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筹划侨务 心系侨胞

晚年的司徒美堂，虽然大部分时间是在北京度过的。但是，作为一个大半生飘泊在异乡他国的老华侨，他的心却时刻都在惦记着广大的海外侨胞。他知道，广大的海外华侨由于种种原因，对新中国可能有不尽理解之处，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是希望国家独立、富强的。为了最大限度地沟通海外华侨与新中国的联系，他亲自给旅美各地的侨胞及洪门兄弟提供自己在北京的住址。他还通过各种途径，告诉各地华侨：“今后不论华侨有何种困难，何种意见，何种要求，望能以兄弟谈心之态度，多向本人提出⋯⋯ 在可能的范围内，必当为各位向政府反映，请求协助解决，为保护华侨正当权益而努力！”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向政府和人民讲述海外华侨界的情况， 讲述华侨与祖国血肉相连、休戚与共的关系。

在他刚刚回到北京不久，国民党和海外的一些反华势力便竞相造谣，说他已经被共产党斗死，这事曾在海外的华侨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为了揭示其中的真相，消除侨胞中可能出现的误会，他多次通过报纸、广播等形式，向广大海外侨胞介绍新中国的情况，介绍自己回国定居后的各种情形。他说： “反动派造谣说我被斗死了，但我在人民政府的爱护和教育下，更健康、更年轻了。每餐两碗饭，不能缺少！”他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侨胞，“我以华侨身分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华侨事务委员会的工作。我亲眼看见庄严灿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和国际人士喝彩声中诞生；我亲眼看见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族代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海外华侨开诚布公，诚恳亲切地协商国事⋯⋯根据我 4 个月来的经验，我认识到中央人民政府是真真实实、不折不扣的人民民主政府。这政府是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国内民主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共同组成的。”在新中国刚刚成立， 国际上一片反华叫嚣的严重关头，他的这些讲话，对澄清真相，宣传新中国， 沟通新中国与广大海外侨胞的联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作为新中国华侨事务委员会的一位委员，他还竭诚为广大的海外华侨提供各种服务或帮助。他告诉海外侨胞，百闻不如一见，要知道新中国的实际情形，就应该尽可能地回国看一看，走一走。每逢海外华侨寄来函电，或问时局，或提意见，或陈狐疑，他都用书信、广播或著文等形式，予以详细的解释。

新中国成立后，不少归侨和侨眷怕沾上“海外关系”，不敢与国外的亲友通信，有的甚至拒收国外亲人的汇款，以示与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限，特别是抗美援朝开始后，一些美国的侨眷更是谈美色变。司徒美堂得知这些情况后，立即向国家有关部门汇报，要求政府重视这些问题。他多次向有关侨眷解释说：中国共产党的侨务政策是鼓励归侨和侨眷加强与海外亲人的通信联系，促进华侨团结爱国，和当地人民友好相处，加强国际友好合作，保护

国内归侨和国外华侨正当利益的。他还结合自己对欧美华侨各界有关情况的了解，认为欧美华侨中有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其中有不少是科学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人才，有的还是国内外第一流的名家。尽管他们对新中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理解，但是，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爱国的。因此，他建议政府一定要创造条件，打消他们的顾虑，欢迎他们回国参加祖国建设。正是在他的建议之下，1955 年在国务院专家局的领导下，设立了“归国留学生接待处”，同时还批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成立留美学生家属联谊会，鼓励和协助留学生家属与国外亲人通信联系。从此，不少解放前留学欧美的学生络绎归国定居，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50 年代初，不少海外华侨为响应政府的号召，纷纷把子女送回国内读书。对于这些回国就学的华侨子女，司徒美堂也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当时， 就读于中等学校的一些归侨学生，因患肺结核和关节炎等慢性疾病，需要一段较长的休学与疗养，而学校限于条件无法解决，为此不少侨生产生了苦恼， 严重影响了学习情绪。于是，部分侨生要求出国，身在国外的家长也为此忧心忡忡，来信来访要求侨务部门给予照顾。当时有些人片面理解“一视同仁”， 强调侨生考入正规学校后，其学习、生活等问题应由所在学校统一安排，不能有所特殊。司徒美堂得知后，认为此事关系到国家的侨务政策，如果处理不好，不仅影响到海外华侨在侨居国的生活和工作，而且也会挫伤他们送子女回国就学的积极性。他向有关部门反映说，归侨学生家在国外，患病之后长住学校集体宿舍不利于身体的康复，因此侨务部门应该予以适当解决。在他的努力下，稍后北京侨联经上级批准，在西城区办了一个归侨休养所，供侨生中的长期病号疗养。仅 1955 年一年，该休养所就接受了 252 名侨生进所

疗养。经过半年到 1 年的疗养、休息，全部恢复了健康，愉快地返回到原就读的学校或工作单位。许多身在海外的家长在得知孩子身体康复后，纷纷来信感谢政府对其子女的关怀和照顾，同时也对司徒美堂处处为华侨利益着 想、时刻关心归侨子女，表示谢意。

在司徒美堂晚年的社会活动和侨务工作中，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他关于建立华侨银行的设想以及为此而作出的各种努力。作为一个在异乡他国苦苦奋斗了数十年的老华侨，他深知华侨在国外创业的艰难和辛酸。很多华侨在国外苦苦奋斗多年之后，便将其血汗所得，寄回国内，赡养家人，这就是侨汇的来源。近代以来，源源不断的侨汇，对繁荣侨乡经济，促进侨乡生产， 支援祖国建设，都曾起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侨汇承担了很大一部分的抗战经费。然而，在旧中国，国民党政府只知道搜刮侨汇而不问华侨的疾苦。当时，华侨寄回的侨汇，照例由中国银行办理。而当时的银行，事实上是一个官僚机构。因此，侨汇一到，便按当时汇率折算成法币， 发函通知散处各地的侨眷或侨属，等到他们收到通知时，所折合的法币早已大大贬值。司徒美堂清楚地记得，一位台山籍的陈姓华侨，抗战前自己辛苦得来的侨汇换成大洋 5000 元，存入中国银行，可等他 1948 年 12 月去取款时，

大洋折成法币，连本带利只有四角五分，仅勉强能够买半斤米。广大华侨饱受国民党金融机构的盘剥，怨声载道。可是，国民党华侨事务委员会却对广大华侨的呼声，不闻不问，置若罔闻。在这种情况下，司徒美堂觉得应该办一个华侨银行，以处理侨汇，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因此，他于 1942 年返回重庆后，当著名华侨荆有岩等人发起组织“华侨兴业银行”，并邀请他出面领导时，他便欣然同意。后来，在这个银行正式成立后，他还被选为首席常任董事（相当于后来的董事长）。

司徒美堂在加入华侨兴业银行之后，和侨务界的联系极为密切，归侨和侨界的有关人士，都经常到他那里聚会。一时间，不只美洲华侨与他联系密切，南洋华侨也多与他有着很好的交往。以经营万金油起家的南洋名侨胡文虎，在到达重庆时，就曾到当时设在重庆的兴业银行写了增资认股书。在银行内，他多次语重心长地告诉同事，华侨兴业银行一定要办成为广大海外侨胞所满意的银行。1943 年他回到美国后，便开展了大规模的募股增资工作， 并派出该银行职员，赴美留学，专攻银行业务。经过他与其他同行们的努力， 华侨兴业银行在抗战时期那种极为艰苦的条件下，还得到了较大规模的发

展。到 1943 年，该行的总资本比初创时增加 1 倍，总额达 800 万元。除重庆总行外，大后方的昆明、韶关、成都、灌县、兰州、西安、平凉、界首、老河口等地，都设有分行或办事处。这一银行的设立，为保护海外侨胞的权益， 最大限度地利用侨汇，支援祖国的抗战事业，曾起着积极的作用。

正是因为他有着这样一段经历，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当他兼任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之职时，他就把组建华侨银行的事宜提上了议事日程，并提交国家有关方面讨论。他认为，在新中国刚刚成立，全国人民要迅速医治战争创伤的百废待举之时，大量的侨汇，正是国家进行经济建设的一笔难得的资金来源；而对于广大的海外华侨来讲，有这样一个专门的银行来处理侨汇， 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周折和不便。1952 年，他把自己的这一设想正式付诸实施，并起草了计划。根据计划，该银行取名为华侨建设银行，总资本 20 万美元，其中侨资占 2／3，国内资金占 1／3。为了使计划得以落实，他还专门为此事去找过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和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老人。后来，由财经委员会批交中国银行拟出意见，经多次协商后，认为此举既满足广大海外华侨长期以来希望国内能有一个专业银行以办理侨汇的愿望，同时也可借此沟通政府与广大华侨和侨眷联系，并可作为吸引侨资回国投资的重要媒介，因此很快得到认可，并颁发了营业执照等法定文件。为了使该银行能尽早开业，中国人民银行还向司徒美堂建议，在侨资一时还无法正式到位的情况下，国家可以先行垫款，以助其成。对于政府的这种关心，他十分感动，但鉴于该行以侨资为主的建行宗旨，他还是主张等待时机，俟侨资逐步到位时，再行开业。然而，此时的司徒美堂，毕竟已是年近九旬的老人，尽管他在海外的华侨中有着崇高的声望，但身体和年龄的情况都不允许他再到海外作长途的奔波，以组织和动员广大华侨参加募集

股金的工作。因此，创办银行的计划，也就只好被搁置了。

司徒美堂创办华侨银行的计划虽然被搁置，但是，他在人生的暮年还能身体力行，想广大海外华侨之所想，急国家和人民之所急，为华侨的事务鞠躬尽瘁，贡献毕生精力的崇高精神，却一直为人们所敬佩和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