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支援抗战 不遗余力

1931 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在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之下，东北的大片河山沦于敌手。消息传到美国，华侨各界一片震怒。司徒美堂更是奔走呼号，积极投身于祖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并公开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1932 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在上海爆发。以蒋光鼎和蔡廷锴将军为代表的十九路军将士，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身在美国的司徒美堂得知这一消息后，倍感振奋。他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为十九路军抗日的筹款工作之中。淞沪抗战结束后，他再一次回到国内，这时他才得知，美洲华侨捐给十九路军的抗日经费，只有在汇款时写明由“蔡廷锴将军亲收”字样的、大约占总汇款 1／20 的款项，真正寄到了十九路军将士之手，其它的则全为国民党最高当局所侵吞。

淞沪抗战之后，爱国将领蔡廷锴来到福建，并发起“福建人民政府”运动，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治。运动失败后，为蒋所迫，蔡廷锴不得不出走美国。司徒美堂在得到有关方面的通知后，当即表示热烈欢迎，并主动提出负责蔡将军的人身安全。在他在积极奔走努力下，蔡将军一到美国，就受到了全美各界华侨的热烈欢迎。由于他的精心组织，蔡将军抵达纽约之日，全体侨胞停了生意，带着鲜花，前往欢迎。据说，当时的欢迎队伍中，有 300 余辆汽车，还有司徒美堂家乡的广东式舞狮子。后来，在他的陪同下，蔡将军还接连遍游了美国的 10 多个城市，所到之处，都受到了当地华侨和美国善良百姓的欢迎。通过这次活动，十九路军的抗日壮举，在美洲的广大华侨中曾得到广泛传颂，同时还使中国的抗日活动，得到美国部分民众的理解与支持。后来，当七·七抗战发生后，美洲各地的华侨之所以能一呼百应，纷纷支持国内的抗战事业，与这次活动的事先宣传、发动是有一定联系的。

1935 年，国民党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出于爱国大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事变终于和平解决。以此为契机， 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进入了全民族统一抗战的新时期。事变之后， 作为主要当事人之一的杨虎城来到美国。司徒美堂作为美国华侨界的领袖， 亲自发动广大华侨，欢迎杨将军的到来。在会谈中，杨将军十分详细地向他介绍了“西安事变”的过程，高度地赞扬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和平解决事变中的巨大作用和仁至义尽的风范，同时还向他讲述了国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中国抗战的前途等问题。这次与杨将军的会谈，使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初步的了解，同时也使他对祖国抗战的前途充满了必胜的信念。

同年 12 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北平高校学生为主体，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为了团结国内外一切进步的力量投入到抗日救亡的历史洪流之中，次年春天，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全国学联”）和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下简称“救国会”）相继在上海成立。这是当时全国学生和各界人士要求抗日救国的爱国力量的大汇合，著名的大众教育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者陶行知先生，就是救国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这年秋天， 救国会和全国学联派陶行知先生等为代表，前往法国、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向广大的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宣传中国的抗日救亡形势，以推动和促进海外侨胞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争取国际友人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11 月， 陶行知先生一行，经英、法等国，来到美国的纽约。当时，美国的华侨界因长期受到国民党政治宣传的影响，对国内的真实情况很少了解。不少人甚至认为陶行知先生一行，是受共产党的指使而来，故而反应相当冷淡。就在这种情况下，司徒美堂挺身而出，对陶先生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先在洪门致公堂内的上下各方面广做工作，接着又在美国华侨界，进行了广泛的说服和动员工作。他指出，在强邻压境、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国内任何一种政治力量，只要能团结抗日，一致对外，就是爱国。他们的到来，就理应受到海外广大侨胞的欢迎与支持。正是在他的努力下，陶行知一行到纽约后，受到了洪门致公堂等华侨组织的热情接待。在与陶先生一行的会见过程中，他仔细地听取了对方阐述的救国会和全国学联关于团结御侮、抗日救亡的具体主张。对于这些，他都完全表示同意和赞赏。

这年 11 月 23 日，国内发生了“七君子事件”。救国会中以沈钧儒先生

为首的 7 位著名领袖，竟被蒋介石当局下令逮捕入狱。身在美国的陶行知先生等人，就动员美国友人致电蒋介石，表示对此事的“不安”和“严重关注”。在这同时，全国学联的有关代表还在美国向广大海外华侨发表了援救“七君子”、揭露南京国民党政府镇压抗日运动的呼请书，请求广大华侨签名。司徒美堂得知消息后，也义愤填膺地签了名。陶行知先生在美国的这些活动， 深深地震怒了蒋介石，于是悍然下令通缉陶先生。身在美国的陶行知当然不可能被蒋介石“缉拿归案”，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在海外各华侨社团中的离间和挑拨，使得陶行知一行，在美国的宣传工作，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司徒美堂在了解了全部真相后，怒不可遏。他认为爱国无罪，迫害爱国人士， 阻挠全民族的团结抗日，才是真正的民族罪人。为了全力支持陶行知一行在美国的宣传工作，他除了慷慨资助全部的路费之外，还亲自出面介绍陶行知先生等人，加入洪门致公堂的组织，并通知美国各致公堂的分堂或支堂组织， 为陶行知一行的工作，尽可能地提供一切方便与支持。正是在他的大力支持和热心帮助下，陶行知一行前后由美国东部到西部，并在华盛顿、波士顿、底特律、芝加哥、费城、西雅图、旧金山等众多城市，向当地的华侨和美国友人介绍了中国抗战情况，从而更赢得广大海外华侨对祖国的抗战事业的了解，争得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战在道义上的同情与支持，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进入了全面的抗战阶段。司徒美堂知道，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国的抗战将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为此，他和旅美的爱国进步人士一起，共同发起组织“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会”，并与宋

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大同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积极发动广大华侨捐款捐物，支持祖国的抗战事业。为了使筹饷工作顺利进展，他辞去了其它一切职务，专职于纽约的筹饷局工作长达 5 年之久。在这一时期，他每天一早上

班，一直工作到晚上深夜 12 时，东西奔波，极尽操劳。当时，全美洲的华侨

总数仅约 20 万，经济实力不及东南亚华侨雄厚。但是，在他的精心组织、宣

传和倡导下，以额捐（每人每月捐 15 元）、飞机捐、散捐、餐馆的自由捐、公债票等形式，前后捐得数以亿计的巨额款项，有力地支持了祖国的抗战。据后来的统计，仅当时的纽约一地，广大华侨平均每人就捐了 670 至 1000 美元，而且公债和杂捐还不在其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