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苛重的赋税和徭役

苛重的赋税 金朝的赋税基本上沿袭辽、宋旧制，分正税和杂税两种。对猛安、谋克部则只征牛头税。

正税，即夏、秋二税。夏税规定每亩农田征粮三合，秋税每亩征粮五升、秸一束（每束重十五斤）。交税的期限，夏税为六月到八月，秋税为十月到十二月。

杂税，主要是物力钱、铺马钱、军需钱、免役钱及黄河夫钱等。

物力钱——依据民间私有的田园、邸舍、车辆、牲畜、树木的价值和收藏金银的多少，征取税钱，叫做物力钱。民间自己居住的宅院不征。猛安、谋克户和监户、官户在住所外，自置田宅，也征物力钱。遇有临时的差役，即按物力钱的多少摊派。

铺马钱——金朝设递铺，筑小坞，四角插黑旗作标志。凡朝廷有事，颁发金牌、银牌或木牌，调发递铺兵骑马传达。递铺所养马匹的费用要向民间征收，称“铺马钱”。

军需钱——一一六三年，世宗因“南征”军士每年所需军费一千万贯，官府只备二百万贯，不足的八百万贯向官户和民户征收。这是军需钱的开始。各地元帅府的开支本来就毫无节制，军需钱出现后，都以此名义向百姓勒索。

免役钱——山东、河南、陕西等路沿袭北宋旧制，州县按民间物力多寡征收税钱雇募司吏和弓手，称为“免役钱”。一一六三年，世宗下令罢征弓手钱，司吏钱依旧不变。

黄河夫钱——金朝黄河数次泛滥，河道迁徙不定。筑堤等工程所需民夫，大部分征发附近农民，此外又以治河名义征钱，称“黄河夫钱”，又称“河夫钱”。

预借——世宗初年，因朝廷经费不足，有的官吏建议预借河北东、西路和中都路的租税。《金史·食货志》记载，世宗认为“国用虽乏，民力尤艰”，没有同意。但实际上还是实行了，不仅上述三路，连河东南、北两路也实行预借。据《龙岩寺记》说：一一六二年，转运司预借泽州陵川县民间三年租税，并强迫百姓运往陕西，以作为军粮，来回路程三千多里。（见《山右石刻丛编》）此后，由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官府经费足用，渐少预借民间租税，但到金朝后期仍屡见不鲜。

通检推排 金朝制定了繁重的赋税剥削制度。广大的各族农民交纳正税和多种杂税时，还要承受官吏们的中间盘剥和勒索，而且，官员、地主占据良田，只交轻税，农民只有贫瘠的劣等田，却要交重税。特别是物力钱，贵族、官员、地主们用各种办法隐瞒财产，逃避赋税。贫苦农民仅有很少的财物，却要负担很重的税钱。结果是：繁重的赋税都被转嫁到各族人民身上，贵族、官僚、地主们大量隐漏赋税，使金朝的收入受到严重的影响。

金世宗多次派出官员去清查土地、核实财产，称作“通检”或“推排”。实行的结果，却又给广大人民带来了灾祸。

一一六四年，金世宗派遣泰宁军节度使张弘信等十三人到各路通检物力钱。诸使在各路以苛酷多得物力为功。张弘信通检山东州县尤为酷暴，妄加百姓产业几倍，百姓来申诉，立即严刑拷打，甚至被打死。一一六五年，有关官吏向世宗报告各路通检不均的情况，世宗下令以户口多寡。贫富轻重为标准“适中定之”。之后，又订出各路“通检地土等第税法”，统一各路的通检标准。

一一七五年，离第一次通检已经十年，赋役仍然轻重不均，世宗第二次又派济南尹梁肃等二十六人到各路通检物力钱。

随着封建租佃关系迅速增长，女真族急剧分化后，猛安谋克户的地主和农、牧民的赋役负担也出现了严重不均的现象。一一八○年四月，世宗召集百官商议如何推排猛安谋克户的家产，以便遇有兵役时可以“均平”负担。右丞相徒单克宁、平章政事唐括安礼、枢密副使完颜宗尹认为：“女真人除猛安谋克仆从有差使外，其他人都没有差役。现在不需要推排奴婢、牲畜和土地的数目，只验现有的产业定科差就行了。”左丞相完颜守道等说：“只验财产的多寡，分成四等，依旧置簿籍科差，就能均平。”左丞蒲察通、右丞移剌道、都点检完颜襄反驳说：“必须通括各谋克人户物力的多寡，贫富之间的差别才判然分明。贫富分别清楚了，版籍就能确定。一旦官府有缓急，即可检验簿籍来科差，富者不能逃避，贫者不致增加负担。这与不管贫富一律科差的办法迥不相同。”又建议到农闲时，拘括土地和牛具等数额推排。世宗采纳蒲察通等人的主张，说：“每一谋克部人户的贫富，谋克怎么不知道？一猛安领八个谋克，各谋克奴婢人数多寡不等，一律科差，怎能均平？” “海陵王正隆时兴兵，朕的奴婢上万口，牲畜几千头，但不科差一人一马，这怎么能说平均！”十二月，世宗下令从中都路开始推排。据《金史·食货志·通检推排》记载，一一八二年八月，又“诏令集耆老，推贫富，验土地、牛具、奴婢之数，分为上、中、下三等。”派同知大兴府事完颜乌里也先推排中都路，接着又派户部主事按带等十四人，与各路官员一起推排。九月，又因为猛安谋克旧有的簿籍不清楚，遇到签军、差役、赈济、户口增减，不以实报，下令在推排的同时，兼括户口。

一一八六年，世宗再次派吏部侍郎李晏等二十六人到各路推排物力。次年，李晏上奏所定全国物力钱数，共三百万多贯。

兵役和夫役 金朝封建制确立后，徭役大致可分为兵役、夫役两种。担任官职的品官全家免除杂役，只按物力所应交纳的部分出雇钱。纳粟补官而官阶还不够荫子孙的进纳官，各司吏人、译人，系籍学生，医学生等，都享有免除一身之役的特权。广大农民、牧民、手工业者和小商贩等则必须负担繁重的徭役。

兵役——北宋实行雇募制度，农民不必服兵役，比较能安定地从事生产。金初，在奴隶制统治时期，女真人当兵参战，“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①海陵王时，不仅女真族平民，连汉族、契丹族百姓也经常被签发当兵。撒八、移剌窝斡等人领导的契丹农、牧民起义，就是以金朝签发契丹人当兵作为导火线的。宋人楼钥一一六九年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一六○页。

到一一七○年间出使金朝，在滑州胙城县遇到汉族人对他说：“我的女婿戍边，已十年不归，苦于久役。今又送衣装与之。”金朝“天使”往山东签兵， “人不肯从，执天使杀之”（《北行日录》）。这个故事反映了金朝强迫汉族农民服兵役的情况，也反映了汉族农民的反抗斗争。女真族向封建制过渡后，由于激烈的阶级分化，女真人民生活日益贫苦，要求安于田里，从事生产。一般富户也因为生活优裕，坐享田租，不愿当兵，或者用奴婢来代替自己服兵役。一一七○年，世宗说：“北边轮番戍守之人，每年冒着寒暑，往来千里，甚为劳苦。即使有一二匹牛马，一去即无还，而且夺其农事，不得耕种。”一一八○年，金朝规定戍边的军士，年龄到五十五岁以上，允许由其子或同居弟侄承替；以奴婢代戍者，治罪。世宗不断实行通检推排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核实各户物力，按籍征兵。

夫役——世宗时修治黄河，营建宫室，修筑城墙，运输官物，围场打猎等，无不征调民夫服役。世宗初年，就开始扩建宫殿，之后又不断兴工。他晚年承认：“省朕之过，颇喜兴土木之工”。世宗回上京大会亲旧，所过州县大发民夫，治桥梁，修驰道，沿途农民深受其害。仅蔚州一地专为世宗采集地蕈（音训 x)n）的役夫就达数百千人。由于官府役使频繁，农民不堪其苦，经常全家外逃，或者出家为僧道，以逃避服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