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名班名震湘西北

常德汉剧源远流长，它孕育于明万历年间常德府属武陵、桃源、汉寿等县城，流布于洞庭湖区、武陵山系、辰水、沅水、澧水流域，远涉鄂西南、川东、黔东一带。

常德汉剧自清末以来形成的瑞凝、天元、文华、同乐“四大名班”，曾将常德汉剧的艺术水平和传播范围一度推向到一个新的高度，对常德汉剧文化的发展起到过极为重要的作用。

瑞凝班是“四大名班”中建班最早的戏班之一，相传起源于明代。该班是乾隆末年常德府老郎庙筹建戏班之一，在常德府四眼井巷有长期“官店”。该班兼营旅店，多湘西、黔阳等沅水上河客商，故瑞凝班的戏颇受上河观众喜爱。

天元班亦为常德汉剧“四大名班”中最古老的戏班之一，相传起源于明代。明神宗时的1595年，常德籍戏剧家龙膺的得力门生朱之番中状元后，曾经为天元班题写班牌。

此外，天元班还是乾隆末年筹建常德府老郎庙的9个戏班之一。该班在常德府五宫街有长期官店，名声响彻一时。

文华班是清道光年间建立的，是由桃源县寺坪人李际于1845年在自家花园建立的。文华戏剧科班共招收儿童80名，经过4年学艺期满后，转为正式戏班。

自从李际创建了文华班之后，所有游走于各地的文华班分支每当路过桃源县境的时候，都会先来到李家为“老本家”演出，头本不收钱，以示不忘本。该班亦在常德府五宫街设有长期官店。

同乐班缘于1885年创办于湘西花垣的“双美班”，清光绪时的1888年，班主李玉廷将此班迁于常德，改名为“天福班”。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梁启超、唐才常、陈犹龙等人运动长江各省防军，联络两湖会党开富有山堂，组建自立会和自立军，陈犹龙统左军，驻常德。李玉廷为常德自立会及左军骨干，部分天福、松秀班的艺人也加入了富有山堂。

1900年秋，常德自立会和左军瓦解，李玉廷遭到朝廷通缉，他被迫丢下戏班离开常德。天福、松秀班被迫解散。

当时的天元班名旦胡金云与讼师刘小霞合作，取得木材商文竹婆的资助，拉天福、松秀班成员组建同乐班。该班亦在常德府雷祖殿设有长期官店。

自此，天元、瑞凝、文华、同乐常德汉剧4大名班正式形成，在常德府城共同演绎梨园春秋，成为风云一时的戏曲剧种。

常德汉剧的“四大名班”不是官府赐予的封号，而是在长期艺术实践中人民群众有口皆碑的爱称。

在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里，“四大名班”可谓家喻户晓、名震湘西北，在湖南的文化发展史上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其声誉还远及湖北、贵州和四川。

随着“四大名班”的声名显赫，那些有这些戏班师傅手把手传授的剧目渐渐成为了戏班的别称，被戏迷亲切的称之为“一家戏”。“四大名班”内演出的“一家戏”就占有相当的比重，而且，传统剧目中的经典之作都来自“一家戏”。

当地戏迷们听到一出戏剧的名称，常常能马上说出来表演这个戏班的名字，这种情况在我国戏曲历史上非常罕见。

常德汉剧剧目的产生，是各大戏班在长期艺术实践中磨练的结果，也是被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予以肯定的产物。

名角的辈出，造就了常德汉剧一批又一批的艺术精英。4大名班在创造“一家戏”的过程中，也培养和推介了自己一代又一代的名角。

仅以解放前后为例，瑞凝班的生行文绍禄、邹清福、王明寿，净行罗武刚、王青松，场面谭兴陔、王明清，天元班的生行艾元松、万千元，小生戴华美，旦角灵芝草，文华班的生角朱明禄，小生钟华飞，同乐班的生角罗炳太，小生罗炳银，旦角李福祥、萧兰芬等等，都是活跃在常德汉剧舞台上红极一时的艺术之星。

这些艺人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仅自己闪耀着艺术光芒，而且还为常德汉剧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常德汉剧“四大名班”顺应了历史潮流，发展了常德弹腔，使常德汉剧的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继承高腔演唱艺术方面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比如，历史名班瑞凝、天元原本就以高腔为主，在发展弹腔的过程中，在剧目上继承和革新了大量的高腔剧目。

尤其是天元班，由于其高、昆根底深厚，高腔散班之后，许多艺人纷纷进入该班，使得高腔戏《祭头巾》、《拾金》、《骂相》、《李大打更》等剧目历传不衰。

1926年，天元班请京剧武功教师排演《趴蜡庙》等武戏，学习了京剧许多优秀的东西。1939年，天元班、小天华班与湖北汉剧抗敌宣传队合组“常澧劳军公演团”，进行抗日宣传和劳军募捐演出。同年，文华班、瑞凝班与保靖戏剧研究剧社等班社亦进行了募捐公演。

1942年冬，该班还与湖北汉剧抗敌宣传队第五队联合演出于桃源黄石。1943年冬至1945年秋，避难于大庸的文华班艺人与落难于此的巴陵戏“岳舞台”合班演出近两个春秋。

同乐班在桃源改为桃源县抗敌化妆宣传第一队，王文松主演新编历史剧《戚继光》，李福祥排演反映东北抗日的《最后两弹》，这是常德汉剧排演现代戏的开端。

在一系列的演出实践中，“四大名班”不仅与其他艺术流派交流了艺术，而且传播了常德汉剧文化，使常德汉剧这门古老的艺术形式得到周边地区人民的认同和接受，从而奠定了常德名城的历史文化底蕴。

名班与乡班交相辉映，极大地丰富了城乡人民的文化生活。名班的兴起，也带动了剧场的兴盛。

明清时期，常德城区内的戏院、剧院、庙台多达20多个，这些剧场天天轮番上演着传统剧目，看戏、评戏成为城里人的主流文化时尚，也是有钱人、贫穷者共同分享的精神食粮。

新中国成立时，一些以名班为号的乡班亦成为实力较雄厚的戏班，“汉天元”于1952年在安乡县与天元班合并，“德记天元”、“汉同乐”分别成为桃源汉剧团和汉寿汉剧团的主要组成部分。

原同乐班艺人李福祥于1952年先后参加湖南省、中南区和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其主演的高腔《思凡》一剧连连夺奖，其本人亦获“优秀演员奖”。1954年，华胜班老艺人曾华春，萧福生在政府的邀请下，在常德市为原文华班、同乐班传授高腔戏30多出，为挖掘和弘扬常德高腔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6年，在荆州专区和湖北省首届戏剧观摩会演中，原天元班艺人万千元、王元禄、王鸣凤、燕家刚等12人获奖。同年，原天元班名丑邱吉彩参加湖南省戏曲艺术团赴京汇报演出高腔《祭头巾》一剧，评价极高，成为文化部第批授奖剧目。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对文化的追求和享受越来越具有多元性和层次性，当年“四大名班”主导常德城区文化潮流的时代已经渐渐远去，但在常德汉剧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宝库里，能够找到真正代表民族文化的精髓。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传承祖国传统文化的戏剧文化的事业之中。

【旁注】

老郎庙　位于长沙三王街三王巷，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的1751年，清光绪年间的1892年重修。老郎庙是旧戏班时代供奉祖师爷的场所，也是戏班艺人的行帮组织机构。长沙老郎庙内设四柱，庙会设总管一至二人，负责全庙事务。

朱之蕃　明代大臣、书画家。字元升，一作元介，号兰隅、定觉主人。原籍山东聊城茌平县，后附籍南直锦衣卫。明万历年间的1595年科举状元，官终礼部右侍郎，任上曾奉命出使朝鲜。工书法，善画山水花卉，传世作品有《君子林图卷》等，另有文集传世。

梁启超（1873年～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广东新会人，清光绪举人，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并称“康梁”。是“戊戌变法”领袖之一，我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讼师　古代社会中扮演着准律师的职能。他们可能为金钱利益而充当“挑词架讼”的讼棍角色，也可能因以法维权而赢得讼师的尊称，具有极强的两面性。讼师的主要业务是代写书状，这些书状包括遗嘱、各种契约、呈状以及工商行政方面的申请，更多的是谋写诉状。

场面　泛指戏曲乐队。由于早期戏曲舞台装置较为简陋，乐队位于舞台中央靠后之处，支撑着整个舞台场面而得名。后来乐队位置移于舞台下场门侧，但仍保留“场面”这一称呼。也指戏曲演出时伴奏的乐器和演奏者。乐队分文武两种，管乐和弦乐是文场面，锣鼓是武场面。

《祭头巾》　常德汉剧传统高腔剧目，写82岁老儒石灏的故事，他久困科场，八科未中，九科发榜时，先连闻报状元、榜眼皆非已名，哀伤而不服，寻思究里而不解，最后竟迁怒于头巾，乃深夜撰文祭头巾与之永诀。此剧原为巾丑应工，清末后巾、丑两行均演。

武功　狭义上就指武术，武术运动以攻守进退、运动疾徐、刚柔虚实等矛盾运动的变化规律编成的整套练习形式。主要包括拳术、器械、对练、集体表演。汉代出现了“武艺”一词，清末称“国术”：新中国成立后仍沿用“武功”一词，也称武术。

戚继光（1528年～1588年），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卒谥武毅。山东登州人，祖籍安徽定远，生于山东济宁。明朝杰出的军事家、书法家、诗人、民族英雄。戚继写下了18卷本《纪效新书》和14卷本《练兵实纪》等著名兵书，还有《止止堂集》及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呈报朝廷的奏疏和修议。

邱吉彩（1900～1973），汉剧演员，工丑。湖南常德人。11岁开始学艺，后流动演出于洞庭湖及沅江、澧水下游一带。师承胡春阳，以精湛的武功特技走红。他博采众长，跨班苦学一家戏，因而兼擅文、武、高、弹。他塑造的戏曲人物，栩栩如生，形神兼妙，脍炙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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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汉剧《合家欢》是一部充满当代农村生活气息，以现实主义为主，辅以民风民俗浪漫色彩的轻喜剧。

该剧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背景，以凸现民族和谐、乡风文明为特征，着墨于洞庭湖周边苗族、维吾尔族、汉族等民族杂剧村落，通过二喜这位经过世面、有文化、有抱负的新型青年农民，竞选当上村组长后，牢牢地把握住人的因素，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生动地折射出了新时代农民追求幸福生活、创建美好家园的欢乐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