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景观往事

埃及牛与英格兰景观

1900 年，埃及南部发掘出了一座古老坟墓，出土的文物中，有一组4 头奶牛并排组成的泥塑，从考古学意义来说，这组由5500 年前的人类用尼罗河里的一块黏土手工捏制而成的泥塑［1］，历史地位甚至要比更负盛名的图坦卡蒙［2］ 黄金面具还要高出一截。

仅以问世时间而论，埃及牛泥塑比图坦卡蒙黄金面具提早了2200 年，但这不是它的重点。

真正的重点是泥塑揭示的当时人类的生存状态—因为气候变化，远古人类不得不放弃自由狩猎，转而驯养动物。在这样一个人类进化的重大时间节点面前，就算是集合了图坦卡蒙时代所有的宝藏，仍会显得有些黯然失色。

美妙又残忍的另一面，是考古学家进一步的分析。

在那个相当遥远的年代，这些已被驯化的埃及奶牛，其扮演的角色并不是提供牛奶—而可能代表了一个行走的血库。在奶牛被驯养初期，不仅产奶量有限，人类从牛奶中获取营养这一后天技能，也尚在进化途中［3］。

［1］ 尼尔·麦格雷戈著，余燕译，《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第41 页，新星出版社，2014 年1 月。

［2］ 图坦卡蒙（Tutankhamun，公元前1341－ 前1323 年），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第十八王朝的法老。因其墓葬包括黄金面具在内的大量发现，代表了埃及考古工作的巅峰，他也因此成为最著名的法老之一。

［3］ 即便到现代，还有很多成年人不能消化牛奶。尼尔·麦格雷戈著，余燕译，《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第42 页，新星出版社，2014 年1 月。

根据种种考古实证研究，这组埃及牛泥塑表明，在当时的尼罗河谷，母牛为人类提供血、肉、保障和能量，并最终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牛也因此成为埃及生活的重心，并被广为尊重［1］。

此时，距离被人类驯化的牛，承担另一重任—农耕时代的畜力，还要再等上大约1000 年。它离不开另外一些条件，比如野生农作物种子的驯化，以及人类部族的生活方式由流动变为定居［2］。

时光继续向前，农耕时代来临了，人口不断繁衍，同时伴随着大量劳动剩余，也就有了贫富分化和阶级，早期的城邦和国家出现，各色伟大的国王驱使着命运悲惨的奴隶们东征西伐。诗人珀西·比希·雪莱在巨大的拉美西斯二世［3］ 雕像面前游吟道：

“吾乃奥兹曼迪亚斯，万王之王

功业盖世、强者折服！”

此外空无一物，

废墟四周、黄沙莽莽。

寂静荒凉，伸向远方［4］。

［1］ 尼尔·麦格雷戈著，余燕译，《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第43 页，新星出版社，2014 年1 月。

［2］ 贾雷德·戴蒙德著，谢延光译，《枪炮、细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第63—68 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年4 月。

［3］ 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II，公元前1303 年－前1213 年），古埃及第十九王朝法老。

其执政时期是古埃及新王国最后的强盛年代，但因常年征伐，国力开销巨大，其去世后，古埃及开始走下坡路。

［4］ 尼尔·麦格雷戈著，余燕译，《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第113—117 页，新星出版社，2014 年1 月。

再雄踞一世的国王，也敌不过岁月流逝。人类社会继续向前，蒸汽机被发明了出来，畜力成为历史，不论是埃及牛泥塑，还是拉美西斯二世雕像，都被陈列在了大英博物馆里；世界不是方的，而是一个不完美球体，人类有了火车、轮船和飞机，电力点亮了越来越大的城市；互联网出现了，城市里的宅男宅女足不出户，从外卖小哥手中接过了食物。

回顾这段历史，它隐含的人类农业变迁，也是本书的认识尺度—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史上，农业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相反，它与人类社会发展如影随形，且一直处于不断进步的途中，城市本身也自农业社会演进而来。

作为科学意义上的农业进步，博学多才的美国天文学家、宇宙学家、科普作家卡尔·爱德华·萨根（Carl Edward Sagan）［1］ 说：“医学和农业的进步所挽救的人命，比死于历史上各种战争中的人的总和要多得多［2］。”

以蒸汽机革命为节点，大规模农业人口进城，再到工业化和现代城市崛起，不过近几百年的光阴。即便在如今的现代社会，从食物供给、人力输出等方面，农村与城市仍无时无刻不发生着密切联系。

［1］ 卡尔·爱德华·萨根（Carl Edward Sagan，1934 年11 月9 日—1996 年12 月20 日），生于纽约州纽约市布鲁克林区，1960 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美国天文学家、天体物理学家、宇宙学家、科幻作家、科普作家；曾任美国天文学协会行星科学学会主席、美国地球物理学会联合会行星学会主席，曾获美国航空航天局特别科学成就奖，以及两次公共服务奖和阿波罗成就奖。美国天文学会行星科学学会为纪念他，设立了卡尔·萨根奖，并于1998 年开始颁授；著有《接触，伊甸园的龙—人类智力演化的推测》《魔鬼出没的世界：科学，照亮黑暗的蜡烛》《宇宙》等。

［2］ 卡尔·萨根著，李大光译，《魔鬼出没的世界：科学，照亮黑暗的蜡烛》，第13 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年10 月。

在“非孤立”地认识农业这件事情上，相比于农业专家在某一领域内更为专注地寻求突破，可能考古学家或历史学家的研究更有参考意义。

比如英国历史学家威廉·G。 霍普金斯（William George Hoskins）［1］ 对英格兰景观形成的研究。地表上因人类活动而导致的景观变化，对现存踪迹的考证，更能揭示变化背后的隐藏原因。

为了适应体量不断加大的农业机械，更具规模化、效率更高的耕作方式，上世纪70 年代，在英格兰东部地区，每年都会有几千英亩的树篱被连根拔起［2］。这些消失的树篱，则可追溯至16 世纪的议会圈地时期［3］，地面景观的变化，本身就是农业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英格兰如此，中国同样如此。

用景观变化来观察城市和农村，它的另一个好处是足够直白和全面，它与农业的共通之处，是它们都与土地直接产生关联。

开弦弓村的背影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较早就蜚声国际的村庄中，有一个位于江苏省吴江区的村子，它的名字叫开弦弓村。

［1］ 威廉·G。 霍普金斯（William George Hoskins，1908—1992 年），英国历史学家，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曾任教于莱斯特大学、牛津大学。他以研究英格兰地方史著称，在景观史研究方面做出巨大的开创性贡献，其研究领域还涉及考古学、城市史和农业史等。

［2］ 威廉·G。 霍普金斯著，梅雪芹、刘梦霏译，《英格兰景观的形成》，第12 页，商务印书馆，2018 年1 月。

［3］ 威廉·G。 霍普金斯著，梅雪芹、刘梦霏译，《英格兰景观的形成》，第178—201 页，商务印书馆，2018 年1 月。

1935 年，刚刚在广西瑶山遭遇丧妻之痛，回乡养伤准备出国的费孝通［1］，偶然造访了这个村庄，其后他在村中进行了月余的田野调查。

次年秋，费孝通抵英，师从英国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布·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2］。1938 年，他以开弦弓村为调查资料，用英文写就了他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的名字叫做《开弦弓，一个农村的经济生活》，后来它又被译做《江村经济》在国内出版。

马林诺夫斯基看到费孝通的这本作品时，丝毫不掩欣喜之情，并断定它将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3］《江村经济》后来不仅成为人类学和社会学学科的必读书目，它也是世界认识中国农民和乡土社会的一个窗口，费孝通因他所提出的“乡土中国［4］”，以及一系列描述中国乡村和乡土社会的作品，成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1］ 费孝通（ 1910 年11 月2 日—2005 年4 月24 日），江苏吴江（今苏州市吴江区）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28 年考入东吴大学医预科，1938 年获得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博士学位，1944 年加入民盟，1982 年被选为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院士，1988 年获联合国大英百科全书奖 。

［2］ 布·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1884—1942 年），英国社会人类学家、波兰科学院院士，曾任教于伦敦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耶鲁大学，著有《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文化论》等。作为英国社会人类学功能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最大的贡献在于提出了新的民族志写作方法。从他那时起，几乎所有的人类学家都必须到自己研究的文化部落住上一年半载，并实地参与聚落的生活，使用当地的语言甚至和土著建立友谊，而这些，都是为了完成一份马林诺夫斯基式的民族志记录。

［3］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布·马林诺夫斯基序，第13 页，商务印书馆，2001 年3 月。

［4］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第6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4 月。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费孝通还在世，今天再回访开弦弓村［1］ 会作何感想？

2016 年夏季的一天［2］，我从上海青浦出发，驱车上了沪渝高速，往西行驶近50 公里，在七都收费口拐下，再经省道和村道行驶不到1 公里，就到了开弦弓村，不得不说，我有点沮丧：

如果说这个早早出名的村落和周围其他村落有什么更大的不同，那就是它更局促。村里更为崭新、贴上瓷砖的多层农民房，和更为老旧、单层的房舍错落起来并不搭调，行走在两栋农民房之间的小路，莫名竟有一种逼仄之感。

与逼仄不搭调，村中没有稠密的人口，反而难遇行人。村中河流早已不见昔日水上交通的繁忙，房前屋后被低矮白色木栅栏围起来的小块土地上，多种植着玉米和各种常见的蔬菜；跨过一座拱桥，红白两床被褥正搭在桥栏上晾晒，回首间，有一名老先生背着双手，悄然打量着桥上的陌生人。

在村口的费孝通江村纪念馆里，有一版80 多年前的开弦弓村地貌沙图，一条河流穿村而过，村庄的周围，被连片的桑林和稻田包围，费孝通在书中写道，村里“种植水稻居于首位”［3］。

至今天，虽说河流仍在，但稻桑已成历史，从卫星地图上看，原本的稻桑之地，莫不是被厂房、仓库或大片鱼塘所代替。

［1］ 从1936 年起，费孝通先后26 次回访开弦弓村，2002 年9 月30 日，92 岁高龄的他最后一次回访江村，走访了老保姆邱记珍及重访江村时的老房东周文昌。

［2］ 2016 年6 月10 日。

［3］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第31 页，商务印书馆，2001 年3 月。

开弦弓村周围，则是介于江、浙、沪三角地带，从江苏苏州到浙江湖州在内的广大农村区域。早在6000 年前，这里便出现了带有灌溉系统的稻田［1］，随后漫长的历史时期，江南鱼米之乡一直是它的美誉。如今，走过一村又一村，从路边交错的各种厂房和住宅楼来看，这一地带依然富饶，但它显然不是农耕时代田野间阡陌纵横的景象。

上述城乡景观上的变化，更不止于开弦弓村所在的长江中下游平原区域，它的时间跨度也不长，从允许农民进城到如今，不过40 年光景。

从长三角到珠三角，再从华北平原到成都平原，类似景象并不陌生。

将40 年来的卫星地图叠加，并用幻灯片放映，它们的共同点，莫不是多代表农田的绿色地块被蚕食，灰白色的城市建筑群在不断迅速扩张。

作为一种时代的进步，这种变化说明，中国正迅速地从一个农业国家转变为更为强盛的工业国家，越来越多的农田被城市里的各种建筑物所代替，扩张的城市不仅让更多人生活更为便利，它也造就了更多的产业和就业机会，国民财富不断增加。

但隐约有些不对劲—城市核心区光鲜靓丽，但更偏远的农村或城市近郊，一眼望过去，其实很难谈得上有序，它有些破败，要么人烟稀少，仅剩老人守家，要么人多杂乱，成了众多城里打工者的廉价居住之地；存留下来的农田更是七零八散，树木茂盛荒草丛生，再与年代陈旧的各色农房交杂着。

［1］ 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唯亭镇东北2 公里处的草鞋山遗址，发现的6000 年前马家浜文化水稻田，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有灌溉系统的古稻田。其出土的炭化稻，连同常州圩墩、高邮龙虬庄、昆山少卿山、溧阳神墩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炭化稻，为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栽培稻起源的研究提供了实物依据。

代际进城

景观上已不是稻桑之地，村庄建筑拥挤不堪，让费孝通可能有些失望的应该还包括，距离他最后一次回访又过去十几年后，“乡土”正因更年轻一代的不同选择而远去。

20 世纪80 年代，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年轻人多选择就近打工，村庄周围的纺织工厂吸引了大量村中劳动力，费孝通提出了“兼业”与“离土不离乡”的发展模式，近几年前去开弦弓村采访的同行报道，则透露出一个新现实—20 岁到35 岁的青年倾向于选择文案策划等更轻松的工作［1］。

与老一辈就近城镇化有所差别，年轻人的就业和活动范围越来越广，他们与乡土的距离也就越来越远。这也非开弦弓村独有，在中西部农民跨地区迁徙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不同代际，诉求各不相同。

让我感同身受的是我老家，一个中国西部地区，黄河边小山村［2］ 的40年变迁史。

我们村是一个矿业村，20 世纪80 年代我出生时，即已有煤炭开采，在最初20 年，村民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即是种地之余，去村庄周围的煤矿打工。

这种情况在2000 年前后有了改变。村庄煤炭资源日渐枯竭，无证小煤矿纷纷关停整顿，虽说后来又发现了铝矿，也有诸如中国铝业这种大公司入驻，但由于是大型工程机械露天作业，人力需求有限，同样无法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1］ 魏永刚，《江村再调查》，《新华每日电讯》，2017 年1 月6 日。

［2］ 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王家后乡上庄崤子村。

［3］ 当时小麦的国家收购价在0。57 元／ 市斤左右，每户农民平均七八亩山地，每亩小麦产量约600 市斤，就算全部种小麦，一年也不过产出近5000 斤，卖粮收入只有2800 元左右。

靠天吃饭又是山地，种地更不赚钱［3］，迫于收入和生计上的压力，村民们的大规模进城来了，它最为直观的变化，就是村里已“挪窝”三次的小学再次移动，它搬到了我村附近交通相对便利的国有矿区。

这样做的好处是，除了本村越来越少的生源，还可以吸纳矿区和隔壁乡镇的学生—稍微经济条件好点的家庭，举家搬迁到了城里，孩子则会在市区就读。

家庭进城，代际间的差别也出来了。

类似于我奶奶那样，在农村里干了一辈子农活的老人，很难适应城里生活，仍多会选择生活在村中；我父亲这辈的农二代，此时已拖家带口，固然进城了，但更倾向于在家乡附近找机会，考虑到现实，到更远的地方打工，动力和意愿都不强。

“农二代”最为重要的进城诉求，是希望孩子可以有更好的教育，不至于像自己没有文化，不仅在山区做矿工，进了城还要继续干体力活。

受教育程度和拥有的更多技能，则改变了“农三代”的活动轨迹。

2002 年，我考上了大学［1］，自此离家16 年，一直在全国奔波。童年时的玩伴，如今不少在外读书后，多去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职业也变为了程序员、摄像师等等。

就算是留在家乡小城的同龄人，随城市的扩张，择业空间也在变大。

从教师到公务员，再到做建材和装修生意，应有尽有。村内的采矿业，也延伸到了城郊的氧化铝厂，山沟沟里的农民矿工，进了城就成了产业工人。

［1］ 四川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现经济学院）经济学专业。

时至今日，我村（自然村）仅剩下数名老人留守，不要说像我辈再回到农村，已是不可能之事，就算是父辈们，再回村也已难以适应。让人悲伤的事实就在于此，一旦村中老人故去，所谓“回不去的故乡”，就又多了一个。

过去40 年的村庄人口外流，亦是绝大多数中国村庄的现实：

调查结果显示，当前农村参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在总劳力中所占比例平均为48。6％，不到一半。这意味着目前多数村庄有一半以上的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而是转移到农业外谋生。有4。4％ 的村庄已经没有农业劳动力了，农业劳动力过半的村庄仅占40。7％。

在城市化、市场化的大潮中，农村进入了一个大流动的时代，大量村庄成为“流动的村庄”，大批农民处于向外流动和不确定性之中。

调查显示，除了6。5％ 的村庄之外，其余村庄都有不同比例的劳动力向外流动。其中外流劳动力占1％ ～ 25％ 人口的村庄有29。3％，有40。2％的村庄外流劳动力比重为26％ ～ 50％，外流劳动力比重为51％ ～ 75％ 的村庄占17。4％，仅有6。5％ 的村庄外流劳动力超过了75％［1］。

与农村人口不断外流相对应，自然村落也在持续消亡—1985 年至2016 年，全国行政村从94。1 万个减少至52。6 万个，减少了44％；自然村则从1990 年的377 万个减少至2016 年的261 万个，减少了30％［2］。

［1］ 陆益龙，《村庄会终结吗？—城镇化与中国村庄的现状和未来》，《学习与探索》，2013 年第10 期，其论文中引用的统计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2012 年启动的“千人百村”

大学生社会调查实践项目，该项目旨在组织千名大学生以社会实践形式参与100 个村的社会调查研究活动。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2016》，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 年。另可参照刘守英、王一鸽，《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管理世界》杂志，2018 年第10 期。

乡村景观变奏曲

乡土的远去，并不代表着乡村景观的一成不变—如今在很多大城市，都有着当年乡村的遗迹，曾经的农田早已垒起高楼大厦，旁边狭窄又封闭的空间里，则住满了大量低收入外来人口，它的名字叫做“城中村”，这也仅仅是城市村落的面貌。

在城郊接合带，就像在江、浙、沪三角地带所见到那样，它们是由密集农房组成的村落，新式住宅楼、蓝色彩钢板搭建的厂房和各种形状的蔬菜大棚组成的庞然大物，它们周围正等待着城市扩张开发的土地，也早已不见耕地的景象，而是产值更高的鱼塘、圈地套利的园艺苗木场［1］等等。

至于距离城市更远的村落，固然传统乡村风貌犹在，但毕竟已是人烟稀少，早已不是旧日人丁繁盛时的场景，散落在村庄四周的土地，因为常年无人精心打理，以至于养分流失，变成了贫瘠的颜色［2］。

将时间周期再度拉长，它又以截然不同的另一种面貌出现，并囊括了不少乡村“过来人”的情愫。

在日本导演北野武［3］ 的影片《座头市》中，一言不发的盲人杀手，每次悄无声息地走过一片树林，我的注意力就会被旁边的风景所吸引—［1］ 外来商人租用村集体耕地，一方面从深山挖取原始树木，挪种至园艺场，靠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对树木等园艺景观植物的大量需求而获利；另一方面，建在城市近郊的园艺场，期待城市扩张后土地由农地转性为建设用地，进而靠获得拆迁补偿而获利。

［2］ 一般而言，多年养护肥力充足的土壤颜色，多呈黑色、棕褐色，一旦养分缺失，土壤酸性提高，会呈现出养分贫瘠的偏红色。

［3］ 北野武（Kitano Takeshi、きたの たけし），1947 年1 月18 日出生于日本东京都足立区，日本著名导演、演员、电视节目主持人。

在树林另一侧的农田里，头戴斗笠的农夫，就像一个舞者，手挥农具一下又一下，相当有节奏地在刨地。

它让我想起年少时，随父辈们修“大寨田”的经历：

每家每户出一个人力，再集体坐上大卡车，抵达某个坡地，我们也就那么一下又一下，手握农具将坡地铲平，再用人力小推车把多余的土壤填到更为低洼的地方，原本低产、保水能力差的坡地，就这样改变了面貌，变成了产量更高、更为平整的梯田。

“农业学大寨”并不属于我那个时代，那时候中国多数的农民，已经“分田到户”，农村已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只是我们那儿仍有这样的传统，这也是为数不多，能让我感受到带有人民公社时期烙印，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农村集体劳动。

我并不想在人民公社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两个时期上做任何价值判断，同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的它们只是阶段不同。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求解中国未来农业出路，只有回归原点才有可能找到最终答案。

回到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岁月，取得土地革命胜利的中国农民，先是在土地改革中分得了属于自己私有的土地，其后又以土地等生产资料等份入股，以股份合作的形式，陆续组建了初级社和中级社；1956 年，绝大多数农民又成为高级社社员，集体劳动、记工分，再到年底分红，按劳分配的农村集体经济时代正式开启。

两年后，高级社升级为人民公社。作为政社合一的农村基层单位，它普遍由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组成［1］，这也相当于今天的乡（镇）、村、村民小组基层三级组织。

［1］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1962 年9 月27 日通过。

人民公社时期对乡村景观影响最大的活动，就是“农业学大寨”等大规模农田平整和水利设施等乡村基础工程的修建。那时候不比现在，国家工业化刚刚起步，城市工业基础薄弱，农村并没有太多现代化的机械，而由数以亿计的农民以体力劳动来完成。

以“学大寨”的源头、位于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的大寨村为例，它原本是一个小山村，因处于太行山土石山区，土壤贫瘠、自然条件恶劣，1953 年，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1］ 的带领下，大寨村民开始—用扁担、箩筐、锄头、铁镐，在土石山上开辟出了大片梯田，通过蓄水保粮、抗旱防涝、秸秆还田、增施农家肥等改良土壤的办法，使每亩粮食产量从1952 年的237 斤增至1962 年的774 斤，改变了村民们靠天吃饭的状况。

站在环保主义者的立场，以“大寨”为榜样的那个改造自然时代，有着诸多不可取之处，但历史没有假设，将自己置身于那样一个亟待通过工业化推动国家振兴，同时又内外交困、温饱尚未解决的农业国家情境中去仔细体味，那么多农民只能自力更生。

而人类从远祖智人开始，他们走出非洲，跨过白令海峡，学会制造工具和武器，驯化植物和动物，步入农耕和工业社会，建立城市和巡航大江大海发展国际贸易，又仰望星空发射火箭，踏上星辰大海的浩瀚新征途—这一路，智人也只能自力更生。

经历过华北平原上的农村土改，培养了解放区第一批拖拉机手的韩丁，晚年忆起与他缘分深深、位于山西省长治市郊张庄村最早时的境况说：

［1］ 陈永贵（1915 年2 月14 日—1986 年3 月26 日），山西省昔阳县乐平镇石山村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第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三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75—1980 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

1954 年土地集中运动导致了合作化，同时特派工作队开始植树，种了250000 多棵。居住环境大变，以前土地荒凉、干裂、半荒废，现在则凉爽、阴凉得像公园：错落有致的院子、街道和可以提供保护以抵抗各种极端情况的小路。

对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后农村景观的变化，韩丁写道：

1978 年，张庄人就开始自己搭建组装的农业机械，在200 英亩的玉米地上，可以自动完成从施肥、平土、播种、除草、收割、烘干到将烘干后的玉米存入仓库的全部过程。机械组只需要12 个人，但劳动效率是手工时的15 倍，而且花费仅仅为原来的一半。但改革后，土地被划分为无数的小块分给了单个农户，机械化农业也不得不让位于原始的间断的个人耕作了。农民们没有选择，只有抛弃他们先进的农机，重新扛起了锄头。

1983 年夏天，韩丁从北京飞往上海，他看到了变化的华北平原：

我向下看看，越来越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眼泪也禁不住流了下来。

从前，在村落和连接它们的道路间，有着整齐的方形的长方形的土地，绿色的、黄色的、褐色的，一直延伸到地平线。而现在，细碎的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排成零散杂乱的图形，蔓延上千公里。

这不是土改前所谓的“邮票一样小块”的土地，是比那更细小的带子一样的、面条一样的土地！那些土地是那样狭窄，以至于马车经过时，一个轮子在这个人的土里，另一个轮子就压到了另一个人的土里。

农村“三块地”

韩丁在飞机上所看到的景象，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

的开始，今天在城市和乡村所看到的，风格迥异的乡村景观，又历经近40 年变迁。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2013 年第一次采访盛亚飞时，我问过他一个问题。

我说，我小时候常听父亲讲，如果还是“大集体［1］”时代，可能农村到2000 年就实现机械化了。盛亚飞回答说，那你告诉你父亲，到不了2000 年，机械化就能实现，但那时候农村隐性失业问题会更加严重，农民会变得更穷，因为农村的人口会越来越多，土地产出增长是有限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更为积极的变化，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从事副业，再经过上世纪80 年代“村村冒烟、队队办厂”的乡镇企业时代，2000 年后，随着中国加入WTO，城市与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崛起，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城了。

相隔年代如此久远—如果不是人民公社时期的“过来人”，到今天想要说清楚近40 年来农村景观变化背后的来龙去脉，估计会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毕竟如今不少人对农村的印象，往往也只剩下种田了。

“过来人”盛亚飞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的视野里，农村不仅有农民种田的耕地，还有农民居住的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乡村景观的变化，即是这“三块地”不同使用现状的变化，从人民公社时期发展至今，它们的来源、功能用途均有很大的不同。

［1］ 泛指人民公社时期。

对于耕地，盛亚飞说：它就是通常所指的承包地，来源于建国之初土地改革农民分得的土地，后来以股份合作的形式，变为村集体经济的耕地。无论是人民公社，或是家庭联产承包时期，它一直承担的是生产粮食、蔬菜、水果等农产品的基本功能。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原本集体所有、共同劳动的耕地，通过承包经营权分离，确权到了每家每户农民头上。韩丁所说“大块土地变小块”，即指集体耕地承包经营后的样貌，由于规模有限，分割后的农田，难以实现生产效率更高的机械化作业。

更确切地说，上世纪80 年代的“包产到户”，更多只是发生在耕地—农村“三块地”之一的局部变革。

耕地规模变小的另一结果，即由于规模有限，收入有限，种地对农民越来越没有吸引力，乡村景观上的表现，就是弃耕与抛荒，再者粮田被产值更高的菜地、鱼塘、果园或苗木场乃至堆场等代替。

耕地一直在减少—除了城市通过征地，不断“蚕食”耕地而扩张，宅基地与集体建设用地也在挤压耕地的空间。如今类似于开弦弓村逼仄的宅基地村落并非偶然：

承担农民居住用地功能的宅基地，人民公社时期，当时以农业生产为主，农民集体劳动、耕地又是集体统一安排播种、收割，加上当时农民收入有限、建筑材料匮乏，农民家庭人口增加，当时农村人均居住面积还是比较小的，想建房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除非是家庭中儿女长大成人，要结婚娶妻或入赘，才会申请在原有宅基地内占地建房；也只有因原有宅基地实在无地可建房，才能申请新的宅基地。

申请了审批也很严格，往往需要一两年时间才能走完流程，即使批准你扩建或迁建宅基地，也只能建在自己家的自留地上，不得占用或极少占用集体经营的耕地，此时，宅基地占用集体耕地并不多。

直至上世纪80 年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是农民收入快速增长；二是农民对建房置产有传统的偏好；三是每家每户独自耕种属于自己的承包地之后，在承包地上盖房比在集体土地上盖房显然宽松多了，加之当时基层组织普遍对占用耕地建房行为管理上的放松，今天在农村普遍看到的鳞次栉比的住宅建筑才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到上世纪80 年代后期，上海郊区等地区开始加强对农民宅基地建设的规范和管理，但此时，农民大盖住宅之风已近尾声，不少农民已经几次翻建住房了。农民先是将原来的草房翻修成砖瓦房，再翻成小楼房，甚至再变成小别墅，这段时间，整个宅基地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体量大幅增加。

在农民大修宅基地的同时，农民进城的步伐加快了，所以其农村住宅的功能上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农民多数时间居住在城市里，在农村大量修建的宅基地，常年人去楼空，它已不再承担农民基本居住功能，而成为炫富与攀比的工具［1］。

农民在宅基地上翻建农房形成的“城中村”，盛亚飞用“留下骨头卖掉肉”来解释它的出现过程：

在城市化初期，当时土地价格不高，动迁成本较大，于是城市土地的开发，就出现了没有人居住的农田先征用掉，发展工业和城市，这就叫做“留下骨头卖掉肉”，而自然村落等地面建筑物较多的地块，就暂时搁置不考虑动迁。

［1］ 郭涛涛，《事关全面深化改革大局：农村“三块地”的合理定义和用行动完成的实效改革》，《环球财经》杂志，2017 年1、2 月刊。

当时大家都在盯着城市发展，对这些留下的自然村落的人口集聚和无序发展关注不够，等后来注意到的时候，发现已经尾大不掉。这些自然村落已经成了存在大量违法建筑、集聚大量外来人口居住、生活状况极其恶劣的“城中村”了。

至于集体建设用地，顾名思义，即属于集体经济组织的建设用地。

20 世纪80 年代农村耕地确权到户了，宅基地上的房子也翻建了，但集体建设用地，包括附着在它上面的各类集体资产，仅仅从人民公社、大队、小队过渡至乡（镇）、村、村民小组三级所有，产权关系并未得到进一步明晰，但它却深藏着农民近3 万亿元［1］ 的财富秘密。盛亚飞说：

集体建设用地最初由集体打谷场、卫生室、畜牧养殖场等所占集体耕地组成；人民公社时期发展社队企业，农村耕地中出现了少量工厂占地；上世纪80 年代乡镇企业大发展，工厂用地的规模有较明显的扩大，此即所谓“村村冒烟、队队办厂”；但90 年代以来，随着工业品供需关系的变化，随着国家土地管理的加强，随着环保意识的提高，工业向园区集中成为一种趋势，农村工业占地的情形得到了遇制。

与不断增加的宅基地相比，农村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总体数量相对较少、增幅有限，留存的集体建设用地，除了乡村道路等公共设施占用了一部分，还有就是集体工厂、集体物业所占用的集体土地。虽然总量较少、增幅有限，但在集体建设用地上盖起来的各种经营性资产，却是城镇化过程中增值最大的一部分财富。

［1］ 截至2016 年，它已达2。86 万亿元之巨。时任农业部（现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2017 年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透露，详见第六章“进城，被遗忘的亿万财富”。

梳理农村“三块地”的来龙去脉，它不是一个正常现象原因在于：

1。 因规模小而导致的“农民不种田”，长期来看，将导致粮食生产能力持续弱化，国际贸易战阴影之下，粮食安全势必受到挑战；2。 农民进城却买不起城市商品房，他们在农村宅基地上的房子却越盖越高，农村的房子不仅不能买卖，常年不住之余，低成本翻建的住宅质量堪忧，村庄和城市一样越摊越大，耕地也变得越来越少；3。 农民固然是进城了，但他们缺乏足够的保障，可他们留在乡村，集体建设用地上的集体资产却在不断增值，只是因为产权模糊，多数进城农民并没有享受到太多的好处，甚至忘记了还有这部分财富。

题外话：建国以来耕地数量的变化

展开下一章前，有必要对建国以来耕地数量变化进行一次较为系统的梳理，它不仅与中国城镇化进程紧密相关，对它的理解，也有助于接下来的讨论。

［1］ 傅超、郑娟尔、吴次芳，《建国以来我国耕地数量变化的历史考察和启示》，《国土资源科技管理》，双月刊，2007 年第6 期。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2016 中国国土资源公报》，2017 年4 月28 日。

相比于1957 年底，全国耕地总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的23。34 亿亩［1］，截至2015 年末，中国耕地只剩下20。25 亿亩［2］，58 年来足足减少了3。09 亿亩，它的变化也并非线性递减的，而是有多次波折。

1949—1957 年，由于战后恢复和垦荒，耕地“净增”至1957 年的历史最高，随后的1963—1974 年，因乡村工业等活动，转入“初步递减”

阶段；再历经1975—1981 年的“递减初步治理”，1982—1986 年，由于乡镇企业崛起与宅基地修建，它又进入“占地高峰”阶段。此后，国家开始采取措施控制耕地面积的减少，但没过几年，实行城乡土地双轨制［1］，城镇化大幅迈步，耕地面积继续下降［2］。

2000 年前后，沿海工业化的开启，中国迎来了新一轮的快速城镇化。梳理2001 年以来耕地变化历年数据［3］（图2－1），它的最低值出现在2008 年，与更早年份，每年都会减少上百万亩耕地不同，2008 年仅比2007 年净减少了29 万亩耕地。截至当年底，中国的耕地减少至18。26亿亩，人均耕地面积则从1957 年的3。6 亩下降至1。3 亩［4］。

2008 年也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国际金融动荡风头正盛之年，中国农村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则从1978 年的82。1％ 下降至2008 年的53。01％［5］。

［1］ 即国有土地供应的两种方式：一是政府无偿划拨国有土地给使用单位；二是通过市场化手段有偿出让国有土地，它主要又通过招标、拍卖、挂牌三种方式出让土地。

［2］ 傅超、郑娟尔、吴次芳，《建国以来我国耕地数量变化的历史考察和启示》，《国土资源科技管理》，双月刊，2007 年第6 期。

［3］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历年国土资源公报。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人口等数据测算。

［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历年城镇化率数据推算。

再从2008 年到2011 年，中国耕地面积逐年小幅增长至18。67 亿亩，但到2012 年却猛增至20。27 亿亩。这一缓解了“18 亿亩耕地红线”压力的数据变化，并非自然演化的结果，而是因为—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1］发现，过去的统计少算了上亿亩的耕地。

图2－1 2000 年后中国耕地数量的变化

2012 年至2015 年，全国耕地面积仅仅减少了0。02 亿亩［2］。它可以解释为—城镇化扩张步调减缓，征地压力随之变小。

但这并未阻挡更多农村人口的进城步伐，中国农村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2017 年进一步下降至41。48％［3］，乡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聚，“用更少的人种更多的地”成为可能。

［1］ 2007 年7 月1 日起，开展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并以2009 年12 月31 日为标准时点汇总二次调查数据。《关于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主要数据成果的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地籍管理司，2013 年12 月30 日。

［2］ 中国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年度国土资源公报数据。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历年城镇化率数据推算。

密切注意乡村耕地的变化，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它最终将会影响到更多城里人的钱袋子，2007 年食品价格飞涨时，很多人对此应当有着直观的感受，只是它和耕地之间的关系不易察觉，并未有太多人注意到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