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写完最后一笔，原以为将会如释重负，因为了却了一桩心事，但没想到，它却是这么多年来，内心最觉惶恐时刻，许多往事如洪水奔流、涌上心头。

2011 年，已是97 岁高龄的张培刚先生，在他家中接受采访，最后他被问到—是什么原因让他再也没能写出比《农业与工业化》更好的作品？坐在沙发上的张先生没有回答，而是继续保持着一贯平和的笑容。

对此问题，十分重视社会调查、反对泛泛空论的张先生的确无须作答—那本书的精髓，将农业作为一个工业部门对待的全面工业化思想，早在他远渡重洋负笈异乡之前的20 世纪30 年代，基于在河北、浙江、广西等乡镇，针对粮食流通、农民经济生活等领域的大量调查［1］，他已意识到，这是当时尚是农业国的中国走向强盛的唯一道路。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基于早期的调查研究和对中国农民苦难的认识，才有张先生后来在哈佛写就《农业与工业化》之事。

［1］ 民国十九年（1930 年7—8 月）在河北清苑县农村调查，后形成报告《清苑的农家经济》；民国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间（1933 年10 月—1934 年5 月），在晋北察东农村调查，后形成报告《晋北察东三十三县农村概况调查》；民国二十五年夏（1936 年6—9 月）进行浙江全省食粮运销调查，随后出版《浙江省食粮之运销》；民国二十六年（1937 年）秋，应千家驹之约，在广西从事农业经济研究，次年出版《广西粮食问题》。

张先生的全面工业化思想，远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1］ 之上—刘易斯自己曾反省说，过去他太重视工业，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看来是错误的。

让思想之树保持常青，它还需要实践检验—当中国农民开始大规模进城那一刻，张先生足可释然，农业人口不断减少的同时，中国经济实现了腾飞；在上海松江，通过进一步改革，农业和其他工业部门一样，领先全国走上了全面现代化的正途。

所谓唯一道路，在于它的“万有引力”，牛顿只有一个，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张先生同样如此。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道路始终只有一条。

若被问及是否会有更好，他也只能笑而不答。

张先生被问及此问题背后，则是更多人习惯性地对农业的短视与漠然，至于写一本农业类的书籍，往往得到最多的说法还是—这本书不会有太多人看的，因为是农业，根本不会有太多人关心。

我在想，按照畅销书的逻辑，盛亚飞大可不必推动那些“出力不讨好”的改革，这世间多数的书，其实本不应该存在，但事实并非如此，盛亚飞还是要为国家出力，为穷人谋福利，大量书籍仍汗牛充栋，并成为人类进步的阶梯。

尽管大家都认为农业不重要了，但没有人能够不吃不喝过一辈子，所以还有写它的道理。

［1］ 威廉·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1915 年1 月23 日—1991 年6 月15 日），经济学家，作家，从20 世纪50 年代中期开始，对发展中国家贫困及经济发展速度缓慢内在原因的开创研究，获得了197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作为国际公认的发展经济学开拓者，他一生出版了《经济计划原理》《经济增长理论》《国际经济秩序之演化》等12 本专著，而与人口红利密切相关的“刘易斯拐点”，即来自他的理论研究。

与张先生素未谋面，从乡下而来，同样深知农民辛苦的盛亚飞，通过行之有效的改革，他们仍然邂逅于松江。无论是写书还是做事，他们都超越功利意在长远，所以才会有不同历史时空的汇流。

作为一名文字工作者，遇到这样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改革事件，并有机会全面细致地了解，自然是一桩人生幸事，对它最好的方式，自然是忠实地将它记录下来。所谓著书，并非刻意为之，而是感同身受，它应当立此存照，以备时间检验。

最后，进入致谢环节—特别感谢上海市松江区前区委书记盛亚飞和松江区前农业委员会主任封坚强等松江改革践行者多年来的不吝赐教，颠覆了长久以来我对农业不抱希望的浅薄认知，而他们多年来知行合一的作为，更让天资驽钝的我拨云见日，得以管窥中国城乡变革玄机一二。

特别感谢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前常委、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前副组长兼办公室前主任陈锡文，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守英、广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师邹方斌等令我尊敬的师长，正是他们在不同角度的点拨和提示，才让我对中国城乡关系有了更深一步的思考。

特别感谢《环球财经》杂志副总编辑林鹰女士，对我持续多年松江调查的大力支持，使我可以完整又从容地记录这一珍贵的历史时刻。

特别感谢《人民日报》内参部主编尹智博、《环球财经》杂志前副社长潘亮、英国《金融时报》FT 中文网财经版主编徐瑾、《解放日报》首席记者黄勇娣、一财客户端（网）总监马俊等诸多好友和同人为此书提出的帮助和建议。

特别感谢我的妻子蒋芊蒻女士，为陪伴我生活在不太方便的乡村，义无反顾地离开了繁华的上海大都市，而在我写作最为艰难时刻，她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并打理得井井有条，这让我感到心酸又惭愧。

此外，特别感谢我的母亲郑群燕女士和父亲郭社星先生，在我家进城之初最为艰难时刻，正是文化程度不高的他们通过卖手工馒头和跑摩的，我和妹妹才得以读完中学，最终顺利考上大学；外出闯荡十数年，我一直未忘他们的艰辛付出和努力，此生更不敢辜负，还好，这段令人难忘的写作时间已经过去，只能将这本难言称得上完美的作品奉于诸位，未来我仍将勇往直前，以行动来报答诸多师友的信任和支持。

郭涛涛

2018 年11 月8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