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反对清廷 支持革命

司徒美堂童年时代只读过几年私塾，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但是他天性好学，尤其爱读中国传统的说部之书。特别是明清鼎革时期有关人物的事迹和传说，他基本上都耳熟能详。侨居美国之后，他又阅读了记载明清鼎革之际有关史事的读物，诸如《扬州十日》和《嘉定屠城》等书。书中记载的清军南下时所犯下的种种暴行，使他义愤填膺；而史可法、郑成功等爱国名将在民族危亡、国将不国之时的凛然正气和英雄气概，又使他感到振奋和鼓舞。尽管此时的司徒美堂整天还在为衣食住行而东奔西走，但是，振兴祖国的理想，却也在他那颗还很稚幼的心田里悄然萌发。

加入洪门致公堂之后，振兴祖国的思想，在司徒美堂的心里更加明朗化和具体化。正因为如此，他在致公堂内所创设的“安良堂”，长期秉承着反清腐败的爱国主旨。据他的秘书司徒丙鹤先生后来回忆，在当时美国纽约的安良堂总堂内，长期以来一直供奉着民间反清始祖洪英，“五祖”蔡德英、方六成、马超英、胡帝德、李式开，“武宗”郑成功和“文宗”史可法，以及“军师”陈近南等人的神位。在明清鼎革的过程中，这些人都是反抗清军南下的重要人物。据说，当时安良堂入会问答的第一句就是“拜会何事”？ 一个人如果真的想加入该堂，则其答辞一定是“反清复明”。在司徒美堂的积极组织和倡导下，以安良堂组织为中心，聚集了美国华侨中的一大批反清爱国之士。在后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推翻清朝封建帝制的革命过程中，他们都成了坚定的参加者或热情的支持者。

应该说，早期的安良堂所奉行的“反清复明”思想，还只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促成这一思想与反清革命相结合，则以孙中山先生1904 年赴美的革命活动为契机。这一年，孙中山先生以“洪门大哥”的身分， 去美国进行革命活动，洪门致公堂以盛大的场面，欢迎他的到来。当地著名华侨黄三德和唐琼昌等人，更是积极奔走，多方协助。当时，司徒美堂还是在波士顿街头沿街叫卖的小贩。但由于他为人侠义，有勇有谋，因此，在与孙中山初次相会之后，两人便一见如故，遂成莫逆之交。不久，他便担任孙中山的保卫员兼厨师之职，终日追随孙中山左右。后来，孙中山还在他的家里住了 5 个月之久。在这 5 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一起自己动手做饭，畅谈国家大事。孙先生向他讲述了反清革命的主张，并号召洪门兄弟在“推翻清朝， 建立民国”的大目标下团结广大爱国华侨。在与孙中山先生朝夕相处的日日夜夜里，司徒美堂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有机会随时聆听孙先生的教诲，他的思想进步很快，初步认识到了要在中国进行革命的道理，并表示要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而孙中山先生知识渊博、虚心刻苦、时刻关心祖国命运和民族前途的远大志向与高尚品格，更是让他万分崇敬，钦佩不已。

以与孙中山先生的相识、相知为起始，司徒美堂的思想深处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原先反清复明的狭隘的爱国主义思想，逐渐为反清革命的思想所取

代。为了在行动上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他首先在洪门致公堂内整顿组织， 使各地的洪门组织逐渐带上革命色彩。在这之前，在洪门组织内，思想驳杂， 参差不齐。特别是康有为等人的保皇维新思想，还占有相当的市场。戊戌政变之后，康有为流亡到了美国，组织了“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简称“保皇会”。他的弟子如梁启超、徐勤、欧榘甲、陈继俨等，甚至还加入了洪门组织，直接与孙中山先生的反清革命主张相对抗。后来，欧榘甲还积极鼓动致公堂的干事唐琼昌创办《大同报》于旧金山，外表上作为美洲洪门致公堂的机关报，实际上则是颂扬“天子圣明”的“保皇会”喉舌。后来，正是在司徒美堂等人的积极奔走和努力下，洪门领袖黄三德和唐琼昌终于将欧榘甲开除，并重新任命刘禺成为主笔。至此，《大同报》遂成为宣传革命的重要阵地，为配合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团结美洲侨属支持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安良堂成立之后，司徒美堂更是把这一华侨民间社团变成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的重要基地。在他的亲自谋划下，安良堂一开始就公开以支持革命， 反对保皇为旗帜。正因为如此，当时在美国的有些保皇派人物，甚至把安良堂的会员称之为“暴徒”，公开加以诬蔑。为了反对保皇派的诬蔑，宣传革命主张，他与安良堂内的阮万本、李圣策、陈光耀等人，时常携带武器，以防备对方的暗杀。

黄花冈起义失败后，国内的革命人士为逃避清军的追杀，聚集革命力量， 曾急电在美国的孙中山，要求汇回 15 万美元，以解燃眉之急。可是，当时的孙中山也是两囊如洗，无款可汇，并因此而一筹莫展，寝食难安。司徒美堂得知后，遂积极奔走，决心为孙中山先生筹到这笔巨款。他原打算叫洪门兄弟自行认捐，集腋成裘。但转而一想，这样一来，由于颇费时日，一定会影响到国内的革命事业。于是，他召集堂内有关人员紧急商量，并建议将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和维多利亚三地的四所公堂大楼典压出去，以应急需。他的这一建议，得到堂内各负责人的一致赞同。就这样，他们很快为孙中山筹到了 7 万多港币的现款，并及时汇到了国内。他晚年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曾说：“当时许多人奇怪，华侨何以这么热心，平时一毛一分地节省，不在美国花费，叫美国人看了就‘生气’，名之为‘吝啬鬼’，但能于一举手间即筹得 15 万元，是什么原因？我想，不奇怪，其实是美国帝国主义‘教训’的必然结果。我们深知国家不强之可耻可痛，要雪耻就需先捐钱。”1911 年， 当武昌起义的消息在美国不胫而走之后，孙中山先生急于回国，其路费也是由司徒美堂等人提供的。孙中山回到国内之后，司徒美堂又发动致公堂成员致电 300 多次，拥护他出任总统。孙中山对司徒美堂的为人和组织能力早就十分赏识，因此在就任总统之后，马上就电邀他回国任总统府监印官，他却以“我不会做官”为由，婉言辞谢了重任。在这之后，他虽然身居海外，却继续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曾发动华侨社团捐资 200 多万元，作为国民政府的费用。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曾就海外华侨对这场革命的贡献作了如下评价：“此次推翻封建帝制，各埠华侨既捐巨款，以为军费，而回国效命决死，以为党军模范者，复踵相接，其坚忍勇往之忱，诚不可多得者也。”并多次盛赞“华侨为革命之母”。司徒美堂正是海外华侨中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最积极的追随者和支持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