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圣宗的改革和封建关系的确立

辽圣宗、承天后以韩德让等汉人官僚为辅佐。在他们的统治下，辽朝制度发生了如下的一些变革。

宫帐奴隶置部 原来辽朝以皇帝宫帐（斡鲁朵）及皇族宫帐（横帐）大族的奴隶在辽水东捕捉飞鸟鹰鹘，编为稍瓦石烈（稍瓦，契丹语，义为鹰鹘）， 又在海滨柳湿河、三黜古斯、手山冶铁，编为曷术石烈（曷术，契丹语，义为铁）。圣宗时，置稍瓦部、曷术部，与诸部并列，捕鹰、冶铁的奴隶由此取得部民即平民的地位。奚族撒里葛等三营（氏族），阿保机时隶籍宫帐为“著帐子弟”。圣宗时，也各置为部。辽朝历年来从周邻诸族，如女真、乌古、敌烈、室韦、达鲁虢、党项（唐古）西俘掠到大批的奴隶，隶属于宫帐斡鲁朵。圣宗时分别设置为三十四部。隶属于宫帐的鼻骨德户，分设两部。这些原处在宫帐奴隶地位的俘户奴隶都由此成为部民，分统于北府和南府。圣宗时新征服的五国部（剖阿里等五部）和回鹘等的民户，也不再编为宫帐奴隶，而分别设部统治。被征服的奚族，则改编为六个独立的部落。

投下州县赋税 圣宗时，辽朝普遍实行赋税制。俘掠奴隶设置的投下州城，分赋税为二等，工商税中，市井之赋归投下，酒税缴纳给朝廷（据《辽

史·食货志》当始于圣宗时）。投下俘奴由此演变为输租于官、纳课于主的“二税户”。九九五年，诏令诸道民户，自穆宗以来被“胁从”为奴隶者， “仍籍州县”。隶属州县，即不再是奴隶主完全占有的奴隶，而成为向朝廷纳税的编民。部分寨堡的民户，迁置州县垦殖，如“徙吉避寨居民三百户于檀、顺、蓟三州”，从事农耕。山前后未纳税户迁于密云、燕乐两县“占地置业”，交纳赋税，被称为“私田”。又募民耕滦河一带的荒地，十年以后才开始收租，称“在官闲田”，即朝廷所有的荒田。耕私田和闲田，都要“计亩出粟，以赋公上”。西北沿边各地设置屯田垦耕，在屯民户“力耕公田， 不输税赋”，即不再向朝廷输税，积粟供给当地军饷。在屯户实际上是为朝廷服力役的农奴。

刑法 穆宗时刑法严酷，承天后、圣宗放宽法令，改定十多条。一○○ 六年，下诏：主人非犯谋反大逆及流死罪，其奴婢（家奴）不得告首；如奴婢犯罪至死，听送有司（官府），主人不得擅杀。依据这一改定的法令，家奴仍处在受奴役的无权的地位，但奴隶主已不能任意屠杀。旧制：夷离毕掌刑狱，圣宗时北南院枢密使开始自理讼事。一○二六年，圣宗下诏说：“我们国家因有契丹、汉人，所以用北南二院分治。⋯⋯如贵贱异法，必然生怨。如今小民犯罪，必不能向朝廷申诉，而皇族、外戚（后族）可以行贿苟免。今后，贵戚因事被告，不论事情大小，都令所在官司案问，具申北南院复问， 得实奏闻。”这个诏令，多少削弱了契丹贵族对“小民”和汉人的某些特权。在此以前，又将汉人与契丹人斗殴至死、治罪轻重不同的旧律，改为同等治罪。契丹人犯十恶大罪，也按照汉人法律制裁。

捺钵（捺音纳 n4） 契丹旧俗，随水草，逐寒暑，往来渔猎。辽朝建国后，皇帝游猎设行帐称“捺钵”（《辽史》释“行营”，宋人释“行在”）。大抵到圣宗时，四时捺钵才开始有固定的地点和制度。春捺钵在长春州的鱼儿泊捕鹅，混同江钩鱼（或在鸳鸯泊）。夏捺钵在永安山或炭山，避暑、张鹰。秋捺钵在庆州伏虎林射鹿。冬捺钵在永州广平淀，猎虎。辽帝去捺钵时， 契丹大小内外臣僚随从出行，汉人枢密院、中书省也有少数官员扈从。夏冬并在捺钵“与北南大臣会议国事”。夏冬捺钵因此又是辽朝决定军政大事的中心。

至圣宗时，汉族的封建文明已有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圣宗喜读《贞观政要》，又善吟诗作曲。后族萧合卓以善属文，为圣宗诗友，充南面林牙（翰林）。四时捺钵制，使契丹贵族在接受汉文明的同时，仍能不废鞍马射猎， 保持勇健的武风。契丹不象前世北魏的拓拔、后世金朝的女真那样由汉化而趋于文弱，四时捺钵制是有作用的。

辽圣宗时，先后出现的多方面的变革，显示契丹族的历史正在跨入一个新时期。此后的辽朝，虽然仍保留着严重的奴隶制的残余（对外作战俘掠和宫户、私奴），但封建制已经逐步确立起来。辽朝由此形成它的全盛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