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长明灯

从小学开始，我们就接受一种十分正统的理想主义教育。老师一再告诫我们要树立远大的理想，否则将来会一事无成。他们还会举出一串成就非凡的人，告诉我们那些人的成就，无一不是从小就树立远大理想，并为之苦苦奋斗的结果。

这种教育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所以就是在今天我还能复述这些故事。比如，毛主席从小就认定要让穷人翻身，后来他果真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陈景润立志要攻克“歌德巴赫猜想”，后来还真的摘下了这颗数学皇冠上的明珠；还有高尔基的那句很著名的话，一个人的目标越高，他可能取得的成就越大，所以年轻人不妨把目标定高点等等。

但老师的苦口婆心，并未取得应有的效果，我们并未真正理解这些话。相反，还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以致后来我在高中乃至大学一写到关于理想的文章，总是尽量避开老师曾举过的例子和说过的话。我觉得那些都已成为被一代代人用滥的公共语言，因而毫无意义。

然而，我现在写这本书时，却不得不重新拾取这些旧的话题。不是我向用滥的公共语言投降（我对它们的反感和厌恶从来都是一致的），而是岁月让我明白，理想真的是生命的长明灯，是它牵引着人们走向成功的彼岸。我就像绕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一切道理都没有改变，唯独向我讲这些道理的老师已经老了。我不禁懊悔不已。

纵览古今中外一些伟人的生平，就会发现他们每次在重大的转折面前， 都是靠一个信念支撑住的，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可能早就被击垮了。读林肯的传记，我就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这位为解放黑人奴隶而奋斗一生的伟人，历经苦难，受尽了敌人和同僚甚至自己妻子的打击，最后终于迎来了胜利。但就在这个时候，他被暗杀，这种经历可谓很不寻常。是什么使他支撑下去的呢？当然是信念。他曾在回击一个同僚的攻击时，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这一点。这位叫西华的同僚攻击他不会管理自己，闹出很多笑话，林肯回答： “我也许不善于管理自己，但西华也好不到哪里去。我唯一的主宰是良心和上帝，这一点人们迟早会知道。”所谓良心和上帝，就是他的解放黑奴、实现人人平等的理想。

从前看过的一些革命教育电影，经常有这种镜头，一位英雄在战场上受重伤，眼看着即将死去，便用手指着陕北的方向，告诉战友们继续战斗下去。那时，陕北就是革命先烈们的不倒信念，是这一信念支撑着他们在最艰苦的条件下，还能坚持战斗，永不倒下。

在我身边常有这样的例子。我的不少同学曾跟我讲，他将来要怎样怎样， 我当时并不当真。但过了些年，他们还真的怎样了。我不得不敬畏理想给人的力量。

我有一个高中同学，考上大学那年，立下一个宏愿，一定要出国留学。我一直以为他在开玩笑，因为在我看来，他的能力是不可能使他出国的。我甚至还讽刺他，和他谈到美国，不讲“美国”，而说“贵国”，但他并不生气。后来，在我临近毕业正兴冲冲地与一家单位见面时，他接到了美国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虽然，我并不以为出国怎么了不起，甚至以为不应该把出国当作理想，但在他而言，他是成功了，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否认的。他后来告诉我，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几乎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来读英语。

由此，我明白了理想可以使人无比的坚强和不可摧毁。

我还有一个大学同学，来自江西，很喜欢哲学，他说他从小就有的理想是当哲学家，却莫名其妙进了新闻系。虽然如此，他是人进了新闻系，心却在哲学系。他整天抱着哲学书看，选修课也几乎全是哲学系的。大三暑假， 我们要到新闻单位实习，他却在实习不到一半的时候溜了，躲在宿舍里读哲学书。他准备考哲学系的研究生。实习结束，我们开始为工作而奔忙，全班人心浮动，课没人上，但他丝毫不为所动，依然在背英语单词，钻研哲学问题。最后，他真的考上了。

当时，这在我校成了一个不小的新闻。因为在大多数人看来，研究哲学是“出生人死”的职业，而新闻记者是一个又风光又舒服的行当，他要“出生人死”很多人不理解。据说，哲学系的有些老师也十分感动，他们以为在人心浮躁的社会背景下，放弃一个很好的职业，来为哲学献身，十分难得。我至今仍想，如果不是理想的牵引，他也许在进新闻系后，真的干上新

闻这一行当。事实上，这种事是很多的。每年高考，总有不少同学被录取老师调配到别的专业，这是最考验人的时候。如果说大学是根据自己的理想填报志愿的话，那么大多数人就会因为这一调配而背弃理想，改变理想。诚然， 他们也有无奈，但是在理想明灯的神圣光照下，总是显得有些可悲。

当然，换一个角度看，他们背弃与改变理想，其实正说明他们原来并无真正的理想。否则，他们会像我的那位同学一样坚持下去的。

我永远忘不了这位江西同学，还有许多追求理想已成功或即将成功的人。他们的成就也许并不显赫，但他们十分平凡的成功，却生动地昭示着理想的意义。岁月就是这样让我明白了理想的可贵和生命的不可战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