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农 业

农业是西夏另一个重要经济部门。继迁时，党项人多住在夏、盐等州荒僻地区，宋人说那里“地不产五谷”。后来发展到西南的洪、宥州，当地“多土山柏林”，住着自称为“南山野利”的党项野利部人，经营农业，“每岁资粮取足洪、宥”（《宋史·刘平传、宋琪传》）。十一世纪，继迁等占领了灵州、兴州，得到历代在此屯垦的沃野，农耕在西夏经济生活中比重逐渐增大。后来占领河西走廊，又扩充了凉、甘、肃州等地的农业区。

西夏的水利灌溉事业很发达。周春的《西夏书》提到共有六十八条大小渠道灌溉着九万顷土地。兴州是水利灌溉的中心，汉、唐以来就开始在这里兴修水利屯田。汉源渠长达二百五十里。唐梁渠长达三百二十里。其余支渠几十条，可以引黄河水灌溉。在灵州附近，有秦家、汉伯、艾山、七级、特进等五渠同兴州汉源、唐梁两渠相连。夏统治者很重视这些水利设施，役使民工整修了这些渠道，使它们互相沟通。甘、凉之间，也可乘祁连山雪水融化时，筑渠引河水灌溉。西夏文《天盛年改新定律令》载有夏国的灌溉制度， 并严格规定了使用水利设施和使用水的办法（据克恰诺夫：《唐古特史纲》）。

西夏领域的扩大，很多是占领了宋朝一些经营农业的州县。继迁扩地至灵州时，就“籍夏、银、宥州民之丁壮者徒于河外”。以后对宋战事不断， 凡俘掳的汉人，“勇者为前军”，“脆怯无他技者迁河外耕作”。所以兴、

灵州等处居民，多是元昊时掳掠来的汉人。汉人在西夏农业居民中占相当比例，他们同党项劳动人民长期接触，特别是“沿边地区，蕃、汉杂处”，可以直接交流生产经验，使部分党项人逐渐熟悉农耕技术，转牧为农。所以宋人记载说，西夏境内，“耕稼为事，略与汉同”。

夏人使用的农具同宋西北地区大致相同。《番汉合时掌中珠》载有犁、铧、子耧、镰、锄、、杴（音谦 qi1n）、锹，还有碌碡、刻叉、车、碾、碓、硙等。西夏长期使用宋朝颁发的农历，并根据当地的气候确定农时，在西夏文类书《圣立义海》中有汉族农作节令的记载，如八月桃、葡萄熟时， 就要收割大麻，烤麻子，榨油。⋯⋯腊月末，要为来年备耕修好农具等等（引自聂利山：《西夏语文学》）。

夏国人民，包括从事畜牧业的蕃部人民，大多以农产品为主食。兴、灵一带，土地肥沃，水利发达，尤宜稻麦。其余地区，还种植大麦、荞麦、■

（音迷 m0）、粟、豌豆、黑豆、荜豆、青麻子等作物。

西夏境内缺乏已耕的熟地，粮食不能满足食用的需要，因此夏国大力提倡开荒。由于可耕荒地多在宋、夏交界地区，往往要由西夏官方组织人力， 在它保护下开垦。如宋麟州屈野河西，“田腴利厚”，元昊时开始插木置小寨三十余所，发动开垦寨旁之田。没藏讹庞执政时，甚至在耕获时派军队保护，发动几万人用耕牛开垦。梁乙埋执政时，夏人又侵耕绥德城生地。元昊以后，夏、宋之间的战争常常因侵耕土地而起，原因主要是夏要扩大农田解决食粮问题。

西夏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党项、汉人外，还有吐蕃、回鹘、鞑靼（塔坦）、交河等族，他们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经济和文化生活各不相同。一部分经过收编、迁徙，同党项族溶合。据刘涣《西行记》记载，贺兰山西北，回鹘么啰王子，邈拏（同拿）王子原来部落甚盛，自被继迁破灭，其地遂成沙漠。甘州、沙州的回鹘，有自己的“可汗”，可以直接向辽、宋两国朝贡，相当于附庸的地位。其他各族，有的比党项族落后，如鞑靼经常掳掠各部，继续向奴隶制发展。有的蕃部本来是汉族，如“西凉蕃部，多是华人子孙，例会汉言，颇识文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一）此外，长期从宋朝边州掠去的蕃部“熟户”，经济和文化也同汉族十分接近，他们同汉人一样，早已建立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吐蕃以及同吐蕃“风俗相类”的党项人，原是吐蕃王朝时期的奴隶或“奴部”。十世纪以来，吐蕃奴隶主受到奴隶起义的打击，“奴多无主，遂纠合为部落”。党项人迁往银、夏州等地后，在长期与汉族人民接触中，又发展了农业，不再以蓄养奴隶为主，而以剥削劳役地租为主了。

夏统治者经常发动战争，“一有征调，辄妨耕作，所以土瘠野旷，兵后尤甚”。为了事先备荒，夏人有“积粟”的习惯。宋元丰间对夏作战时，宋兵几乎每到一处，都发现他们有充足的“官、私窖谷”和粮草。这无疑只有国库和大地主才能有如此丰富的积储，劳动人民和士兵是没有份的。甚至战争发生时，士兵的粮饷也只是大麦、荜豆、青麻子之类。广大劳动人民遇有灾荒，常年吃不上粮食，要靠采集野生植物充饥，曾巩：《隆平集·西夏传》说：“春食鼓子蔓、碱蓬子，夏食苁蓉（音从容 c#ng r$ng）苗、小芜荑， 秋食席鸡子、地黄叶、登厢草，冬则畜沙葱、野韭、柜霜、灰蓧子、白蒿、咸松子以为岁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