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渔猎畜牧

渔业 契丹旧居潢河、土河间，四时捕鱼。冬春之际，江河水冻，有凿冰钩鱼法。辽朝一代，一直沿用。宋人程大昌《演繁露》记载道宗时在达鲁河（长春河）钩鱼的情况。大意是：达鲁河东连大海，正月结冰，四月解冻。钩鱼时，先使人在河上下十里间用毛网截鱼，不让鱼跑掉。在河面凿四个冰洞，叫做冰眼。三个冰眼凿薄不透冰，从这里观察鱼的动静。一个冰眼凿透， 准备钩鱼。鱼在冰里日久，遇到有出水的地方，一定要来伸头吐气。等鱼到冰眼，用绳钩投去，没有钩不中的。另有一种夜间罩鱼法。辽圣宗时，宋朝的使臣宋绶来辽，听说圣宗在土河上罩鱼。在河冰上凿冰眼，举火一照，鱼都来凑集，垂下钩竿，很少能跑掉（《宋会要稿》，又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天禧五年）。

辽朝历代皇帝也经常在达鲁河或鸭子河（混同江）的春捺钵钩鱼。捕获头条鱼后设宴庆祝，称“头鱼宴”。这种捕鱼法，长久流传。元朝时，张德辉至胪朐河（胪朐音卢居 lu j&），当地居民说，河中有三四尺长的大鱼， 春夏秋都不能捕得，到冬天可凿冰捕获。（《塞北纪行》）直到现在，我国北方某些地区仍然沿用凿冰钩鱼法。据《北史·室韦传》记载，室韦族曾有过凿冰入水“网取鱼鳖”法。凿冰钩鱼的生产方法当是契丹劳动人民的一个创造。

射猎 《唐书·契丹传》说：契丹“射猎，居处无常”。契丹建国后， 仍旧长久保持狩猎生产（《辽史·游幸表序》）。契丹妇女，自后妃以下， 也都长于骑射，和男子一起田猎。按照季节的不同，大体上是，春季捕鹅、鸭，打雁，四五月打麋鹿，八九月打虎豹。此外，也射猎熊、野猪、野马， 打狐、兔。狩猎以骑射为主，辅以其他方法。如射鹿：在鹿群必经之地洒上盐，夜半鹿饮盐水，猎人吹角仿效鹿鸣，把鹿引到一起，聚而射之，叫做“舐鹻鹿（鹻同碱）”，又叫“呼鹿”。射鹿历来是契丹狩猎生产中的一个重要部门。《北史·契丹传》记北朝时契丹风俗，父母死三年后收尸骨焚烧，祝告说：“若我射猎时，使我多得猪（野猪）鹿”。东丹王倍善画契丹人物射猎，有千鹿图为宋朝所得。辽庆陵壁画，也画有鹿的形象。捕捉鹅、雁、野鸭等飞禽，多利用饲养的鹰鹘，特别是产于东北的海东青鹰。辽朝每年都要到女真等部捕捉或强索海东青饲养。辽帝春捺钵捕鹅，先由猎人找到有鹅的地方，举旗帜为号，周围敲起扁鼓，把鹅惊起，然后放鹰捕捉，鹅坠下后， 用刺鹅锥刺死，举行“头鹅宴”祝贺。春捺钵以海东青捕头鹅，带有多少固定的典礼性质。一般契丹猎人，当只是饲鹰捕捉飞禽，鹰是他们生产中的助手。契丹人又用豹作助手，驯豹捕兽。宋绶至契丹，看到引出三个豹，很是

驯服，在马上依附契丹人而坐，狩猎时用它来捕兽。（《宋会要稿》）陕西乾县近年发现唐章怀太子墓壁画《出猎图》，画一骑射猎人，背后一驯豹蹲坐马背，随行出猎。又一猎人，背后豹不驯，猎人在马上回视，怒目挥拳。唐武后时，陆续收编契丹流散部落，任用契丹降将（如李楷固、李光弼）。唐人的驯豹猎兽，很可能是从契丹传来。唐壁画的情景当近似于契丹的情景。

畜牧 畜牧业是辽朝契丹的主要生产部门。《辽史·营卫志》说：“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辽代契丹仍是随水草放牧，即所谓“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湩音冻 dòng）（《辽史·食货志》）。但各部落实行地区性统治后，除战马外，分地以牧，各有多少固定的“分牧”地区。放牧的牲畜以驼、马、牛、羊为主。骆驼用以载运物资，也用来拉车（沈括：《熙宁使虏图抄》）。牛用来载物、拉车（迁徙有毡车，运载有大车，送终拜陵用牛车），兼供乳食。羊主要供取皮毛和肉食。马是主要的牲畜，所谓“其富以马，其强以兵”（《辽史·食货志》）。契丹射猎、放牧、交通、作战都不能离开马匹。《辽史》记载牲畜价格，分驼、马、牛、羊四等。但在牲畜中，马和羊数量最多，也最重要。述律后对辽太宗说“我有西楼羊马之富”。羊和马从来是契丹牲畜财富的代表。早自契丹建国前，历代贵族对北方游牧族作战，总要大量掳掠牲畜。建国后，被征服的各族也要每年把一定数量的牲畜进贡给辽朝。对外掳掠所得，分赐作战将士。因而牲畜的占有有官、私之分。私有数量的多少，又有了贫富之别。辽朝封建制确立后，各部出现的大批贫民，主要当是贫苦的牧民。官有的牲畜拥有极大的数量。据《辽史·道宗纪》：道宗时“牧马蕃息，多至百万”。辽朝在各地区设有“群牧使司”、“马群司”、“牛群司”等各级官员管领。边地各族历年进贡的牲畜，大概即由驻在当地的群牧官就地管理，因而天祚帝亡前，西北边地仍拥有大批的马群。大石西行时，西北各族进献马、驼、羊等大批牲畜，奠立了辽朝西迁和重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