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机器革命

鹅与牛蒡收割机

对于一个拥有20 万亩耕地、相当于1。8 万多个足球场面积大小的家庭农场，在农忙季节找不到工人怎么办？有人试过一种办法，买鹅—据说鹅不损害植物嫩株，专门吃田里的杂草，并且一周七天从早到晚都在工作。

这绝对不是个笑话，而是上世纪60 年代美国阿肯色州［1］ 威尔逊家庭农场真实发生的故事。

因为找不到墨西哥人为农场除草，威尔逊一家就想到了鹅，并为此付出了1。6 万美元的购买成本，但由于鹅不仅有令人记忆深刻、异常高分贝的噪音，它们还需要围栏，而工作效率也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这项大胆的实验最终以悲剧收场。

真正解救威尔逊一家的，还是农业机械。他们与化学公司合作，用飞机喷洒除草剂，并成为美国第一个试水飞机喷药的农场。

因为机械化，规模庞大的威尔逊农场雇工人数，由二战前的3000 人降至上世纪80 年代的200 人（如今应该更少）。农场的大规模机械化耕作方法，不仅反映了阿肯色州农业取得的机械化成就，外部形态上，它也似乎已不是家庭农场，而更像是农工联合企业（Agribusiness）［2］。

［1］ 美国南部的一个州，位于密西西比河中下游，农牧业发达，水稻、棉花和大豆产量分别居美国第一、第四和第九位，其肉禽产量在美国各州则排名第二。

［2］ 以上阿肯色州案例内容皆出自T·汉伯格，《农业人口锐减推动了技术变革》，《美国的农业和农村》，R。D。 罗德菲尔德等编，第20 页，中国农业出版社，1983 年9 月。

与国内报纸上今天仍会出现用牛犁地的田园场景大相径庭，人力、畜力时代的农耕劳作，从来都不是诗意的，它往往代表着高强度的体力投入，耕作规模的难以扩张和生活的拮据，机器的使用，则改变了这些不得已，农活劳动强度大幅下降，还可以成本更低、规模更大、收入更高。

农民对机器的喜好，几乎与生俱来，这对中国农民也不例外。不同农作物从播种到收获上的复杂性，则会让这种追求显得更为狂热。

比如被称为“东洋牛鞭菜”、在亚洲地区较多种植的草本植物牛蒡，它有着很多植物无法比拟、深入土层超过1 米的粗大肉质直根，收获季节用人力简直是痛苦—一名熟练工，拔出一根牛蒡需要1 分40 秒［1］，上百亩的牛蒡田，如果想在6 月底虫害［2］ 来临之前收获完毕，那就必须要雇用大量的人力，人力开支不是个小数目。

江苏徐州铜山区何桥镇金庄村农民单立明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利用现有机械改造出了一台带有履带的牛蒡收割机。

这台收割机在田里缓慢行驶时，它前面的装置会打掉牛蒡茂盛的枝叶，后面深入土中，竖立的条状钢铁构件则会推开、震松土壤，机器驶过之后，拔牛蒡变得轻而易举。当地牛蒡种植户说，机器效率是人工的20 倍，以前半个月的工作量，现在只需3 天，质量则比人工好得多［3］。

单立明的农机发明不止于此。早在1995 年，他就发明了一台大蒜收割机，此后诸如挖韭菜根机、土豆收获机等相继问世，十几种农机销往全国之余，也让他座拥了一个多达36 项国家发明专利的改造农机王国—年产值达到了3000 万元左右［4］ 的徐州巧立威新型机械厂。

［1］ 《牛蒡出土记》，中央电视台10 套《我爱发明》节目，2014 年9 月17 日。

［2］ 蛴螬幼虫。

［3］ 《牛蒡出土记》，中央电视台10 套《我爱发明》节目，2014 年9 月17 日。

［4］ 闫峰，《徐州农民发明家拥36 项专利，曾拒外企巨资收购》，人民网江苏视窗，2016 年8 月30 日。

近些年，中国农民的发明还包括山区耕作的微型耕船、手扶式小型油电混合绿叶菜收割机、背负式红松果采摘机、荸荠采集机等等［1］，当然，还有更能引起关注的各种奇形怪状的飞机、潜艇和机器人。

这些根据当地需求、在现有机械上改造发明出来的农业设备，都能证明中国农民非常有创造性、天赋和动手能力，但和耕作数十万亩土地的威尔逊家庭农场的农业机械相比，它仍有不少的差距—中国农民发明的农业机械，以小众、小型园艺作物为特色，以粮食生产为代表的大型农机具并不多见。

它对应的是耕地规模上的巨大差距。

早在40 年前，威尔逊农场一块耕地面积就超过了300 亩，而拖拉机一次能耕作18 行，当时的威尔逊三世还在寻找一种不用水沟就可以排水的方法，因为他在加利福利亚帝国谷地发现，竟然有一整块地面积达到了3800 多亩，解决了排水问题，就意味着他的农场也可以实现［2］。2016 年，中国还有2。29 亿的农户经营耕地规模在10 亩以下。

有限的耕地规模，种地收入有限之余，反过来影响着农民的投资行为。

上世纪80 年代以来，依靠就地城镇化和进城而获得更多收入的中国农民，并没有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农机改造上投入更多。更多的人反而热衷于兴建造价较为低廉的农村房子。

农户在10 年内共建了1 亿间住房，这是因为住房被认为是比较安全的投资［3］。

［1］ 根据中央电视台10 套《我爱发明》历年节目梳理。

［2］ T·汉伯格，《农业人口锐减推动了技术变革》，《美国的农业和农村》，R。D。 罗德菲尔德等编，第20 页，中国农业出版社，1983 年9 月。

［3］ D。 盖尔·约翰逊著，林毅夫、赵耀辉编译，《经济增长与农业：两者如何相互促进》，《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第355 页，商务印书馆，2004 年9 月。

外国农民爱好大型农业机械，中国农民却喜欢造房子，导入本章的正题—更大规模的机器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

规模有限，无法实现机械化作业的表象下，它还是一个“种粮食还是种蔬菜”的问题，这得从“乡建派”“机器派”与“粮食进口派”的认知差异说起。

乡建派、机器和粮食

所谓“乡建派”，它并非泛指致力于乡村建设的所有人，而是拥有一些特定观点的一个特殊群体。

他们认为，农民应当留在乡村，耕种着一亩三分地，但与他们主张略有些矛盾的是，他们拥有城里的房产，平时又多住在城里；他们自认为继承了晏阳初［1］ 和梁漱溟［2］ 的衣钵，却又对晏、梁所处农业社会与时下工业社会的时过境迁视而不见，相反，他们甚至有些敌视城市化。

［1］ 晏阳初（1890 年10 月26 日—1990 年1 月17 日），四川巴中人，中国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他早期开展平民教育运动时，认为中国的大患是民众的贫、愚、弱、私“四大病”，主张通过办平民学校对民众首先是农民，先教识字，再实施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培养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以造就“新民”，并主张在农村实现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整体建设”，从而达到强国救国的目的。著有《平民教育的真义》《农村运动的使命》等。

［2］ 梁漱溟（1893 年10 月18 日—1988 年6 月23 日），蒙古族，原名焕鼎，字寿铭。曾用笔名寿名、瘦民、漱溟，后以漱溟行世。原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因系出元室梁王，故入籍河南开封。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国学大师、爱国民主人士，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之称。著有《中国文化要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唯识述义》《中国人》《读书与做人》与《人心与人生》等。

他们认为，“小农生活”其实是农民真正向往的，机器革命并不适合中国国情；出于以人畜粪便、腐烂菜叶等为来源、山寨有机肥的狂热偏好，他们往往会忽视对人类粮食增长真正有推动作用的—由种子、农药和化肥领域发生的科技进步；而在提高农民收入方面，他们认为，农民应该种植更多的诸如蔬菜、水果等园艺作物。

差异来了，“乡建派”声称他们有着深厚感情的多数农民兄弟，并不同意他们的如上观点。

农民留在农村固然不错，但不能只耕种一亩三分地，这样的“小农”

是工业革命之前的小农，是只能靠自给自足聊以活命的小农，在今日社会，只耕种一亩三分地的农民，只能是远低于低保收入的贫困人口。

过去40 年里，数亿中国农民“用脚投票”，以高考、打工、当兵转业等不同方式进城，纷纷表示他们无法接受在乡村的命运，待在乡村的农民，按照“乡建派”的逻辑，一次又一次付出了难以忘却的惨痛代价。

以园艺作物为例，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广大农民便开始做从蔬菜到水果，再到蘑菇等各个方面的尝试，结果，却总是好景不长，屡屡碰壁、灰头土脸之后，不少人还是放弃了乡村美好生活向往，果断选择进城了。

一直敢于在农副产品上试水的农民们，对市场规律有着更为深刻的感受。

2013 年，因为天气晴朗高温，刺激了葡萄消费，葡萄价格一路走高，此后全国种植面积增加。结果，随后几年，每斤葡萄价格从七八元一路跌至最低8 毛钱［1］。而种植蔬菜，不仅需要支出更多的人力成本，储运过程中还有不可避免的损耗，以及昂贵的物流成本。

［1］ 郭涛涛，《水果市场的牛熊运命》，《环球财经》杂志，2015 年8 月刊。

农民们往往会说，水果、蔬菜等农作物，只是看着价格更高，从来都不是如粮食那样的大宗需求品—它仅仅是非常小众的园艺作物，一旦种的人多了，产量增加，市场需求有限，价格就会下跌，农民受不了它过山车式的剧烈价格波动。

粮食价格较低却需求稳定，人类可以一个月不吃火龙果或鸡毛菜，但却每天离不开大米或面食，农民进城后增加的禽蛋、肉食需求，同样需要数倍单位的粮食，它依然是人类必需蛋白质的主要来源。

农民爱好粮食的另一面—它容易实现机械化生产，并且更专业。

粮价虽低，但倘若能通过机器规模化种植，它就免掉了种植蔬菜等园艺作物的昂贵人力成本，若再能来一点适当的激励，种粮依然会有利可图。

如此说来，久经市场规律考验的农民应当属于“机器派”，他们的爱好是需求更稳定的粮食。

它不仅会让农民有着体面的收入，并向懂科学、懂财务的职业农民转变—收入提高之后，他们还将走上自我进化的道路，在农机改造上投入更多金钱和时间，耕种更大规模的土地，以求实现更高的回报。

这就好比威尔逊三世寻找更合适的排水方法，以实现上千亩一块地，更高效、成本更低的农业机械化作业，一旦找到方法，他的农产品就会价格更低、更具竞争力，于未来也有更多的收入。

美国农业之所以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国内通货膨胀与食品价格更不具备太大相关性［1］，其背后莫不是以大豆、玉米、小麦、大麦等粮食作物为主，由家庭农场构成的高效率农业专业生产带。

［1］ 详见第三章“大国种田角力”。

日本“小农”的规模

“乡建派”还有一个著名的观点，那就是人均耕地比中国更少、同样有着东亚循环农耕传统的日本“小农”更值得学习，为此，2017 年秋天，我去了一次有着“日本粮仓”之称的北海道。

一位在北海道首府札幌经营多年的朋友说，整个北海道的人都去了札幌，整个日本的人都去了东京。

在北海道麓乡、美马牛、西中等乡下，很难见到如国内房屋密集的乡村，举目望去，皆是连片上百亩的农田，种植作物无不是以水稻、玉米为主，路边则是各式各样，有十数种之多的农业机械，由于地广人稀，甚至较为偏僻的山区收获洋葱，也是机械化操作。

出身北海道十胜平原农民家庭的日本漫画家荒川弘，早先去东京谋生，在不动产公司办业务，业务员问她家农场情况，她回答说，有50 头奶牛和25 公顷农田，换算成亩—她家经营的土地即有375 亩之多，但这样的面积在北海道，也只能算是中小规模［1］。

375 亩的土地，单纯依靠人力，无论如何是种不出来的，荒川弘家的劳动力，也只有她父母，外加爷爷、奶奶，以及四个放假回来帮忙的小孩，但他们能够完成，同样的答案，还是用机器替代人力。

日本的“小农”，早已不是所谓的一亩三分地，已然是适度规模家庭农场的模样。而从二战后战败的日本进行农地改革开始，过去半个多世纪，与日本农民大进城和剧烈城市化相对应，日本乡下的耕地，并未如国内惯常所见到的那样，而是同步走上了规模不断扩大的道路。

［1］ 荒川弘，《百姓贵族》，方郁仁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2 年10 月。

几乎与1949 年之后在中国广大农村发生的，将地主的土地分给曾经的佃农，兑现“耕者有其田”革命承诺的同时，日本确立了自耕农体制—强制征收离乡地主所有的佃耕地和在乡地主超过一定面积的佃耕地，加之适于开垦的山地和荒地，再将它们转卖给无地、少地的农户和开垦者［1］。

1950 年，日本自耕地占据着总耕地面积的90％，对应的则是62％ 的自耕农户占比，其中又有75％ 的农户经营耕地规模在15 亩（1 公顷）之内，42％ 的农户规模少于0。5 公顷，经营3 公顷以上的农户只有0。5％［2］。

此后历经战后复兴期和高速发展期，日本农业就业人口比例不断下降。1950 年至1980 年，它从54。4％ 下降到了9。8％；1990 年至2011 年短短20 年时间，日本农业就业人口又下降了近一半—从459 万人下降至247 万人［3］，以此估算，它的农业就业人口比例已低于5％。

日本减少的农业人口，纷纷流向了城市里的二、三产业，如今在日本NHK 电视台的不少纪录片中，仍能看到所谓的“团地”，即这个时期为解决大量农业人口进城居住的产物。时至今日，日本人口排名前11 位的都市（圈），囊括了超过70％ 的人口［4］。

1950 年，日本经营规模在45 亩（3 公顷）以上的农户，占比只有0。5％，40 年后，在人均耕地较少的都府县地区，这一比例则提高到了14。8％［5］；2011 年，日本农户数比1950 的巅峰减少了近3／4，

［1］ 关谷俊作，金洪云译，《日本的农地制度》，第2—3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年4 月。

［2］ 关谷俊作，金洪云译，《日本的农地制度》，第3—5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年4 月。

［3］ 程郁、张云华，《日本持续强化农地规模经营制应对农业问题》，《发展》，2015 年第3 期。

［4］ 日本国家统计局，《日本统计年鉴（2018）》，具体测算据慕峰，《大都市与小城镇—从东京的人口说起》，2018 年1 月29 日。

［5］ 焦必方，《日本农地规模化经营的动向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0 年7 月刊。

人均耕地较多的北海道地区，经营规模超过150 亩（10 公顷）的农户，占比更达60。5％［1］。

所谓日本的“小农”，也是一个不断向前进化的概念，它早已不是工业革命前一亩三分地农耕社会的小农。随着乡村人口减少，日本“小农”同样走上了扩大规模和机器革命的道路。

机器革命先决路径

高速城市化中的日本农地，走上了扩大规模与机器革命之路，它并非土地私有，加之“市场万能”自由流转导致的结果，而是通过强有力的土地用途规制、促进农地租赁流转等一系列法律措施来实现的。

参与制定日本多部农地法律，曾为农林水产省官员的农地专家关谷俊作解释说，日本农地制度中的基本规定，都是通过强有力的法律措施，保护和强化农地耕作者的地位，以期实现维持和发展农业目的：

在经历了包括《农地法》在内的众多制度发展过程的今天，我们可以说，日本农地制度的理念，在于确保担负着农业经营，以具有农业从业者含义的“耕作者”为中心的农业经营发展基础［2］。

它也可以理解为一套以“保护种地农民利益”为核心的机制—农业需要有人种地，所以它是保护农业的最关键。再看日本1961 年制定的《农业基本法》中对农业政策基本目标的定位：

［1］ 数据来源于日本统计局网站，张士云、江激宇、栾敬东、兰星天、方迪，《美国和日本农业规模化经营进程分析及启示》，《农业经济问题》，2014 年1 月刊。

［2］ 关谷俊著，金洪云译，《日本的农地制度》，第1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年4 月。

第1。 提高农业生产力，纠正农业和其他产业之间的差距；第二，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使之获得与其他产业人员同等的生活水平。

换言之，就是把基本目标确定在促进农业发展以及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的经济地位上面了［1］。

20 世纪60 年代前半期，农田规划整治成为一项重要目标，日本农村开始着手进行较大规模的，包括灌排水、农道、土地平整、格子化等内容的农田基本建设；日本还开发了更适合较小规模耕作的国产中型拖拉机，70 年代后期，以稻作为核心的农业机械得到了很大发展和普及［2］。

20 世纪70 年代，面对日本农业人口的大量流出，日本农地制度改革重点由所有制向使用制度转向，即修改《农地法》，推动农地所有权和租赁权分离，在农地小规模家庭占有基础上发展协作企业，并鼓励租赁权流转继续扩大经营规模。

所有权和租赁权分离，租赁权流转，是不是感觉有点熟悉？在中国，它类似于目前正在推行的农地“三权分置”中的经营权流转。

相比地广人稀的美国，对于中国、日本这样人口稠密、用地资源紧张的东亚国家，尤其是进入工业化、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需不需要针对用途保护的土地规制，也是容易引发争议的焦点。

［1］ 关谷俊著，金洪云译，《日本的农地制度》，第5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年4 月。

［2］ 焦必方，《日本农地规模化经营的动向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0 年7 月刊。

此点上，即便是被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奉为圭臬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大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也早有与时下“不应土地规制”流行观点迥异的说明。

哈耶克在其著作《自由秩序原理》中，并不怀疑土地规制的合理性，原因在于它的“相邻效应”［2］—这就好比农村修建了太多农房，势必影响它旁边耕地的规模化机械耕作，一块特定土地的使用，可能会给社会上其他土地造成深远影响。

如果没有土地规制，人口稠密国家的高速城镇化，产出天然受限，没有竞争优势的农地被挪作他用几乎是必然，又由于“相邻效应”的存在，推动农地流转也未必能达到预期效果：

随着城市和产业的发展，住房用地、工矿业用地、道路及其他公共设施用地的需求迅猛增加，使得农地的获取及向住宅地的转换也开始出现增加的趋势。如果没有对这种现象进行诱导或控制的适当土地制度，势必造成无秩序的农地荒废和过度的土地投机，以及伴随着这一土地投机而来的地价暴涨［3］。

［1］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 年5 月8 日－1992 年3 月23 日），奥地利出生的英国知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以坚持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凯恩斯主义和集体主义而著称。他被广泛视为是奥地利经济学派最重要的成员之一，并在法学和认知科学领域也有相当重要的贡献。1974 年哈耶克与他的理论对手、瑞典经济学家贡纳尔·默达尔（Gunnar Myrdal，1898 年12 月6 日－1987 年5 月17 日）一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扬他们在货币政策和商业周期上的开创性研究，以及他们对于经济、社会和制度互动影响的敏锐分析”。

［2］ 详见“住房与城镇规划”和“农业与自然资源”两章，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著，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年12 月。

［3］ 关谷俊著，金洪云译，《日本的农地制度》，第12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年4 月。

这更像是时下的中国农地使用现状。在城市更具报酬优势的机会强力吸引下，农地经营者在法律、政策等方面的制度保障不足，结果用于粮食生产的农地越来越少，农村缺乏管理而扩张的建筑物增加，即便剩余的农地流转了也难以实现更大规模的机械化耕种。

而为保证流转农地能够用于农业生产，在日本1970 年修改的《农地法》中，虽然取消了极其严格的审批环节，但农地权利转移规制仍在，并必须满足三个基本条件：

（1）禁止以非耕作为目的的农地权利取得；

（2）如果是个人，要满足经常从事农业生产的条件；如果是法人，要满足农业生产法人的条件；

（3）须有效地利用农地［1］。

为了确保农地经营者有利可图，日本还制定了标准地租制度，它的计算公式来自于—“毛收入－ 生产成本－ 经营者报酬”，并作为土地租赁双方签约时的重要参照依据。

［1］ 关谷俊著，金洪云译，《日本的农地制度》，第188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年4 月。

这一时期也是日本农地制度完善阶段，不仅以租赁为主要形式的农地规模经营战略大获成功，农协等合作经济组织也登上前台，它进一步以中间人的角色，在国库补助金提供一部分资金支持的情况下推动农地流转［1］，“小农”单打独斗成为历史。

除了农田基本建设的投入，财政资金还用于培养农业接班人。比如宫城县石卷市政府，为支持企业化农业生产的青年农民建设全部由电脑控制，营养液栽培的西红柿生产用大型玻璃温室，在总投资中，农民出资占比20％，国库补助占比50％，剩余的30％ 则由县、市两级均摊补助［2］。

1993 年，日本制定《农业经营基础强化促进法》，又进一步约束了农地流转方向—向“认定农业者”集中。所谓“认定农业者”，指在改善农业经营效率和扩大规模有积极性的农业经营者，其思路仍承接着确保农地由真正想种地的人耕种。

再至21 世纪，通过制定《农业改革基本方针及行动计划》等方案，日本进一步力推更大规模化经营，并促进农地向核心农业经营者集中。

即便是通过租赁权流转推动了规模化经营，但土地私有的自耕农制度仍是日本农地规模流转最大的绊脚石。由于农民放弃土地的意愿很低，于是产生了大量“不在村地主”。1990 年至2010 年，这一群体增加了近1 倍，已占农户数27％ 的比例［3］。

［1］ 以日本农协的农地保有合理化法人为例，它作为沟通农地租借转让桥梁，一方面流入土地，另一方面再租给承租人，一般租期定为10 年，并一次性代承租人付清租金，这又离不开国库补助金的支持，一部分资金即来自国库补助金。

［2］ 引自石卷市农协提供的资料。焦必方，《日本农地规模化经营的动向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0 年7 月刊。

［3］ 程郁、张云华，《日本持续强化农地规模经营制应对农业问题》，《发展》，2015年第3 期。

尽管中国的农地集体所有，通过“三权分置”的经营权流转，也可促进农地的规模化经营，但未来工作同样不会轻松—农民放弃农地的意愿程度，取决于城乡保障的城乡均等化，进城农民保障不充分，老年农民养老金不足，农地就会被当成在城里待不下去的“退路”，规模化流转阻力自此而来。

书记的最后告别

现在不少地方的农民不愿意种地，尤其是不愿意种植粮食，但也有一个地方例外。

2015 年12 月22 日冬至这天，上海松江近700 位农民或骑电瓶车，或坐大巴，一大早就赶到了叶榭镇的文化活动中心。此时，距离上海松江家庭农场改革已过去了8 年。他们通过种植江南最为传统的作物水稻，不仅已成为种地规模超过百亩，年净收入动辄一二十万元的家庭农场主，松江的14。5 万亩耕地，更只由1119 户家庭农场耕种。

这些农民是来参加属于他们的年度职业农民总结大会［1］。会场外，松江农委一名官员悄悄告诉我，盛书记这是要和农民告别了。

在包括家庭农场主、村委会、农机、农技中心等各方代表经验分享完毕后，台上的盛亚飞站起来对着全场农民深深鞠了一躬，然后开始以他向来直率的风格，脱稿给大家做总结性发言。

盛亚飞说，这是他第三次在这里开农民大会，第一次是2008 年，第二次是2013 年12 月26 日毛主席的生日，今天是第三次：

［1］ 郭涛涛，《直击松江职业农民大会》，《环球财经》杂志，2016 年1 月刊。

我非常感慨，我记得过去在农村，每年有两个重要的农民大会，一次是县里召开的四级干部大会，全县生产队长以上的各级基层干部，浩浩荡荡地背着铺盖到县里开会，一万多人，只能在大操场上开，冷一点再进室内，每个分会场拉一个广播；另外一个是公社的三级干部大会，也有上千人参加。今天我们就是一个礼堂的人，说明以前几十万人干的活，现在一两千人就可以干了，这就是农业的进步。

盛亚飞说，松江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过去九年有三点特别值得肯定：

一是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农业现代化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

衡量农业现代化的根本标准，就是在全程机械化下劳动生产率的水平。每户农民所种土地、所产粮食从原来的不足万斤到现在近20 万斤，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近20 倍。像张小弟等优秀家庭农场达到50 ～ 60 倍的水平，劳动生产率相当于过去一个生产队，这就是农业现代化的进步。

二是农民素质提高了，积极投身于农业现代化的实践。

家庭经营规模化、专业化了，农民成了职业农民，种地就是家庭农场主的主业。现在农民的数量总体上是减少了，但农民的素质提高了，农民对农业生产技术的钻研大大加强了。

最现实、最明显的改变就是大家都在开始动脑筋了，如何既要种更多的土地，又可以少请人帮忙，而且自己也可以省力一点，所以改进及购买农机具的工作，大家都重视起来了。比如，筑田埂费工费力，泖港的张小弟就发明出来了筑田埂的机具，过去100 多米的田埂2 个壮劳力费时一天，现在一个人开着拖拉机带动的筑田埂机具，只要5 分钟就完成了，这就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实质性提高。

三是发展家庭农场后，松江农业生产方式正在朝着农业现代化、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向转化，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具体表现在：在机插秧和机直播两种播种方式上，机插秧比人工插秧大大进步了，但机插秧的育秧过程比较繁复，插秧也比较复杂，需要几个人协调配合。机直播就方便多了，一个人就可以完成，劳动效率大大提高。

过去机直播水稻的产量要明显低于机插秧，所以日本农业至今还是机插秧为主，但松江家庭农场实现了突破，在松江农业技术战线同志们的努力下，机直播产量不仅不低于机插秧，而且总体上还可能更好一点。

这是中国农业在水稻种植技术上超过日本的范例，是松江农业科技人员创造的，我认为可以参加评比农业科技奖。

在茬口调整上，冬季“三三制”轮作，既种地，又养地。

还有一个是种养一体，既可针对农时忙闲不均，增加农闲时节的收入，又能将猪粪、猪尿循环还地，减少化肥施用，既省成本，又增地力。这些都是属于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是农业现代化的进步。

即便如此，盛亚飞认为松江家庭农场也只是先进了一步：

我们对松江家庭农场的发展也要保持清醒的认识。

我们现在平均种地150 亩，相当于当年的一个生产队，而美国、加拿大等耕地丰裕的发达国家1 户粮食家庭农场种地能有1 万多亩，相当于我们半个乡（公社）的种地规模，机械化程度、农业劳动生产力水平的差距还是相当大。以前我们农民给农作物施肥喷药靠的是人力，现在像张小弟等机农一体家庭农场主用的是拖拉机，而美国的家庭农场主用的是飞机。

这种机械化水平差距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差距，直接体现在农产品价格的竞争上。目前我国的农业发展形势还是非常严峻的，中国农业虽然连续10 多年粮食增产，但喜的背后是忧，而且问题比较严重。

一是榨油的大豆每年进口5000 多万吨，5000 多万吨相当于2 亿多亩农田的产量，中国人的食用油一大半端在别人的手里；二是糖也出现问题了，欧美生产糖是用甜菜，我国和东南亚地区主要是用甘蔗，由于劳动生产力水平低，现在国内蔗糖成本远远超过国际市场，所以消费者就选择国外生产的糖，影响到广西等省数百万甘蔗从业农民的生计；三是今年粮食收购价格下降，原因是我国粮食价格远远超过国际市场价格。

问题出在哪里？还是劳动生产率太低，竞争不过人家。

什么叫竞争？就是同样的产品，同样的质量，人家价格低照样能赚钱，别人就去买他的、买便宜的，不买你的，你就卖不出去，就无法组织再生产，你就输掉了。所以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中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是中国农业的根本出路。

因此，我们的农业既有新一轮发展的良好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们松江家庭农场的发展也还远没有达到不可逆转的程度，远没有达到比较强的竞争力，必须进一步围绕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竞争力下功夫，坚定不移发展现代农业，坚定不移发展家庭农场。

彼时，全场静谧无声。两年前同样地点，盛亚飞为鼓励他们大声说：

“当农民，有前途。”

台下立刻爆发出一阵潮水般热烈的掌声。