不真正禁止圈地。所以，透过一小撮上层人士反对圈地的表象，我们看到统治阶级整体上还是赞同圈地的。无论是变耕地为牧场还是合并为大农场，所需劳动力较前少许多，多数农村人口逐渐不得不转入乡村工业或去城市谋生。这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也是现代社会雇佣工人开始形成的过程。由此可见，英国统治阶级在劳动力转移前后两个阶段态度是不同的，实际上反映了主流社会生产观念、财富观念的变化，也反映了一个新兴阶级的新价值体系正在形成。
与此相反，东欧封建主阶级16、17世纪后日益强化对农民控制，尤以俄国为典型，1607年法规和1649年“法典”都以法律形式赋予封建领主无限期追捕农奴的权利，农奴永远不准易主。波兰亦是如此。16世纪后农奴制完全确立，劳动力流动受到严格限制，先前建立的具有资本主义因素的手工工场消失了，庄园劳役制度得到强化，接踵而来的是“国内市场萎缩，城市手工业者和工匠大量失业”，出现了“城市农业化”的反常现象。[39]不过，此时易北河以东德国、波兰和俄国的农奴制已同西欧15世纪以前的农奴制大不相同，具有很大的开放性，不再和庄园制下的自然经济联系在一起，而是“亚欧大陆商品货币经济大发展、国际社会分工加强造成的后果”，庄园领主将领地上生产的谷物、木材等大量出口到西欧，显然“具有商品经济属性”。[40]
由此可见，商品经济并非必然促进封建制和自然经济的瓦解，在西欧发生的历史作用没有重现于东欧，当然，商品经济有不同类型，像东欧这种商品经济，真正的生产者并没有参与市场活动，市场的主体是“贵族和领主”，商品活动的盈余利润也没有投回生产领域，自然难以产生积极进步意义，我们可称之为“伪商品经济”。中国农民史专家侯建新认为，只有农民、市民等生产者比较普遍地进入市场，“生产和流通结构实现一体化”而不是脱节的，商品经济才会对封建经济产生解体作用。[41]
显而易见，东西欧统治阶级16、17世纪后对待劳动力流动态度是有差异的，这是造成东西欧农奴制出现不同历史命运的原因之一，也是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取得不同成果的重要原因。在国家或王室政策扶持下，西欧尤其是英国率先冲破了封建农本经济，畜牧业、纺织业和粮食加工业等非农行业得到较快发展，人口和生产力都实现了持续稳定增长，最先实现了城市化和工业化，进入了现代社会。而东欧，尤其是俄国迟至19世纪60年代“农奴制改革”之后才开始艰难的近代化进程，甚至在农奴解放以后，“差不多持续到1914年的村社土地所有制和村社负责征税制”还是使经常性的劳动力流动“非常困难”。[42]由于劳动力流动受到严格限制，也由于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工业发展和城市发展严重落后，较之西欧滞后一百余年。
实际上，在东西欧统治阶级对待劳动力转移和人口流动态度差异表象之下，我们也看到了相同的事物。限制也罢，驱逐也罢，统治阶级和集团的动机和目标还是一致的：即通过超经济强制——利用国家力量，采取暴力手段攫取经济利益。以英国为首的西欧在中古晚期主动放宽对农民的限制，以致采取暴力手段将农民驱出土地，是因为他们可以通过畜牧业、圈地改良等生产活动从中获得更多收益，也因为英国农业生产力已经提高到不需要如此多的农业劳动力从事谷物种植业的程度；而以俄国为首的东欧国家，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只有采用超经济强制手段才能确保土地收益最大限度地落入自己腰包，只有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才能保证农业生产部门的产出，只有限制劳动力流动才能维持现存的社会等级结构，从而保障统治阶级的政治特权和既得经济利益。所以从根本上讲，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率先获得成功也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从而再一次验证了“生产力是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的唯物史观。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选择“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这个研究题目，主要出于以下几种考虑：
第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和从农业向工业等非农产业部门流动，是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内容，也是传统社会实现现代化内容之一，因而也是现代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现象正是从农村社会结构变迁来解读城市化、从农业经济结构变革来阐释工业等非农产业发展进程，从中凸显农村社会、农业经济在现代化变革和传统社会转型中的重要作用。简言之，研究工业革命之前的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既是从一个新视角理解工业化和城市化，也是探求欧洲现代化的历史起源，其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工业革命息息相关。与土地相分离的农村劳动力不仅为产业革命提供了后备军，而且使工业生产部门拥有了广阔、稳定的国内消费品市场。在一定意义上，产业革命可以视为农村人口从农业向工业等非农领域转移的历史后果，这种历史后果反过来又加速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将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工业革命后英国农村人口迅速向城市转移，工业化和城市化掀开了人类历史的新篇章。因此，研究工业革命之前农村劳动力转移也可以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工业革命，理解世界史上这一伟大、壮观的历史运动。
第三，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象由来已久。大而言之，从城市出现起，农村劳动力就开始向城市转移，甚至城市出现本身也是农村人口转移的产物；从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出现起，农业人口就开始向非农产业转移，这一历史现象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一直存在，在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尤为显著。以“中世纪和近代早期”为研究时限，可以将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现象纳入“长时段”研究范围，不仅为我们研究现代化变革提供了宏大的历史背景，也可以使我们将工业革命前后的劳动力转移现象联系和统一起来，在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以劳动力转移和人口流动为线索来了解英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轨迹，从中找寻一条中古英国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由农民而市民的发展线索，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解读英国由传统文明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变迁。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问题，涉及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向城市流动两大方面，实质上就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目前世界各国尤其在不发达国家、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等，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正在进行着城市化和现代化建设，城市化的发展正带来各种社会问题，像外来人口过多、城市就业压力增大、交通住房等基础设施相对滞后以及农村流民的社会偷盗等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治安等犯罪行为，都加剧了社会矛盾和城乡对立。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劳动力转移问题，加强对农村人口流动和城市化进程的研究、人口流动对社会发展的关系等，就显得更加迫切和尤为必要。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欧洲国家，具有典型意义。
在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更为突出。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中国新时期的重要历史任务是发展和繁荣农村经济，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合理地向非农产业转移，向城市流动；保持社会稳定，推进城镇化建设。英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经验、经历值得我们探索学习，盲目照搬固不可取，闭门自封更要不得，借鉴和汲取国外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无疑可以为我们当前处理流动人口和城市发展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新的视角。因此，研究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比〕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乐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3页。
[15]David Nicholas， 2003：Urban Europe， 1100-1700，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pp.6-10.
[34]一般说来，学界普遍认为城市化和都市化是近代工业革命的直接产物，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37页。
[36]〔法〕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杨人楩、陈希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42～143页。
[37]转引自吴于廑：《15、16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续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0页。
[39]刘祖熙：《波兰通史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13页。
[40]朱寰：《亚欧封建经济形态比较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81～184页。
[41]侯建新：《现代化第一基石——农民个体力量成长与中世纪晚期社会变迁》，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223～224页。
[42]〔美〕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罗荣渠主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20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